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

皇帝下令废除青苗法，作为变法主将的王安石，顿时倍受挫折。他觉察到宋神宗“为异论所惑”，对青苗法产生了怀疑，变法立场产生了动摇。作为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以退为进，上奏章说自己病了，不能上朝，请求皇帝免除自己的职务。他之所以“罢工”，是因为青苗法出台实在是不容易，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据王安石回忆，他和神宗讨论了很久，仔细斟酌考量之后，才决定推行。现在，只是在陕西试验，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效果还没有出来，单凭一封奏章，最高决策者就下达了废除青苗法的命令。王安石伤心悲愤，以辞官表示自己不能接受的态度。

与王安石相反，反对变法的人欢声雷动。皇帝说废除青苗法，变法派主将王安石也“病倒”了，变法派就要被打败了，旧秩序即将恢复了！一些富豪士绅、士大夫以及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大臣额手称庆。截至此时，新法只出台了三项：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其中青苗法是重中之重，只要被废除，其余新法也将不攻自破。

一般来说，事情到这儿，就成了定局。皇帝下命令了，还能有什么变动？

可是，国家政令的颁布，要走一些规定的程序。按照北宋公文流程，废除青苗法得主管行政命令的宰相们集体同意并进呈取旨，才能在全国颁布施行。令人惊奇的是，在走流程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一点小想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

这个人叫赵抃，时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作为一名标准的传统士大夫，这位副宰相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马上就公布废除青苗法的法令，实在不大合适。不合适的原因不在于法令本身，也不在于程序，而是失败者的“面子”。赵抃认为，新法是王安石一手促成的，从官场惯例来看，新法被废，王安石应该辞职，离开京城。现在他虽然提出辞职，但人还在京城。等到他离京后，再颁布废除新法的命令，给王安石留点体面，这才是一个有修养有品位的士大夫做事的方式。执政大臣曾公亮、陈升之实在不能认同赵抃的意见。政坛即战场，你死我活刻不容缓的事情，怎么能在意面子问题呢？可不管两位大人怎样劝说，赵抃拗劲儿上来了，就是不同意。

时间就在宰相们的争论中，一天天地过去，一共过去了多少天呢？从二月初一韩琦的奏折到京城，到二月二十一日王安石复出，共20天。这20天，在宋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变法进程出现了颠覆性的反转。

与反对变法的大臣额手称庆不同，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撂挑子不一样，这20天里，宋神宗很着急。青苗法可以废除，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太平无事：国贫兵弱的现象仍然存在，富国强民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大宋复兴事业还未成功。而且，变法进行到关键时候，其他法令还待研究推出，自己一直倚仗的王安石怎么能撂挑子不干了呢？

他让翰林学士司马光拟诏，敦促王安石照常上朝做事。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深知诏书的厉害，利用这个机会，用宋神宗的口吻对王安石痛加斥责：“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37]就是说，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非但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反而激起了民怨，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变法出了乱子，你倒退了，自求安稳。你为自己考虑，本来没有什么可谴责的，但是皇帝的期望将委托给谁来实现呢？！很显然，司马光是想用这些话激怒王安石，让王安石赶快辞职不干。[38]

果然，王安石接到诏书之后非常愤怒，立即呈上奏章，为自己的做法辩护。宋神宗看到王安石的《自辩章疏》，意识到司马光拟诏时的别有用意。因为“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这样的话，确实说得过重了。为了安慰王安石，皇帝不得不亲笔写回谕：“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39]，并派人到王安石家中进行慰问和解释。

皇帝亲自写信并派人安慰，并没有挽留住王安石要离去的心。第二天，王安石面见宋神宗，再次提出辞职，宋神宗坚决挽留，劝慰了很长时间。但王安石离朝后，仍然要求辞职。宋神宗只好让吕惠卿传旨，督促王安石就职，并下手诏退回王安石辞职的请求。然而，王安石再上《答手诏封还乞罢政事表札子》，再次“自劾”，并以身体虚弱、“昏眩”等理由请求辞职。宋神宗无奈地对赵抃说：“我听说青苗法多害少利，才想废除的，并不是与王安石有嫌隙，他怎么还不出来做事呢？”赵抃还是持以前的观点：“新法是由王安石创制的，等他假期满了，再讨论废除，也不晚。”

二月初三，王安石首次提出辞职之后，初四又露了一面，初五收到皇帝诏书之后才态度坚决地泡起了病假，摆出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姿态。[40]王安石明白，推行变法的关键在于皇帝的支持，他要通过辞职来逼宋神宗摆脱最后的动摇。一旦皇帝屈服，接下来王安石必然以更加强硬的姿态推行新法，排除反对派，消除变法的阻力。

