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附：党参）

对于汉魏时期医家所用人参的基原，近年来学术界颇有争议：一方根据《本经》所述性用及弘景指出的形态和生长环境特征（“其草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色。高丽人作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阴向阳，欲来求我，椴树相寻。’”），认为是五加科植物人参的根；另一方则根据仲景方所用人参的功效及《别录》所说“生上党山谷”、弘景所称“今来者形长而黄，状如防风”等产地与形态，认为即是桔梗科植物党参的根。鉴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药典》）已将两者明确分为不同品种，《本经》所述诸般功效与现今临床应用相近，故主要阐述五加科人参的功能与应用，而将桔梗科党参作为附药。

《本经》性味，《中华本草》从之，《药典》则改为“甘、微苦，平”。所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开心益智”，其“补五脏”，主要在于补肺、益脾、养心，尤以用治心气不足、精神不安、惊悸不宁、健忘等最为要药，可包括所述“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开心益智”等作用。在补肺方面，如《局方》人参款花膏配紫菀、五味子等治肺虚久嗽；《卫生宝鉴》人参蛤蚧散配蛤蚧、杏仁等治久病气喘。在补脾方面，如《局方》四君子汤配茯苓、白术、甘草等治脾虚气弱、疲芝无力；又参苓白术散配白术、茯苓、莲子肉、薏苡仁等治脾虚泄泻。在补心方面，如《圣济总录》定志丸配琥珀、珍珠、石菖蒲等治惊悸心忪、恍惚多忘；《三因方》定心汤配茯苓、白芍等治梦寐惊魇；《丹溪心法》养心汤配酸枣仁、柏子仁、五味子等治惊悸、失眠；《外台》引深师方人参汤配龙骨、远志、地黄、阿胶等治忽忽善忘、梦多惊恐、神情不安等。至于养肝、益肾则非其主功，需配伍相应药物始能奏效，如《原机启微》石斛夜光丸配肉苁蓉、菊花、枸杞子等治肝肾两亏、视物昏花；《圣惠方》石斛散配黄芪、熟地黄、桑螵蛸等治肾虚羸弱、小便频数等。又主“除邪气，明目……久服轻身延年”，其中“除邪气”，则本品无祛邪之能，乃“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意，用之有防患于未然之效；若使正虚邪实，可与祛邪药同用以收“扶正祛邪”之功。此等用法，古方甚夥，诸如气虚而表寒，可配紫苏、荆芥、防风等同用，如参苏散、人参败毒散等；气虚而里实，可配大黄等同用，如黄龙汤；气虚而热盛，可配石膏、知母同用，如人参白虎汤；气虚而气滞，可配槟榔、乌药等同用，如四磨饮；气虚而血瘀，可配虫、桃仁等同用，如鳖甲煎丸。对于扶正与祛邪同用，徐灵胎曾予解释：“或曰仲景《伤寒》方中病未去而用参者不少……何也？曰：此则以补为泻之法也。古人曲审病情，至精至密，知病有分有合，合者邪正并居，当专于攻散，分者邪正相离、有虚有实，实处宜泻、虚者宜补，一方之中兼用无碍，且能相济，则用人参以建中生津，拓出邪气，更为有力。”（《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喻嘉言亦曰：“伤寒有宜用人参入药者，发汗时元气大旺，外邪乘势而出，若元气虚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致困，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所以虚弱之人必用人参入表药中，使药得力一涌而出，全非补养之意。”（引自《本经逢原》）二位先哲之语可认为是对《本经》“除邪气”之最佳注释，足以供临床之参考；然则必当审视虚象已见者始可投用，若是病邪鸱张、充斥亢盛之际，犹未宜牟然误投，反致补牢其邪、缠绵不休，个中时机务须审时夺势，庶能投无不效而无妨碍也。对于“明目”，殊非要药，已见上述石斛夜光丸例，不再赘述。至于“轻身延年”，因能补益正元，则虚弱消除、疾患不生，自能身体轻捷、健康长寿也。

