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信服

关于张若水的记载不多，但蓝元震的事迹却不少。据史料记载，蓝元震的爷爷、父亲都是太监。

奇怪了，太监怎么还能有后代呢？

原来，太监可以收养孩子，也就是说蓝元震是养子，他父亲也是养子，一家人一直就有收养儿子的传统。蓝元震很懂事，守规矩，知进退，修炼了一套皇宫生存的“秘籍”。但与一般太监不同，蓝元震的高升并不仅仅是因为擅长溜须拍马，而是曾经“救驾有功”。更令人惊奇的是，“救驾”不仅仅只有一次，而是两次。鉴于蓝元震的“功绩”，《宋史》给他立传，记录了他两次救驾的经历。第一次，皇宫夜里失火，皇帝逃到了西华门，身边没有人，蓝元震独自喊来侍卫保护皇上，立功后受到提拔，做了三陵督监，后来升任内副督知（六品）。第二次，皇宫仙韶院着火，蓝元震救护得力，大火很快熄灭，被皇帝称赞，赐袭衣、金带。[46]

别人救驾一次，已名垂青史，而蓝元震竟然两次救驾成功，有着这样好运又善于抓住机遇，想不被重视都难。虽然《蓝继宗传》记载了他的主要事迹，但一句也没有提他与张若水的基层调查，也找不到详细记载这两个人是怎样调查的史料。在当时乃至其后的几百年间，没有人注意到那次基层调研的过程及意义，就好像这两个人在本职工作（伺候皇帝）之外，外出走了一遭，回来之后又去干本职工作；那一次基层走访，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也没有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但这次调查对北宋王朝带来了重大影响，影响了新法的废立。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依据的。调查的重要性，不能只看调查的事情，也不能只看调查人的身份，还要看调查结果汇报的对象。因为他们汇报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官员，也不是一般的贵族，而是宋朝最高统治者宋神宗。皇帝是古代王朝政策的最终决策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向皇帝汇报调查结果，向最高政策决策者提供信息，不仅影响到了皇帝本人，更通过皇帝本人影响到国家大政方针，影响到改革成败和王朝盛衰。

任用太监外出办事是宋神宗经常的做法。除以上两位太监外，宋神宗还让自己亲信的宦官担任重要职位，最为突出的是李宪、王中正、宋用臣和石得一。宋神宗令李宪为走马承受（宋朝差遣官名，路级监察官员），令其参与熙河开边之行动；令王中正干办御药院，推行保甲法；命石得一干办皇城司，监察京城官民；命宋用臣为御药院勾当官，主管修城导河等大工程。不论是熙河开边、推行保甲法，还是监察皇城、修建工程，宦官在神宗时期的主要活动归根结底都与“富国强兵”的新法息息相关，是神宗推行变法的一个重要工具。[47]

虽然皇帝信任太监，但并没有消除一些大臣对调查结果的怀疑。比如，枢密使文彦博义愤填膺，质问皇帝：“韩琦，三朝宰相而不信，却信两内侍！”他想不明白皇帝为什么不相信辅佐了他祖父、他父亲和他自己的宰相，而宁愿选择相信皇宫里两个无名无才的奴才！反对新法的骨干人物司马光素来认为，不应该让内臣调查外臣的工作状况，他提出朝廷有两府、两省、台谏，地方有提、转、牧、守等各级官员，应该以他们为心腹、为耳目，视他们为股肱之臣。[48]在日记中，司马光写道，这两名太监说谎了，他们收受了变法派的贿赂，得了好处，回来片面地为王安石说好话。

反对派对于调查人的质疑，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两个人的地位。文彦博认为，相比三朝元老韩琦，两个太监地位低微，经验不足，其言不足采纳。二是这两个人的品德。司马光认为，这两个“小人”为私利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品德败坏，不足信任。[49]

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在日记中曾引述熙宁初年参知政事、反对新法的治蜀名臣赵抃的说法，称王安石曾暗中交接及厚赂蓝元震和张若水[50]。经演绎，这个情节演变成宋神宗派张若水、蓝元震去考察青苗法的前一天晚上，曾公亮派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况告诉了王安石。得此密报，王安石在京城最好的酒楼摆宴，为张若水、蓝元震饯行，在喝酒的时候说了些什么，有没有送礼物，没有记载。不过，他们二人回来复命的时候确实净说青苗法的好话。

《续资治通鉴》也有相似的记载，“先是安石尝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交结，帝遣使潜察府界俵钱事，适命二人。二人使还，极言民情深愿，无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还有些史料中将王安石换成了他的属下吕惠卿，认为是吕惠卿在捣鬼，吕惠卿知道自己的前途和王安石的新法密切相关，于是想方设法买通他人在皇帝面前说王安石的好话。这些人包括一些太监，其中最重要的是张若水和蓝元震。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王安石太强势，如果有不同意见，可能被“拗相公”王安石打压，这两个太监不想惹麻烦，就违心地向宋神宗报告说青苗法在下面施行得很好。

司马光日记中的说法，大多是一种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对此，王安石自然不予理会，甚至将其归为“谣言”“诽谤”。对于争论，王安石提出要提供具体事实。在熙宁三年三月，讨论提举官推行新法的违规行为时，王安石争辩道：“提举官到任不过几处，如果有胡作非为，就必须有事实。现在全都没有事实，怎么能够让人相信。”[51]

反对派不是反驳调查的方法、数据、方案，而是针对调查执行人的地位和品德，以主观推测为基础，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论据不充分。如果不用数据、事实作为论据，可能会因立场不同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在反对派没有拿出更多证据的时候，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则拿出了更有说服力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