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具体计划大约在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等人赴欧前形成。据梁启超后来追述,在1918年底去国之前,他们一行路过上海,与沪上同人“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并说这一席话让他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1 当时“梁启超系”是否真打算决然舍弃政治活动,尚待考证,但此一决定或能视为他们从事文化运动之开始,也赋予他们新的定位——“在思想界尽些微力”已是一个付诸行动的重要选项。

正是在此前后,他们三份机关报纷纷改革,如北京的《晨报》自誓“从前种种,譬于昨死,过往种种,譬自今生”2,并预想1919年“新思想、新潮流、新团体、新事业风起云涌,气象万千”,要“实行表里革新”;3《国民公报》也将此后论述旨趣设定为“对于政教艺术,誓有以革今日之陋俗,而使吾国思想界,辟一新境界焉”。4 上海同人张东荪说得更为清楚,他在《时事新报》上誓言“对于文化思想的鼓吹,当唯力是视”。5

后来舒新城曾概括“梁启超系”在五四前后所举办的文化事业,“除领导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并创办《解放与改造》”外,“主持尚志学会、讲学社、共学社等团体,约集一般人译书撰稿”,又“将中国公学重行恢复”。6 大致而言,他们之事业主要包括:

其一,办报,包括《时事新报》《晨报》《国民公报》,尤其是它们的三种副刊——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四大副刊中,《时事新报》之《学灯》副刊与《晨报副刊》便占半壁江山。其中,胡适曾将《国民公报》比作新文化运动中“一颗大星” ;7而《晨报》在学生中最为流行,其新闻“同情学生运动” ,“副刊更明白地为这一爱国运动作鼓吹”8,被认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确有很大的功绩” ;《学灯》更是“为一般新学界所欢迎” ,甚至“有左右学术界的势力”。9

其二,创办了五四时期影响极大的《解放与改造》杂志。 1919年前后在中国讲学的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观察到,当时有三份“发挥着重大影响”的刊物成了“新文化运动喉舌”,除了《新青年》《新潮》之外,便是梁启超一派的《解放与改造》。10

其三,成立共学社,出版“共学社丛书”。在常乃惪的印象里,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版新文化的书籍,以共学社丛书为最多” 。11

其四,成立讲学社,邀请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杜里舒( Hans Driesch, 1867—1941) 、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等人讲学。这一机构影响亦大,在当时曾形成一种讲学之风,转变学风,激起新潮。青年学生王凡西(1907—2002)对新文化运动的印象是“从杜威、罗素、博格森到泰戈尔”等等的大名12,而这些人恰恰又多是讲学社介绍或邀请到国内的。

其五,接办中国公学,创办自治学院,梁启超等人陆续讲学清华、南开、东南大学等,在教育界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梁启超系”的“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1918年底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游欧,国内文化事业由张东荪、蓝公武主持,又以张东荪为主导,这一状况持续到1920年初;之后梁启超、蒋百里归国,亲自主导他们的“新文化运动”,对此前的事业与方针均有重大调整。故新文化方案也可分为前后两种:前期侧重社会改造,“主张先改造一个新社会,由新社会的力量来刷新政治”;13后期侧重文化与政治,一面努力“文化运动”,一面“以政治运动与之辅行” 。14 前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主张解放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以为改造地步”,来“一个真正的大革命”;15后期则只强调“思想解放”。16 前期将改造事业分成“总解决”和之前“不是短期的”培养阶段,在“大改造”之前的预备中,“以文化运动为最要”;17后期不再提“总解决”。前期以社会主义为改造蓝图;后期强调未必“先有预定的型范”18,基本放弃原先的社会主义改造趋向。在后期,梁启超为未来中国(甚至世界)拟就了再造一个新文明的办法,在这一设计中,中国文化已是主体,西方文化则处于辅助地位。前后方案自具系统,且与同一时期《新青年》、国民党人等方案各不相同却又相互交错(详后)。

