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灵活化界限

(一)宪法界限？

由立法者或者刑事司法造就的刑法灵活化无疑会触碰到一个界限：那些宪法界限。 《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要求刑事适用者要遵循法律文本；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立法者和法律适用者要坚持禁止不合比例地侵犯自由基本权利。特别是比例原则的“宪法概念”应当获得“突破宪法的效力” ( gesetzesbrechende Kraft) 。1基本法的规定对刑法的灵活化设立了界限，可是具有两个前提条件：规定的明确性和约束力( die Eindeutigkeit und die Verbindlichkeit der Vorgaben) 。两个前提条件不能同时得到满足。

1． 宪法对行为规范的要求

宪法如同刑事构成要件一样至少也是需要被解释的。很少能够按基本法的条文照本宣告什么时候侵犯自由基本权利是合宪的，以及刑事构成要件如何区分禁止的和允许的行为的界限。刑事构成要件及其适用的合宪性仅能当刑法应用于何种目的，以及以何种特殊的方式能达成这种目的是明确的时候进行判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这两个问题给予的答案是极其“贫瘠”的。所以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这是足够的，即在刑事规范之后的“受保护共同利益”2“基本的共同生活的价值”3，或者仅仅是“重要的共同关切”4以及“在宪法之前就存在的共同利益”5能够被识别。最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对乱伦案件的判决中将刑法称为“法益保护的最后手段”(ultima-ratio des Rechtsgüterschutzes)，刑法会被使用——“只有当特定行为对其禁止的存在以特殊的方式造成社会损害且对人类的有序共同生活来说是难以忍受的，那么阻止该行为将是尤其紧迫的”6。虽然由此得知，禁止不需要围绕它本身的意愿来贯彻；或者说禁止必须服务于防止社会损害。但是如何表达这种社会损害以及有序的共同生活中的“难以忍受的”干扰，以合法化刑法规范，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此并未表示，而是将它委托给立法者判断( die Einschätzung des Gesetzgebers) 。

刑法学部分代表人物并不愿意满足于此。更确切地说，他们相信卡斯滕·施密特( Karsten Schmidt)所说的，符合宪法解释的位于宪法之下的法律与另一方面有解释需要的宪法之间的“辩证法”关系。7具体地说，他们在宪法中承载了刑法理论——在他们将如此理解的“宪法规定” ( Vorgaben der Verfassung)同刑事构成要件相联系之前。所以拉戈德尼( Lagodny)想将更广泛的刑法法益理论引入“基本法的论证” ( grundr-echtliche Argumentation) 。8施泰克林( Stächelin)在宪法的价值观体系中对人和其利益构建了一种优先权，并以这种方式对个人的法益理论构建了宪法性基础。9赫恩勒(Hörnle)将刑事构成的宪法正当性同《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意义上“他人的权利”(Rechte anderer)保护相联系。10同样在《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被称为“基本权利限制”(Grundrechtsschranke)的法律合宪性规则和在这里提及的道德规则不应该能够对刑事构成要件合法化。同时他们针对宪法提出了一个近似于费尔巴哈的犯罪理论的刑事理论方案。11此外他们得出结论，即哪些人的利益可以被承认为“他人的权利”，这取决于“具体时期和文化的语境”12，并且在这个概念下，除防御权外还包括参与权( die Abwehrrechte und Teilhaberechte)。13这个协助宪法成为一个针对刑事立法具有批判性潜力的内容方面的标准，不应该是从刑事立法中推导而出，而是首先应由宪法赋予。然而，之后这主要是一个表达问题——人们是直接将刑事构成要件放入刑事理论模型比较，还是首先将其放入宪法中“阅读”，然后赋予其“宪法不可侵犯的光辉”14，使其作为刑事规范的标准使用。

2． 宪法对刑罚规范的要求

宪法和宪法判例在援引刑罚理论方面也是少见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既未对立法者规定一个或数个刑罚理论，也未将一个或数个刑罚理论认定为禁止的而排除15;无论如何，与学科相一致的是，责任是刑罚的基础和边界。16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刑罚理论的观点对于合宪性问题来说也是必要的。虽然人们可以分析式地区分行为规范的合法性和惩罚性规范的合法性17，然而当惩罚性规范规定刑罚作为违反行为规范的法律后果时会将刑法的特殊性移回视线内：行为以刑罚来禁止。18若刑事立法的灵活化应在合宪性中进行审查，那么对刑法的目的也必须进行仔细研究。19因为宪法对此并未准备好答案，所以宪法审查( verfassungsrechtliche Prüfung)必须引入刑罚理论的考量。

3． 比例原则审查( 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üfung)

比例原则审查是一个引入和权衡宪法和刑法普通概念的程序。这特别适用于，对在刑事犯罪构成及其适用中产生的基本权利侵害与相冲突的基本权利以及其他宪法利益之间作出衡量。权衡意味着，对具体的基本权利和宪法原则在特殊问题的背景下进行衡量并作出个案判断。权衡的结果对于自身是必要的，并且其几乎不能包含对其他刑事构成要件正当性的一般规定。因此这不是源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而是源于所适用的程序，所以只能从宪法的比例原则中获得一般规定。20这也提出了以下要求：刑法学传统要求的“批判潜力”须来自宪法。21

4． 结论

只有刑罚理论方案才能实现对刑事构成要件以及刑法灵活化界限的内容丰富的审查。22所以不应该感到惊讶，刑法学与刑法灵活化相碰撞时引起的怀疑通常不是以宪法为基础的，而是以刑罚理论为基础的。新的或者所谓新的发展被认为是对理想刑法的偏离，但是也可以理解为“特别刑法”23( das Sonderstrafrecht)发展的征兆。然而，从现代刑法潜伏的危机发展以及特别刑法的存在却表明，一个超越时间而有效的“规范刑法” ( das Normalstrafrecht)仅能在概念上确定，借助它，刑法学能够评价现在的刑法以及在最佳的情况下停止灵活化。然而这类确定的所有努力都落空了。刑法学既未拿出一个静止—非政治性的可罚性方案，也未能发展出一个超越时间有效的归责理论。现今在两方面占优势地位的是刑事政策，即使在不同的范围内它也发挥着灵活化作用。刑罚理论充其量只能产生延缓作用。

(二)可罚性方案

1． 静态的自然法和刑法

塑造超越时间有效的刑法的尝试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尝试充满了“大量混乱的、令人困惑的自然法方案”24( naturrechtliche Konzeptionen)，借助这个方案，刑法原本应摆脱政治上的要求25。所以埃里克·沃尔夫从十诫圣经的“诫令” ( Weisungen)中发现，立法者、法官和法共同体的法律原则26应当同立法和司法判例相联系，当时拉德布鲁赫认为，在典型生活状态下人的行为是从稳定适用的结构形式和原则中推导而来的。27司法判例依靠的是一个“被规定的和承认的价值规范”28，以及依靠先于法律的道德规范29来确定惩罚法30、禁止通奸31以及刑法保护和帮助义务的范围32。

这种方案使刑法同实证—自然法的基本原则相联系，这种基本原则原本要求“不依赖时间、地点、民族和文化”的效力。33因此这个方案同样分享着与自然法相联系的优点和缺点。其主要优点在于，法律与不变内容的联系阻止了刑法成为实现不断变化的政治目的的工具。在超越时间而适用的价值、基本原则和规则方面赋予了刑法一种静止特性，这种特性隔绝了政治上的功能化( politische Funktionalisierung) 。这个优点同样也是这类方案的最大缺点，这将同样阻止刑法适应其社会文化的框架条件。这清楚地体现在德国联邦法院将禁止通奸延伸到父母帮助订婚的子女之间性交的理由之中。34德国联邦法院认为，道德准则对人们规定了婚姻是“有约束力的共同生活”且对“性交”来说是封闭场所。35然而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这种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已不再受支持。36在这期间这也未对法官造成深刻的影响。道德准则适用于自身；因此对于责任来说其不扮演任何角色，无论道德义务接收者实际上是否遵循和承认道德义务。37所以在一方面道德规范要求和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中，德国联邦法院选择了道德准则的强制力。这种选择的后续成本是显而易见的：若刑事构成要件丧失了同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联系，那么它对接收者也不能阐明任何“识别建议” ( Identifikationsangebot)38，而是必须采取不断加强的控制和强制。这类强制策略对一个自由法治国来说既不可能也不合适。因此静止的刑法必然会导致，不受认可的刑事构成要件失去其实际效力并且在之后失去其法律上的效力。