在王安石与皇帝较劲的关键时刻，宋神宗发布了一个奇怪的任命，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祖宗的治国法宝“异论相搅”——让持不同政治主张的大臣互相监督、互相竞争，而皇帝高高在上，择善从之，做出最后的裁决。他希望让司马光加入中央决策集团，在朝堂上牵制王安石，缓和改革措施过激之处，避免矛盾激化。皇帝的愿望非常美好，王安石主导变法，司马光监督牵制，激进与保守共存，他作为皇帝拱手而治，从而达到天下大治。但是，与此不同，王安石想要的是打消皇帝的迟疑，清除反对势力，更加顺利地推动变法措施。与之相反，司马光则希望改变王安石排斥异己的政治作风，取消以搜刮百姓为目的的新法，回到庆历时期，进行官僚体制的内部改革，节约国家财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41]二人理念和政策走向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司马光没有接受任命，在接下来的十七天里，他连上六道奏札，坚决请辞。在后三道辞职奏折中，司马光直接提出要求，取消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废除青苗法。如果皇帝听其一言，胜过给予高官厚䘵；如果皇上以为自己想法不妥，自己怎么有资格担任枢密副使呢？与王安石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司马光也拿自己的个人仕途来赌政策走向。

就在司马光极力辞任枢密副使的时候，韩琦派人从大名府送来快信，请文彦博劝说司马光：“皇帝如此器重，不如接受任命，也许能践行自己的理想；如果理想真的不能实现，可以到时候再离开。”读罢韩琦的书信，司马光对文彦博说：“从古至今，被名利二字诱惑毁坏了名节的人，已经不少了。”在司马光心里，枢密副使头衔代表的是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它就意味着对原则和理想的背叛。文彦博深深地叹息，司马光书生意气，实在不像现实中的人。[42]

与主张废除青苗法的人不同，韩绛[43]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借此时机为王安石辩解，他直截了当地说：“圣人孔子，贤人子产，刚开始从政，也曾经遭受诽谤议论，何况王安石呢？陛下如果坚持推行新法，非留用王安石不可！如果留下王安石，我想一定由开始诽谤变成最后颂扬。”

韩绛的积极劝谏，使宋神宗又犹豫起来。大臣意见不一，争论不休，到底谁对谁错？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成为整个变法能否继续，能否达到目标的一个重要考量。

真相是什么？宋神宗最需要的是真相。

作为最高决策者，宋神宗知道，要想获得实情，就得掌握一手材料。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到基层调查一下，不就很清楚了吗？但派谁去呢？如果派主张变法的人去，反对变法的大臣不同意；如果派反对变法的人去，主张变法的大臣不同意。谁是中立的人呢？谁才能客观、无偏向地去了解真相呢？这时候，宋神宗想到了与此事无利害关系又天天在他身边的人——宦官。宦官是皇帝身边的人，皇帝对他们知根知底，清楚哪个老实，哪个不老实，哪个说真话，哪个耍滑头；而且他们不参与朝政，没有偏袒哪一方的理由。历任宋朝皇帝都有派太监办事的传统。比如，宋太宗登基之后不久，让太监王继恩任宫苑使，出领河北刺史，掌管军械库存；雍熙北伐期间让他负责后方粮草供应，后来又让他出任天雄军都监，监督军队行动；甚至任命他为剑南两川招安使，成为统率三军的兵马大元帅。虽然宦官名义上是在皇宫服侍皇帝，但皇帝有其他事情要办的时候，也会派太监出京办事。

于是，宋神宗派太监张若水、蓝元震出京秘密调查青苗法的执行情况。

结果，二人回来复命，“皆云甚便”[44]，说百姓都赞成新法。宋神宗对此深信不疑，打消了废除青苗法的念头，重新确立了推行新法的信心，不仅决定把变法继续下去，而且要把这种“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推广全国。他命曾布起草文件，驳回三朝元老韩琦的意见，并将这份驳回的文书颁行天下，彰显朝廷推行变法的决心。

对此，林语堂曾经无比感慨地说：“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家大事发生了影响。”[45]

由宣布废除新法到再次肯定变法，皇帝的转变只发生在短短十几天内。这十几天，决定了新法的命运！对此，王安石倍感欣慰，立即上朝，继续推行新法。据《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王安石重回相位，更加坚定，不肯再听别人的意见。

韩琦见到奏折被公开驳斥，又上疏申辩，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受此牵累，韩琦辞去河北安抚使，反对青苗法的知审官院孙觉、御史中丞吕公著、知制诰陈襄被贬官。因为“面子”耽误事情的赵抃，懊悔不已，上书辞去副宰相的职务，到杭州任地方官去了。

枢密使文彦博实在看不下去了，入朝质问神宗，说韩琦是三朝宰相，难道不如两个宦官吗？神宗闻言后脸色大变，但碍于文彦博是先朝重臣，不忍当面斥责。文彦博自知皇上听不进去，悻悻退出。也许，文彦博自己也知道，并不是皇帝不相信大臣而信任宦官，而是皇帝更加愿意相信宦官的话，相信变法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但是，为什么皇帝愿意相信宦官而非大臣的话呢？这两个太监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们能影响到最高决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