《本经》以后医家对人参有进一步认识，认为尚具大补元气、生津止渴等效能。在大补元气方面，可用于元气暴脱、呼吸微弱、脉微欲绝之症，成为中医救治危急病证的药物之一，如《十药神书》独参汤单味大剂量1～2两（30～60克，《景岳全书》独参汤人参即用2两）煎汤频服；若是气阳暴脱、手足厥冷、脉微息弱，又可配附子同用，如《伤寒》四逆加人参汤、《妇人良方》之参附汤；若再兼大汗淋漓，还可加用煅龙骨、煅牡蛎等，如《方剂学》（上海中医学院编）之参附龙牡汤。近年来，更有将参附汤改变剂型制成注射液，静脉滴注用于低血压、心力衰竭、微循环障碍及各种休克之症；又有将生脉饮（人参、麦冬、五味子）制成注射液，肌内或静脉注射，用于心肌梗死、休克及微循环障碍等病属于气阴两虚者。其用更为简便，其效则更为迅捷矣。在生津止渴方面，可配天花粉、麦冬等同用治疗消渴症（相当于西医学之糖尿病），如《仁斋直指方》之玉壶丸，亦有一定功效。此外，正因人参补气力佳，还可配伍升提、补血、助阳、养阴诸药用治气虚下陷、气阳不足、气阴亏损以及气血两亏等内科杂症之虚弱病证。如：《景岳全书》举元煎，配黄芪、升麻等治气虚下陷之症；《正体类要》八珍汤，配熟地、当归等治气血两虚、面色萎黄、体倦懒言之症；《圣济总录纂要》人参鹿茸丸，配鹿茸、菟丝子、黄芪等治气阳虚亏、瘦弱无力、畏寒肢冷之症；《内外伤辨惑论》生脉散配麦冬、五味子治气阴不足、气短懒言、口燥干渴之症。

上述人参用于不同病证除需配伍相应药物外，尚与生长条件、不同加工及所用部位因素而性用各异有关，故为医者对药肆出售人参之品物亦当有所了解以便选用。人参以生长条件区分有山野自然生长、田园种植之分，以加工方法分有晾干、晒干与蒸制之别；以药用部位分有全体、主根、芦头、须根之异。山野自然生长者名野山人参，又名吉林人参，药用全根，只有晒干或晾干者，并不蒸制，因生长缓慢而又采挖无度，已为数稀少，故价格昂贵，但补虚力强，多用于大补元气、挽救垂危，亦可少量（1～3克）蒸炖或研粉吞服补益虚弱。近年来，有出售来自黑龙江以北地区者，虽质量大逊，而售价仍居高不菲。田园种植者，名园参，一般于植后6～9年后采挖，挖出之鲜参均先去芦，然后有两种加工方法：一为晒干或晾干，名生晒参，多为去须根者，若连须根则称全须参，性平微寒，功能补肺益脾、安神、生津，而以补气为主，一般用量3～9克，煎服或隔水炖服；如用于大补元气，则用量宜大，可用15～30克或更多。另一为去芦、去须后经蒸制者，其色变为红褐，故称为红参，性偏微温，适用于气阳两虚之证，用法、用量与生晒参同。人参之须根，名参须，亦有生晒、蒸制两种，性味功能分别与生晒参、红参相同，而补虚之功弱于主根，价亦较廉，可为虚而不甚者长期调补之用，一般用量3～9克，加水蒸炖后代茶饮服。人参之芦名参芦，具有涌吐、升提作用，适用于体虚痰饮壅盛、阴挺（子宫下垂）、脱肛（直肠下垂）等症，因有生晒、蒸制之分，亦有偏寒、偏温之别，可单味煎服，亦可入汤方同煎，一般用量6～15克。此外，尚有一种别直参，即朝鲜进口之红参，又名高丽参，功同国产红参，而质较佳，价亦较昂。

人参之功也颇广，其效也甚佳。然“药有个性之特长，有利而即有弊”，人参为诸药之一亦未能除外。所谓弊者，或药不对症，或用量失当，前者忌用于邪实无虚之证，后者则为病势危重而进以小量，以致杯水车薪难以济事，或因虽有气虚而用量过大而致气塞胸脘满闷，咸所当注意者。对于应用人参过量者，前贤有用莱菔子解之之法。徐灵胎《洄溪医案》即有一例，其经过略如下述。有富家子不务正业，其父痛杖之而发热、神昏，延医治之，神虽苏而热未退，乃投以人参，药后转危，改请徐氏诊治。徐处汤剂之外，另予药粉吞服，一剂即减，经月痊愈。询之，乃莱菔子用以解人参耳。自此以后世俗遂有服人参不宜与莱菔子同用、甚至连萝卜亦不宜服用之说，流传广泛几无人不知者。然则本草则另有别说。《本草新编》有云：“萝卜子能治喘胀，（然）古人用于人参之中，反奏效如神……夫人参之除喘消胀，乃治虚喘虚胀也，虚证反现假实之象，人参遽然投之……往往服之而愈喘者有之……少加萝卜子以制人参，则喘胀不敢增，而仅得消喘胀之益，此所谓相制而相成也。”《医学衷中参西录》也说：“莱菔子……能顺气开郁，消胀除满……若用以除满开郁，而以参、芪、术诸药佐之，虽多服久服亦何至伤气分乎？”上述三家所述，徐灵胎是在过服人参发生不良反应之后而用莱菔子解之，并非两者同时服用，与现今流传不能同服尚有差异；而《本草新编》《医学衷中参西录》则明言配合应用，一以萝卜子反佐人参，一以人参反佐萝卜子，均能获取“相反相成”之效。为是，欲消解服人参忌服萝卜流传之疑，尚有待进行科学研究之证实，始能大白于天下。