2． 灵活的自然法：从静态刑法走向消极刑法

谁若想避免于此，并不需要将自然法关于刑法的规定沉入“历史的时间之流”39，而是要使其接近社会文化领域，对于这个领域来说自然法规定需要得到约束。此外，实证法标准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是一种“历史—灵活的自然法”40，其内容是从历史和文化的具体社会相关框架中找寻的。所以科因( Coing)对自然法打开了法律历史性( die Geschichtlichkeit des Rechts)的大门，此时，一方面他将(抽象)法感情固定在时间和空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的道德意识之中41，但是另一方面又承认(具体)法意识的变迁性。42但是这个观点首先来自韦尔策尔，韦尔策尔在寻找其指引观点时，其目光指向的不是理想的价值天空，而是人的“生活关系”和“个人的社会统一性” ( individuelle Sozialeinheit)43，简而言之：指向具体的社会。若人们将刑法不是同理想的价值观、而是与社会的价值观相联系，那么刑法的结构将如同社会本身一样很少固定。此时，刑法表明的不再是静止的特性，但是至少是消极的特性：刑法将是那些社会文化状态的镜子44，它们以立法来强化社会状况并同时通过立法行为来确定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45

3． 天然的刑事法方案：从刑法消极化走向积极化

20世纪50年代自然法复兴的失败并未终止刑法学致力于为立法者设立不可动摇的界限。直到现在，部分刑法学者仍憧憬着在刑法中尽可能地摆脱政治印记。46同时他们尝试，借助于天然的刑事法理论在概念上确定可罚不法的核心内容，并以此给立法者书写一部剥离变化性的规范刑法。所以科勒在借鉴康德的法律概念时称，犯罪是“对人或社会的实质自由存在的具体自由的重大侵害(比如生命、身体完整性、自由、所有权、财产、国家的存在、国家的基本功能，等等) ” 。47其他学者持启蒙哲学的观点，根据他们的观点，国家仅有保护外部自由( die äußere Freiheit)的任务。48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赫恩勒从宪法中推导出的结论，刑事构成要件仅应保护《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意义上“他人的权利”，此时，同样在《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被称为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规则 ( als Grundrechtsschranken genannte verfassungsmäßige Ordnung)和道德准则并不能使刑事构成要件合法化。49十分相似的是，罗克辛在其早期文章中将“外部自由秩序” (äußere Freiheitsordnung)的保护称为刑法的任务。50若刑法仅致力于保护个人外部自由，那么会走向刑法在政治上的消极化，因为个体外部自由之间的边界划分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是由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所决定的。

当刑法承诺对个人自由的积极前提提供保护的话，刑法将会得到一种巨大的灵活化推动力。因为这种积极的自由的前提会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持续变化。这种更广泛的任务可以用法益概念来表达。尽管法益概念不是那么明确，法益概念相较于一个概念来说更多表明的是一种纲领。不考虑这些的话，许多人会认为法益概念是“确定可罚性的核心标准”51，以及因此将其视为具有批判性潜力52。事实上，法益概念连同预防理论促进了刑法的政治积极化以及由此推动的刑法灵活化。

(1)刑法因犯罪理论而消极化

在思想史上有这种尝试，即出于规范因素和借助于刑法学概念对立法者的刑事政策判断进行限制，以回到现代、自由和理性刑法的形成阶段。这种尝试的发展始于希望刑法在政治上消极化的方案，此时这种方案给予刑法一个稳定的纲领性和符合发展趋势的不变的客体范围。使刑法从绝对福利国家中解脱以及从自身获得现代化的学科起点的努力，在启蒙时期，其在哲学上找寻到了支持。以人和其自由为目的的理性法从刑法的特别效力中证明了自身53，特别是康德哲学以及在这里由保罗·约翰·安塞姆里特·冯·费尔巴哈再度进行的刑法“革新”。在此期间费尔巴哈的尝试，即确定一个选择性良好的、划分界限的刑法的客体范围的尝试，其失败在于方案的静止性。虽然有理由说费尔巴哈是从国家理论( die Staatstheorie)中推导出其刑法理论。54然而他对于国家仅仅分派了这个任务，即保护“每个人能够完全行使其权利的状态”免受侵害。55因此，只有侵犯个体甚至是国家的权利时才会招致刑罚。56所以费尔巴哈将国家理解为保护个体外部自由的权利保障。在这种方案中刑法是最有效的保护手段。57

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费尔巴哈的方案相较于其最先开始出现时只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非政治性。因为这个由主体权利标记界限的外部自由仅能在一个核心领域中保持相当的稳定。与其相对的主体权利的分配、有冲突的自由领域的平衡以及在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是政治决策的对象，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58出于这个因素，执着于保护主体自由权利的刑法已不再被视为静止的刑法了。

但是，首先保护个体外部自由的主体权利首先是一个集合存在，其对自由来说仅仅是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59因为我们现今理解的自由不再是摆脱强制：确切地说自由意味着个人独立发展的真正可能性。60一种如此理解的自由有着积极的前提条件。不仅日常生活需要的基本物品，而且那些构建个体之间相互作用、解决其利益矛盾和引导其行为的社会和国家制度( gesellschaftliche und staatliche Institutionen)也属于此前提条件。这些制度被定义为社会中自由发展的法定保障条件。61因为制度不是长期的主观上的探讨对象，其可以保存特殊领域的思想和被证明的理性标准和正义标准，以及由此推导而出的规则。62一个长期设立、其规则已通过时间和社会实践检验的制度的存在，将对个体提供指引并能够使其在个人、经济和商业方面获得发展。比如说竞争和银行业也是值得保护的制度，这些制度通过规范对外进行防御和对内部进行构建。63最后一个社会在社会文化的共同性中也需要一个最低的存在，一个“交替的共识” ( overlapping consensus)64，这个共识促进个体融入社会。刑法也需要保护此类基本规范。

这种真正自由的积极前提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刑法要能相应地根据个体自由变迁的条件保护合法的需求，则必须具有适应性。65因此值得保护的(主体)的权利、制度和法益的范围不能是一个被“冻结”的(历史的)存在。更确切地说，刑法不仅必须反映既定的权利和制度丧失意义或意义变迁，也必须对新的权利和制度的产生作出反应。

(2)刑法因法益理论而积极化

因此，从费尔巴哈开始，思想史的发展也是这些概念的灵活性历史，借助这些概念，人们尝试描述刑法合法化的客体范围。黑格尔的信徒将刑罚视为对违反法律的反应(作为权利)66，同时这个权利不再仅仅被视为受他人强制的外部自由的前提，而是被视为“附有个人意愿的公共意愿的集合” ( Einheit des allgemeinen Willens mit dem des Einzelnen)，就这点而言，其涉及了“外部生活的类型和它的社会生活”67。这个权利成为法律，以便能适用于针对个人“意愿的绝对规范” ( unbedingte Norm des Wollens) 。所以它陷入了“空间和时间上的条件”，成为一项“社会的需求和幸福”的事物，并在整体上由“属于特定国家的必要性”所决定。68因为犯罪所侵犯的是作为“社会的普遍认知和意愿” ( das allgemeine Wissen und Wollen der Gesellschaft)的法律，犯罪威胁的是“社会的幸福和间接威胁法律的存在” 。69在现代专业术语中，鉴于这种刑法对于权利的从属关系，刑法不能再被视为静止的对象，而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范畴中发展”的对象。70

这种发展思想在19世纪出现在一系列发展类型中，因此比恩豪姆( Birnbaum)认为，个体的法律范畴涉及“所有享受均等保护”的利益，其一部分来自自然给予，一部分是社会发展的结果。71所以他认为，不仅仅“宗教和道德观念的集合是在普遍保障下所确定的人民的共同利益”对刑法而言是值得保护的，在这一点上他也将刑法灵活化——当他开启社会价值观念迁移的大门时。在这个意义上，阿道夫·默克尔( Adolf Merkel)甚至强调，犯罪之所以是一个“反社会的行为” ( antisoziales Verhalten)，是因为犯罪与在法律中所包含的利益产生冲突，在这里利益是从“已有的时间和已有的国家的文化关系”中产生的。72李斯特也对刑法开启了社会的灵活发展之门，但其额外指出了立法者的决定作用和由此而产生的刑事立法的政治特点：刑法服务于保护由现实生活所产生的利益，而这种利益由立法者提出而成为法益。73但是如果存在和应当不能并排而立，而是分开建立74，那么可罚的不法就不能被表述为侵犯不变的法益整体。