至于梁启超一系“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我在书名中将其概括为“再造新文明” 。胡适在1919年底曾定义“新思潮”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其中,“再造文明”是“新思潮惟一目的” 。19 类似“再造文明”的观念,也为“梁启超系”所分享。在此之前,张东荪就曾提出“文化运动的方针”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他所说的“第三种文明”,是指“第一种文明”“第二种文明”之后的未来新文明,故他又将当时的文化运动称为“新文明运动”。20 而梁启超之后又提出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将此视为“新文明再造之前途”。21 张东荪理想中的“第三种文明”和梁启超心目中的“新文明”并不一致,实现途径亦有差异,但再造新文明的意图仍有相通处。同时,文化与文明并不完全相同,而他们所设想的文化运动却都指向文明,也提示出文化运动那超越文化的一面。

一个松散的群体,在短时间内举办如此多的事业,这在当时绝无仅有。在展开文化事业之同时,此派又发起或介入了五四时期几乎所有的思想论争,包括戏剧改良讨论、新旧思想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及人生观论战等。正是这些事业和论争,让他们深入参与、影响甚至塑造着当时的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系”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努力,一直为人所关注。尚在1919年初,傅斯年(1896—1950)便注意道:

几个月事〔以〕来,为着暴乱政潮的反响,受了欧战结局的教训,中国的思想言论界,渐渐容受新空气了。什么民本主义,一齐大谈特谈。有几家政党作用的报纸,居然用白话做文,居然主张自由思想,居然登载安那其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22

此处所说“有几家政党作用的报纸”,即是指梁启超一方的《国民公报》《晨报》与《时事新报》。23 这是他们从事文化运动的起始阶段,时人已经注意到此种转变,尤其注意到他们“用白话做文”和宣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特色。

到1919年下半年时,有人更看到“研究系近来亦颇研究世界思潮,其在京所出之《晨报》 、《国民公报》甚好” ,并将“陈独秀敢言敢行与耽玩禅悦之研究系”对比,认为“大异其趣”。24 所谓大异其趣,除风格外,亦兼宗旨;不过,如此将“研究系”与陈独秀对比,便已是一种平起平坐,表明具竞争之资格。稍后,《民国日报》记者也注意到这一派的《国民公报》 《晨报》和《时事新报》 ,“据近来他们报上的色彩看来,是竭力跟着新潮流走,富于革新趋味,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觉悟”。25 此所谓“新潮流”,大致即指当时的文化运动。在被指为新文化运动反对者的吴宓看来,“梁启超系”属于新文化运动之中,亦不成问题。他曾说:“自《学衡》杂志之始出,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及北京《晨报》等之文学附刊,即指为反新文化,攻诋痛抗而之不遗余力。”26“梁启超系”的《时事新报》 《晨报》对反新文化者“攻诋痛抗”不遗余力,无疑正是站在新文化运动正统立场上的捍卫。

当有外人批评新文化运动时,张东荪会自觉解释、辩护。他说:“文化运动本为公开,并他人之加入而不拒绝,安有拒绝他人批评之理。”又说:“我侪虽学浅力薄,然以良心之督责,尽其所能,以从事于文化,亦深感不足。苟有异军蹶起,分肩此巨责,岂不甚善?”27从中依稀可见他自居文化运动主人的姿态,盖如果自身是客,又如何能以主人的姿态欢迎批评与欢迎“分肩此巨责”? 且视他人为“异军”,则隐然以“正军”自命。

