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初探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一般认为由于所载内容与《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伤寒论》（简称《伤寒》）、《金匮要略》（简称《金匮》）三书同为总结秦汉时期医家临床经验而成的著作，对后世中医药的指导与发展具有巨大影响，从而被尊为“四大经典著作”。对此四书，后人均有考证与注释，如《内经》在辑复时掺入了后人补撰内容；《伤寒》《金匮》原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流失后重辑而分为两书。至于《本经》，虽亦有诸多学者曾予研析，然尚存有若干内容如成书年代、积极意义以及存有不足等有待进一步讨论，为此不揣愚陋，谨以肤浅之见就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供更为深入研究的参考，如有不当，请予指正。

一、《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

对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通常都说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主体在西汉已经撰成……经东汉医家增订修补，最后由陶弘景厘正，应该算是西汉时期的本草专著。”[1]根据《汉书·楼护传》“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重之”，《史记》有公乘阳庆撰《药论》之说，可见西汉确已出现本草专籍；又因书中载有东汉时地名及由外域传入的药物，自是东汉医家续有补述；及至陶弘景将汉魏多种本草文献综合厘为365种药物，合以当时医家常用药物365种，撰成《本草经集注》（简称《集注》），此书厘正的汉魏本草内容被后人视为《神农本草经》。如尚志钧说：“（《本草经集注》）是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增加《名医别录》的药注释而成的。”[2]足以说明后人认为的《神农本草经》的形成有上述三个过程符合历史事实，但称其“主体在西汉已经撰成”、陶撰《集注》前已有《神农本草经》流传、是现存最早的本草专籍，似均缺乏依据，难以令人信服，试述理由如下。

1.汉魏迄宋并无《神农本草经》书名

“本草”之名虽在西汉已经出现，但成书者为数寥寥，其中楼护所诵者未提书名，难以确定究为何书，有书名者，仅《药论》一种而已；东汉魏晋本草文献日见增多，除《伤寒论》提及《胎胪药录》外，其余各书或名《本草》（见《淮南子》）、或名《神农》（嵇康述及）、或名《本草经》（如《子仪本草经》）、或名《神农本草》（见《甲乙经》）。即使陶氏《集注》也仅序中提及“旧说皆称《神农本经》”，并未见有以“神农本草经”五字相连为书名者。有人称，《神农本草经》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经查校该书，虽“《神农本经》八卷”条下，赘有本草专籍10余种，但唯独《神农本草经》付诸阙如[3]；嗣后，《旧唐书》仅著录《神农本草》一种[4]，“其余各种《神农本草经》都被淘汰”[5]，《新唐书·艺文志》载录“《神农本草》三卷”，“宋以后史志再无该书原帙的记载了”[6]，可见自汉迄宋（西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南宋末年，即公元1279年）长达近1 500年之久无一有以《神农本草经》书名流传于世者。

或云：汉魏各种本草，若《本草》《神农》《本草经》等咸即《神农本草经》之简称有何不妥？然则书名各异、内容不同，如《本草经》：“桑根……出土上者，名伏蛇，治心痛。”《神农本草》：“桑根白皮……出见地上者，勿取，毒杀人”。[7]明系出于不同作者之手，何可视为一书？只缘坚信汉魏本草无论何名都是《神农本草经》，难免产生“是《神农本草经》一书的不同传本，还是《神农本草经》的同名异书呢？”[7]的疑问；反之，如能正视史实、放弃成见，自能拨开迷雾、重见晴日。现查正式以《神农本草经》五字为书名者，最早见于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简称《纲目》）。该书卷一序例“历代诸家本草”首列《神农本草经》，卷二序例又专载《神农本草经》目录，列出上、中、下三品药物365种具体药名，惟未稔其命名由来，抑或为李氏在《纲目》收载时自行拟定。

2.《本草经集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文献

陶弘景撰著《本草经集注》在序中自称：汉魏本草诸书“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三十一、或三百一十九……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并此序录，合为三卷。”[8]明确指出此书是将古本草内容与名医副品两个部分合编而成的。在编写方面，除序录外，又将所有药物分为七类，各类药物又分上、中、下品，并采用朱墨分书予以区别，朱书者为古本草内容，墨书则为名医副品及注释部分，三品则据《神农本经》为主而分（此书名此前未见著录）。其中，朱书部分，陶弘景明确指出是将古本草“苞综诸经、研括烦省”而来，就是说并非摘自某一专籍，而是将所见多种本草综合整理选择所定，虽然保存了古代医家的用药经验，但已投以己见，摈去重复及已非是常用药物，进行了重新组合，既改变了参（考）选（择）各书的本来面貌，又非仅是一家之言，实际是将汉魏医家用药经验作了又一次归纳总结，在学术价值上有所提高，在内容上择精去芜、有所辨别，是花费相当精力而编成的。根据“成书年代”当是作者将全书已经撰成并付诸刊行或传抄问世之日，而两汉魏晋各种本草类专籍现均已佚亡、无复留存，各书内容虽由陶弘景引录，然经过整理、归纳，全失原貌，成为《本草经集注》的组成部分，仍认定为“现存”最早专籍已属非是，况当时并无《神农本草经》为名者耶？按《本草经集注》成书于公元500年（南齐永元二年），现存本草专籍全集无有比此书更早者，因此若论现存最早本草文献自当推许《本草经集注》而可当之无愧。

