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谁是“梁启超系”?

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交汇,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又不同步,致使存在多个世界及众多群体,其中“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以及新旧阵营中表现不那么极端或积极的群体,在既有研究中多半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1 五四时期的“梁启超系”正是不那么极端又不够“进步”的群体,虽非完全失语,但相对于他们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而言,研究仍非常不足。与这一群体的“失语”相关联的,是他们所从事的文化运动一并被误解或遗忘。

这是一群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读书人,有着天下士的关怀与抱负。因主要成员多与宪法研究会有过关系,且梁启超更是该组织之领袖,所以时人和后世研究者也有以“研究系”指称。2 不过,这一名称在当年多是论敌使用,且常含敌意,为当事人所不喜。身为局中人的刘以芬(1885—1961)指出:“研究系一词,系由宪法研究会而来,而宪法研究会则为进步党人所组织,所以,所谓研究系其实即是进步党。”但时人在“用此名词时,语意间往往不仅指派系而言,而若别涵有一种意义”,即“隐含有阴谋集团之意味”。在他看来,名称虽被沿用,但“实则此时(1918)该系业经风流云散,毫无作用”。3

更重要的,时人认知中的“研究系”本是一个成分非常复杂的政治文化团体,并非以成员文化倾向或是否参与其文化事业为取舍。更多被认为属于“研究系”的人不关心也基本未参与“梁启超系”的文化事业。如谢彬(1887—1948)在介绍“研究系”时曾指其“首领为梁启超、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范源廉等” ,“重要分子为蒋方震、张一麐、徐佛苏、蓝公武、陈汉第、籍忠寅、张君劢、张东荪诸人”。五位“首领”中,除梁启超外,少有参与该派文化事业者,“重要分子”中多数亦是如此。4 同时,在五四前后参与“梁启超系”文化事业者又往往未曾加入宪法研究会,如丁文江(1887—1936) 、舒新城(1893—1960) 、徐志摩(1897—1931)等,且多否认有此团体或不自认是“研究系”中人。一方面,罗文干( 1888—1941) 、胡适、顾颉刚( 1893—1980)等人也曾被目为“研究系”分子,甚至于但凡曾为《晨报》副刊撰文的名流,皆可被视为“研究系”;5而同时,梁启超一派核心成员张东荪却称“始终没有正式参加梁的政党”。6 这便需要更仔细、谨慎地分辩“研究系”团体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

总体而言,虽“研究系”这一称谓曾被普遍使用,若“从俗”则可,若“名从主人”则又不可,更因其容易与宪法研究会成员混淆及历史上贬义的色彩,使用时画地为牢;而我之前曾使用过的“梁启超诸人”7又过于泛称,缺少社会群体色彩。因是之故,本书折中“研究系”与“梁启超诸人”两种称呼,另立“梁启超系”来指代五四前后梁启超周围所形成的文化群体。

该群体以梁启超为领袖,成员多为梁氏清末民初(特别是护国运动期间)事业上的同志和新旧门生,或因理念相近,或基于师生之谊,或有共事经历,在1918年前后逐渐汇聚,形成一松散的文化、政治团体,没有严格的组织,边界模糊。从后来他们发动的事业中可以看到,在此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为梁启超、张东荪、蓝公武、张君劢、蒋百里等数人而已。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 1912年回国,先后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 1917年11月,段祺瑞(1865—1936)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此后,在“冷静”中积极谋划社会教育事业。梁氏在该派所从事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独一无二,即使是因欧游而缺席国内运动的1919年,影响虽减小,但仍是此派留在国内从事文化运动人员之精神领袖。 1920年归国之后,梁启超更是亲自掌舵该系的文化运动,其个人的气质与喜好,影响着运动的走向。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出生于浙江杭县。清末时留学日本,与张君劢、蓝公武友善。张东荪在护国战争时期,因反对帝制,避祸上海租界,从而结识梁启超。他认为梁启超“稳健,又有学问” ,“书生气味合乎我的脾胃” ,“自此以后,过从渐密” 。8 自1917年4月开始,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任《时事新报》主笔,被视为“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9 张东荪是“梁启超系”中最早感受到新思潮气息之人,且在他们形成“从思想界尽力”的共识中起着关键作用。

蓝公武,字志先,笔名武、哲仙、知非,江苏吴江人(祖籍广东大埔,因其父参加太平天国军,转战江苏,落户吴江) ,徐佛苏(1897—1943)妹婿。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和德国,学习哲学。清末时曾在东京与张东荪成立爱智社,主编《教育》《热诚》等杂志。辛亥前后,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事业,奔走筹划。民国后,当选国会议员,与张君劢、黄远庸( 1885—1915)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被时人称为“新中国三少年”。此后,先后任《京报》汉文版主笔、《国民公报》社长、《时事新报》总编辑、《晨报》编辑等职。五四前后,以其所主编的《国民公报》为阵地,积极响应新思潮,活跃于思想界。在梁启超等人欧游的一年多时间里,留守国内的张东荪、蓝公武实际主持着这一群体的文化运动,甚至可以说梁启超一派的文化运动是由他们发展而来。

