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举制度的产生

第一节
察举制内部新制度的萌芽

科举，作为唐宋以后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是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察举制度发展而来。它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抵萌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

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官职完全由世族垄断。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虽然要职大多仍由宗室、同姓或大族担任，但是官吏都不再授给采邑，而是领取实物俸禄。同时，随着“士”这一知识群体的壮大与活跃，荐举也成为日益普遍的选官方式。

西汉初年实行“任子”和“赀选”制度。二千石以上大官的子弟可送到朝廷为郎。拥有十万钱家产而又不是商人者，也可以候选为郎。高级官吏多出自二千石子弟。郡县佐官则由长官辟召，一般平民可经过这个途径担任官职。

汉武帝时正式建立察举制度。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就曾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谏者，文帝亲自策试。[1]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武帝亲自策问以古今治道及天人关系问题。由皇帝临时下诏察举贤良的特科正式形成。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2]岁举孝廉的察举常科亦初步建立。同年，武帝还诏举贤良、文学，并亲加策试。汉武帝还在京师建立了太学，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学成考试合格，可授予官职。这样，一般平民子弟就可以通过察举或学校获得官职。这是一个由贵族或高官子弟世袭任官到一般平民按才能任官的过程，但是，如果不为地方所举，仍不能做官。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3]岁举孝廉也建立了考试制度，阳嘉之制实行后，儒生、文吏被郡守举为孝廉后，如果不能通过中央的考试，便不能获得官职。而郡守的举荐，则是到中央参加考试的前提。随着豪强大族经济力量的发展，他们也逐步操纵了所在州郡的政治。因此，东汉中叶以后，察举和辟召都为豪强大族所垄断。最后发展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出身授职还得通过两汉以来的察举、征辟等入仕途径，但被察举或征辟的条件首先是门第。门第成为做官的先决条件，这与西汉从任子、赀选到察举相比，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南北朝以来，随着豪强士族的衰落，按照才能而不是按照门第选任官吏的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后来成为梁武帝的萧衍在南齐末年的上表中提出：“设官分职，惟才是务。”[4]西魏时苏绰在为宇文泰所拟《六条诏书》第四条中也指出，“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而“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明确提出：“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5]同时，社会上私学的兴起，也使教育逐步从贵族门阀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下层产生了一批士人。察举制重新受到了重视，南朝和北朝都恢复了举秀才、举孝廉的制度。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主一馆。与过去国子学生只有贵族高官子弟才能入学不同，“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6]“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7]一些寒门子弟通过明经试策的方式进入了仕途。此后，举明经逐步取代了举孝廉，形成了秀才、明经两科并立的局面。北周也实行了举明经的制度。

自举这种新的考试制度的萌芽在南北朝时期也已经出现。梁武帝在天监八年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8]诏中把能通一经作为参加策试的唯一条件，并特别指出，虽寒品后门，都可以随才试吏。北齐时，马敬德“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送至京”。[9]马敬德通过诣州自请乃得举秀才，在当时虽然还只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但也说明应举者已经可以主动采取一些行动，以争取举送，而不是在家里坐等地方长吏察举。

尽管在南北朝察举制仍被士族、贵族用作入仕的工具，特别是在南朝，秀才科几为高门所垄断，但是，通过考试按才能选官的原则毕竟是重新提出来了。而学校向寒门开放和自举的萌芽，不仅动摇了地方长官举荐这一察举制度的基础，也为朝廷从一般百姓中选拔贤才开辟了道路。这些都是在旧制度内部产生的新制度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