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岭南中医风湿病湿证发展与源流

（一）起源

岭南医学源远流长。远古时候的“干栏式建筑”，有较好的散热通风作用，还可以躲避潮湿低洼带来的风湿疾患，被认为是岭南地区最早的防治风湿痹证的保健方式。

随着岭南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枣砭石被认为是针石治疗挛痹的雏形，而在现在的潮安贝丘、阳春独石仔挖掘出除枣砭石之外的骨锥、骨针等珍贵文物也被认为是当时针灸治疗痹证的重要依据。《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记载：“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推测其中描述的因食酸腐引起的挛痹，正是当今所说的痛风，而当时已用微针治疗。此外，1985年广西马头乡古墓出土的青铜浅刺针、1976年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银针均为岭南使用针灸治疗痹证提供了佐证。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道出舞蹈也是一种导引的方式。战国到东汉时期，绘制在广西左江、右江花山岩的舞蹈壁画，是导引治疗四肢筋骨痹痛的缩影。利用导引改善肢体痹痛，不正是和现在的太极治疗关节炎、功能锻炼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二）萌芽期

秦汉百越时期是岭南医学的萌芽时期，从岭南诸多汉墓出土的文物中看出，这一时期的医药卫生条件已具一定规模，比如中药“救必应”，为冬青科植物铁冬青的树皮或根皮，民间就有用于治疗关节疼痛、风湿痹痛的经验。又如平乐银山岭汉墓出土的薏苡仁（《神农本草经》中提出薏苡仁“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湿痹”），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有雄黄、硫磺、紫石晶、绿松石、赭石等五色药石和羚羊角、龟甲等中药，以及捣药工具、装有药丸的银盒，都说明了当时岭南地区有治疗痹证的经验。如龟甲在《神农本草经》中为上品，除了可以占卜外，还可以主“湿痹四肢重弱”。郑安期采九节菖蒲治疗越民之事源远流长，而菖蒲在《神农本草经》中则有“主风寒湿痹”之效果。到了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海人杨孚的《异物志》中提到的桂木、牡蛎、蚺蛇等药物，均为后世治疗痹证之要药。这些，足以说明当时岭南地区医家治疗风湿痹证已经达到一定水平。

（三）奠基期

1.魏晋南北朝

从魏晋过南北朝，因中原动乱，大量士族南迁，岭南迎来了一批出色的医家，他们把中原医学与岭南实际紧密结合，应用当地生草药以及针法、灸法治病，为岭南医学、岭南风湿病治疗奠定了基础。

当时出色的医家有鲍潜光、支法存、葛稚川等。其中支法存与仰道人善治脚气痹弱，并开启了我国脚气病防治的先例。脚气，唐临论述为“或脚冷疼痹，或行勿屈弱”，所用方为防风汤，比当时越婢汤、续命汤等经方尤为优越，广受欢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利用陈元膏治疗四肢痹痛、举体风残，体现了慢性疾病慢病治疗的思想；此外，葛洪利用竹杖灸疗腰痛，独特新颖，可以说是灸疗痹证的典范之一。葛洪妻子鲍姑在岭南行医的事迹被《南海县志》收录，鲍姑为岭南人民灸疗赘瘤等疾病，是我国温灸治疗学的开山鼻祖，后人在其基础上改良发展，发明了风雷火针，用来治疗风寒湿毒之气留滞经络肿痛不能行者。

2.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多了以“岭南方”命名的医书。李珣的《海药本草》算得上是唐朝五代南方药物的总结，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海外药物的专著。书中所收延胡索、白附子，与岭南特色药物海桐皮、海蚕沙等均为治疗痹证的重要药物。因参与变革失败被贬到广东的刘禹锡，辑录的《传信方》中治腰膝痛不可忍方，结合了中原医学与岭南医学，治疗痹证疗效确切。