因此，现代法益的构想也不再是静止的，以及相较于其出现时具有更少的立法性批判。根据哈瑟默( Hassemer)的观点，“时代的社会价值经验”75和受其影响的规范的社会理解76产生了受保护的个人利益的选择77。即使是所有法益，在这里称之为制度，也能够受到保护，只要其服务于个人利益。78当然刑法不能保护人们最喜爱的利益的每个客体。因此仅有理性的一般化利益79以及“那些有能力使自己普遍适用”的利益80才能要求得到刑法保护。什么是理性的个人利益？在一个现代、多元的社会中其不能从静态的宗教、哲学或者刑法理论的规则中演绎而来，而是必须通过(民主的)程序得到确定。81所以由立法者来选择应受保护的利益。82

罗克辛也强调其法益概念的灵活性，“在符合宪法目的规定的框架内”，这种特性对于历史变迁和通过立法者的构造来说是开放的。83一种如此灵活的法益理解反映了一个政治—积极的刑法理解：若刑法是“社会构造的工具”，那么法益概念必须是开放的以及在学科体系上必须是灵活的。与此相联系的刑事政策的灵活性在此展现得特别清晰，即罗克辛承认个别“刑事法领域关于法益保护的扩大化”84。可是因此也失去了体系化和体系批判的资格。这一点体现在罗克辛的尝试之中，即一方面法益涉及个体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法益在援引《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时合法化的刑事法动物保护“不受约束” ( zwanglos) 。85这种矛盾也存在于，当禁止保护( Tabuschutz)明确地从刑罚的合法化领域中剔除，那么《德国刑法典》第216条应该用于“每个不是通过防卫而正当化的杀人禁止” 。86根据罗克辛的“主要象征性的刑法规范的禁止” ( Verbot überwiegend symbolischer Strafrechtsnormen)，刑事规范不是用于人的和平共存的，根据环境刑法的构成要件，其见解却陷入了矛盾。他最终以“我们的义务” ( Unsere Schutzp-flicht)同我们的后裔( Unserer Nachfahren)相比以对此进行正当化。87但是以这种考虑至少同样可靠地正当化了对未出生的人的生命的严格保护，但罗克辛不接受这种保护。88这种拒绝具有可靠的根据。但是有疑问的是，当胎儿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对于自由和安全的人的共存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时，就这点而言胎儿是否就意味着不属于任何受保护的法益？”89若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也对于“人”的共存无意义时是不是也这样？

这里展现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此种构造的法益概念不再对“那些接受法益概念的人”提供展开的“理性空间” ( space of reasons),“在这个空间内我们必须对刑法规范的合法化进行讨论”90。就如罗克辛所承认的，法益概念并不是“魔法帽”，借助于此，可以将可罚行为从不可罚的行为中分离出来，而只有“从刑法的任务中”才被视为应受保护的标志。91刑事政策的讨论空间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普通概念来丰富。反之，法益概念不能指引刑事政策的决定，这时普通概念具有优势。当然刑事政策在“理性空间”范围内的权衡决定不再是“一定程度的灵活化”92，而是全面的开放。所有有根据可以阐述为值得保护的东西都可称为法益。第二种是清楚的，即这样探讨的法益模型不能对在其具有的现有刑事政策的普通概念设立任何规定。所以人们能够出于良好的理由来支持或反对奥斯维辛谎言的禁令( das Verbot der Auschwitzlüge)93；人们能对胎儿的保护的必要性以一个良好或非普遍化的理由进行比较。但是没有人能以法益概念来决定哪些是值得保护的法益和哪些不是。

一个对刑事政策决定的探讨有决定性意义的法益概念，并不能遏制刑法的扩张，相反，是一个使刑法积极化的工具。94即使从教义学历史来看，法益概念也属于那些“由于其多义性就如同船能够同时接纳大量的货物”的概念。95就如其他人所批判的，法益概念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人，其能扮演所有的角色；一个单词，今天意思是这样，而明天又那样完全不同的意思；一个空白罪状，每个人都能在上面填写适合自己的内容”96。出于这个因素，自1930年开始，这种评价得到认同，即法益概念对不同法律目的来说仅是一种缩写。97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刑法的基尔流派( die sog. Kieler Schule ein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rafrecht)，这个流派将法益称为“刑法的缝隙”的原因恰恰是其广阔性，通过这些缝隙可以灌注“解释的毒药” 。98因此这种历史性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工具，以使自己摆脱刑事法的竞争模式走向其所偏爱的义务违反理论( die Rechtsverletzungslehre)，以此作为在教义学史上相当的解释。此外，施文格和齐默尔也试图展示，法益理论和与法益相关的术语学上的概念构成不再继续同世界观和哲学观的观点相联系，而是与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相联系。99达姆( Dahm)也认为，法益概念是“有用的和必要的”，如果人们从“社会的角度”对法益进行观察的话。100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20世纪40年代，这种观点得到贯彻，因为法益概念对于国家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说是开放的，以及因此法律的“改革”无论如何不会停留在路上。101虽然宪法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接受了所谓的“选择性草案”，但仅仅是接受了部分基尔流派所代表的、现在是从法益的自由概念中引申出的积极涵摄理论( positiv konnotierte These) 。102这种类型和方式，如在法益概念上能够轻松地承载完全不同的政治关系一样，深刻地展示了其政治上的灵活性和工具性。103

但是法益概念的扩张潜力才能由此完全展开，即当法益理论同预防理论相联系时。直至20世纪50年代，一个虽非静止的、但仍被动的刑法概念仍在传播。反之，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明确的积极理解开始贯彻。104谁将刑法理解为“社会组织的工具”(罗克辛)，谁就必须能够指明其使用的方向和界限，以给立法者对刑法的扩张提供一个不属于刑事法的纲领。对此法益概念是不合适的：法益概念在内容上和方案上太薄弱，无法借助其对预防思想的诱惑力进行平衡。

(3)结论

刑法学对刑法的扩张直至现在也未提出令人信服的可罚性方案。义务违反理论(die Rechtsverletzungslehre)虽然符合对刑法的政治不活跃的趋势，然而这是一个对现今社会来说以自由的不完全纲领为基础的。刑法不仅必须保障免受他人强制，而且需要保护自由的积极前提条件，但是最后要随社会发展而发展。法益概念可以应对这种灵活化，但是同时也会失去其批判性潜力。105在同预防思想联系中，法益理念并不是阻隔政治的积极化和由其而来的刑法灵活化，而是促进之。

(三)刑事法归责的界限

在归责理论领域中静止的方案要同灵活、在刑事政策解释上受认可的无政治方案进行竞争。对于刑法灵活化范围，在归责理论这类模式中的决定中几乎没有评价过高的意义。不同于学者再三主张的，归责理论不再仅把结果与可能的原因之间的联系作为课题。106更确切地说，归责和刑法适用具有同等意义。因为一个行为在刑法上的意识表现并不是从经验—逻辑上可确定的，而必须是具有价值的107，符合构成要件的整体行为才是一个有价值的归因客体。108首要问题指向行为的意识解释并且第二个(取决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问题涉及现今的客观归责理论的核心109：将结果归因于犯罪人作为其工作。110因此结果的归责仅是借助于刑事构成要件对全面和对刑法来说的真实事件的意识解释的根本任务中的一部分。111

将生活事实纳入“规范之中”有两个前提：一是实际上的事件必须具有一个客观的刑法意识，以及这种意识表现能够归因于一个个体。112归责意味着，将在其行为所展现的意识表现归因于这个个体。113或者简短地说：归责意味着……主体对某些客体负责。114因为归责是与法律上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115，归责以思考方式为前提，这个思考方式包含犯罪的“思想、理性” ( das Geistige, das Intellektuelle der Tat) 。116然而这既不能从事实也不能从犯罪构成中轻易看出，即什么由谁在何种范围内归因于谁。117所以如同一个事实只有通过与规范比较才能获得含义一样，一个在规范以外所确定的意识只能确定规范的内容。118因此责任的归因是一个体系119，对于这个体系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谁(责任主体)对什么事(责任客体)由何人(责任审级)以何种规范标准(责任范围和内容)进行答责。120因此，一个人会因犯罪行为而根据某个标准被归责，这个标准随后将被解释进法律。但是，一方面若归责理论对适用刑法具有全面的意义，另一方面需要内容上的补充，那么刑法灵活性的范围能否变成良好的事物则取决于静止归责模型的和刑事政策—灵活的归责之间的抉择。其他人批评的是，这个问题所决定的是归责教义学和刑事政策是否能够分离或者在体系上是否能够联系在一起。121这个问题将在随后进行探讨。