若说《吴普本草》现已有辑本岂非早于《集注》成书否？答曰：《吴普本草》早于《集注》确实不错，然需知《吴普》原载药物441种[9]，而清代焦循辑复仅168种药，近入尚志钧辑本亦不过200种，均不及原书之半，只能称为现存最早的半部本草文献而已。

3.《神农本草经》各种辑本主要源于《集注》朱书部分

陶弘景《集注》问世160年后即被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修订的《新修本草》（简称《新修》）吸纳，由于两书先后佚失，后人为能窥及《神农本草经》全貌遂有辑复之举（按：“辑复”一词有欠妥善，盖原有该书因于佚失，通过辑录、复其原貌，是为辑复；本无《神农本草经》，谓之辑复从何谈起，若必称辑复，只能是辑复《集注》朱文内容而已。据有关文献载称此举始于南宋[10]，明清及近代尤为盛行。现据不完全统计有20种左右，各种辑本之命名可分为两类：一是未用《神农本草经》之名，如王炎的《本草正经》，卢复、王闿运的《神农本草》，过孟起、曹元宇的《本草经》，姜国伊的《神农本经》，吴保神的《本经集义》等；另一类则径以《神农本草经》为名，如二孙（孙星衍、孙冯翼）、顾观光、黄奭、汪宏、田伯良、蔡陆仙、刘复、尚志钧、王筠默以及日人森立之等。各种辑本除王炎《本草正经》已佚外，其余各书由于参考文献不同（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证类本草》等）而录载药物每有不同（如二孙本将六芝以及铁精、铁落、铁三药均并为一条，另增升麻、粟米、黍米）、主治功效有异（如败酱，顾本“主……疽、痔”；而孙本作“疸、痔”）等，但其共同点则无不主要以《集注》朱书作为蓝本，如大黄整条原文，顾观光、王筠默二氏辑本全同《新修》《纲目》，无一字差异，是知现今所见《神农本草经》确为主要依据陶弘景整理选辑之朱书内容无疑。

据上所述，可见汉魏以前并无以“神农本草经”五字相连为本草专书名者，早期本草各书或已佚失未见存留，或仅存其半未可谓之全书，陶弘景据以整理选辑各书已非原貌，合以名医副品定名《本草经集注》，于公元500年问世，应视之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专籍；至于现今所见之《神农本草经》辑本，主要是录用《集注》朱书内容（或再加引其他文献）而成，只能依其辑复成书时间定其前后，不能称为现存最早之中药文献。以上结论，打破常说，深知有违有关学者论述，但其中实亦包括笔者，盖此前撰述讲义、论文，乃至课堂教学亦宗前说，如主编《中药学》、所撰论文《历代中药学的发展与成就》，即称《神农本草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11]，为“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12]等，皆未经考证、人云亦云而已，现既洞悉昔日之非，误人之说从今自当改正。

二、辑本《神农本草经》的积极意义

既然《神农本草经》辑本主要源自《集注》朱书内容，因而讨论它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就是《集注》朱书的积极意义。个人体会，《神农本草经》辑本的积极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保存了汉魏医家的用药经验

汉魏医家通过长期而广泛的临床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进而将其经验著之笔墨，代表了当时人们的药物知识水平，由于岁月更替均已佚失，幸赖《集注》朱书得以保存，虽历经1 500多年，迄今仍为临床重视并据之沿用，分析其中内容可分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面经验是指药物的有效功能，如海藻消瘿、常山愈疟、茵陈退黄疸、续断续筋骨、漏芦下乳汁、栝蒌根主消渴、柴胡解除寒热、大黄荡涤肠胃、麻黄止咳逆上气、黄连治肠澼下痢等，后人临床投治，无不疗效卓著、如鼓应桴，治病救人功莫大焉；而反面经验则是诫人以慎用，如莨菪子“多食令人狂走”，麻“多食令人见鬼、狂走”等。需知上述经验皆古人全凭精密观察服药后的病人反映所得，竟与现今药理研究结果密切相符，具有科学内涵，足以令人产生无限遐思与不胜感佩。