（四）发展期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与当时两宋历任执政者重视医学有关。

宋代的陈昭遇给岭南医学的发展带来不少色彩，其中陈昭遇与刘翰等共同制定的《开宝本草》中增加了不少岭南物产，与王怀隐等参与编写的《太平圣惠方》中也收录了不少岭南验方。包括七门治痹类方，累及风痹、风湿痹不仁、风寒湿痹身体手足不遂、风血痹、风腰脚疼痛冷痹、白虎风、历节风等，多用虫类药治疗痹证，药如乌蛇、干蝎、地龙等，方如乌蛇丸、白花蛇散等。根据《诸病源候论》方，辨证用药，如风痹选择细辛散，白虎风选择虎杖散，历节顽痹选择仙灵脾煎，方药多种，几乎包含了所有痹证的治疗方案，对当时甚至后代治疗痹证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除此之外，《苏沈良方》中所记载用威灵仙、牛膝酒浸治疗腰脚痹证，亦可以体现出当时岭南医家治疗痹证的经验。

元代留下的岭南方著并不多，因保存不善，现只留下元代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和日本皮纸抄本的《澹寮集验方》。释继洪于1233—1264年行迹于岭南，其对岭南地区气候、平民体质差异甚是熟悉，对痹证兼夹哪种邪气、是否合并痰湿、寒邪都一一辨证，把握治痹之要领。其论肘臂关节酸疼，则是责之在中脘生痰聚湿，是脾中精气不能运化，气滞不下，反上行攻臂，不仅与外邪相关，与肝脾经亏虚也相关。

（五）成熟期

1.明朝

明代，岭南医学日趋成熟，医家众多，当时更具有特色的是涌现出一批药号，如佛山“梁仲弘蜡丸馆”“冯了性”还有广州“陈李济”等。其中“冯了性”的万应药酒主治风湿跌打疾病，而陈李济现产的昆仙胶囊更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的一个重要中成药。中成药的发展，意味着岭南地区痹证诊治又提升了一定水平。

明朝的岭南医学，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发展，当时医家不少，有张继科、熊宗立、王纶等；《三合集》所记载的张继科治疗痹证医案，“如其治偕尊阃手及腕之肤痛”及至“周身百节俱痛”，虽“颈项连耳高肿”，但不见“焮赤”，指出在前面大夫治疗不见成效之后，张继科考虑为“血中有湿，气中有火”，以祛风胜湿之药配合活血祛瘀药后疗效显著；此外，张继科论治湿痹，多以祛湿之药加减，其治有殊，孰轻孰重，分别对待；熊宗立论治痹证有五，分别为筋痹、脉痹、皮痹、肌痹、骨痹，根据侧重不同，用药不同，大多遵循风多则引注，寒多则掣痛，湿多则重着的特点来治疗，可见当时医家治疗痹证已经重视从湿而治。医家饶鹏，融汇仲景、刘完素、李杲、朱震亨各家之精华，治疗痹证，多从脾胃，从湿，从血瘀论治，认为“湿痰满，壅疾流注血中”，其师各家活法但又不拘泥于各家死方，学以致用。

从上可见，推测岭南医家们治痹多从湿瘀论治，具体表现在从脾胃论治，从血论治。

2.清朝

清朝时期，岭南医学流派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历史上相关书籍如谢完卿的《会经阐义》、刘渊的《医学纂要》、郭元峰的《脉如》等。刘渊治疗痹证，多采用补血祛湿、温经通络之药治疗，还善于借助酒力散风除湿，舒筋活络止痛，如祛风养荣酒。当时医家众多，其中最著名要数有“粤东医界古今第一国手”之称的何梦瑶，同时被誉为“南海明珠”。对于痹证，何梦瑶有自己的看法，其认为风寒湿只不过是寒湿二气，只道风即是寒，风有内外之分，外风为寒之浅，内风则为人身之气一样，若正气虚弱，寒盛痛极，邪正相争，湿性黏滞，发为痹证，认为痹证只合寒湿，无关风。还指出外感寒湿可以致痹，内生寒湿也能致痹，特别是瘀血停痰等病理产物皆可为痹证之因。突出寒湿为痹证之重要因素，而其余病理产物也可以导致。