1． 静态的归责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占有统治地位的经验—自然法因果关系理论( empiris-tisch-naturwissenschaftliche Kausalitätslehren)是传统静止的归责模型，因为对于这些理论来说，价值并不是建立刑法归责的基础，不变的自然法才是。122就这方面而言，因果关系理论给刑法的灵活性设置了一个界限，这时自然法在行为和结果之间设立了自然法证明的关联条件。若这种证明不能够进行，比如因为产品和疾病的关联处于“黑箱”之中，那么对于产品造成疾病的归责就要排除生产者。同样适用的是，当基于复杂的企业架构不能确定企业领导人的指令、员工的行为和财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联时。所以凭经验的因果关系理论在应用于现代社会复杂的架构时会难以说明。反之在其他简单的案件中，凭经验的因果关系理论能够说明很多理由，在这时其将责任均等地分配给造成结果的所有因素。在思想史上这是最后被提及的状态，其要求静态归责模式的形态是防守式的。123所以霍尼希( Honig)强调，自然法对于客观归责不能够建立牢固的根基。因此在因果关系之外必须走向一个特殊的、“与价值相关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对于刑法来说将在行为和法益损害之间建立一种充分的关联。此外，就如同霍尼希所说的，仅有因果关联的确定对于人的行为本质在意愿表达意义上来说是不合理的：人的行为是一个“在自然进程中基于人的判断力的有目的介入”( zweckhaftes Eingreifen des menschlichen Verstandes in die Naturvorgänge)124。因此只有当结果在法律上能够被认为是有目的的时候才能归因。125

韦尔策尔研究这个理论并将其与“永恒的真理”126相联系，借助“永恒的真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建立一个永恒的、摆脱社会变迁的犯罪和归责理论：行为从本体论的特性来说是人的意愿表达。127如同因果关系一样，行为的目的性是一个真实的发展进程，但是刑法评价的出发点是不同于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自然法基础。因为相较于对于结果无关紧要的进程性、不同目的和“模糊不明”的因果关系来说，人的意愿是“可见的” 。128若“自我” ( das Ich)把目光转向他追求的目标，在此时“自我”能够掌握从其附有的价值中产生的客体意义。因此这种意愿方面控制的不仅是事情的出现，而且产生了对于归责来说必要的价值关联。所以这种价值应该产生于在客体上自我的关系。如同韦尔策尔所说的，事件是可以归责到一个主体上的，且当只要它对主体来说“在法律上是合理的”时。在这个时候韦尔策尔指向了一个存在，即行为的控制意愿( die Willenssteuerung der Handlung)，目的主义( der Finalismus)摆脱了归责基础结构的(学科)辩证方面和(政治的)可变方面。129

如果有目的的行为人不仅仅控制事件的发生，而且同时可以掌握在实在性上实体化的价值( die in der Wirklichkeit verkörperten Werte)时，目的主义对于实在性和社会中充满的主流价值信念来说则是开放的。可是“实在价值” ( Wirkliche Werte)和刑法“不实在的概念世界” ( unwirkliche Begriffswelt)成为“历史性场景”的必然性130，在韦尔策尔的作品中并未赋予任何重要的解释131，虽然这个连同从其发展而来的社会相关性理论能够建立客观归责理论的基础132。如何理解根据韦尔策尔通过行为的目的性的个体含义，对此韦尔策尔也未明确说明。因此，他的归责理论似乎比这个问题更静止和不那么政治化。

2． 归责的社会相关性

不是行为个体承担着在世间与归责相联系的意识。更确切地说，人首先与其他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以及由此生活在业已建立的有意识的世界。133普遍的意识是这个状态的结果，即社会交往只有在不是每时每刻都必须考虑所有其他人所热爱的行为时才能顺利进行。134迎合他人的行为、对他人行为作出反应和使自身符合他人的期待，是社会交往的基本条件。135若无在一般的期待中相分离的存在，个体就不能与他人相交流、迎合彼此的行为和引起他人的行为。136因为“我们的社会化生活的中心范畴”是信任137，社会使一般化的和通过惩罚所保护的行为期待性制度化138。所以在社会交往中产生了基本规则。139行为是否违反了这个基本规则，取决于责任如何分配以及对相关的责任进行归因。基本规则的存在无疑使次要规则变得必要，次要规则决定着责任的存在和范围。此外，如何对未遵守约定进行反应的决定取决于，对未遵守是否能够给予解释，这些解释未侵犯期待以及基本规则的一般合法性。140这些将再次决定，次要责任规则是否承认所提交的令人失望的解释，比如说其将未遵守的责任转移给第三人(比如说出租车司机)或者完全免除(突发疾病)。

这种展示意义上的归责是每个社会不可放弃的组成部分。141因为社会若遵循使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交往成为可能的规则，那么归责问题的答案总是社会的写照。哪些基本规则将被设置和如何构造次要规则是随着历史变化的。142所以社会体系的复杂性提高也会使规范和归责体系的复杂性提高。143在一个功能不同的社会中对公民不能分派所有方面的责任，或者对共同生活领域使其承担统一的行为标准。144一个劳动力分工的有组织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运行，即个体责任根据生活领域和角色进行分配并同各自的实际困难相联系。145因为这个因素，法律不能对所有公民覆盖上同一张义务网——其网眼对于所有人来说或多或少是同等大小的，而是赋以不同的义务和责任。146

若刑法通过保障行为的期待性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147，那么刑法不能通过自己的、具有少量灵活性的规则来掩盖其他不同的、在刑法之外的归责规则，而是必须适应社会和其法律事务的灵活的归责体系。归责问题不能在复归不以时间为转移的“事实逻辑的”强制性体系下对整个社会形式进行回答。148确切地说，应适用的是：归责遵循的不是物质逻辑( die Sachlogik)，而是社会逻辑( die Gesellschaftslogik) 。149

3． 归责和刑事政策

在何种程度上能对他人因何事进行归责，将根据具体的社会、但不是由社会本身而决定。对这个决定具有职权的是立法者，他们的刑事政策对归责将产生影响。若人们将刑法理解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150，那么这将对归责理论产生一种特别的灵活化推动力。因为根据这种逻辑，立法者必须对于归责规定作出更多的指引，这对于解决在讨论中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必要的。比如谁设立了保护民众免于成为危险恐怖主义的目标，谁就可以将在募集资金过程中看到的危险迹象以及类似的行为归为具有可罚性根据的行为。

因为社会问题变化比立法者所能遵循的要快速，在构成要件解释程序中相应地要使归责理论灵活化，以找寻到“对冲突状态来说对社会最正确和最灵活的解决方法”151。对此客观—目的论构成要件解释( die objektiv-teleologische Tatbestandsausle-gung)是一个工具，根据主流观点这种解释应该指向被那些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所保护的刑事政策目标。152此外，现今占有统治地位、主要由罗克辛建立观点的归责理论不应该同犯罪人的意愿相联系，而是在功能—刑事政策上指向法益保护思想和预防思想。153这对于归责理论来说打开了法律以外的框架条件，在这框架条件之内应该在刑法上进行归责。154当刑法应满足社会和其法益保护的刑事政策目的时，我们世界的复杂性必须反映在刑事归责规则之中。155归责理论需要同时代错误的案例分析和静止的归责规则相分离，并且必须为解决在复杂的结构(竞争、资本市场、康采恩)中的归责做好准备。只有具有充分灵活性的归责理论才能使刑事政策有效化。

如行为、责任和归责的概念内容不能从一成不变的存在中推导而出156，或者在学科上获得长久的认可。这个内容更确切地说是由立法者赋予的。法律人在近十年来的研究中，既未涉及行为能力也未涉及责任能力，并因此对在行为和责任能力之中的结构化错误行为不能进行有刑罚根据的归责157，所以教义学不是不能变化的。若立法者既不与这相关的“物质逻辑”架构相联系158，也不对此作出规定，那么立法者必须隐没这种符合目的的期待性159。相反，民主立法的立法者需要在宪法更广泛的范围内全面落实“刑罚的合法化应用”，在那些领域若无合法化的应用社会将无所适从，在此，“教义学的因素”不能使立法者这样做，因为它的“手被锁入了宫殿之中” 。160法人是否属于合适的归责接收者，不是由传统主流观点决定的，而是由立法者决定的。161立法者对具体的社会作出刑事政策决定，这个决定将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162归责理论不仅仅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

4． 归责和刑罚理论

谁将归责同刑事政策目的相联系，谁就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即刑法应该以何种方式服务于这个目的。163一个可想象的方法是，以刑罚一般或特殊的预防效果来努力达成刑事政策目标。但是也可想象的是，其可能的预防结果也仅仅是值得赞扬的，而刑事执行是根据报应理论进行合法化的，所以归责是根据报应理论进行塑造的。因此，对于谁对何事以何种标准进行归责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所选择的刑罚理论的模型。164典型的是：若人们以特殊预防为基础，那么犯罪人不会因有罪责地违反规范而进行归责，而是因证明其危险性而归责。此时归责所指向的标准是经验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反之，消极的一般预防的重点在于，消极的一般预防称主观为聪明因素，即对刑法的恐惧，在主观中因其他目的因素拒绝注意法律，而聪明因素能够阻止实施犯罪行为。照这么说，并不是危险的个体、而是绝对无危险的个体应当被归责，因为其是对结果进行控制、衡量的个体。归责的目的在于，防止潜在的犯罪人越过引导行为的规范。归责在这个情况下意味着，通过规范引导行为。关于惩罚其中一个规范接收者的决定是引导其他规范接收者的，必然是值得思考的。