2.开创了以功效分类的先河

陶弘景编撰《集注》依药物自然属性分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益以“有名无用”共为七类，奠定了《证类本草》《纲目》进一步更为详细分类的基础；同时又在上述分类中注明各药的上、中、下三品所属，如草部上品有人参、术等，中品有葈耳实、狗脊等，下品有附子、大黄等，这一将药物分为三品被后人通称为“三品分类法”，是中药专籍仅有的独特分类法，但究其实质，即是以功效分类而已，可说是晚近中药专籍以功效分类的嚆矢。谓予不信，这里先将该书《序录》所说的三品分类的依据录之于下：“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13]基于上述，试分析如下：首先，所谓三品，上、下二品界限非常明确，上品各药，不具毒性，能养命、轻身（应是健身）、延年，具补虚扶正之功；下品各药，多具毒性，有除寒热、逐邪气、破积聚，具祛邪治病之功，一为补虚、一为祛邪，泾渭分明。至于中品从其“有毒无毒、遏病、补虚斟酌其宜”而言，有两种解释：一是或为遏病，或为补虚则本皆上、下二品内容并无独立存在之必要；另一为此类药物既有补虚作用，又有遏病功能，可“斟酌其宜”，分别配合上药或下药应用，则既非上药又非下药，独立成类原无不可，然药物皆有偏性，非此即彼，似又无另立一类之必要。其次，上品皆能补虚扶正，下品均可祛邪遏病，与后世补虚又分补气、补血、补阴、补阳、补肝肾、补肺脾，以及祛邪药又分发表、清热、祛寒、利水、泻下、化痰等相为比较，只是粗疏与精确之分，并无本质区别，视之为以功效分类似无不当。至于药物分类的精粗（包括书中的分类不当，如黄连、麻黄归上品等），由于时代进步、自然科学不断发展，人类的认识水平随之日益深入提高，药物分类也逐渐臻于精密。将药物以功效分类草创伊始，出现粗疏，原不可苛求于古人。

3.保留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神农本草经》辑本既然收载了古代医家的实践经验，理应很好地予以继承和发扬，但所述各药功效，有的现今已不常用，所述主治病证的名称，因古今不同，有的已不解其义，均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或可为开发新药的依据，或能扩大药物的适应范围，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举例如下：①书中载有多种具有美容功能的药物，如柏实“令人润泽美色”、白瓜子“令人悦泽好颜色”、白芷“润泽，可作面脂”、菟丝子能“去面”，甚至女萎、旋花、白僵蚕等既能去面黑色，又能好颜色等，似均可进行研究，如确有佳效，即可据之开发新药以造福需求者。②书中所载病证名，现虽有所注释，然尚存在有争议、有待进一步探研明了者，如“死肌”一词，为术、细辛、厚朴、葈耳实、菊花、白鲜、白及、梅实、皂荚、斑猫、石灰、雄黄等药所共有，其中五药（术、细辛、白鲜、厚朴、皂荚）“死肌”二字均与风湿痹痛紧密相连，似与用治痹痛症有关；但菊花、斑猫则又不衔接，葈耳实又与恶肉相连，似又与痹痛无关；经查安徽省中医进修学校所编《神农本草经通俗讲义》及徐树楠等所编《神农本草经》均认为：“皮肤死肌：指某些皮肉不知痛痒，没有感觉的意思。”[14，15]如此解释固然无误，唯个人以为，既为“死肌”，顾名思义似还应包括肌肉松弛、丧失弹性、萎缩、失用等症，若云上述诸药除术、厚朴、细辛外皆不能治此数症，然即使用治肌肉麻痹似亦不一定能克奏厥效。此外，张山雷尚认为“死肌”还包括溃疡腐肉，如《本草正义》菊花条下即说：“又治皮肤死肌……则皆以血热而脉络不洁，渐以积秽成腐，菊之苦辛宣络，能理血中热毒，则污浊去而痹著之死肌可愈。”因而进行进一步研究颇有必要。又如“鬼击”一词，见于白及，此词貌似迷信，但必有所指。徐树楠解释：“是古代对一些病因不明的暴病、重病的混称。”此词上接“贼风”，下续“痱缓不收贼风”，如此解释不无道理，但作为白及主治，若再加以逗号予以间隔，解释为“身有无故出现皮下紫癜”似亦合拍，盖古人不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之产生原因，而皮下突现乌青瘀斑，非鬼怪击伤何以致此？唯是此说尚是推测，若能加以研究，自当对临床用药大有裨益。以上所述，仅为举例而言。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咸当推敲赋以科学内涵者也。

三、《神农本草经》的不足之处

《神农本草经）辑本虽具上述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存有不足之处。古人囿于时代局限性，对其所撰本草专籍内容，自是未可以现今认识水平给予评论，然而即使以当时认识水平而言，亦有并非妥善者，予以指出，作为“尽信书，不如无书”或“提笔著墨、一字千金”之鉴，似仍有必要。其不足者约有如下数端。

