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形成的治国理念、制度和方法异常丰富，治国理政智慧、经验及其教训深刻地沉淀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历久弥新。探索古代中国治国之道，有利于理解今日之中国，更能为今日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有益镜鉴。

二十多年来，笔者搜遍了中国历史典籍，从中寻找社会治理经验以及应对各类危机的方法，最后定格在了宋朝。大宋繁华而开放，商业发达、文化昌盛、百姓富足、生活多彩，令人赞叹不已；诸多个性十足、自由奔放、才干卓越的精英人物，令人倍感向往。不仅如此，在北宋崇宁年间，建立了古代王朝最为完善的福利救济体系：以安济坊为基础的福利医疗系统、以居养院为基础的福利系统、以漏泽园为代表的福利性公墓——不仅远超之前的汉唐，而且也胜过之后的元明清。宋朝因此成为很多现代人最愿意“穿越”回去的朝代。

对宋代社会发展成就惊叹和向往之余，笔者也为宋王朝派系纷争、兵疲将弱、武备皆废、外族侵凌的状态扼腕叹息。特别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屡次被废，屡次又起，变法引发的争论不停，内耗不止。甚至北宋灭亡后的八九百年间，关于变法功过的评价始终没有定论，一直争论不休。为什么一系列“好的想法”变成“坏的政策”呢？为什么一个“好人”没有办成“好事”呢？为什么一个个“便民”的举措变成了“害民”的恶政呢？追根寻底，其中蕴含的变法政策逻辑和社会运行规则，无疑具有很多借鉴和启发意义。

在众多历史变革中，王安石变法无疑是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上最具转折性、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一

在我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大都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经济活力消退、社会矛盾重重等问题。北宋中期，表面上经济繁荣，科技文化空前发达。然而，在“百年无事”的表面下，内忧外患，国库空虚，连办理皇帝丧事都捉襟见肘。政府税费收不上来，各种利益相互渗透，各种力量牵连纠结，导致国家看似有巨大资源，但就是动用不了，如同一个臃肿肥胖、“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问题严重的中年人，心有不甘却又力不从心。由此，以宋神宗和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不得不试图通过变法来解决系统性社会危机。

但怎么变法呢？变法派有哪些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呢？

也许历史存在巧合。起于鄞县的旱灾及救灾的诸多措施，成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力求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的源头。遥想当年，二十多岁的鄞县县令王安石，通过抗旱救灾、兴修水利获得了升迁的政绩，成为转“危”为“机”的典范。但二十年后，一场旱灾成为压倒新法的最后一根稻草。开封城门小吏描绘的《流民图》被送给皇帝御览的第二天，新法就在全国被暂时废止。此后，支持和反对变法的人形成新旧两党更替执政，互相打压，斗争此起彼伏，从此北宋王朝危机连连，灾难不断，祸乱不停，直至被异族鲸吞蚕食。其后，厄运并没有结束，新旧两派内斗更为激烈，内耗迅速瓦解了宋朝为数不多的生机活力，也连带导致变法主导者王安石在此后的几百年间成为“历史罪人”。

找出那次社会危机的缘起，探讨变法实施的现实逻辑，探求危机治理的原理和规律，及早排除下一个隐患，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整个国家，都具有不可争辩的意义。

王安石变法始于熙宁二年（1069），结束于元丰八年（1085），亦称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变法背景是北宋立国百年，表面无事，实则危机重重。制度因循，社会矛盾重重，财政入不敷出，贫富分化加剧，边境军事挑衅不断，燕云国土收复遥遥无期，大宋王朝“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御敌”。在有志之士的呼吁下，变法成为时代的选择，成为当时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如何通过变法解决财政危机，如何克服因循守旧的氛围，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富强的梦想，成为北宋政府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面对北宋社会经济高度繁荣与国家积贫积弱的矛盾，王安石提出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为特点的变法，通过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希望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改变国家吸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不仅如此，王安石还试图通过保甲法、市易法等措施，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王安石不乏理想主义情怀，但绝不是狂热的空想家，在冷静、理性与务实的分析下，他将宏达且精细的构想和具体法度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理论与现实的迷雾中探索可能的道路，彰显了积极进取、敢为天下先的情怀和勇气。中国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历史，更是一部不断改革进取的历史。以往我们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其实，不断地改革、创新、创造，才是千年中国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1]这种变革的传统，为中国社会改革、思想创新、经济增长开辟新风气、树立新格局。