当然，历代各家学说中，谢氏的治病思想不离张景岳的杂病证治之精髓，谢氏重视命门学说，以脾胃后天为重，认为肾所藏之真阳亏虚不能荣养筋脉而致“拘挛痛痹”。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之后治疗诸痛症选穴多如风门、合谷、太冲、三阴交、阳陵泉等穴位，不难看出选穴原则不离治风、湿、血；《医学精要》中提出痹证重点在“闭”，病因是脏伤寒湿，或因汗出当风，或因风寒，或因水湿，乘虚而入，病机则是血气为邪所闭，不得通行，留而不去而成痹，此即所谓的湿瘀致痹。三水儒医黄恩荣认为痹证证在筋节，当借气厚、力重之药，方可深入经络，透热毒瘀血外出，推测黄氏认为痹证在筋骨者，以湿、瘀、毒为主。番禺潘兰坪治疗湿痹，注重调气，认为气机畅通，诸闭可通。

岭南草药专著方面，有何克谏《生草药性备要》，赵寅谷《本草求原》，肖步丹《岭南采药录》，胡真《山草药指南》等；《生草药性备要》还收录了食物本草一类，如菊花酒可去痿痹，冬瓜藤可以除湿、通利关节，吃鲤鱼可以治疗湿痹水肿等，可见清朝时期医家已经重视饮食对痹证患者的调养。

（六）繁荣时期

岭南医学发展到清代，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民国时期更可谓高峰。一大批中医期刊如《杏林医学月报》 《广东中医药学校校刊》等期刊的出现，更加促进了岭南中医药学术的交流。

吴粤昌《岭南医徵略》是第一部也是目前为止收录岭南医家人物介绍较全面的专著，共收录岭南医家503名。而民国时期医家医学著作最多最集中，这是岭南医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岭南医学兴盛时期的反映。据统计，目前共收录记载民国时期岭南医家医著8部，期刊9类，医家103名，医案999则。

岭南医家之多，流派亦不少，如伤寒派、补土派、温病派等。如广东新会陈伯坛，著有《读过伤寒论》 《读过金匮》 《麻痘蠡言》三部著作，共80余万字，其中前两者不仅仅是弘扬仲景学说，更有批驳历代注家之误；除此之外，伤寒流派的医家还有陈应期先生，其善用经方，用药精简效佳。还有我们的郭梅峰老先生，有谨熟阴阳、用药以轻取胜、喜用花类及甘平药物、长于固本等特点。其在治疗一例风湿痹证患者医案中，采取养肝血以治“风湿”虚证，其曰“此历节病也，即用《金匮要略》桂枝芍药知母汤一剂，继遵古人治风先治血之法……”重视从血论治风湿。

民国时期发展迅速的还有岭南温病学，梁子居、陈任枚、钟少桃、高轩、甘伊周、郭梅峰、刘赤选等老一辈医家都是岭南温病学的先驱，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弥足珍贵。

（七）发展与传承，当代岭南风湿病发展

金小洣等通过筛选211名名老中医，以成名于1949年以后、在中医方面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医术反映当代中医最高水平、在岭南行医多年并且得到岭南地区学术界认同、学术思想有传承等为标准，筛选出10名岭南名家，包括邓铁涛、靳瑞、刘仕昌、禤国维、周岱翰、邱健行、丘和明、陈全新、何炎燊、熊曼琪。

其中，岭南温病大家刘仕昌认为，痹证的辨证论治当结合岭南地区气候、人群体质及痹证的临床表现入手，其认为风淫湿滞为痹证发生之外因；邪气闭于经络皮肤，体质偏阴偏阳、气血盛衰与痹证出现偏寒偏热有着密切的关系。治疗上，以祛风祛湿为基本大法，遣方用药，取得较好疗效。

陈全新教授医术精湛，在治疗痹证的时候，重视辨证，明确诊断，配合其治病理念，根据痹证的分类和患者体质、情志确定治疗法则，取得很好的疗效。

“靳三针”创始人靳瑞教授，利用中医针灸辨证特色的组穴原则、配穴方法、独特的针刺手法，强调“治神调神”的重要作用，其中痹证治疗上，有肩三针、膝三针、踝三针等，突出了穴位局部治疗作用。

