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的三大注本体系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是一部奠定我国临床医学基础的名著，素为中外学者所重视。此书有关伤寒六经辨证、治疗理法兼备，以及相当数量的实用经方尤为后世所广泛称颂。自北宋校正医书局重予编校刊行后，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刊印有关《伤寒论》研究性著作或注本400余种，其中注本又多于研究性著作。在众多的注本中大致有三个影响较大的体系，兹分述如下。

一、成无己系

金·成无己对《伤寒论》有相当深刻的研究，撰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等书。特别是《注解伤寒论》，这是我国第一部《伤寒论》全注本，书成于1144年。此书的特色在于：条文的编排遵从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所校定的《伤寒论》本（后世称为“宋本”），对于原文意在存旧，不妄加删改。其注文的阐析发挥，主要参阅《内经》《难经》等书，是即所谓“以经解论”，着意于探本求源；又复能“以论证经”，阐析蕴义。其对仲景原文的注释，基本上采取顺文诠注的方法，较少对原文提出阙疑正误的看法。成氏注《伤寒论》十分重视脏腑经络功能的整体性，论治则以辨证中的八纲作为客观依据。

成氏之注所难者是创始。这部著作对继承和发扬仲景学说，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其注文一般还比较切合经旨，文笔亦颇精练。虽然注本中或有附会或前后自相矛盾之处，但基本上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故后世研究或注释《伤寒论》的学者，他们之所以能发皇古义，不断有所发明，大半是因为前有成注本等可资参阅，并能从中得到不少启悟。明·赵开美盛赞成氏“博极研精，深造自得，本《难》《素》《灵枢》诸书以发明其奥，因仲景方论以辨析其理。极表里虚实、阴阳死生之说，究药病轻重、去取加减之意”。这样的赞语大致概括了成氏在《伤寒论》方面的学术造诣和《注解伤寒论》的某些特色。当前我们可以见到较重要的成无己系的《伤寒论》注本有：

1.《张卿子伤寒论》

明末张遂辰（字卿子）撰刊于1644年。张氏于《伤寒论》诸家注本中，对成注本最为尊崇。故编写此书时以成氏书为蓝本。他对《注解伤寒论》的看法是：“引经析义尤称详洽，虽牴牾附会间或时有，然诸家莫能胜之。”但张氏也认识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不能囿于一家之言，遂又选择性地增入朱肱、许叔微、张洁古、庞安常、李东垣、朱丹溪、王安道、王宇泰等诸家之说，结合己见，从不同的侧面补充或订正了成注本的一些缺陷。

2.《校正王朴庄伤寒论注》

清·王丙（号朴庄）撰。王氏治伤寒学专宗王叔和、成无己，他诠释仲景原文主要参考《注解伤寒论》。但也可以看到其学术观点有受张志聪、张锡驹学术影响的一面，如主“气化六经”无形之论等。王丙对《伤寒论》的编次，则又兼收钱潢、柯琴、尤怡诸家之长，亦即以“法”分篇章段落。此书或有擅改经文之弊。

3.《伤寒卒病论笺》

清·邹汉璜撰于1840年。邹氏崇尚成无己、张卿子，其原文编次悉依“宋本”。此书注文宗成氏“以经解论”，剖析蕴义颇精。须予指出的是，邹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张志聪、张锡驹的学术思想影响。

当然，成注本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古今不少《伤寒论》注家或直引其说或受到其注文的启示，而有新的发挥。除上述几种注本外，清代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吴谦《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等书，收采成无己注文颇多，但他们也不排除其他伤寒名家的见解，类似情况的注本颇多。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多种《伤寒论》注本，成氏《注解伤寒论》也是这些著作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二、方、喻系

在古代的《伤寒论》注家中，明代方有执和明末清初的喻嘉言颇负盛名，由于他们对《伤寒论》的学术见解比较趋于一致，后世往往方、喻并提。方氏《伤寒论条辨》（刊于1592年）和喻氏《尚论篇》（其全称为《尚论张仲景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刊于1648年），对其后《伤寒论》学者影响较大。

