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一生志业如火红——回忆王红生教授
董正华
王红生教授与我大学本科同班,又是同在历史系共事几十年的同事。他多年来坚持每日健步数千米,却在71周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因突发病情遽然去世,实在让人心痛!
北大历史系78级世界史专业半数以上同学是“老三届”。红生是其中一员。年近而立而有幸入读北大,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所以拼命地读书,每天的生活就是宿舍—食堂—教室或者图书馆三点一线,节假日亦如此,排队打饭时眼睛也不舍得离开书本。除了学习刻苦认真,红生较早就表现出独立思考的特点。记得欧洲中世纪史的一次课堂讨论。讨论题目是14世纪的一次农民起义。很多人还在为看到的资料有限而犯难,红生已经在细论起义者的组织形态,这让我大为敬佩。
当时正值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多数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欧美国家和日本的历史,想知道它们是如何崛起的,红生却偏偏对南亚文明古国、后来的英国殖民地印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我偶尔旁听了一次印度史小班课,授课人是精通印度语言文字的李开物先生。红生是我在课堂上见到的唯一一位历史系本科生,其他同学都来自东语系。
四年以后,红生顺理成章地考入当时设在静园四院、由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师从享誉中外的陈翰笙先生,毕业后回到二院历史系任教。陈翰老学贯东西,既是兼通南亚、北美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又是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的领路人。红生几十年的研究和教学横跨印度史与农民学且兼顾历史与现实,这些都酷似乃师。
红生的学术视野和治学方法还跟“阿姆斯特丹学派”有关。1990年,他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CASA)访学,后师从社会人类学阿姆斯特丹学派的代表人物、长期研究亚洲农村变迁的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扬·布雷曼(Jan Breman)教授深造,1995年获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此前,在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以后,红生便回到北大历史系,一边上课一边写作、修改论文。布瑞曼教授强调田野工作、走出研究室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写史学论文也不例外。红生在自己的研究和对研究生的指导当中都贯彻了这一点。
红生和我都隶属于历史系亚非拉教研室,又都积极参加了罗荣渠先生组建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各种学术活动,在罗先生身后一度共同主持中心的工作。无论是一起写书、编教材,一起组织或参加研讨会,还是一起参加研究生论文开题、答辩,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学术论文的一丝不苟,都给我和其他同事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生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以后,仍然长期给本科同学讲授基础大课“世界通史”的现代部分。他讲课条理清晰,系统性强,一直深受欢迎,曾不止一次获教学优秀奖。他参与了多种教材(如《世界通史·现代卷》《世界文明史》等)、著作(如《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的编写和译著(如《全球分裂》《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的翻译任务,都能高质量完成,个人的研究成果则厚积薄发。他的博士论文《乡场,市场,官场:徐村精英与变动中的世界》经过反复修改后才付梓。2011年,年届六旬的他一连推出了四部专著。其中,《论印度的民主》得到我们的老师马克垚先生的高度评价。
世界史或外国史专业曾经被戏称为“编译局”,我们也以此自嘲。一般认为“外字号”属于西学,国学素养会欠缺一些。但我看过红生写的一篇讨论中国古代人物的文章,文字典雅,古文知识丰富,不了解的还会以为出自哪位中古史甚或古典文献专家之手。
红生的主攻方向是印度史。他以印度史研究的开拓、继承和延续为志业,毕生投入。他的一生,既清澈明净又红红火火。他指导的十几位博士、硕士毕业生,现在不少人已经成为高校的教学科研骨干,在其他岗位工作的也都干得有声有色。我在网络公众号上看到他们写的多篇怀念导师的文章,感情真挚,文字清丽而朴实,颇有老师之风。红生在天有灵可以笑慰了,您的事业和风范均后继有人!
红生早慧,5岁自备桌凳入泮,11岁只身前往离家45公里的南平三中读书。1965年,刚满14岁的他便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南平一中高中部,但读了不到一年,就因“文革”爆发而中断了学业,还因为“隐瞒资产阶级(小商人)家庭出身”,被打入另册;1969年下乡插队,1978年以所在福建建阳地区文史和英语最高分被北京大学录取——这些均由红生的弟弟告知,他自己绝少提起。
在同学记忆里,红生平时生活简朴,人淡如菊、处世宁静,从来不被名利牵挂。他心胸开阔,待人宽厚、诚恳,这一切似乎都是出于天性的自然流露。他乐于助人,我就是受惠者之一。1991年我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赴荷兰,一年里从初到至离开都没少找他帮忙,没少给先到的他添乱,他却从来没有嫌过麻烦。
王红生教授的确“文如其人,人如其名,毕生志业红如火”(告别仪式上78级世界史专业全体同学敬上的挽联上联),假以时日,他一定能做出更大的成就。可惜岁月无情,天不假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只要活得有意义,那就虽死犹生、虽死犹荣。王红生教授的一生无愧于时代。他的研究和教学无愧于北大。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