相反，现代的报应理论( die Vergeltungstheorien)将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归责于行为人作为权利。此外这意味着，首先只有有资格的，也就是说有罪责的行为人才能被考虑进入归责的接收者之列。而且只有违反普遍承认的法律关系才能对犯罪人进行归责。相反，犯罪人的危险性或者阻吓第三人实施相同犯罪的必要性对于归责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以报复性的刑罚理论为导向的归责相较于那些预防理论对行为和责任原则承载着更多考量。最后可能会出现超越行为(责任)的归责以及当然会因此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潜力。因此，刑法能在何种程度上灵活化取决于如何理解以及合法化其法律后果：刑罚。

(四)灵活化刑罚理论的界限

1． 静态的刑罚概念和灵活的刑罚根据

按耶林的话来说，不存在无文化历史含义的概念，这些概念如刑罚的那些概念一样，只是“民族在当时的思考和情感方式上受信服的倒影”；在刑罚中反映的每个印象“如同蜡一样柔软和顺从” 。165根据这个判断，耶林混淆了刑罚的概念和正当化依据。因为刑罚的概念是超时代而稳定存在的。在中世纪人们业已将刑罚理解为在尘世间的神的正义的反映并最初由此来平衡罪责。166预防理论者费尔巴哈所定义的刑罚的概念为“一个由国家、因实施的违法行为而附加的、通过事先的刑法而惩处的可感受的恶害(Übel) ”167。在这个意义上，与之完全一致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刑罚称为“镇压性的施加恶害”，也就是说，作为对一个有罪责的行为的反应，“那些用于平衡罪责的反应，此外宪法并不会排除其他可想象的、附加的刑罚目的”168。所以刑罚的概念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相反，只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刑罚的概念才有有限的半衰期，即刑罚的合法化事由是否仅仅存在于有责—违法的行为(schuldhaft-rechtswidrige Handlung)之中，或者附加地应取决于所满足预防目的。在对这个问题的那些回答中再次反映了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的大气候。所以在考虑刑罚如何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权力机关的工具类型和方式时，这一点是可理解的，即战后的刑法学致力于刑罚的消极化并最初是以报复为根据的。那时候刑罚是法律上的恶害，国家以此迫使犯罪人来补偿其犯罪行为：刑罚平衡了法律体系中的故障，所以刑法在本质上是根据法律的报复；因此刑罚对犯罪人、其他人和公众具有预防性的“副作用” ( die Nebenwirkungen der Strafe )归属于这个本质。169梅兹格(Mezger)对大刑法改革的内容通过证明“合理的报复特权” ( der Primat der gerechten Vergeltung)来进行：这个特权在某方面禁止追寻特殊或者一般预防目的，在这里刑罚是不被允许的。17020世纪60年代末，这种消极—反应的刑罚根据( passiv-reaktive Strafbegründung)受到压力。在一个深受唯科学主义的、根据社会改革和政治构造而变化的社会中，这种报复理论看起来是异常的。与此相对的，预防理论( die Präventionstheorien)，特别是呼吁的积极特殊预防理论( positive Spezialprävention)看起来是人道的。171直至进入20世纪70年代，特殊预防理论在学科和刑事政策的讨论中仍具有优势。特殊预防理论事实上和规范上的弱点清楚地展现在，这个讨论聚焦于积极的(以及在小范围内消极的)一般预防。172自此积极的一般预防( positive Generalprävention)被视为“同时代最成熟的刑罚目标规定” 。173

2． 灵活化因报应性刑罚根据而受限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报复理论的复兴。这种复兴的原因是预防理论的弱点。第一，预防理论将刑罚合法化依据同产生预防的结果相联系，而这个合法化根据不能凭借经验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充分肯定地证明。174第二，预防理论与行为和罪责理论处于一种棘手的关系之中，因为预防犯罪可能要求尽早地进行干涉，并且与行为罪责相关的刑罚常常不能充分发挥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175此外，以预防范例为方向的刑事政策有利于那些具有目的性和灵活性的模式，这些模式却被广泛批判。

所谓的综合理论( die Vereinigungstheorien)与其说是消除了这个缺陷不如说是加深了这个缺陷。因为当刑罚满足所有可想象的预防目的还同时应当支持罪责界限时，将走向冲突之中。在解释犯罪构成时其处于不明确状态，即归责应当同哪些不同、甚至相反的刑罚理论的个别方面联系在一起。176而且在刑事政策方面，一个明显在理论上无约束力的刑罚理论更可能无法对立法者规定任何明确的方向。其他人批判的是：综合理论不会限制刑法的灵活化，而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这种灵活化，就像个别预防理论所做的一样。177

鉴于这看起来是合理的，即借助绝对理论的智慧来对付刑法的灵活性。178现代的报复理论由此而突出，即对其来说将来的刑罚积极效果完全是受欢迎的，若不这样，事实上产生结果的证明将成为判处刑罚的合法化前提条件。更确切地说，刑罚的合法化是作为对有罪责的违反法规范的反应，它的效力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因此，当报复理论基于其价值论整体时有利于对归责作出令人信服的规定。与此相对的，所有承认责任是刑罚边界标准的预防理论，都向法律适用者传达了相互矛盾的信号：最后若想在归责中以预防目的为准则(或者在综合理论中：更多的预防道路)，必须同时考虑罪责原则。这一点在解释简单的结果犯时已陷入了冲突，这些冲突不能在体系上进行协调，而是只能专门处理。179以此对复杂的归责问题进行回答的话，也是一个可想象的糟糕的概念上的根据。与此相对的报应理论并不会与罪责和行为原则处于紧张关系之中，更确切地说这类原则在其思想史的来源和刑罚理论的根据中，恰恰有刑罚报应理论的根据。因此，沿着这个方向我们走向了对这个题目最重要的方面：报复理论将刑法的灵活性用篱笆围起来，因为报复理论是从刑罚反作用的范例中产生的。刑法不应该提前地构造社会，而应是保护社会的规范结构，并对有责的规范违反行为以刑罚的方式作为对受侵害规范效力的象征性恢复的回应。同时报复理论不仅会使刑法合法化的灵活化趋势受到限制，若人们将构成要件解释同报复理论相联系，那些犯罪构成将走向规范解释道路，以此立法者能追求最初的特殊预防目的，并且这类目的被理所当然地适用于受怀疑的刑法灵活化例子。180

3． 限制尝试的界限

因为不是由刑法学界来起草刑事政策，而是前者要与后者保持一致181，所以就有了这个问题，即法律制度对于刑罚来说有何种内容和功能，然而这个问题不能脱离现行法律进行回答。在有效的法律中再次反映了具体的政治上的宪法构成和社会规范的自我地位认识。182这意味着，刑罚的内在含义随着社会和其宪法结构的变迁而变迁。183因此刑法学在处理刑事政策的发展时，比如一个从预防教义学所推动的刑法灵活化，不能不受限制地以错误论处并在体系上隔离起来。在某一时刻会达到一个时间点，即从此(报复的)刑罚理论不再适应于刑罚实践了。那么刑法学作为实践科学必须适应其刑罚理论，然而刑法学不愿围绕这个实际而论述。这个时间点也并未到来。但是刑事立法不断加强的国际化和欧盟化助长了其在其他法律体系中的概念渗透，刑法在其他法律体系之中仅是一个预防性工具，并因此不需要附加任何合法化要求。若这个见解在德国也得到认同，那么刑法学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成为展示惩罚的法律学而展开。那么为处理刑法灵活化，刑法学所缺失的不仅是概念和理论，同样，刑法学的客体——刑罚也不复存在了。

1 参见 Hassemer in v. Hirsch/Seelmann/Wohlers Hrsg. Mediating Principles 2006 S. 121 全面的论述，参见 Kaspa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und Grundrechtsschutz im Präventionsstaat 2013 Neumann in von Hirsch/Seelmann/Wohlers a. a. O. S. 128。

2 BVerfGE 90 145 172 f.

3 BVerfGE 39 1. 46 45 187 253.

4 BVerfGE 80 244 255 f.

5 BVerfG 90 145 175.

6 BVerfG NJW 2008 1137 1138 ebenso BVerfGE 96 10 25.

7 Vgl. Schmidt in ders. Hrsg. Vielfalt des Rechts -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1994 S. 9 19 ff.

8 Vgl. Lagodny Strafrecht vor den Schranken der Grundrechte S. 155. Kaspa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und Grun-drechtsschutz im Präventionsstaat S. 194 ff.

