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技创新的国际发展趋势

1.1 科技创新的国际现状

1.1.1 科技领域创新深化,加速推动产业深度创新融合

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新一代信息技术向网络化、智能化、泛在化方向发展,与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相融合,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移动互联、云计算、智能终端快速发展,大数据呈指数级增长,催生大量新型服务与应用。以机器人、三维打印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方向演进。碳纤维、纳米材料等新型材料的广泛应用将极大降低产品制造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海洋、空间技术不断拓展人类活动疆域和发展空间,成为大国必争的技术高地和战略前沿。

产业渗透与融合加快。一方面,传统工业转向智能制造。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以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领域,依托工业部门开展创新逐渐成为世界创新竞争的主战场。美国致力于中高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生产;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智能制造开始风靡全球;法国着力打造“工业新法国”,掀起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国的“中国制造”和“互联网+”战略瞄准创新驱动、智能转型、绿色制造等领域,力争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加快。当前,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在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与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新兴需求之间建立联系,带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正逐渐被用于生产领域,加快推进新兴产业进程,产业成为世界创新竞争最现实的表现。以伦敦为例,2008—2018年,伦敦48%左右的创业企业和创投资金都进入数字技术创新和传统金融产业优势融合的领域,使得新创企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表现最为突出。

1.1.2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大国在科技领域积极展开战略部署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先后发布了各自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战略蓝图与路径规划,如2008年英国提出的“高价值制造”,2013年德国提出的“工业4.0”,2014年美国提出的“美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 2.0),2015年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以及2016年日本提出的“超智能社会——社会5.0”等。在2016年,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在围棋比赛中战胜了人类选手李世石(Lee Sedol)。以这一年为历史节点,新技术革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主要领域为代表,在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同时,对生产、物流、交通、健康、医疗、金融、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发展带来巨大变革,已经成为大国在新的历史周期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地位改善的关键着力点。尤其是随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并发起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以来,美国数字经济进入以新技术变革与国际战略博弈为双驱动,并与政治干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

美国加大科技规划,提升科技投入。自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科技竞争呈现出新的形势。新一届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发展,不仅在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在高技术领域升级竞争策略,采用“选择性脱钩”等新举措,试图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制。2020年10月,美国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强调发展20项对经济增长和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通过加强技术管控和全球联盟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能源技术、量子信息科学、通信和网络技术、半导体以及空间技术等尖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2021年4月,美国财政部还公布了《美国制造税收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取消对美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税费激励,减少利润转移,促使制造业回流。2021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无尽边疆法案》,旨在加强基础和先进技术研发以协助美国抗衡与中国在有关领域的竞争,应对中国信息战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主要内容包括: 《无尽边疆法案》将授权拨款1000亿美元,在5年内投资于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通信、生物技术和先进能源在内的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和先进研究、商业化、教育和培训项目;授权拨款100亿美元,指定至少10个区域技术中心,并建立一个供应链危机应对计划,以解决半导体芯片短缺影响汽车生产等问题;着重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网络安全和先进能源等领域的研发。2021年6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又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未来5年内投入千亿美元级规模的资金用于科技创新。

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出台,明确要求制造业由生产型制造转变为服务型制造,将制造业服务化作为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是为了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逐步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补足高技术领域发展短板,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随后,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发布《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提出制造企业应该是“制造+服务”的企业。2019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制造企业要加大生产性服务投入,通过两业融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对外发布《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建设一批技术水平高、示范作用显著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德国提出“工业4.0”。2013年4月,德国机械及制造商协会等机构设立“工业4.0平台”并向德国政府提交了平台工作组的最终报告《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该报告最终被德国政府采纳。2013年以来,德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规划框架,如2014年8月德国政府通过的《数字化行动议程(2014—2017)》,2016年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发布的“数字战略2025”等。2018年9月,德国政府发布了“高技术战略2025”(HTS 2025),该战略明确了德国未来7年研究和创新政策的跨部门任务、标志性目标和微电子、材料研究、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发展方向、培训和继续教育紧密衔接重点领域。此外,该战略还提出要创建创新机构(跨越创新署),并通过税收优惠支持研发。

