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古今学术流派之学验

当前各科临床医师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科别，学习一些有代表性的专科名著。并在学习不同的学术流派时，宜研精覃思，探索其学术临床要点及其应用。笔者认为，学习古今中医学术流派，应本着广开思路和取精用宏的初衷，切忌胶柱鼓瑟，或浅学少思，否则易生流弊，难以真正学有所得。

中医药学的古今“学术流派”，是推动轩岐医学传承弘扬、发展、创新的动力，也是必备的基础，它能明确昭示历代中医名家、名著中学术经验不断丰富、发展的精粹内涵。下面就如何学习和临床应用古今不同学术流派的学验，谈一些体会。

1.加强对医道重要性的认识

中医药学作为我国优秀的具有原创性的医学科学，历代社会均以“仁医仁术”作为其价值取向。明代陶华《伤寒琐言》中说：“医者，君子之道也。”说明我们医生防治疾病，不能忘记作为“君子之道”的重要性。同时，明代医家吴嘉言强调，“夫医药方书，乃拯病资生之轨也”（见《医经会元》）。认为中医药文献可为医者提供防病治病的武器。因此，学医者必当多读书、多临证，重视学习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以提高自己的学术经验。此外，学医者在学习临证过程中，不仅应当加强对医业的认识，关键又当明其理。明理有一定的难度，故清代陈祖舜说：“窃思医道之难也，不难于行其道，特难于明其理。理有未明，欲无误于世也难，欲有济于世也更难。”鄙人认为，医道之要，在于济世愈疾、传承创新。古今名医名著所反映的不同学术流派，是中医药学术的精华，应当予以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

2.重视高水平学术流派的传承

轩岐医学从古到今传承、发展，并因新的学术流派产生而不断创新。历代医学家尊崇《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早期医学典籍，并在这些经典医籍的指引和应用中获得启发与灵感，乃至创立新的学术流派。清代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说伤寒之书“本于《内经·热论》”，或谓商初伊尹之《汤液经法》对仲景方亦有颇多影响。仲景论治杂病亦多本于《黄帝内经》，可见仲景学说其学术源流之久远。明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说：“《伤寒论》之书，仲景氏统道重教之遗经。治病用药大法大药之艺祖……旨多微隐，而理趣幽玄。”故历代名家或学术流派，大都受其启悟、影响。

至于学术流派的传播，古代主要是依靠师授或父子相传以及学术团体（包括函授和其他医教组合）的教学作用，其中有些属于传承比较清晰的，如宋濂为朱丹溪《格致余论》题词，谈到刘完素之学如何从北到南的概况。他说：“独刘之学，授之荆山浮屠师，师来江南，始传太无罗知悌于杭。”朱丹溪中年拜师罗知悌，说明学术流派传播和变化情况。其中又可见丹溪之学、刘河间学派的传承。但我们通读朱丹溪的著作，可以感受到他受到张仲景、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王海藏等诸多学术流派影响，最后形成了“杂病用丹溪”（明·王纶《明医杂著》）的重要学派。

但学术流派的形成也可以是自学、博学形成的。如宋代钱乙（仲阳），他父亲钱颖是医生，但早年外出未归，未能亲授其子，故钱乙又向其姑父吕氏学医，钱乙主要自学古代儿科名著，通过个人临床实践，撰著了古代学术影响最大的儿科名著——《小儿药证直诀》，后世尊之为“儿科鼻祖”。我们再看《小儿药证直诀·钱仲阳传》，获知钱乙“为方博达、不名一师”的传承、方论特点，他是在“勤求”和“博取”方面为后世树立了中医学派奠基的典范。

当前各科临床医师，要根据自己的临证科别，加学一些有代表性的专科名著。比如，外科医生应选读《外科正宗》（明·陈实功撰）、《外科证治全生集》（清·王维德撰）、《疡医大全》（清·顾世澄撰）；妇科医生选读《妇人大全良方》（宋·陈自明撰）、《济阴纲目》（明·武之望撰）、《傅青主女科》（清·傅山撰）；儿科医生宜选读《小儿药证直诀》（宋·钱乙撰）、《幼科发挥》（明·万全撰）、《幼科铁镜》（清·夏鼎撰）；眼科医生宜选读《银海精微》（原题唐·孙思邈撰）、《原机启微》（元·倪维德撰）、《审视瑶函》（明·傅仁宇撰）等；喉科医生选读《咽喉脉证通论》（作者不详）、《喉科指掌》（清·张宗良撰）、《重楼玉钥》（清·郑梅涧撰）；骨伤科医生选读《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唐·蔺道人撰）、《伤科补要》（清·钱秀昌撰）、《伤科大成》（清·赵竹泉撰）。以上论著，均是临床各科中具有代表性的名著，专科医生当予精心阅习，结合临床应用，熟悉这些临床文献，我们在学术流派学习方面，一定能学有所成。