追溯千年，变法并不是没有实践基础，王安石曾在鄞县小试牛刀，成效显著；他的变法策略，并不是没有规划，王安石和宋神宗君臣探讨多年才逐步一项一项有序推出；他的变法理念，无一不显示了为国谋利、为民造福的良好愿望；他的变法力度可以称得上强有力，皇帝不顾反对无条件鼎力支持，另有能干之才奔走推行；追溯变法精神，王安石不怕世人反对，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一力推行……但是，如同我国历史上很多变法一样，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不仅如此，变法反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危机。

一千多年来，变法功过是非争议不断，褒贬不一，甚至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极：赞同者认为变法积累了巨大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反对者则称变法误国误民，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总体上讲，在宋朝之后的八百年间，王安石变法一直被否定，王安石也被看成祸国殃民的“小人”。但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一些人开始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王安石变法，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维新变法先锋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实在了不起，青苗法、市易法不就是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吗？保甲法不就是西方警察制度吗？保马法不就是用现代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战马饲养的问题吗？他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措施，直到今天，仍然不落伍。[2]他甚至把王安石比作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用全套的现代经济制度改造近千年前积贫积弱的王朝。

二

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东侧，在一片看似不起眼的房屋之中，隐藏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刹——北京法源寺。作家李敖《北京法源寺》一书的出版，使得它名声大噪。该书讲述了清末著名变法维新人物谭嗣同在受刑前曾到法源寺一游，探索生死大义，在他被杀后尸骨又被偷偷存放在该处。一时间，引无数人前来寻访。

然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访客到这里后才发现，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令华夏民族痛心疾首的大事：北宋皇帝钦宗及众多皇室成员曾被囚禁于此[3]。1127年，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的军队攻陷北宋首都汴京（开封），大肆搜刮金银珠宝、古玩字画[4]等财物之后，掳掠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任皇帝及皇族、贵戚、大臣、美女、工匠等十多万人，得意扬扬地返回北方，举行“牵羊礼”[5]的受降仪式。据《大金国志》记载，金兵一次就运走了300万锭金、800万锭银、5400万匹丝织品和1500万匹缎，据后人估计，比宋朝向金缴纳岁币110年的总和还多[6]。此后，北方汉族生活于异族铁骑之下几百年。这件令中原王朝倍感耻辱、刻骨铭心的事件，被称为“靖康之耻”。

穿越时空，站在这座唐朝皇帝李世民为哀悼征辽东阵亡将士修建的寺院里，征伐与灭亡、强大与虚弱、荣耀与屈辱形成强烈的对照，大唐的功业更加衬托出“靖康之耻”的惨烈。它不仅仅是一场亡国祸事，更是一次需要永远铭记的文明灾难。悲古怀今，痛定思痛，不由让人追问，为什么一个被称为世界最富裕的帝国，竟然有如此悲惨的结局？

历史不仅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智慧和启迪，也毫无保留地呈现出了沉痛的教训与血淋淋的现实。危机、失败、混乱、失衡都可能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或质疑原来的观念或制度。翻阅历史，关于北宋灭亡的原因有很多探讨。北宋继承者——南宋皇帝赵构为开脱父兄的罪责，以靖康元年（1126）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为依据，把“国事失图”的“罪魁祸首”由误国奸臣蔡京上溯至王安石。他下诏命重修《神宗实录》，要求“直书王安石之罪过”，定下了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基调。后来，元朝修《宋史》时承袭这种观点，于是王安石作为北宋灭亡元凶的论调成为传统官方定论。