方氏深研《伤寒论》，对原文采取逐条辨难、寻求端绪、排比成篇，一一分析推论仲景原意，并为之考订，故颜其书名曰“条辨”。反映于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方氏认为当时流传的宋本《伤寒论》和《注解伤寒论》（成无己注）其原文编排颇多错简，遂移易仲景原文的次序重予编注，所谓“错简”说实自方氏始。

众所周知，《伤寒论》是由西晋王叔和加以编次的。方氏认为：《伤寒论》经王氏编次后，已失去仲景原著的面貌。他推断“宋本”中卷一“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卷七至卷十中的汗吐下诸可、诸不可诸篇都是王叔和“述仲景之言，附己意以为赞经之辞”。但又认为“平脉法”“辨脉法”两篇尚有羽翼仲景原论的学术价值，故置于篇末而将“伤寒例”的全文删去。因此《伤寒论条辨》成为“宋本”流传后第一种删去“伤寒例”的名著。

对《伤寒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六经辨证”的看法，方氏提出：《伤寒论》以六经为纲，六经则以太阳为纲。而将太阳又分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三纲，即后世所谓“三纲鼎立”说，此说虽渊源很早，但由方氏予以具体化，并作为重要的伤寒学理论加以提出。他在改订《伤寒论》太阳篇时，分列“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三篇（或称为“三证”）。凡桂枝汤证及其辨证一类的条文，列于卫中风篇；凡麻黄汤证及原文中有“伤寒”二字列于条首的，归纳于营伤寒篇；凡青龙汤证及原文中有“脉浮紧”“伤寒脉浮”诸条，汇为营卫俱中伤风寒篇。阳明病至厥阴病等篇，亦有所调整，还另立了辨温病、风温、杂病脉证并治篇。方氏主观上认为，按此编次就可使《伤寒论》恢复原著的面貌，其实“三纲”“三证”之说，王叔和启之于前，孙思邈、许叔微、成无己等辨之于后。方氏本人积二十年的精力编成《伤寒论条辨》，在学术思想上突出错简及三纲、三证说，他抨击王（叔和）、成（无己）是相当激烈的，但其见解则不无偏颇。

喻嘉言是明末清初对《伤寒论》学习研究有较大贡献的医家，他读《伤寒论条辨》后，认为方氏“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然未免失之过激，不若‘爱礼存羊’、取而驳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对方氏改动王叔和编次，及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编排列纲，誉为“卓识超过前人”。方有执认为，伤寒六经辨证“有纲有目，经为纲，变为目，六经皆然”。喻氏治医，素以主张规范化著称，于此亦从方氏而大倡纲目之说，他又十分强调“法”，遂“举三百九十七法隶于大纲之下……”，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仲景《伤寒论》的全书面貌。

喻氏在尊崇和承袭方有执学术思想的同时，也体现了某些变化和发展。如他在《尚论篇》中以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为主病大纲；四季之中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之中仍以太阳为大纲；太阳篇中亦仍沿用方氏“三纲”之说。其余《伤寒论》原文则六经各自为篇，每一经之前均叙述证治大意，以下则以“法”为目，“法”下分列条文，并予诠注，又将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四类附于三阳经末。这样使全书显得提纲挈领，条理清楚，可以说他的编纂法较之方有执更进了一步，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后来张璐、程知、黄元御、舒驰远、吴仪洛等在编注《伤寒论》时，更多地宗法于喻。现列述《伤寒论》方、喻系中的主要注本于下。

1.《伤寒缵论》

清·张璐撰刊于1667年，张氏初读《伤寒论》诸家注本，有“多歧而不一”的感慨！后来当他得到《伤寒论条辨》和《尚论篇》以后，则“向之所谓多歧者，渐归一贯”。但在对待方、喻的著述方面，更赞赏喻嘉言和方有执的学术见解和编法。后来他撰写《伤寒缵论》，祖仲景之文，宗喻昌之说，采各家之注，参以己意编成此书，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尚论篇》原文的编次。张璐研学《伤寒论》虽以宗喻立论，但对喻氏伤寒、温热不能明辨分析，则颇持异议。张氏另有《伤寒绪论》之作，系博采诸家之说以补《伤寒论》原书证治所未备者。

