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应院友王小青博士等人的邀请，作此序。

事情的由来是，杜祖贻[1]先生早在1999年就提出学位服宜采国服的建议。2017年，他来北大交流，又把这个想法向当时在我院学习的博士生王小青等人讲了一遍。言者有意，听者有心。王小青等人基于对杜先生倡议的认同，同时也为了实现杜先生的心愿，敢于担当，对学位服这个问题开展了专门的研究。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学位服的历史》这本书，就是其研究的成果。该研究超出他们的专长范围，加上现有可参考的著述也不多，因此其研究是初步的，表现出学习者的痕迹。但是，这项工作的意义是明显的。

大学是一种文化建制。今天中国的大学从体系和结构上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其原型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它由一系列文化制度要素构成，包括特许状、称谓、知识体系、讲座形式、考试、学位等，学位服也是其中之一。中世纪的大学被浓厚的宗教力量所包围，所以各种仪式中都包含着一定的宗教成分。前些年，我随团去博洛尼亚大学、罗马大学、巴黎大学等国外大学学习考察，切身体会到了西方大学的历史悠久以及文化积淀。徜徉在古石路上，我不禁开始思索中国的大学。我们今天的中国大学可以追溯到清末，那时中国的学术体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借鉴了西方大学制度，另外一方面是从祖宗那里继承了一些国学遗产。两者相比，借鉴得多，而继承得少。今天，我们重新重视传统文化和学术，在大学中又开始复兴传统国学的内容。中国学术历史悠久，从稷下学宫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从个人经历角度看，我1985年本科毕业时，还没有毕业典礼的仪式，更没有学位服可穿。1987年研究生毕业，也同样没有学位服。毕业典礼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从哪所学校开始的，可以考证一下。到1998年博士毕业时，我才第一次穿上学位服，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参加了毕业典礼。虽然学位服登陆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但是大多数人对于学位服却知之甚少，只视其为一种仪式。今天人们也常把“仪式感”三个字挂在嘴边。近些年，大学越来越重视毕业典礼。2020年毕业季，北大克服重重困难，举办了一场特殊的“云上毕业典礼”。听北大校办一位负责毕业典礼的教师说，每年的毕业典礼，堪比一场大型演出，为了给毕业生上好“最后一堂课”，学校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2022年的毕业典礼在即，在校园里，已经看到成群结队的毕业生在拍毕业照了。从去年开始，我们学院给每一位毕业生赠送一套学位服，作为离校前的礼物，礼轻意重。

我们要不要改变学位服？对于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好，也回答不了。现在似乎还没有出现改变的苗头，必要性也没有显现出来。我的看法是，仪式要服从实质。今天大学的知识体系，是在借鉴西方知识体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事实不容否认。那么，大学中有西式的仪式，包括学位服在内，也是自然的，这是由人类文明的共同性所决定的。在一些特别的专业，毕业典礼不排斥采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随着中国对于大学知识体系贡献的增加，中国元素可以逐渐增加。前几年，我去中山大学开会，正好赶上毕业季，看到校园里毕业生既穿西式学位服，也穿民国时期服装，从视觉上看，倒也很搭，中西合璧，“美美与共”。

不论学位服如何调整与改变，王小青等人的研究工作都不可谓为时过早，而且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阎凤桥
2022年5月28日于北大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