但详细了解历史会发现，这位“历史罪人”不贪不腐，不讲排场，生活节俭，一件衣服能穿很多年。尽管性格有些执拗，但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他清廉高洁，富有才智，无论是个人操守还是才华都得到了新旧两党的肯定。王安石不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小人，不是那种以变法搏取名利者，更不是毫无才智的庸才笨蛋。但是，在应对大宋王朝社会危机的宏大试验中，王安石变法不仅没能达到目的，而且造成的后果影响巨大，余波荡漾，如同海底地震引发的海啸，在平静的海平面下奔袭，最后登上几千公里甚至数万公里之外的大陆，掀起滔天巨浪。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阻碍创新也是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与历史上很多变革相似，王安石变法也遭遇了巨大的阻力，现代史学界有人哀叹，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由弱变强的唯一机会，也是传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最后一次整体性综合改革，此后无论是元、明还是清朝，再也没有人敢在整体制度创新上探索得更远。北宋之后的南宋，备受外敌打击和侮辱，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性被过度打压，生命力消退，谨小慎微的情绪弥漫到社会的各个领域。[7]从此，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只剩下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保守目标，那就是尽力维持稳定，对内严密控制，避免滋生不安的因素，求得暂时平缓，而罔顾社会发展的活力。于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一种官场哲学，被老油条式的官僚们奉为圭臬。没有革新机制的国家，逐渐衰落，或被侵略，或被推翻，王朝更替，无辜百姓陷入悲惨的境地。

作为传统王朝最大问题之一的财税制度，成为很多朝代不懈改革以求解决的难题。黄宗羲《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四中指出：传统赋役始终是“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无论是唐朝的“两税法”，还是明代“一条鞭法”，都是将各种税、赋、徭、役整合为一，且严格要求自此以后不许额外征收其他费用，这些改革措施在当时一度使“丛弊为之一清”。但是，其最终运行结果大多与最初设计初衷南辕北辙。随着社会迁转流变，有人似乎“忘记”了“正税”中已然包含了此前的各种税费，一俟财政吃紧、开支缺口，就会新设税收名目，加征加派，成为“积累莫返之害”。[8]由此，现代史学家们将黄宗羲概括提炼的中国古代社会治乱往复循环现象，称之为“黄宗羲定律”[9]。这个规律提出，许多王朝在建立初期，由于了解民间情况和民众的力量，统治者还能克勤克俭，与民休养生息，农民的负担一般较轻。但是随着统治机构日益庞大，上层阶级生活日益奢侈，农民的负担便日益加重，等到了几乎难以忍受的时候，朝廷就会有人出来进行改革，以缓解民怨沸腾的局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社会积重难返，王朝便走向了灭亡。

所以，才有了1945年7月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的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

由此推论，摆在千年前宋神宗面前的问题，不仅是内忧外患的问题，也是王朝进入中期后持续发展及政权合法性问题。如何通过“富国强兵”实现王朝统一？如何提升皇帝的权威性？如何加强统治的合法性？这不仅影响到皇室血缘继承的正统性，而且也与执政效果和各阶层的拥护密切相关。分析王安石变法的制度设计和失效的原因，对于理解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性质，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性格养成，乃至理解当代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性启发。

三

纵观我国历史，不乏变法先例。春秋时期诸侯富国强兵的革新（管仲改革、子产变法等），战国时期地主阶级改革（赵武灵王改革、商鞅变法等），古代王朝为挽救统治危机进行的变法（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张居正改革等），还有少数民族为了稳定统治采用的汉化措施（北魏孝文帝改革），针对当时社会弊端，力图挽救统治危机。这些变法，大都以失败告终，变法者得善终不多。但这些改革无论成败与否，都不像王安石变法存在这么大的争议，是非功过的评价截然不同。千百年来，熙宁变法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

王安石变法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从总体上看，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非常特别的经济社会改革，从学术、思想、理论到决策、立法、施行和政策调适；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教育、风俗和人心；从中央、各部到州府、县镇和乡村，变法深入到国家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阶层和群体，它的拓展性、普及性、执行力度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十分罕见，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悖论、陷阱与困境，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普遍性。[11]从变法思想看，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魅力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老百姓上缴的税率不增，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多，多么神奇的政策！但如何做到呢？一是增加经济总量，摊大缴税基数。二是政府少花钱，也能买到好东西。政府直接成立相应机构，贵卖贱买，同时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地商业化，将实物赋税货币化，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通过加快经济周转增加财富。但事实上，变法并没有按照这个逻辑施行，“不加赋”却加重了老百姓负担，扩大商品化却限制了商品经济发展，不想“与民争利”却在官僚和地主利益集团转嫁赋税的实践中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案例表明，良好的动机并不能确保良好的结果。出发点良好的政策可能产生非预期后果，导致一系列非预期的社会效应，导致变法走向了当初设想的反面，掉入了“非预期陷阱”。在现代社会理论中，最先提出“非预期结果”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他认为“有意的社会行动产生的既不在意图之中，也不在意料之中的后果”[12]，包含意外收获，也包含意外危害。由于默顿分析的是一般的社会行为，因此他将出现非预期结果的原因归于疏忽、错误、意识形态偏执等导致的知识缺乏。与此不同，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到专家知识的运用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强调抽象知识应用到具体情境中发生的“操作失误”、理想化的专家知识因脱离实践而导致的“设计错误”等。著名的社会风险理论学者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和扩大，人们试图减轻风险的各种努力，可能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未预期的各种风险。[13]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做好预防，可能导致比原来更加不利的后果。