张君劢,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在二十岁前,读《新民丛报》,认为《新民说》是“改造国民脑子”的无上良药,佩服不已。 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梁启超结识,“虽未执贽于任公门下,然其关系是在师友之间” 。梁启超组织政闻社时,张君劢已是其间活跃之一员。辛亥革命后,张君劢主张组织政党争取政权,并建议梁启超与袁世凯( 1859—1916)妥协。10 1912年因《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一文激怒袁世凯,于国内无法安身,在张一麐(1867—1943)等友人的劝告下,留学德国。 1915年秋,听闻袁世凯帝制活动消息后,“愤愤不平,想帮同国内友人打倒袁世凯” ,并于1916年4月回到杭州,“帮助朋友反对洪宪帝制” 。11 随后任《时事新报》主编,在护国之役期间,曾与梁启超“在上海旦夕共一室”。12 梁启超于这一年北上之时,张君劢即是随行人员之一。从此时开始,张君劢对梁启超的调停政局、入阁等事均有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特别在对德宣战一事中) 。直到1917年11月梁启超辞职,张君劢也随即辞去总统府秘书之职。

蒋方震(1882—1938) ,字百里,笔名飞生、余一,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清末时留学日本,他在留日时由蔡锷(1882—1916)介绍而修弟子礼于梁启超。护国战争期间,蒋百里一直追随梁启超、蔡锷,参谋军事。在蔡锷逝世以后,他“仍想从事建军和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工作。此时手握大权的段,过去与百里有过一段不愉快的里程,乃以公府顾问的空头衔羁縻百里,而不肯给以实职”。这一时期的蒋百里是“以有用之才,无用武之地”。131918年底,随梁启超等人欧游,在1920年归国后,他与张君劢成为“梁启超系”文化运动中的左膀右臂。

此外,丁文江在“梁启超系”的事业中参与决策且实际任事,亦是重要成员之一。其他如徐新六( 1890—1938) 、林长民( 1876—1925) 、黄溯初(1883—1945)、舒新城、徐志摩、宗白华(1897—1986)、俞颂华(1893—1947)、郑振铎(1898—1958)等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参与过“梁启超系”的文化事业。14 该派成员多数在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期成长,深受任公文字的“洗礼”。如蓝公武生平“最崇拜梁任公”,思想深受影响,甚至于“作文亦仿梁任公的文章,洋洋洒洒一大篇”。15 舒新城也说自己少年时期一度对“一部旧《湘学报》”“爱不忍释”,尤其是其中有梁启超所订的“时务学堂的十条学约”,他“更照着学约所指示的去律己,于我后来治学治事的效益很大”。16

1917年底,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内阁中“研究系”人物梁启超、汪大燮、汤化龙、林长民、范源廉、张国淦等均辞职。追随梁启超一起去职的,有张君劢、徐新六,蒋百里也于蔡锷去世后赋闲京师。他们随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失意而失意,加上之前受命主持《时事新报》和《国民公报》的张东荪、蓝公武,形成了这一群体的核心。

在推行事业过程中,“梁启超系”又常常用心寻找、培养同道。例如,蒋百里在读到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后,认为其“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故致信梁启超建议拉拢,梁启超欣然同意,表示“能找得梁漱溟最佳”。所以才有梁漱溟记忆中梁启超“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一事,并“由此乃时常往还”。17 舒新城也是被发掘的同道之一。为聘请其担任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蒋百里“曾过舍相访,说明公学之种种情形,我之教育主张亦概被接收”。舒氏加入中国公学后,同样担负了延揽人才的任务,他曾表达“颇感人才困难”,故主动请缨,计划“赴南高、北高、北大作学生数月,或者当较有补益,盖仅在纸上相见,终止知其一面,无由窥其人格之全豹也”。18

可以说,除核心成员外,这是一个以事业为聚合的群体。而且,他们对于新加入者甄选严格。在办理教育时,蒋百里曾草拟一份名单以供延揽,张东荪看后即表示:“单上诸人,仍当以有无决心为标准,再淘汰一次。以荪所知,止舒新城一人确有决心,与吾辈共甘苦也。”可见他们对于新加入者的慎重,即梁启超所说必须为“气味相投之人”。19 此外,他们也曾注意到毛泽东的“湖南自修大学不易成立”,希望物色“彼中良份子分一二位来此”,直到舒新城指出“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而作罢。20