2.《伤寒经注》

清·程知撰于1669年。程氏认为，在《伤寒论》注家中惟喻嘉言能“破前人之窠臼，开后学之悟门”。但又认为，《尚论篇》中对仲景原文的处理或有缺漏编次，分节或有欠妥之处，而喻氏注文中亦有臆见妄断，与仲景经旨未能尽合。有鉴于此，程氏遂以喻书为基础，结合个人心得，予以参互考订，在对待397法、113方问题上他提出“不必尽泥其方，定守其法”。体现了程氏不泥于古的进步思想。

3.《伤寒论后条辨》

清·程应旄撰于1670年。程氏宗承方、喻，而又希望对《伤寒论条辨》有所补阐。他在方氏《条辨》的基础上，根据个人对仲景原文的理解又一次“条其所条，辨其所辨”。其编纂的另一特点是，以仲景原文及方、喻二书的篇次附于后。他认为，“《伤寒论》之有六经非伤寒之有六经也。乃因伤寒而设六经辨以勘豁之。凡一部书谆谆辨脉辨证，无非从伤寒角立处定局，从伤寒疑似处设防。处处是伤寒，处处非伤寒也”。程氏此说，对于研究伤寒学和其他临床学科的关系方面很有参考价值，但其补阐部分则颇多赘笔。

4.《伤寒溯源集》

清·钱潢撰于1710年。钱氏服膺方、喻，在重视“三纲”学说、强调病因的前提下更注意到伤寒病证的转化问题。他基本上用“效三纲汇论”“按症候编次”两种不同的方法整理《伤寒论》。钱氏认为，要深入研究《伤寒论》必须“直溯源流，深究根柢，推求《灵》《素》，辨论阴阳，援古证今，分经辨证”。可以看出，他在这部著作中善以《内经》的理论辨析仲景原文蕴义，还纠正了方、喻“三纲”学说的一些错漏部分。有关伤寒六经的学术观点虽宗方、喻为主，但又篡改“宋本”《伤寒论》的原文和编次。值得注意的是，其注文在吸取方、喻等诸家学说的同时，也部分地引述了成无己的有关论述，并颇多地阐发了个人的学术见解。

5.《伤寒论三注》

清·周扬俊撰于1677年。所谓“三注”是周氏以方、喻二家的《伤寒论》注文为基本内容，加上他个人研读仲景原著后所补充方、喻二家论所未及的疏注，合为“三注”。周氏对一条文的编次亦不尽同于方、喻。如他将“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这一条列于太阳上篇的首条，对这条原文的看法也和方、喻不同。方、喻是从“风伤卫气为阳；寒伤营血为阴”的角度立论；周氏则谓：“阳经受病则恶寒发热，阴经受病则无热恶寒。”近人则有将此条列为“伤寒总纲”（见余无言《伤寒论新义》）者，认为“发热恶寒”或“无热恶寒”是由人体卫气、营血对外邪反应的强弱所决定。此外，周氏此著于每篇前，首揭经脉环周之理，这是方、喻二氏所未言者，但此说并不为后世医家所重。

6.《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清·沈明宗编撰。沈氏编注仿效《尚论篇》，此书的特色在于突出六经主病，并以辨证论治统驭全书。沈氏在学术见解上虽宗方、喻为主，但书中阐述仲景原文颇为精要，说理亦较透辟。

7.《舒氏伤寒集注》

清·舒驰远编注初刊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后舒氏又予以重订，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复予刊行，书名《再重订伤寒集注》。舒氏为喻嘉言再传弟子，他于《伤寒论》注家中尤推崇喻氏。认为《尚论篇》之出“则仲景斯道，焰如日月”。但又指出，仲景著述“虽由《尚论》而明，其间遗义尚多”，于是舒氏“参考百家，征以证治”以补充喻书之不足。他还补订了113方方论，将原方列于条文之下，阐析立方之旨、命名之义，以及药物的性能主治，在《伤寒论》注本中，是以“详于论治”为特色的一种。