至于当前随师学习的临床各科医师，首先要学习老师的学术经验，因为这应该是传承的重点，老师的专长就是学习前贤名医名家的学术经验而逐步形成的，当然是十分宝贵的，应予认真学习。

3.重视勤求与博取

学术流派之所以获得古今名医、大家的重视，因为它积淀的学验精粹是可以直接指导临床诊疗的。新中国成立初，先父无言公作为上海的“经方派”（又有称之为衷中参西派）名家，他在学术上特别重视仲圣所说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后来我又拜在秦伯未先生门下，秦老也是反复向我强调仲圣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交代了他毕生治学的经验，他说“学问的增长、学术经验的丰富，主要靠学习、钻研、积累、探索，这八个字”，作为一名医者，勤学与博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认为，学习不同的学术流派，宜研精覃思，探索其学术临床要点及其对医界的影响程度，而我们所兼学的古今学术流派，对充实和提高个人的诊疗思路和临证水平，也能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要谨记汉代大儒王充《论衡·别通第三十八》所说的“不览古今，论事不实”这句名言，说明勤求与博取在医学学术流派学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4.适当考虑临证中的创意性

我们学习古今中医学术流派，有利于广开诊疗思路和在诊疗中的取精用宏，又切忌胶柱鼓瑟，或浅学少思，否则易生流弊，难以真正学有所得。我在六十年的从医生涯中，突出的是研读中医临床文献，并重视与诊疗相结合，学习中至关重要的是，宜力求明理。清代吴仪洛《本草从新》说：“夫医学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则在辨证，其次则在用药。理不明，证于何辨？证不辨，药于何用？”清代王旭高在《退思录》说“明理必先遵古训、见机也要合时宜”，他又说：“技巧多由规矩生，巧中规矩是精英。”重要的学术流派都重视审查病机，早在《素问·至真要大论》就指出“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明代张景岳《类经》释云：“机者，要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古今名医、大家都十分重视“病机”的学术临床研究，因为它关系到诊治的机要、决策，其中有若干名家，在医疗实践中予以灵变，获得创意性，这当然有利于临床医学的发展。

今试举一例，清代最著名的临床医学大师叶天士，他向后世学者提示，在学习先贤的学术经验中不能随意地“越规矩”，并说：“仲景而下，如河间、丹溪、东垣、洁古、海藏诸贤，衡证衡脉，用药立方，丝丝入扣，不偏不倚，如物之有衡焉。”（见《叶选医衡》）其中我们既看到了叶氏学术临床所遵守的前贤学术流派，又了解到叶氏学习前贤学术，主张不偏不倚，强调一个“衡”字，实际上含有“择善而从”的思路与方法。

最后，我想谈谈我个人的学术流派。我学习中医是“父传师授”的。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在念中学时，每到放寒暑假，有时也去父亲的诊室，跟他抄抄方子。1955年，中医研究院派代表敦请家父赴京工作。次年春，家父抵京工作，曾在我所在的中医研究院首届“西学中”研究班任教，当然在家里我也有机会向他询问学术疑点，但缺乏临证学习机会。1956年，我有幸拜在秦伯未先生门下，秦老为我们班讲过《内经》，我也曾跟随秦师出过一些门诊或会诊。秦老是孟河四大医派之一——丁甘仁先生的嫡传弟子，所以有人在著述中将秦老、我以及我的一些弟子，也列入“孟河医派”。我受“孟河医派”的影响，比较推崇“王道医学”，即重视扶正祛邪。同时，我在临证中，每当遇疑难危重病证时，亦主张多多涉猎前人的医案医话，汲取有益的学术经验。民国时期医学大家曹炳章先生说：“医家之医话，犹儒家之笔记，最能益人神明。”（见《三三医书》）因为在医案医话中，蕴藏着较多的圆机活法和经验之谈。宋代杨仁斋《仁斋直指方》云：“窃谓医虽小道，乃寄死生，最要变通，不宜固执。”他又说：“治病活法虽贵于辨受病之证，尤贵于问得病之因。”所以，根据我的中医学术生涯体会来讲，我主张继承学术流派的学术精华同时，当旁及各家，并有个人创意性的发扬，这样于医道才能有所开拓和进取。

（刊载于2016年1月14日《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