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章之于“文学革命”

梁启超、谭嗣同等晚清文人所谈论的“报章”，包括报纸与杂志。落实到文学生产，则是报纸副刊、文学杂志以及刊载文学作品的综合性刊物。一般说来，因篇幅及读者定位不同，专门杂志与报纸副刊的面貌应有很大差别 ⁷，可具体到刊发诗歌、散文（杂文、随笔）、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二者的功能大致相同。连中篇小说《阿Q正传》都是初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1927年起连续五年连载于《世界日报》，你就没有理由在此二者之间强分轩轾。

专门的文学杂志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礼拜六》《小说月报》《创造》《语丝》《新月》《现代》等，固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但综合性杂志如《新民丛报》《新青年》等，其功用同样不能忽视。至于报纸的副刊，名目繁多，涉及范围甚广，但仍以文艺副刊的影响最大。这一点，报学史专家戈公振有很好的说明：“吾意副张之材料，必以文艺为基础，如批评、小说、诗歌、戏曲与新闻之类，凡足以引起研究之兴味者，均可兼收并蓄，而要在与日常生活有关，与读者之常识相去不远。”⁸

谈论报章与文学，为何从1890年代说起，而不是像新闻史专家那样，将其推到1810年代？我们都知道，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本中文的近代化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而中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纸，则当推伍廷芳1858年于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但真正将文学创作作为报章的重要栏目来认真经营，有待报纸文艺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中国最早的文学杂志《瀛寰琐记》创刊于1872年，其中除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外，余者都是传统诗文。1892年韩子云独力创办《海上奇书》，主要发表自己的长、短篇小说，再配上一些前人的笔记、小说，方才对日后的文学革新产生影响。而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设副刊《消闲报》，日出一张，随报分送；1900年《中国日报》辟副刊《鼓吹录》。此后，大部分报纸都腾出固定的版面刊载文艺作品，“副刊”之于“文学史”，方才构成重要的关系。

说到“文学革命”，一般指称五四新文化人的工作，具体年代是1917—1922年。经由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及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述，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只是随着晚清研究的迅速崛起，梁启超等极力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等，逐渐被纳入“文学革命”的范围来考察。在我看来，一场成功的思想、文化、文学上的“革命”，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稍纵即逝，必然包括酝酿、突破、巩固、定型。因此，我愿意将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文学事业，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来考察。这也是我所再三谈及的，无论关注文学运动，还是兼及思想学术，都必需意识到此乃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⁹1935年前后，借助《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五四一代完成其自我经典化；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客观上也使得新一代作家占据主导地位并充分展示其才华。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提到自家创作《狂人日记》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¹⁰，这话必须与胡适“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感叹对看 ¹¹，方才明白五四那代人的襟怀与抱负。不能只是“提倡有心”，必须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所谓的“文学革命”，才算是真正获得成功。本已分道扬镳的五四新文化人，之所以尽弃前嫌，通力合作，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便是为了向挑战者证明：五四文学革命确有“实绩”，并非只有“首倡之功”。

1933年，刘半农在编纂《初期白话诗稿》时，引了陈衡哲“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的慨叹，然后加以发挥：“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¹²这段话，被《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者再三提及。“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样的感慨，既沉重，又敏感，牵涉五四“文学革命”与1930年代“革命文学”的冲突。尽管代与代、先驱与后继、当事人与观察者、追忆历史与关注当下，决定了对于“新文学”的历史建构，各方意见会有分歧；但经由《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新青年》同人的文学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¹³

关于五四一代如何借助“大系”的编纂，加强“文学革命”的历史记忆，并恰到好处地建立起有关“新文学”的权威叙事，学界近年多有研究¹⁴，这里不再细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些人事变迁，同样影响后世对于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学的记忆。《独秀文存》《守常文集》的出版，刘半农、鲁迅的逝世，《新青年》杂志的重刊等，都使得抗战前夕形成一个追忆《新青年》的小小热潮。此后，还有若干“《新青年》叙事”在继续（如胡适、周作人），但作为整体的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已完成其使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既有“左联”为代表的激进思潮，也有不少特立独行的优秀作家（如老舍、巴金、沈从文等）。后者大都延续五四新文化路线，可以看作晚清以降文学革命所结的“正果”；前者则力图告别/超越五四，另辟一番新天地——但其文艺大众化口号之得以真正实施，还有赖抗战军兴，整个文学生产及传播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换句话说，纷纭复杂的1930年代文学，既是晚清以降文学革命进程的终结，也可看作另一场革命的开端。

7 戈公振撰于1927年的《中国报学史》第六章第九节“附刊与小报”称：“日报与杂志，只供人以趣味，研究学问须用书籍，此通论也。然我国杂志不多，专门之杂志尤少，于是周刊又兼有一部分之杂志工作。关于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乃几无所不包。然二者性质终属不同，盖专门杂志务求其深，周刊务求其广，且须力避教科书之色彩也。”《中国报学史》201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

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200页。

9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第一章 导言”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导言 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

10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卷2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1 自称对于新诗“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显然是在与周氏兄弟的接触中，意识到自己的局限。1922年3月4日的日记中，胡适记下鲁迅的期待以及自己的反省：“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

12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目”，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

13 参见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3期、2003年1期。

14 参见刘禾“The Making of the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ranslingual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温儒敏《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文学评论》2001年3期）、罗岗《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开放时代》2001年5月号）以及杨志《“史家”意识与“选家”眼光的交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