“非预期陷阱”概念只是说明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后果，没有解释为什么改革者没有避开“陷阱”。在理论上，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专门研究分析了政策在设计、执行、评估等过程中失效的原因。马兹曼尼亚和萨巴蒂尔认为，政策目标不清晰、政策方案具有外部性，可能导致政策设计失效。戈金、斯托克等指出，导致政策失效的原因可能是政策执行主体相互冲突、缺乏合作、沟通不畅等问题。还有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分析具体政策案例，探讨政策执行效果偏离初衷的原因。其中，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对美国联邦政府“奥克兰计划”失败原因的分析，指出政策执行中“联合行动”的困难，揭示了政策设计与实际执行的偏差。通过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分析社会政策失灵的具体表现、内在机理、应对思路，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治理理论创新。

王安石变法的结果说明，政策运行并不只是具有正功能，有时还可能出现一些不利于社会秩序维持、妨碍社会发展的负功能。认识政策的负功能和潜在风险，是政策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不能仅仅陷于非黑即白的模式。历史上很多有识之士都指出变法既有优点又有不足。

经历过庆历新政的欧阳修提出“知易行难”四个字，他深知宋朝弊病积重难返，牵一发而动全身，制定法规与政策很容易，但要使新政推行而不受阻扰则很难；裁减冗官、杜绝营私舞弊不难，但要长期坚持，不受到攻击和诋毁则不容易。

近代以来，维新派梁启超大声歌颂：“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王安石）庶足以当之矣。”[14]而同时代的林语堂则得出“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的推断。针对同一个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为什么呢？连林语堂都不得不承认：“王安石所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15]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王安石距离古人远，距离现代人近。对于这场改革，人们在当时、一百年后、一千年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王安石变法不存在“最后的叙述者”，那段大家以为已经“了结”的历史并未了结，历经千年巨变之后，依然激荡回响。

从林语堂、黄仁宇到当下，又过去了几十年，从工业社会向信息时代转变，国家又逢转折的关键点。

那么，是不是到了该弄清楚的时候呢？

围绕王安石变法，笔者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具有现代意涵的解读。由于变法涉及人的问题、制度问题与政策环境的问题，所以本书采用了综合政策分析工具，分析变法涉及的几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政策的决策主体。任何政策都是由人来制定并执行的，人是国家治理及政策分析的首要因素，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人的价值理念、观点与偏好，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变法的主体——政策决策者是以北宋皇帝宋神宗及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年轻的皇帝素有大志，力图实现宋朝开国百年来“收复燕云，威服辽国，再造汉唐辉煌”的伟大梦想。但现实很骨感，刚刚继承大统的皇帝发现财政匮乏，钱袋空空，能干的人不多，添乱的人不少，寻找治国的英才成为皇帝首先解决的急迫问题。于是，倡导变法的王安石越次入对成为推动变法的骨干力量。

第二个因素是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这就涉及制定政策的背景、决策、执行等环节，涉及政策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沟通协调与资源保障等一系列因素。变法之初，朝廷命令“熙宁八使”到各地察访，设立了变法机构三司条例司，推出来一系列富国、强兵、取士之法。变法政策一旦出台，就不得不面临政策执行“失灵的风险”，包括政策错位性失灵、缺陷性失灵、利益变异性失灵及负面性失灵。

第三个因素是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反馈。一项政策若要顺利实施，不偏离初衷，需要对政策执行的过程进行有效控制，正确评估与不断回应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样才有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适，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需要走到政策执行的末端，走进基层，听听青州故事、看看齐州烟云、欣赏杭州美景、感受陕西边境血雨腥风，细察政策具体执行的效果。

