二 文献综述

学界普遍认为精准扶贫是对以往扶贫措施的创新和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精准扶贫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已有研究通过基层调研，从精准扶贫四个方面的内涵对精准扶贫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主要包括：精准识别标准比较单一，部分贫困人口没有划入贫困标准之内（王介勇等，2016）；驻村干部的调整和变动较大，影响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连续性（杨园园等，2016）；资金使用公开透明不够，村民监督途径有限（黄承伟，2018）；地方干部容易出现“徇私”现象（李雪萍、刘腾龙，2018），资源向优势群体聚集；贫困户的动态管理具有表面化和形式化特征。

学界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背后的原因多是从现象本身出发进行阐述，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精准扶贫政策不够完善，精准扶贫工作程序复杂，难以实施（胡静，2017）；动态管理与考核机制不够健全，导致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低（王介勇等，2016）；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逐渐带来的乡村空心化和乡村治理精英的流失化给精准扶贫的实施带来严峻挑战（赵晓峰，2018），导致基层干部工作投入不够、专业化不足（葛志军、邢成举，2015）；村民对经济和市场的敏感度较低（贺东航、牛宗岭，2015），脱贫只是被动地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自我发展的水平较低（沈茂英，2015）

对于政策执行偏差的研究，学界结合委托—代理、交易成本、街头官僚等理论，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政策执行主体及运行体制几方面分析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原因（倪咸林，向征，2016）。首先，一些学者认为政策本身存在不合理性，政策标准模糊、可操作性弱、缺乏稳定性，导致政策执行没办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执行主体方面，有学者认为政策主体的自身利益性和综合素质都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陈辉、陈讯，2018）。在运行体制方面，大多数学者都将监督机制不健全作为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认为当前约束机制是一种单方面的约束，中央或上级政府的监督也缺乏积极性（吕丽娜，2007）。

这些研究文献都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学界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多从具体的微观层面着手，结合基层调查资料对于基层的精准扶贫实施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缺乏对其背后深入的逻辑思考。而与此相对的是，大多数政策执行偏差的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能够有效弥补现有精准扶贫政策研究的不足。本文将精准扶贫放在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偏差现状以及背后的逻辑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