8.《伤寒分经》

清·吴仪洛撰于1766年。吴氏推崇喻嘉言《尚论篇》，认为喻氏“将三百九十七法分隶于大纲之下，极得分经之妙”，故以“分经”为书名。但吴氏此书，基本上只是承袭或补阐喻氏学说，较少有作者个人的发挥。

9.《伤寒论本旨》

清·章虚谷撰于1835年。章氏对伤寒、温病均有较高的造诣。此书主要参考方有执“三纲”之说，继述各经病证，对仲景原文能博采众说以“辨别义理，证其讹谬，以期合乎经旨”。故以“本旨”为书名。此书在辨析伤寒六经病证方面颇为明晰，但对“烧裩散”持肯定赞赏态度，殊不可取。

10.《伤寒尚论辨似》

清·高学山撰。高氏于前人《伤寒论》注本中，比较偏爱《尚论篇》，认为该书有许多发明之处，但也有一些批评。指出《尚论篇》中对一些仲景原文的诠注，多有似是而非、未尽恰当之处。遂予以反复推敲，论辨经义，并以“辨似”为书名。高氏此书的编次方法，亦与喻氏书有所不同，他分析六经病证不乏独到的见解。

11.《伤寒论条辨续注》

此书是清·郑重光在方有执《伤寒论条辨》的基础上予以重订编成。郑氏与方有执同里，对方氏著作有较高的评价。他说：“其书叙六经于篇首，系各条于六经，而太阳一经又分三篇，使风寒分合各有攸归。虽少阳未及分编，三阴间晦经旨，要其全力独注太阳三篇，故至三阴经则气稍馁。而提掣纲维，开示阃奥，使三百九十有七法、百十有三方，莫不确乎其所以然，而可以适乎证而施之法。”郑氏对方氏原著进行加工，“删其支词更旁及《尚论》《缵论》《后条辨》《伤寒论翼》诸书，谬以己意，折衷一是，僭为《续注》”。其编次较方氏有所更动，对原文错简处亦有所移正。

此外，清·徐彬（字忠可，喻嘉言门人）《伤寒图说》、史以甲《伤寒正宗》等著作，在理论上亦均宗喻氏《尚论篇》。从以上方、喻系所涉及的注本之多，可见其较为深广的影响，是其他注本体系所难以比拟的。

三、钱塘二张系

所谓“钱塘二张”指清初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张志聪和张锡驹。志聪曾从张卿子学医，他对《内经》和《伤寒论》均有较深入的研究，以研习《伤寒论》而言，他先后编撰了《伤寒论宗印》《伤寒论纲目》和《伤寒论集注》三种，其中又以《伤寒论集注》为张志聪有关伤寒学的代表作。

《伤寒论集注》全书的主要部分为张志聪所亲撰，书未竟而病逝，后由其弟子高士栻重予编订纂集，书成于1683年。据高氏称：此书内容系张志聪在侣山堂讲学时的讲稿，“复聚诸同学而参正之，更集诸同门而讲求之”，虽名为“集注”而并非汇集历代诸家之意。

张志聪受业于张卿子，但在伤寒学方面见解有所不同。在编法上，志聪既强调六经编次须条理通贯，不应随便去取；但又削“序例”，而移“平脉、辨脉”。其理由是“序例”等篇乃王叔和所集，既非条例，又非大纲，与《伤寒论》原文自相矛盾，故予删去。又对全论条文进行“汇节分章”，即将《伤寒论》全部条文分为一百章节，每一章节立提要以标明大义。他还认为，原论自有章节段落起止照应，决非散叙平铺，并一一阐明条文贯通之理。

以汇节分章进行注释，其立论和诠注的主导思想是重视气化学说。张氏期能阐明人体“经气”的变化，他提出三阴三阳和六气，在天有，在人身亦有。人体无病时则六气运行，若外感六淫风寒等邪伤正气，始则气与气相感，继则从气而入于经。他强调，学医者须懂得“经气”的义理，如此读《伤寒论》便能因证而识正气之出入，因治而知经脉之循行。以此联系于临床，则取之有本，而用之无穷。