[附]

党参：药用桔梗科植物党参之根，以主要产于山西上党地区而得名。最早收载于《本经逢原》，名之为上党人参；《本草从新》定名党参，遂沿袭迄今。《别录》载称“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弘景又说“上党，在冀州西南，今来者（指上党所产之人参）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唐宋元明诸家本草虽有指明生于上党之人参（如苏恭说：“潞州太行紫团山所出者，谓之紫团参。”），但均赘之于人参条下，无有析出者，只有《医学衷中参西录》指出“古所用之人参，方书皆谓出于上党，即今之党参也”，从而引起学者争议，或根据《纲目》所说“上党，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用者皆是辽参”，认为上党所产者即是五加科人参。但亦有人认为，潞州人参既不再采取，何以毫无孑遗，自是本来即为桔梗科党参；尤其是《本经》《别录》人参所主大相径庭，《本经》人参侧重于养心安神，自是五加科人参无疑，而《别录》则重在调理胃肠诸疾，显是总结张仲景《伤寒》《金匮》二书人参诸方而来，且书中用治心神不安诸症绝无投用人参者（可参见拙文《仲景方运用人参及其基原的探讨》，载于《上海中医药杂志》（1999年第11期），然由于仲景悬壶南阳，距潞州非远，方用人参极有可能即今之党参，囿于时代条件未能明辨，以致将两者混为一物，实则同名而异物也。现对人参、党参之性用既已有深刻认识，自应区别性能而分用之。

党参，性味甘平，功能补肺益脾、生津养血，为主治脾虚不足、倦怠乏力，肺虚咳喘、语言轻微，气津两伤、气短口渴，气血两虚、萎黄心悸之要药；且亦可用于气虚而邪实之证，可收扶正祛邪之功。除大补元气、养心安神难与人参比拟外，两者性用颇为相近。故张山雷认为：“凡古今成方之所用人参，无不可以潞党参当之；即百证治之，应用人参者亦无不可以潞党参投之”，特别是其价格显廉于人参，用之有惠而不费之利，而又“健脾运而不燥，滋胃阴而不滞，润肺而不犯寒凉，养血而不偏滋腻，鼓舞清阳、振动中气而无刚燥之弊”（《本草正义》），是其所长；“特力量较为薄弱，不能持久，凡病后元虚，每服二三钱（6～9克）止足振一日之神气，则信乎和平中正之规模亦有不耐悠久者”（同上），又为其所短耳。至于张山雷主张成方所用之人参可用党参替代，近年来已有不少成药照此办理，如十全大补丸、六君子丸、归脾丸等均已改人参为党参投之市场矣，则先哲之理想终于实现矣。

对于独参汤救治危急病证，笔者尚欠直接经验，但其大补元气之功则曾闻有介绍：一为我校早期毕业女生来教研室自述获治经历，略称素有支气管哮喘疾患，已多年未发，半年前孕后去江苏某市夫家待产，产后宿疾突又复发，喘息甚剧乃至神志不清，幸其公公亦为中医，当即投以大剂量人参煎汤频频灌服，药后自觉气息缓解、胸中宽畅，随之神志清爽，嗣后再进益气平喘之剂续予调治，终于霍然告愈，现已回沪恢复工作，并盛赞独参汤确有卓效，信有可征云。另一则为我校同仁1978年在郊县某镇卫生院用治一农药中毒事例，略谓该镇附近某村农妇因细事龃龉自服农药，家人发现后急送求治，诊知所服农药为有机磷，经洗胃后并给予解磷定类药物服用，然患者汗出、呕恶、神志时苏时昏未见改善，遂给予独参汤鼻饲治疗，药后汗止、神清，呕恶渐见轻减，数日后痊愈出院云。鉴于现今中药文献载有人参救治危重病证多有报道，而对哮喘大发作、农药中毒尚付诸阙如，爰将二例谨志如上，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