从当年青年学生的直观感受看来,这一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身影也随处可见。五四青年许钦文(1897—1984)便记得,“ 《新青年》 、《新潮》 、北京《晨报副镌》和后来上海出版的《学灯》 、《觉悟》 、《青光》 ,都为好学的青年所注意”。这些报刊虽然“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仍在青年中“邮寄来,邮寄去” 。28 许钦文印象中的六种刊物,《晨报副镌》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便是“梁启超系”的重要文化阵地。当年尚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的夏衍(1900—1995)则观察到“ 《新青年》 、《解放与改造》等杂志,《觉悟》 、《学灯》等报纸上的副刊,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而且还逐渐地把分散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29 舒新城回忆五四时期,也说:“上海《时事新报》的附刊《学灯》 ,《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 ,北京《晨报》的附刊《晨报副刊》以及《每周评论》 、《星期评论》 、《新青年》 、《新潮》 、《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却成为我研习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哲学等等的主要教本。”30在上述三位五四青年的阅读世界中,“梁启超系”的报纸杂志占据着半壁江山。后来谢彬这样概括:“五四运动而后,研究系三字大为一般人士所注目,盖彼暂舍目前政权之直接争夺,而努力文化运动,谋植将来竞争之稳固地盘者也。”31

“梁启超系”的新文化运动,就举措言,时人所说“为新文化运动大卖其力气”,“努力文化运动”,可谓有目共睹;就效果言,“大为一般人士所注目” ,绝非默默无闻。对其成绩,谢彬更说:“ (研究系)三年以来,多方进行,颇具成绩,青年学子被罗致者亦不乏人,其潜势力之继长增高,未有艾也。”32可说成效显著。其中,梁启超的影响尤大,蓝文征后来回忆:“当五四新潮后,提倡科学的呼声,响彻云霄;同时整理国故,也被世人所重视。梁任公先生于民十及十一两年,应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各大学及教育团体的邀请,连续讲演中国文化学术,不下二百次,学子景从,风气大开。”33梁启超赴各地演讲,本为他们所计划之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学子景从”表明有人气,“风气大开”表示有影响。在那个争夺青年的五四时期,谢彬与蓝文征都注意到梁启超他们对青年或学子的吸引力,从侧面说明这个运动有面向青年的一面,而梁启超一派延揽青年的努力也有所回报。

由以上数段观之,梁启超诸人似乎确有以新文化运动主人、正军自命的底气。正如李锡五在1923年时说的,梁启超从欧洲回来后的作为,“大可自豪于新文化运动领袖之林”;恽代英在转述时人的话时,也说“研究系”曾在新文化上面出过锋头。34

“梁启超系”以“正军”自命的姿态甚至导致他们与《新青年》同人的竞争。傅斯年曾敏锐地指出,梁启超一派是在“革新的事业,思想的更张”中与《新青年》“争这个你后我先,争那个你偏我正”,实际是争以后历史上的位置;又奉劝他们大可不必,因为“中国思想界的新事业,现在只有小小的一个芽,若是争历史上的位置,至少须有十年的预备。努力预备罢! 决赛的时候早着哩!”35傅斯年所说“争那个你偏我正” ,至少说明“梁启超系”确实具有与《新青年》一方争正偏之资格;而“至少须有十年的预备”,表明傅斯年觉得短期之内双方可以共存,但最终仍要决一胜负,在他看来,双方的区别仍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并非仅是态度的区别。然而,近二十年后,“梁启超系”对于“历史上的位置”的自定位已稍退一步。张君劢在追忆蒋百里五四前后的贡献时说:

民国八年,公归自欧西,携《欧洲文艺复兴史稿》以返,与五四运动作桴鼓应。同时主持共学社,印行有关文艺与学术之书数十种。又尝办讲学社,杜威、罗素、杜里舒、太戈尔之东来,皆出于公与新会先生之罗致。呜呼,公为军人,而有造于近年新思潮之发展者如是。36

同一年,《时事新报》在追述自身历史时也认为自己在五四时期“虽然不是思想界的主潮,可是做了新文化的鼓手”。37 这两段表述值得注意。此时“梁启超系”已自认当年不是与新文化运动争“正统”,反而承认他们的努力是在呼应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作桴鼓应”或“鼓手” 。换言之,他们当年一度曾试图争“主潮”,但此时也已自认是“支流”。这是在时过境迁之后的论定,不过,在新文化运动进行的阶段,“主潮”与“支流”尚未完全显现,他们确实有着与《新青年》一较高下,“争那个你偏我正”的努力与实力。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由当时的“大人物”所推动的、“多方进行” 、影响亦不小的文化运动,在后世的记忆中慢慢模糊甚至消逝。我们对于他们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内容如何,宗旨怎样,内部人际关系,与其他新文化人的关系如何,追随者的情况,结果如何,为什么他们的这一“新文化运动”在之后的历史记忆中渐渐淡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如何且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新文化运动的声音,这些问题仍然相当模糊。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9年10月—12月),《梁启超全集》,汤志钧、汤仁泽编,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7页。