同时,在事业推进过程中,亦有人离开“梁启超系”群体。例如,在梁启超欧游期间,张东荪曾以《学灯》《解放与改造》为平台,吸引了像茅盾(1896—1981) 、周佛海(1897—1948)等众多五四青年。但当梁启超他们欧游归来之后,重新树立文化方针,其他意见相左且人际关系上渊源较浅者,如俞颂华、茅盾、周佛海等人,或疏远或彻底离开。茅盾便记得在周佛海加入共产党之后,特意在《民国日报》上发一启事,“谓共学社丛书中有渠所译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一书,但此为售与共学社者,除此售稿关系而外,渠与共学社别无关系”,盖因理念已不同,故划清界限。2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多数“群体”“派别”的划分往往只能是模糊而非精确的。正如鲁迅所说:“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22文学团体如此,新文化人亦然。吴宓便认为新文化运动“其中人之所主张,固互有不同之处,而前后亦多改变”。23 即使是“梁启超系”,其中各人的观念未必一致,而同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常常见解前后不一,故只有将模糊的“梁启超系”整体和其中具体的人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特定之事置于具体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分析,方有可能更接近实际发生的历史,也将发现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比我们过去所认知的要复杂曲折和丰富得多。

1 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2 有不少研究者以“研究系”来指谓这一时期从事文化运动的梁启超诸人,如彭明的《“五四”前后的研究系》(《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彭鹏的《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吴炳守的博士论文《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建设构想与实践(1911—1932)》(复旦大学历史系2001年博士论文)。不过,彭鹏将这一群体重新界定为“文化上的研究系”,以区别于“政团的研究系”。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33页。

3 刘以芬:《研究系之来龙去脉》,《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

4 谢晓钟(谢彬):《旧作政党解剖论三首》(1921年),《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1925年,第181页。

5 刘以芬注意到:“罗文干因奥款事件被诬入狱,刘崇佑为之辩护获雪,遂谓罗为研究系;胡适因罗关系,常偕访刘,一时并有胡亦加入研究系之传说,其他类此者甚多。尤可笑者,北京《晨报》原为进步党人所办,其副刊多收名流文稿,于是凡常为该刊撰文者,其人亦皆研究系矣。”刘以芬:《研究系之来龙去脉》,《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6 张东荪:《我的检讨》(手稿,1952年),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案卷编号:Yj52044。

7 参见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梁启超诸人的文化努力与五四思想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年9月号(总第105期)。

8 张东荪在《我亦谈谈梁任公辛亥以前的政论》一文中说:“我认得他是在民国四五年,那时他到上海,我们大家共同反对洪宪帝制。自此以后,过从渐密。”在1952 年的检讨材料中他又说:“因为参加了讨袁运动,我才躲避到上海租界,在那时我才结识了梁启超。我以梁启超与孙中山作比较,我以为梁是稳健,又有学问,它的书生气味合乎我的脾胃,我遂赞成梁而不赞成孙,但我始终没有正式参加梁的政党。”张东荪:《我亦谈谈梁任公辛亥以前的政论》,《自由评论》第19期,1936年4月10日,第6页;张东荪:《我的检讨》(手稿,1952年),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案卷编号:Yj52044。

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卷,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70页。叶楚伧后来说:“《民国日报》之于孙中山,同《时事新报》之于梁启超,我与先生,大家不必讳言,在第三者看来是一样的。《民国日报》的不能并且不愿说与孙中山没有关系,大概与《时事新报》不能并且不愿说与梁启超没有关系一样的。”可反观出《时事新报》(张东荪)与梁启超关系之密切。叶楚伧:《与张东荪书》(1920年7月20日),《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7月21日,第2版。

10 梁启超与张君劢之关系,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第267页。

11 张君劢:《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1955年),《中西印哲学文集》,程文熙编,上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第65页。

12 梁启超:《张润之先生六十双寿诗并序》(1925年),《梁启超全集》,汤志钧、汤仁泽编,第1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92页。

13 陶菊隐:《蒋百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47页。

14 1920年初,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准备大举发起文化事业,张君劢致黄溯初信请其与“东荪先生、宗孟、子楷、崧生、为藩”详计之,大致可以看出这一群体的核心成员。张君劢:《与溯初吾兄书》(1920年1月12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7页。

15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261 页。蓝公武曾称梁启超是“思想变革之大功者”,“以其爱国之思想、血泪之文字起我国民于千年传说束缚之下,而进之于世界新思潮之中”。蓝公武:《〈梁任公先生演说集〉序》(1912年11月7日),《梁任公先生演说集》,北京:正蒙印书局,1912年,第2页。

16 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65页。

17 蒋百里:《与任师书》(1921年11月26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梁启超:《致东荪百里新城三君书》 ( 1921),《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7页;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1943年),《梁漱溟全集》,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18 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49、165—166页;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1921年11月2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603页。

19 张东荪:《致蒋百里书》(1920年10月),《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4页;梁启超:《致东荪百里新城三君书》 (1921年11、12月间),《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6页。

20 梁启超:《致百里东荪新城三公书》(1921年11月),《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6页;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 (1921年11月2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4页。

21 茅盾:《周、杨姻缘之一幕》,《茅盾全集》第12 卷,“散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第98页。

2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23 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上海),1922年10月10日,“国庆增刊”,第4张第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