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医论篇

一、专论

从圣贤十二字教示看为医之道

医生要增长学术经验，从历代名医著述中获得启示与借鉴是重要途径之一，历代名医有关这方面的教示数不胜数。笔者认为，最精要的莫过于医圣张仲景，他要求医务人员应“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南北朝时期名医褚澄，亦在《褚氏遗书》中提到业医者当“博涉知病”。仲圣与褚澄这12个字的教示，给后世医者殊多启迪。

1.增长学验必当勤求博取

不断积累并增长学术经验是广大中医毕生的追求。回忆在20世纪50年代，业师秦伯未先生让笔者多读并加深理解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序，要对其中所提到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八个字，多多探索揣摩。我认为这是张仲景对后世医者所提示的学习要求，明确地反映了仲圣治学的思路与方法。

“勤求古训”是历代医家传承的重点，“博采众方”能丰富医者治病的技能并提高疗效和诊疗水平，这也是医者从业的根基和必由之路。在仲圣之前，专事研究百家学说的汉代大儒王充就强调过治学应“多闻博识”，他指出：“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王充《论衡·别通》）清代名医赵晴初《存存斋医话稿》说：“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返约。”而这又阐明了博学精研、勤奋治学的精神内涵。诚如清初医学大师张璐在《千金方衍义·自序》中所说，“务博而不知所宗，浅涉而未探窔奥”，就难以达到“博学”的要求，我们应力求博极研精，深造自得。医者之所以应“博采众方”，因为重要的名医、名著、学术流派，各具特色，各有优势，也正因如此，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或片面性。因此，治学当重视汲取历代名家、父师辈、师兄弟辈和其他道友们的学术经验。笔者个人体会，在同道（包括我的学生辈，甚至再传弟子们）所写的论文、著述中，因为他们探讨的专题，未必是我都熟悉的，他们著述中所引证的某些文献，也可能是我没有阅读过的。因此，博学多闻、增广见识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在诊疗中的“博采众方”同样也应遵循上述方法。所以笔者对“博学”的看法是，经典医籍和学术思想重点地学，学术流派和新近知识选择性地予以参阅。

2.知病治病需要由博返约

知病与治病，需要通过细致的诊察识脉、辨析因证。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重点强调“脉证并治”。《素问·脉要精微论》提到脉学在“知病”辨析方面的重要性，不仅要知病之在内、在外，还应该“知病之所在”和“知病之所变”，其中的规范、法度必当遵循。但医者所经治的病症，往往是复杂多变的，正如清代伤寒名家钱潢在《伤寒溯源集》中所说“圣贤立训之规格有限，病情变幻之伎俩无穷”。这就需博览古今学验予以审辨。

关于“治病”，目前高等院校中的教材往往在临床各科病证中分型列方，据证型而辨治用方。而笔者对于各科病证，不赞同分型过于繁复，因为这未必反映临床实况。笔者比较赞同徐灵胎（清）在《兰台轨范》中提出的“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的见解。这又体现了由博返约。

因此，治病的“博采众方”宜对古今名方择要而有重点地学习。早在宋代，方书名家严用和就在《济生方》中告诫医门学子应该古今并重。他说：“若概执古方以疗今病，往往枘凿之不相入者……”我们在诊疗时也有类似的体会。联系到褚澄所说的“博涉知病”，可以得出：我们诊治患者的前提条件是“知病”，如不广泛参阅文献资料，就难以达到理想的“知病”目的。同时，如果“博而不返”、泛泛不精的学习，又会阻碍学术能力的提高，甚至走向莫衷一是、歧路亡羊之境地。所以，应当在识病和治病中做好“博学”与“约取”、“审思”与“明辨”。

3.继承创新应当约取精华

中医药学的继承与创新，是当前中医界共同奋斗的目标。而其中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开展古今名家学术流派的深度研究，而这一工作正可反映博采勤求、约取精华的治学方法，笔者认为应该以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名医、名著为重点。如明清医家多以“四大家”（张从正、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作为临床学术流派的代表，如明代医学名家虞天民，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述：“其学以朱震亨为宗，而参以张机、孙思邈、李杲诸家之说，各选其方之精粹者，次于‘丹溪要语’之后”。说明虞氏是以张仲景、孙思邈、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成才的。历代学术思想精华是中医传承和创新的源泉。

数十年来，笔者从事中医工作，深受历代圣贤医训的影响，其中“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博涉知病”这十二字更是铭记于心。我相信，只要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纳新知，中医药学必将会为世界医学的创新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刊载于2011年9月28日《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