2 (刘)放园:《新生命》,《晨报》,1918年12月1日,第6版。

3 《祝新》,《晨报》,1919年1月5日,第2版。

4 毋忘:《本报重刊之旨趣》,《国民公报》(北京),1918年10月21日,第2版。

5 (张)东荪:《精神生活与舆论政治》(下),《时事新报》,1918年12月19日,第1张第2版。

6 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

7 胡适:《一颗遭劫的星》(1919年12月17日),《胡适全集》,季羡林主编,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

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3—44页。

9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下编”第32页、“上编”第63页。

10 杜威:《中国的新文化》 (1921年),《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1921—1922”,赵协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11 常乃惪:《中国文化小史》,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178页。

1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7页。

13 (张)东荪:《政治意识》,《时事新报》,1919年1月20日,第1张第2版。

14 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第9页。

15 《本刊启事一》,《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2期合刊,1919年9月15日,无页码;(张)东荪:《各自改造》,《时事新报》,1919年9月26日,第1张第1版。

1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9年10月—12月),《梁启超全集》,汤志钧、汤仁泽编,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4—76页。

17 (张)东荪:《势力与决心》,《时事新报》,1919年9月24日,第1张第1版;(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2期合刊,1919年9月15日,第4页。

18 大泉(钱稻孙):《铜器时代——本志表装图案的解说批评》,《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第3页。

19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91、699页。

20 (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2期合刊,1919年9月15日,第5页;(张)东荪:《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期,1919年12月1日,第11页。

2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9年10月—12月),《梁启超全集》,汤志钧、汤仁泽编,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3、66页。

22 孟真(傅斯年):《破坏》(1918年12月17日),《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1日,第348页(卷页)。本书引用的《新潮》为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

23 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分别自1918年12月5日、1919年1月9日开始连载《无政府主义领袖俄人科洛扑秃金自叙传》,见《国民公报》 (北京),1918年12月5日,第5版;《时事新报》,1919年1月9日,“学灯副刊”,第3张第1版。此外,《晨报》自1918年12月14日起,连载《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 (《晨报》,1918年12月14日,第7版);自1918年12月27日起,连载《俄国革命之老妇——普勒西可夫加耶女士自述》(《晨报》,1918年12月27日,第7版)。

24 吴虞日记1919年7月11日。 《吴虞日记》,上卷,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1页。

25 无射:《真觉悟吗?》,《民国日报》(上海),1919年8月13日,第3版。

26 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上海),1922年10月10日,“国庆增刊”,第4张第2—3版。

27 (张)东荪:《文化运动之批评者》,《时事新报》,1920年9月21日,第2张第1版。

28 许钦文:《“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1959年),《学习鲁迅先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年,第7—8页。

29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6页。

30 舒新城:《我和教育》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31 谢晓钟(谢彬):《旧作政党解剖论三首》(1921年),《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1925年,第180页。

32 谢晓钟(谢彬):《旧作政党解剖论三首》(1921年),《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1925年,第180页。

33 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追忆陈寅恪》,张杰、杨燕丽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34 《李锡五致梁启超之一封书》,《民国日报》(广州),1923年8月3日,第7版;恽代英:《告因学潮退学的人们》,《中国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第11页。

35 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第1卷第3期,1919年3月1日,第529页(卷页)。

36 张君劢:《哭蒋百里先生》,《大公报》(重庆),1938年12月28日,第1张第4版。

37 《复刊辞》,《时事新报》(重庆),1938年4月27日,第1张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