由于张志聪精于《内经》，故常引经释论，特别是以《内经》中“标本中气”“阴阳”“经络”“五运六气”等理论与六经病证相联系，因而形成在立论上的某些与众不同之处。张锡驹的见解与之相仿，后人合称“钱塘二张”。他们在《伤寒论》注家中属于重气化的学术流派，这一派在探研《伤寒论》原文蕴义及沟通临床与基础理论方面，有其一定的贡献。但因过于强调气化，故在一些条文的诠释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牵强、虚玄之弊。

张锡驹的《伤寒论直解》刊于1712年。此书融会《内经》理论以直接阐注《伤寒论》，故以“直解”为书名。锡驹于条文之编次、章节之汇集，多同意志聪之旨。他强调《伤寒论》是治百病之书，于自序中称：“夫此书之旨，非特论伤寒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无不悉具，岂特六淫之邪而已。内而脏腑，外而形身，以及气血之生始，经俞之会通，神机之出入，阴阳之变易，六气之循环，五运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济。实者泻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详悉明备，至矣尽矣。”至于对六经、六气天人相应，循经次第传……的看法，他与张志聪的观点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属于“钱塘二张”系的主要注本有：

1.《伤寒悬解》

清·黄元御撰。黄氏诠注《伤寒论》与“钱塘二张”相类似的学术思想，是均以六气分析六经，以脏腑联系六气。《伤寒悬解》着重阐发五运六气之义，以究诘伤寒脏腑经络营卫、表里、阴阳、寒热、虚实诸病。对于原文的处理，他力图“于破裂纷乱之中，条分缕析，复其次第”。由此可见，黄氏又有主张“错简”说的一面。在编次方面，黄氏此书的条理化，给读者以较为深刻的印象，但其释文中则不乏主观、附会的见解。

2.《伤寒论浅注》

清·陈修园编撰刊于1803年。陈氏崇尚“钱塘二张”，此书系按二张注本的体例和观点以分章节。他认为，二张的注文虽间有矫枉过正之处，但阐发五运六气、阴阳交合之理，正与仲景自序中所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之旨相合。须予指出的是，全书虽主要收采二张之说，但亦不囿于二张立论，其在原文下所附小注中间，采方、喻等各家学说及己见以补其不足。陈氏此书通俗晓畅，其实际影响实超出二张，对普及仲景学说有相当贡献。

3.《伤寒论章句方解》

清·陈恭溥编撰刊于1851年。陈氏认为，注本必明句读，他的看法是：在多种《伤寒论》注本中，《伤寒论直解》以章句明晰著称，而《伤寒论集注》则颇能阐析仲景精义，遂以此二书为基础，编成《伤寒论章句方解》。其编法的特点是，将仲景《伤寒论》加以句读、分章节，并以浅显通俗的文笔释义发挥。他主张灵活运用仲景方，全书内容具有简明的特点。

4.《伤寒论浅注补正》

清·唐容川编撰。唐氏研究仲景学说亦宗二张，他对陈修园的“浅注”较为欣赏，但又指出其中尚有阙误之处，遂予补缺正误。在对待二张的学术思想方面，他认为二张谈阴阳气化“于理颇详，而于形未悉”。故主张以西医之形迹寻求《内经》之气化。由于唐氏试图用衷中参西的观点诠释补正，难免掺杂一些附会或不切合实际的观点。

此外，清·薛公望曾撰《张令韶伤寒直解辨证歌》，其内容是摘取张锡驹（字令韶）所撰《伤寒直解》中有关六经辨证的论述编成，因不属注本范围，兹从略。

从以上情况分析，《伤寒论》大致有三个较主要的注本体系。虽然现代研读《伤寒论》的广大读者，多有推崇清·柯琴《伤寒来苏集》和尤怡《伤寒贯珠集》等名著者，而现代有关著述中可能引述柯、尤等名家的注文更多一些，但他们并没有形成注本体系，这里我们就不予赘述了。

（刊载于1980年第1期《成都中医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