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熙丰臣僚

新法的支持者确实看到了“新法”有调整的必要。神宗刚去世，调整新法的呼声在“熙丰旧臣”中甚为明朗，也确实付诸实施了。王安石变法的主将之一章惇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对于役法，他认为“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³。章惇还说：“役法可以缓改，非如京东铁马、福建茶盐，不改一日，则有一日之害也。”⁴另外，据苏轼称：“近见章子厚言，先帝晩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⁵神宗是否想改取士法当考，但至少说明章惇是认可其弊的。

此外，黄履也是新法的干将，神宗去世后，他与另一因新法而进者安惇谈及了福建路盐法、茶法之弊，朝廷于是派出了陈次升、黄降分别去江南西路、福建路体察⁶。

神宗去世时的宰相蔡确，在元祐元年( 1086)罢相前曾上表，史不载全文，但言官在弹劾他时有所引用：

请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安慰民心……严边备以杜二敌之窥觎……走使轺以察远方之疲瘵，如张汝贤、陈次升往福建、江西……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一道，以合众志之异同……⁷

这六句话可看成是蔡确在神宗去世后的自我总结，分两个方面：一是对被排斥在外的臣僚略加引用，即所谓“收拔当世之耆艾”,“合众志之异同”；二是对神宗之政略加更改，以合民心。虽然其表被孙觉以“自陈功劳，颇更矜伐”为由逐条批驳，但其自陈的内容仍是有迹可循的。

针对“请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一句，孙觉驳云：“若如其言，则是司马光、吕公著之徒，今位在执政皆其所引也。”但蔡确并非虚言。吕本中(1084—1145) 《杂说》就提到蔡确在邢恕的劝说下，“有意改更政事，收用旧人”,“元丰末，刘挚、梁焘、孙觉、李常以次收用，皆恕劝确为此”⁸。按孙觉、李常在神宗去世前已经召回，此李焘已指出。朱熹也说：“他(邢恕)家自有一本《言行录》，记他平日做作好处……盖元丰末，邢恕尝说蔡持正变熙丰法，召马、吕，故《言行录》多记此等事。”⁹蔡持正即蔡确，此正可与吕本中之说相印证。另外，苏轼之进，也与蔡确有关：

既而朝廷缘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力辞之，见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公固辞。持正曰：“今日谁当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持正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¹⁰

按，苏轼除起居舍人在元丰八年末。可见，神宗去世后，蔡确对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反新法人物的重新进用，是有推动作用的。

蔡确对神宗之政的更改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循。张汝贤、陈次升往福建、江西事前已述及。另外，侍御史刘挚说：“(蔡确)阳为协顺，将一二小事依应增损者，此非真能奉宣圣意也，盖欲以此安其身，为不去之计而已。”¹¹又说：“陛下自去年以来，凡政令未便于民者，略已更改，虽未能尽去其根本大害，然节次所改者不少，皆是确久来护持以为善法者也，而今合同众改之。”又言蔡确在神宗朝从未言法令未便，神宗去世后“乃稍稍语于人曰：‘在当时岂敢言也！'”¹²苏辙也说：“陛下即位以来，罢市易、堆垛场及盐、茶、铁法，此蔡确之所赞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罢保甲保马等事，此韩缜与宋用臣、张诚一等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确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确等亦否之，随时翻覆，略无愧耻。”¹³这些批评言论说明，蔡确等熙丰臣僚参与了元丰末元祐初一系列的对熙丰新法之调整。

那么，原来新法的反对者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