第四个因素是政策环境。变法本身形成了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处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这个更大的系统就是变法的政策所处的内外环境。北宋中期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一系列系统性社会危机，而当时专制主义的政治环境、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环境、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文化环境以及改造自然的生态环境，都时刻影响着变法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另外，政策的模糊性、风险的不确定性也时刻影响着变法的整个过程，天灾人祸导致王安石两次罢相，而独掌天下的宋神宗伐夏失败，让人得以窥见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的“宿命”。

为充分阐释和分析以上四个因素，本书分为九章：

第一章：从一次看似普通的基层调查入手，以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为例，分析为什么皇帝相信两个宦官而不信三朝宰相，阐述调查结果被认可的主客观依据，揭示出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立场及主观认识差异。

第二章：进入宋神宗的生长环境和主观世界，分析宋神宗的志向和梦想。年轻的皇帝继承了一个危机重重的国家，最大的志向就是国家富强、打败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辉煌！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英才，如何觅到人才呢？

第三章：深入分析王安石其人其事。宋神宗找到了实施变法的人选——王安石。王安石是怎么被选中的？他提出了什么变法主张？本章主要介绍王安石的成长之路，以及他曾经在鄞县、常州进行治理的试点，从中发现变法政策形成的过程，探讨这些地方试点如何演变成一场涉及北宋国运的轰轰烈烈的变革。

第四章：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经过多方准备，变法终于启动。本章主要介绍北宋中期面对的盛世危机（严峻的社会危机、财政危机以及军事危机），分析了“八使”调研的安排及启动变法引起的三次激烈争论。新旧观念争锋、人事更迭，一些人进入变法队伍，一些人被先后逐出，本章深入分析了变法中的用人策略，着重分析了为什么一些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

第五章：变法全面展开，引发“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的壮丽场面。通过东明县群访事件中的免役法、上香引起的市易法彻查之争，阐释变法斗争的剧烈程度，深入分析变革推动力量以及政策实施的重大缺陷，深入揭示了为什么一个看似利民的政策调整为何引发了一场滔天大祸。

第六章：不得不说的大宋军事。本章简要梳理了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设置军器监等法令和措施，与变法派共同畅想了通过军事改革实现人强马壮、兵精粮足、武器先进从而开疆拓土、一统山河的辉煌梦想。这个梦想，不仅更深一步揭示了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也从一个小小保丁成长之路的艰辛曲折揭示了这个梦想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第七章：一叶知秋。本章走进北宋的州县乡镇，看看变法引发基层的众生相。无论是欧阳修、郑獬和赵抃的青州从政故事，曾巩、苏辙搅动的“善治”与“恶法”交相辉映的齐州烟云，还是杭州苏轼修建的美丽苏堤和他遭受的牢狱之灾，以及大宋边陲陕西军民经历的血雨腥风，都深刻揭示了新法在各个层面激荡起的风云。例如，在齐州下辖的地区，积极推行市易法的德州通判赵挺之与反对新法的德安镇黄庭坚发生了激烈争论，两位基层官吏各执己见，公文往来不绝，被当时普通老百姓视为“怪事”。

第八章：变法遭遇的天灾人祸。城门小吏掀翻了当朝宰相，严重的旱灾引发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契丹的侵扰与变法派分裂导致的内外交困迫使王安石离开了政治舞台。

第九章：宋神宗集大权于一身，独掌天下。继续进行变法的宋神宗，亲自改革内政，主持对外战争，但五路伐夏和永乐城失败摧毁了皇帝的斗志和精神。宋神宗驾崩，变法落下了帷幕，但也留下了一个争斗不休的摊子。其后，权力斗争加剧，“新法”几度恢复，但实际上完全变质，失去了积极的内容，变成了对百姓的肆意掠夺，原本“利国利民”的宏大改革一步一步蜕变成了“亡国害民”的恶政，“好的想法”变成了“恶的政策”。

以上“四个因素”和“九个方面”的分析，似乎涵盖了王安石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是历史并非如此简单，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疑惑，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有些问题是宏观的，有些却非常具体。怎么探索和解答这些问题和疑问呢？

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16]

让我们也从一次基层调查谈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