1.孱杂方士妄言

我国道家起源甚早，不少方术之士混杂其中，秦汉医家受其影响自属难免，《内经》、本草对其“延年”“长寿”学说均有收载，而《内经》仅限于养生，尚有参考价值；本草专籍则并不相同，妄言能“轻身”“不老”“神仙”“通神明”者比比皆是。曾予统计，《神农本草经》中有此类内容者共140种药（未计附药青蘘、龙齿、竹实、五木耳4种），占全书药数的38%，其中属于补虚之品为数较多固不待言，即丹砂、水银、雄黄、莨菪子、樗鸡等有毒药物及独活、蜀椒等重在祛邪之品亦均列于其中，甚至称泽泻有“能行水上”之功，太一余粮有“飞行千里”之效，玉泉“临死服五斤，死三年色不变”等咸无人能见、无中生有之说，虽身处道家仍然盛行的明代李时珍亦能予以斥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

2.夸大药物功效

本草专著载述药物功效理应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然《神农本草经》间有夸大之述，如女贞实、藕实茎能“除百病”，大枣、细辛“通九窍”，酸浆主“产难，吞其实立产”，虫“生子大良”等，故神其说，咸非所当，务必正确对待而不可盲从。

3.无其效而言有功

本草著作力求实事求是，尚包括有功则录、无效即弃，风闻之说必须谨慎对待，经实践验证而始著录。而《神农本草经》所载若干内容则反其道而行之，如称王不留行、瞿麦、蝼蛄等功能“出刺”，沙参能治“血积、惊气”，桑螵蛸有“通五淋，利小便水道”作用，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等，均不能奏效，竟尔言之凿凿，轻信者其能不贻误患者几希！

4.归类未尽如其言

《本经》以三品分类，称“上药……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中药……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下药……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对于中品药究竟如何看待？陶弘景进而解释说，“中品药性，疗病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祛患为速，延龄为缓”（引自《纲目》神农本经名例注释）。准上述原则，理应泾渭分明，妥为归纳，实则“上药”不避祛邪，如朴消通下、防风发表、黄连清热、龙胆泻火、茵陈退黄、麝香开窍、留行子活血通乳……甚至还有有毒之物，如丹砂、细辛、干漆、麻之类，而丹雄鸡等转未收载；同时“下品”药中则反收入青葙子、白及、萹蓄、连翘、夏枯草等无毒药物。

5.留有药物功能不相衔接痕迹

中药专著对于药物适应病证，若是一病而有多种症状，理应归纳叙述以示明确，而《本经》则并未做好这一整理工作。如菊花“主诸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中华本草》前七字为一句），似当是主治“诸风头眩”及“目肿痛欲脱、泪出”两个不同病证，因为“诸风头眩肿痛”甚难见到，若是头眩肿痛当首先考虑“大头瘟”，而此病则必须首选清瘟败毒饮治疗，如该方加入菊花自无不可，然究非能作主帅者；若以菊花治“诸风头眩”，因其能平肝阳、清肝火兼有疏风作用，无论肝阳上亢、肝火上炎之眩晕，皆可投之而效，又对风热外袭、肝火上炎之目赤肿痛亦自有功，以故下述所主“目欲脱、泪出”似更为适宜。又如石膏“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似当为“主中风寒热，口干舌焦，心下逆气，喘不能息”，未作归纳；麻黄“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明为“主中风伤寒头痛，发表出汗，除寒热，止咳逆上气，温疟，去邪热气”依次而下，而原文作“去邪热气……除寒热“中间夹有”止咳逆上气”五字令人费解。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无不是陶弘景节录诸家本草内容未予整理，遂而留下断断续续之痕迹。

综上所述，今本《神农本草经》是以陶弘景《集注》朱书内容为主辑复而成，保存了汉魏医家治病用药经验，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与积极意义；对于书中若干不足之处，主要是囿于时代局限性所致，不能以现代认识水平衡量而予以批判；对此书的评价，似以“是我国保存了汉魏以前医家治病用药经验，内容最为古老的中药专籍”为宜。

最后，再说明两个问题：①撰写本文的原意，主要是还《神农本草经》的真实面貌，既不同意拔高，亦无贬低、玷污祖国医药伟大成就之意，将其成书时期降为陶弘景《集注》朱书与名医副品合刊的成书年代，乃根据历史事实而言；对其内容既肯定其积极意义，又指出不足之处，运用两分法进行分析，私以为无端拔高或完全抹煞皆非历史辩证态度者也。②本文引用文献除注明出处外，有关《神农本草经》内容皆据顾观光辑本而来，盖此书所收药物与《本草纲目》所载《神农本草经》目录基本相同，仅《纲目》收蕤核、白鲜皮、栝蒌，而顾本分别作甦核、白鲜、栝蒌根三处有所差别而已。此外，另有玄参作元参、蛤蟆作虾蟆，则仅写法不同，实质无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