9 Vgl. Stächelin Strafgesetzgebung im Verfassungsstaat 1998 S. 84 ff． 对于个人的法律自治权作为实质犯罪概念的“核心价值”的宪法起源，参见Wrage Grenzen der staatlichen Strafgewalt S. 268 ff. 。

10 对此观点以及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Hörnle, Grob anstößiges Verhalten, S. 41 ff。

11 明确提及这一点的研究，参见 Hörnle, Grob anstößiges Verhalten, S. 70 f。

12 参见Hörnle, Grob anstößiges Verhalten, S. 74, “他人的权利”的宪法概念由价值进行具体化，而“这类价值取决于具体的时间和文化的环境”。

13 Vgl. Hörnle Grob anstößiges Verhalten S. 78 ff.

14 相同的观点，参见 Greco in Brunhöber u. a. Hrsg. Strafrecht und Verfassung S. 13 35。

15 Vgl. BVerfGE 45 187 253 ff. Hörnle Straftheorien 2011 S. 15 ff. Pawlik Das Unrecht des Bürgers 2013 S. 61 ff.

16 关于责任的意义，参见 Roxin JöR 2011 1 11 f. Jescheck/Weigend AT S. 23。

17 Vgl. Lagodny Strafrecht vor den Schranken der Grundrechte S. 77 ff.

18 Vgl. Appel Verfassung und Strafe S. 490 f.

19 Vgl. Appel Verfassung und Strafe S. 579 f. Lagodny Strafrecht vor den Schranken der Grundrechte S. 231 ff.

20 参见卡斯帕的结论， Verhältnismäßigkeit und Grundrechtsschutz im Präventionsstaat S. 433 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Hwang Verfassungsordnung als Rahmenordnung 2018 S. 176: “自由的最大化”作为目标。

21 相同的观点，参见 Du Bois-Pedain in Simester/dies. /Neumann Hrsg. Liberal Criminal Law Theory 2014 S. 305 ff. Greco in Brunhüber u. a. Hrsg. Strafrecht und Verfassung 2013 S. 13 22 ff. Zaczyk Der Staat 2011 295 ff. 。

22 相似的观点，参见 Hoerster, NJW 1986, 2480, 2481； 批判性的观点，参见弗里施将法律的政治背景排除在科学的控制之外的主张， Straftat und Straftatsystem in Wolter/Freund Hrsg. Straftat Strafzumes-sung im gesamten Strafrechtssystem 1996 S. 135 138 f. de Giorgi Wahrheit und Legitimation im Recht 1980 S. 230。

23 Prittwitz Strafrecht und Risiko 1993 S. 350． 相同的观点，进一步参见 Z1S 2012 217 219 f. in Bezug auf das Wirtschaftsstrafrecht。

24 Würtenberger ARSP 1949/1950 98 138.

25 Vgl. Foljanty Recht oder Gesetz 2013 S. 51 ff. Hoffmann Rechtsphilosophie nach 1945 2012 S. 10 ff.

26 Vgl. E. Wolf Rechtsgedanke und biblische Weisung 1947 S. 33 ff. 43 ff. Zeit auf S. 42 f. .

27 Radbruch Laun-FS S. 157 ff． 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Larenz Forschung und Fortschritt 1947 S. 4 ff． 也参见 Engisch Eb. Schmidt-FS S. 90 ff. Maihofer ARSP 1958 145 ff. Stratenwerth Das rechtstheore-tische Problem der „Natur der Sache‟ 1957 S. 20 ff. 。相似的观点，参见韦尔策尔关于“事实逻辑的结构”的论述， Niedermeyer-FS, S. 290 ff. 。

28 BGHSt 6 46 52 f.

29 Vgl. BGHSt 1. 235 239 f. 6 146 151 8 162 ff Jescheck Recht und Staat Heft 198/199 1957 S. 8.

30 Vgl. BGHSt 11 241 ff.

31 Vgl. BGHSt 6 46 53 f. bekräftugt durch BGHSt 17 230 ff.

32 Vgl. BGHSt 1 235 239 f. 6 146 151 7 268 ff. 11 135 ff.

33 Würtenberger ARSP 1949/1959 98 101.

34 Vgl. BGHSt 6 46 1. Leitsatz .

35 Vgl. BGHSt 6 46 52 f.

36 Vgl. Jäger Strafgesetzgebung und Rechtsgüterschutz bei Sittlichkeitsdelikten 1957 S. 36 f. Steinbacher wie der Sex nach Deutschland kam- Der Kampf um Sittlichkeit und Anstand in der frühen Bundesrepublik 2011 S. 102 ff. 190 ff.

37 Vgl. BGHSt 6 46 52.

38 相同的观点，参见 Hoffmann, ZRph 2002, 16, 19。

39 Spranger Universtitas 3 1938 407 409 ff.

40 Spranger Universtitas 3 1938 407 409 Würtenberger ARSP 1949/1950 98 128.

41 Vgl. Coing Die obersten Grundsätze des Rechts 1947 S. 22 ff. 53 f． 全面的论述，参见 Foljanty Rechts oder Gesetz S. 176 ff. insb. S. 182 f. 。

42 Vgl. Coing Die obersten Grundsätze des Rechts 1947 S. 27 f. 56 f.

43 Welzel Natur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 S. 222.

44 Vgl. Jescheck Recht und Staat 1957 S. 4 8 Welzel Das deutsche Strafrecht 3. Aufl. 1954 S. 199.

45 Vgl. Holz ARSP 1950/1951 559.

46 关于这种理想的法律获取和建立，参见 Jestaedt, JZ 2014, 1, 7。

47 Vgl. Köhler AT S. 22.

48 Vgl. P. A. Albrecht Die vergessene Freiheit 2003 S. 48 f. Braum Europäische Strafgesetzlichkeit 2003 S. 65 70f Hörnle Grob anstößiges Verhalten 2005 S. 21 Naucke KritV 1993 137 ff. 143.

49 Vgl. Hörnle Grob anstößiges Verhalten S. 41 ff.

50 Vgl. Roxin ZStW 81 1969 613 622.

51 NK-Hassemer/Neumann Vor §1 Rn. 62.

52 对此，参见 Roxin, Hassemer-FS, S. 573 ff.; Kudlich, ZStW 127 (2915), 635.； 批判性的观点，参见Engländer ZStW 127 2015 616 ff. Jakobs Amelung-FS S. 37 ff． 同样的观点，参见 Frisch-FS S. 81 ff.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n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57 ff. Pawlik Das Unrecht des Bürgers 2012 S. 127 ff. 。

53 Vgl. Brandt in Kubiciel/Pawlik/Löhnig/Stuckenberg Hrsg. Feuerbachs Bayerisches Strafgesetzbuch 172 f.

54 Vgl. Kubiciel in Kubiciel/Pawlik/Löhnig/Stuckenberg Hrsg. Feuerbachs Bayerisches Strafgesetzbuch S. 1 8 f． 关于国家理论和刑罚理论的关联参见 Meyer ZStW 123 2010 1 5。

55 Vgl. Feuerbach, Revision der Grundsätze und Grundbegriffe des positiven peinlichen Rechts, Teil 1, 1799 (ND 1966), S. 39.

56 Vgl. Feuerbach Revision der Grundsätze und Grundbegriffe des positiven peinlichen Rechts Teil 1 1799 ND 1966 S. 65.

57 Vgl. Jakobs in Kubiciel/Pawlik/Löhnig/Stuckenberg Hrsg. Feuerbachs Bayerisches Strafgesetzbuch S. 209 220.

58 Vgl. Jakobs ZTSW 97 1985 751 755 f.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n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245 f.

