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 ¹——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

假如你想在悠远漫长且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史上，迅速抓住“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该从何入手？表现现代生活？独尊个人意志？借鉴域外文学？这些固然都是好主意；可我更愿意从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说起 ²。这里有1980年代中期起陆续引进的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媒介研究、公共空间等西方理论的影响，但更与北大学术群体的趣味有很大关系。在《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³，我主要谈论师长们的工作；至于年轻一辈的研究成果 ⁴，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谈论文学的生产及传播，在我看来，起码必须包含报章、出版、教科书编纂以及读者研究等四个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侧面。前两者边界明确，容易获得共识。后两者或牵涉教育体制，或定义相对模糊，有待进一步厘清。⁵对于一时代文学趣味的形成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后两者关系重大。⁶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讨论报章在晚清以降的“文学革命”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1 本文原是提交给“文学传媒与文化视界”学术研讨会（台湾，中正大学，2003年11月8—9日）的专题论文，后又成为笔者在鲁迅文学院（北京，2003年11月28日）及厦门大学（厦门，2004年1月4日）的讲演稿。此次收录，以论文为主干，“附记”部分乃北京演讲时的借题发挥。

2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附录一《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此书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1990年由台北的久大文化公司推出繁体字版， 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将其收入三卷本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

3 参见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

4 参见陈平原、山口守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其中有不少北大刚毕业或仍在学之研究生的论文。

5 去年11月8日，在台湾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召开的题为“文化场域与教育视界——晚清至1940年代”国际会议上，我曾区分不同类型的读者：“在我心目中，有两种读者，一种是一般读者，其购买与阅读，乃纯粹的文学消费；另一种则是理想读者，不只阅读，还批评、传播、再创造。如果举例，前者为上海的店员，后者则是北京的大学生。讨论文学传播，除了考虑有多少读者，还必须考虑是哪些读者在阅读。大学的课堂讲授，集体住宿制度，还有社团活动等因素，使得同样一本书，卖给店员与卖给大学生，传播的广度与速度是不同的。因此，我才会特别强调《礼拜六》与《新青年》的读者构成不同，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现在讨论大众文化的人，经常会举这么一个例子：当年张恨水的读者，比鲁迅的读者多得多。可这说的是短时间内某部作品的印刷与销售，我想提醒一点，张与鲁的读者素质不一样，后者有批评、转载以及模仿写作的可能。”参见颜健富《现代性与中国启蒙运动》,《文讯》2003年1期。

6 在《“通俗小说”在中国》一文中，我曾提及：“‘五四’时期的大学教授，除了社会地位与知识准备比较优越，其从事文学创作，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那便是借助于讲堂讲授与教科书编撰，使其迅速传播。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在北京大学所作关于小说的演讲，为新文学发展推波助澜；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著述，更是借总结历史张扬其文学主张。1929年，甚至朱自清开始在大学课堂上系统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虽因受到很大压力，4年后关门大吉；可历史上难得有如此幸运的文学运动，尚在展开阶段，便已进入文学史著和大学讲堂。更能说明‘五四’新文学格外幸运的，还属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1920年1月，教育部下令各省‘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这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自是关键的一步。而迫在眉睫的编写新教科书，更使得新文学迅速‘经典化’。……新文学家的作品可以轻易进入中学教科书，而‘通俗小说’家名气再大（如张恨水），也没有这种缘分。”参见拙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17—118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