首批“国医大师”邓铁涛长于对内科杂病的诊治，简化辨证分型，精准辨证，推崇专病用专方，对证下药；治法多变，从古籍中汲取灵感，师古而不泥古，给药方法灵活；重视现代医学，强调中医既要突出自身特色，又要学习先进的检验手段；辨病细致入微，用药慎重细致，注重治未病，特别擅长运用五脏理论辨治疑难杂症。

何炎燊教授学验俱丰，擅长以古方治疗疑难杂症，屡起沉疴。

丘和明教授认为血液系统损害的病因主要是虚、火、瘀，气血不足、阴液亏损为本，火热、瘀血为标，发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症。

邱健行教授对血液系统疾病尤其是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认为初病在气分，可为气滞，病变待以时日，则可延至血分；初入血分，后气血交变尚未至瘀之时，则为血郁，久之为血瘀。

国医大师禤国维在治疗皮肤病上有着独特的看法，认为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发生与先天禀赋不足及肾阴亏虚有明显的关系，临床上分为热毒炽盛证、阴虚内热证及脾肾阳虚证。而对于银屑病方面，禤老认为本病之发生，血燥体质是其本，外感燥、寒之邪郁而化热是其因，而其病机发生发展过程中，燥、毒、瘀三者最为关键，以血燥为本，毒、瘀为标，三者互相影响，治疗上若仅仅以养血润燥或凉血清热，尚嫌不足，必须寻找到能解其毒瘀、破其坚痼的有效方药，方能取得较好的近期及远期疗效。

第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广东省中医风湿病重点专科专病学术带头人陈纪藩教授认为虚是风湿病发病的根本内因，多种病邪交错是其病机特点，调和阴阳为其治疗大法，具体治法需注重攻补兼施、寒温并用和燥润互济；针对病因病位选药，用药精简；惯用药对，巧用虫药，不离藤类；重视功能锻炼和心理疏导。另外，陈教授辨证注重整体，治疗推崇从本论治，调和阴阳，平补平泻，陈教授结合广东的气候水土特点，在治疗上根据不同时期病理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治疗原则和方法：类风湿关节炎早期、中期，治疗上以疏风清热、祛湿活血等祛邪为主，减轻“筋伤”并预防“骨损”；类风湿关节炎晚期患者肝肾气血亏虚，关节畸形，“筋伤骨损”病理特征明显，当补益肝肾，调和营卫，防止“骨损”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陈教授强调该疾病不同阶段的治疗方法有别，但“顾护脾胃”的指导思想需贯穿治疗的始终。

广东省中医院教授，全国知名风湿病专家邓兆智教授认为，所有的风湿病患者均存在先天禀赋不足或素体正气亏虚，在感受风寒湿等外邪后，出现了脏腑亏虚、阴阳失衡、邪气痹阻、筋骨脉络瘀阻失养的共同病因病机，故其总的治疗原则均以扶正祛邪为主。但不同类型的风湿病应根据其不同的病因病机、表现特点、预后转归，其基本治疗原则各不相同，治疗方法也各有侧重。对于以关节、筋骨、肌肉病变为主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因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其治疗过程中除根据病程各个阶段的病邪特点祛邪外，更应注意调肝、补肾、健脾；而对于以脏腑病变为主的结缔组织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硬皮病等，其病因病机多为脏腑阴阳失调，治疗过程中应以注重调节阴阳平衡为主，兼以祛除其湿、热、瘀等标邪。用药方面，根据岭南气候特点及岭南患者体质特点选择用药。

通过文献学习与综述，本节对岭南中医风湿病的源流进行了简单总结，发现岭南医学从远古开始，经过每个时代的变迁、转变，逐渐发展，积累了非常难得而且丰富之论治风湿病经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岭南地区虽然是痹证多发地区，然一方草木眷顾一方人，在岭南从古至今的医家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对痹证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逐渐有了很深的认识，并形成了有特色的岭南治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