59 参见Kersting, Der liberale Liberalismus, 2006, S. 22； 对此观点以及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Jakobs in Ku-biciel/Pawlik/Löhnig/Stuckenberg Hrsg. Feuerbachs Bayerisches Strafgesetzbuch S. 209 220 Ku-biciel in Kubiciel/Pawlik/Löhnig/Stuckenberg a. a. O. S. 393 409 ff. 。

60 相似的观点，参见Kubiciel in Koch/kubiciel/löhnig/Pawlik Hrsg. Feuerbachs Bayerisches Strafgesetzbuch S. 393 408 f. 。

61 参见Jakobs Rechtsgüterschutz Zur Legitimation des Strafrechts 2012 S. 26 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Lampe Tiedenmann-FS S. 79 83 Kindhäüser Zur Legitimität der abstrakten Gefährdungsdelikte im Wirtschafsstrafrecht in Schünemann/ Suárez Gonzáles hrsg. Bausteine eines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strafrechts 1994 S. 125 128 Zabel in Seelmann/Zabel Hrsg. Autonomie und Normativität 关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参见， 2014, S. 153, 158 f.; Nettescheim, Liberaler Verfassungsstaat und gutes Leben, 2017, S. 31 ff., 87 ff. 。

62 类似的观点，参见 Zabel in Seelmann/Zabel Hrsg. Autonomie und Normativität.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2014 S. 153 165。

63 对于制度通过规范在“法律上确定”的必要性，参见 Lampe, Tiedemann-FS, S. 79, 97。

64 参见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1993, S. 133 ff.， 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Braun, Rechtstheorie 1992, 97, 102 ff. 。

65 Vgl. Eicker, Die Prozeduralisierung des Strafrechts, S. 8.

66 Vgl. Locus classicus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in Moldenauer/Michel Hrsg.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in 20 Bänden Bd. 7 1986 §97 Köstlin System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1855 §4.

67 Vgl. Köstlin, System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1855, §1.

68 Vgl. Köstlin System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1855 §11.

69 Vgl. Köstlin System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1855 §119.

70 Vgl. Köstlin System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1855 §17 f.

71 Vgl. Birnbaum ACrimR 1834 149 177.

72 Vgl. Merkel Lehrbuch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1889 S. 10 f.

73 Vgl. v. Liszt ZStW 3 1883 21 33 ff.

74 Vgl. v. Liszt ZStW 26 1906 . 533 ff.

75 Vgl. Hassemer Theorie und Soziologie des Verbrechens S. 127 f. 153 f.

76 Vgl. Hassemer Theorie und Soziologie des Verbrechens S. 153.

77 Vgl. Hassemer Theorie und Soziologie des Verbrechens S. 128 154.

78 Vgl. NK-Hassemer/Neumann Vor §1 Rn. 131 ff.

79 Vgl. Hörnle Grob anstößiges Verhalten S. 74 Maurach/Zipf AT/1 §19 Rn. 8 Stratenwerth Lenckner-FS S. 377 380.

80 Vgl. Merkel Lehrbuch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S. 10.

81 Vgl. Stolleis, Die Geschicht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Bd. 4, 2012, S. 352, 377f., 392 f.

82 受刑法保护的“个人需求”并非由所有人共享，这种观点也存在于 Hefendehl. Kollektive Rechtsgüter im Strafrecht, S. 56 zu。

83 Vgl. Roxin, AT Bd. 1, §2 Rn. 63.

84 Vgl. Roxin AT Bd. 1 §2 Rn. 51 ff.

85 Vgl. Roxin AT Bd. 1 §2 Rn. 1 7 einerseits §2 Rn. 55 f 58 andererseits.

86 Vgl. Roxin AT Bd. 1 §2 Rn. 43 ff. einerseits §13 Rn. 37 andererseits.

87 Vgl. Roxin AT Bd. 1 §2 Rn. 58.

88 相反的观点，参见 Roxin, AT Bd. 1, §2 Rn. 54，其表达(对于法律)反对“激进的解决方式”。

89 Roxin Küper-FS S. 489 493.

90 Kudlich ZStW 127 2015 635 651． 在这里 类似的观点参见 Martins ZStW 125 2013 234 248 Kaspa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und Grundrechtsschutz im Präventionsstrafrecht S. 866 其将比例和适当性检验的结果描述为刑法的利益。

91 Vgl. Roxin ZStW 81 1969 613 622.

92 Kudlich ZStW 127 2015 635 644.

93 相反的观点，参见Kudlich, ZStW 2015, 635, 645; Roxin, AT Bd. 1, §2 Rn. 41。

94 Vgl. Silva Sanchez Die Expanision des Strafrechts 2003.

95 Vgl. Stolleis Rechtsgeschichte schreiben. Rekonstrucktion Erzählung Fiktion 2008 S. 14． 对此以及进一步的观点，参见 Kubiciel in Löhnig/Schlemmer Hrsg. Reform und Revolte S. 217 225 ff. 。

96 v. Liszt, Strafrechtli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Bd. 1, 1970, S. 224； 相似的观点，参见 Welzel, Abhand-lungen zum Strafrecht und zur Rechtsphilosophie, 1975, S. 135。

97 法益无非“目的思想的缩写”，该经典描述参见Honig, Einwilligung des Verletzten, 1919, S. 94。

98 Vgl. Schaffstein, GA 1935, 97, 101.

99 Vgl. Schwinge/Zimmerl, Wesensschau und konkretes Ordnungsdenken im Strafrecht, 1937, S. 72.

100 Vgl. Dahm, ZStW 57 (1938), 225, 234． 相似的观点，参见 Klee, DStR 1936, 2, 24,16。

101 Vgl. Amelung, Rechtsgüterschutz und Schutz der Gesellschaft, 1972, S. 257 f.

102 Vgl. Kubiciel in Löhnig/Schlemmer Hrsg. Reform und Revolte S. 217 226.

103 Vgl. Pawlik Das Unrecht des Bürgers S. 130 f.

104 Vgl. Kubiciel in Löhnig/Schlemmer Hrsg. Reform und Revolte S. 217 227 ff.

105 准确的论述，参见 Hefendehl, kollektive Rechtgüter im Strafrecht, S. 21。

106 与此相近的观点，参见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n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94 f., 127 ff. 。

107 Vgl. Hruschka Strukturen der Zurechnung S. 32 ff. Jakobs Hirsch-FS S. 45 59 ders. GA 1997 553 Müssig Rudolphi-FS S. 165 1790 des. Mord und Totschlag S. 143 ff. S． 也参见 Hoerster, Rechtstheo-rie 2010, 13, 17。

108 但是关于犯罪构成的规范化的批判，参见 Kaufmann, Jeschek-FS, S. 251, 259。

109 强调行为价值的首要意义的观点，参见 Frisch, GA 2003, 219, 736。

110 相似的观点，参见 Küpper Grenzen der normativierenden Strafrechtsdogmatik 1990 S. 83 m. w. N。

111 在这个意义下，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类似的观点参见 Hruschka Strukturen der Zurechnung S. 2 Ja-kobs Die strafrechtliche Zurechnung von Tun und Unterlassen 1996 S. 67 Joerden Strukturen des strafrechtlichen Verantwortlichkeitsbegriffs 1988 S. 31 ff. Lüderssen 1. Roxin-FS S. 457 480 Müssig Mord und Totschlag S. 171。 对这里所介绍的“重大的归责”草案的批判，参见 Frisch, GA 2003, 719, 738 ff. 。

112 Vgl. Jakobs Norm Person Gesellschaft S. 61． 也参见 Hruschka Rechtstheorie 1991 449 453 Rein-hold Unrechtszurechnung und Abbruch rettender Kausalverläufe 2009 S. 59 62 f. 116。

113 Vgl. 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1830, §503.

114 Vgl. Berner Grundlinien der kriminalistischen Imputationenlehre 1843 S. 39.

115 Vgl. Bayertz in ders. Hrsg. Verantwortung. Prinzip oder Problem 1991 S. 13.

116 参见 Berner, Grundlinien der kriminalistischen Imputationenlehre, 1843, S. 39； 相同意义的论述，参见 Hr-uschka, Strukturen der Zurechnung, 1976, S. 4 f.； 相似的观点，参见Reinhold Unrechtszurechnung und Abburch rettender Kausalverläufe S. 62 f. 64。

117 Vgl. Hruschka Strukturen der Zurechnung S. 44 f. Jakobs Das Strafrechtliche Handlungsbegriffe 1992 S. 27 f.

118 Vgl. Schmitt Politische Theologie 9. Aufl. 2009 S. 38.

119 Vgl. Bayertz in ders. Hrsg. Verantwortung. Prinzip oder Problem 1991 S. 3 4.

120 对此参见 Höffe, Moral als Preis der Moderne, S. 23。

121 对于这两种构想全面的论述，参见Roxin, Kr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system, S. 1 ff. 。

122 对此参见Roxin At §11 Rn. 3 ff. Stübinger Rechtswissenschaft 2011 170 ff. 。

123 Vgl. Honig Die Einwillung des Verletzten 1919 S. 110. S. bereits Traeger Der Kausalbegriff im Straf-und Zivilrecht 1904 S. 42.

124 Vgl. Honig Frank-FG Bd. 1 S. 174 183.

125 Vgl. Honig Frank-FG Bd. 1 S. 174 183.

126 参见Welzel Natur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 2. Aufl. 1967 S. 197 f． 相同的关于目的行为理论框架中实际的刑法问题，参见Aktuelle Strafrechtsprobleme im Rahmen der finalen Handlungslehre 1953 S. 5 对此参见 Roxin ZStw 74 1963 515 518 Neumann in Frisch/Jakobs/Kubiciel/Pawlik/Struck-enberg Hrsg. Lebendiges und Totes in Welzels Verbrechenslehre S. 159 15。

127 Vgl. Welzel, Strafrecht und Philosophie, Kölner Universitätszeitung Bd. 12 (1930), S. 5, 11.

128 对此观点以及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Welzel, ZStW, 51 (1931), 703 ff. 。

129 精确的论述，参见Hassemer in Simon Hrsg. Rechtswissenschaft in der Bonner Republik S. 259 271。

130 Vgl. Welzel Abhandlungen zum Strafrecht und zur Rechtsphilosophie 1975 S. 87.

131 Vgl. Kubiciel in Frisch/Jakobs/Kubiciel/Pawlik/Struckenberg Hrsg. Lebendiges und Totes in Welzels Verbrechenslehre S. 135 143 ff.

132 Vgl. Cancio Melia in Frisch/Jakobs/Kubiciel/Pawlik/Struckenberg Hrsg. Lebendiges und Totes in Welzels Verbrechenslehre S. 69 ff.

133 Vgl. Jakobs Norm Person Gesellschaft 3. Aufl 2008 S. 31 ff. Luhmann Rechtssoziologie S. 31.

134 Vgl. Lesch Der Verbrechensbegriff 1999 S. 187.

135 Vgl. Luhmann Rechtssoziologie S. 31 ff.

136 Vgl. Nida-Rümelin in Lohmann/Priddat Hrsg. Ökonomie und Moral 1997 S. 101 103.

137 Vgl. Hassemer Warum Strafe sein muss 2009 S. 100.

138 Vgl. Jakobs AT 1. Abschnitt Rn. 4 ff. Lesch Der Verbrechensbegriff 1999 S. 187 ff.

139 Vgl. Jakobs AT 1. Abschnitt Rn. 4 Schild Jakobs-FS S. 601 603.

140 Vgl. Luhmann Rechtssoziologie 3. Aufl. 1987 S. 31 ff.

141 Vgl. Hassemer Warum Strafe sein muss S. 210 f. ders. ZStW 121 2009 829 849.

142 Vgl. Hassemer Warum Strafe sein muss S. 210 f. ders. Bemman-FS S. 175 ff. Jakobs AT 1. Ab-schnitt Rn. 2.

143 Vgl. Luhmann Rechtssoziologie S. 139.

144 关于结果和罪责的归责的过渡，参见Jakobs Norm Person Gesellschaft S. 92 f. sowie zum rollenabhängigen Verantwortungsumfang dens. a. a. O. S. 97 f． 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Hassemer, Warum Strafe sein muss, S. 207 f. 。

145 对此全面的论述，参见 Luhmann, Rechtssoziologie, S. 282 ff. 。

146 对民法、刑法和警察法的责任归属的功能相关的区分，参见Lesch Der Verbrechensbegriff S. 190. Zum Funktionsbezug der Strafrechtlichen Zurechnung Gephart Symbol und Sanktion 1997 S. 100。

147 Vgl. Jakobs, At, 7. Abschnitt Rn. 35.

148 Vgl. Hassemer, Bemmann-FS, S. 175 f.

149 Vgl. Jakobs in Frisch/Jakobs/Kubiciel/Pawlik/Struckenberg Hrsg. Lebendiges und Totes Verbrechens-lehre Hans Welzel S. 257 274.

150 Vgl. Hassemer in Simon Hrsg. Rechtswissenschaft in der Bonner Republik S. 259 284.

151 Roxin Strafrechtssystem und Kriminalpolitik S. 8.

152 对此进一步的论证，参见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m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45 ff. 。

153 相似的论述，参见 Roxin, Honig-FS, S. 133, 135； 同样的论述，参见， Kaufmann-GS, S. 237 ff. 。

154 Vgl. Hassemer in Simon Hrsg. Rechtswissenschaft in der Bonner Republik S. 259 293 f.

155 Vgl. Hassemer in Simon Hrsg. Rechtswissenschaft in der Bonner Republik S. 259 303.

156 对此观点以及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Frisch in Frisch/Jakobs/Kubiciel/Pawlik/Struckenberg Hrsg. Le-bendiges und Totes Verbrechenslehre Hans Welzel S. 217 223 f. 。

157 此外参见Engisch Verhandlungen des 40. DJT 1953 Gutachten E S. 7 23 ff. Schmitt Strafrechtliche Maßnahmen gegen Verbände 1958 S. 178 ff. 196 f. 231 Schünemann Unternehmenskriminalität und Strafrecht 1979 S. 232 ff. Ransiek Unternehmensstrafrecht 1996 S. 343 v. Freier Kritik der Ver-bandssatrafe 1998 S. 179 f. 。

158 相反的观点，参见 Zieschang, GA 2014, 91, 95 f.； 相似的观点，参见 Schünemann, ZIS 2014, 1, 2 f. 。

159 相反的观点，参见 v. Freier, GA 2009, 98, 102 ff. S; Schünemann, ZIS 2014, 1, 4。

160 参见v. Jhering Der Zweck im Recht Bd. 1 1893 S. 488 490 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BverfGE 120 224 240 Hilgendorf NK 2010 125 Gärditz Der Staat 2010 331 346 Struckenberg GA 2011 653。

161 参见Kubiciel, ZRP 2014, 133 ff.； 基本的论证，参见Vogel, StV 2012, 427 ff. 。

162 Vgl. Roxin ZStW 74 1964 515 536.

163 Vgl.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m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123.

164 对此全面的论述，参见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m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140 ff. 。

165 Vgl. Jhering Das Schuldmoment im römischen Privatrecht 1867 S. 2.

166 关于责任原则的神学渊源的全面的论述，参见 Maihold Strafe für fremde Schuld 2005 S. 152 ff. 241 ff. 。

167 Feuerbach Revision der Grundsätze und Grundbegriffe des positiven Rechts Bd. 1 1799 ND. 1966 S. 56.

168 BVerfGE 128 326 374 109 133 168 173 99 96 140 f.

169 对此参见 LK-Jagusch, Bd. 1, 7. Aufl. 1954, Vor §13, S. 83 f.； 也参见 Jescheck Recht und Staat Heft 198/199 1957 S. 8 H. Meyer Strafrecht AT 1953 S. 33 362 f． 相似的观点，参见 Schröder, ZStW 96 (1953), 180.

170 参见Metger in Materialien zur Strafrechtsreform Bd. 1 1954 S. 1 3 ders. ZStW 65 1953 172 173 刑法的首要目标是，共同体作为法律规定的整体，根据正义的思想受到保护和维护，而正义的思想则是涉及犯罪和针对这种犯罪的国家反应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论述，参见 Welzel, das deutsche Strafrecht, 2. Aufl. 1954, S. 183， 根据这篇文章，刑法是如此裁量的，即“在合理的报复的框架内” “社会伦理规范的牢不可破的有效性”将得以明确。

171 Vgl. Kubiciel in Löhnig/Schlemmer Hrsg. Reform und Revolte S. 217 255 ff. Pawlik Person Sub-jekt. Bürger 2004 S. 21 29.

172 仅参见 Eser Peters-FS S. 517 ff. NK-Hassemer/Neumann Vor §1 Rn. 283。

173 Vgl. NK-Hassemer/Neumann Vor §1 Rn. 288.

174 Vgl. Eisenberg Kriminologie 6. Aufl. 2005 §42 Rn. 3 Hassemer Warum Strafe sein muss 2009 S. 89 Gärditz der Staat 2010 331 337.

175 Vgl.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n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140 ff. insb. S. 169 ff. Pawlik Per-son Subjekt Bürger S. 21 ff.

176 Vgl. NK-Hassemer/Neumann Vor §1 Rn. 342 ff. 346.

177 Vgl.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n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95.

178 Vgl. NK-Hassemer/Neumann Vor §1 Rn. 271.

179 Vgl.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n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95.

180 以《德国刑法典》第89a 条为例，参见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n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227 ff. 。

181 Vgl. Hassemer Theorie und Soziologie des Verbrechens 1973 S. 12.

182 Vgl. Jakobs AT 1. Kapitel Rn. 1.

183 Vgl. Gärditz Staat und Strafrechtspflege S. 14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