日本提出超智能社会规划。日本政府在2016年1月发布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第一次提出“超智能社会——社会5.0”概念。该计划指出,“社会5.0”具备以下三个核心要素: ① 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高度融合的社会系统。② 超越年龄、性别、地区、语言等差异,为多样化和潜在的社会需求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服务。③ 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舒适且充满活力的高质量生活,构建一个以人为本、适应经济发展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型社会。2018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未来投资战略2018: 迈向“社会5.0”和“数据驱动型社会”的变革》报告。这一报告指出,未来日本将对生活和生产、能源和经济、行政和基础设施、社区和中小企业等4大领域的12个方面重点展开智能化建设。其中,针对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在科技发展、医疗卫生、物流运输、农业水产以及防灾减灾等方面给出了较为清晰的未来发展蓝图。2020年6月,日本经产省发布《半导体和数字产业发展战略》,要求要像对待能源和粮食供给一样重视数字化发展,培育扎根于日本的数字产业,发展优质云产业。日本提出的“社会5.0”更关注从消费侧来推动社会的转型升级,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有效解决因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需求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高龄少子化所导致的医疗压力问题、劳动力不足问题以及交通、服务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1.1.3 全球创新存在鸿沟,竞争与合作并存

科技创新的全球性鸿沟依然存在。依据《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报告发布的全球126个经济体的创新指数排名,可以看出高收入经济体在世界创新格局中长期占据鳌头。由于经济体创新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水平所决定,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创新鸿沟仍然十分显著。在全球创新格局中,高收入经济体是当仁不让的全球创新引领者,然而在此之中,中国凭借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更为突出的创新表现,成为唯一跨越创新鸿沟,进入创新引领者行列的中高收入水平经济体。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加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主导全球生产体系,占据着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高端要素向发达国家相对集中的趋势依然难以改变,因此在较长时期内,发达国家将仍是全球科学技术的主要源头、人才高地和全球创新的核心地带。¹

中美在科技领域逐步走向竞争,且这种竞争将长期存在。2017年特朗普执政,特朗普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提高关税的方式使中美之间陷入贸易摩擦的漩涡,并逐步扩大到科技、人才、教育等领域。美国政府的一系列限制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科技关系的逻辑,终止了中美科技合作的态势。美国对中国科技全面转向遏制型战略喻示着中美进入科技竞争阶段,中美人文交流处于“半脱钩”状态。2020年11月,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强调美国必须在科技发展上保持前沿地位,因此中美在科技领域将继续维持竞争态势。在科技遏制战略的大环境下,拜登政府采取“小院高墙”战术对中国科技实施精准打击,在关键领域与中国“脱钩”。所谓“小院高墙”,是指美国政府需要确定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研究领域和特定技术(即“小院”),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政府将更严密、更大力度地进行封锁;对“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以重新对华开放。“小院高墙”一方面追求在核心技术上的精准打击,另一方面又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科技遏制态势,既希望得到中国市场和相关利益,又希望达到打击中国高科技的目的。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科技合作与交流。科技合作是为了整合科技资源、提高双方技术水平而创建的协作关系。国际科技合作则是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推动自主创新,对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竞争力和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致力于与沿线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成果。一方面,组织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计划。2016年,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印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提出结合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合作需求,密切科技人文交流合作,加强合作平台建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合作研究,明确了农业、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12个领域的合作重点。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与沿线国家共签署了46个科技合作协定,与沿线国家间的科技人文交流规模和质量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布局建设海外科技创新合作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围绕当地的重大需求,共建了一批科研合作、技术转移与资源共享平台。例如,中国科学院倡议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科技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此外,我国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布局建设了10个海外科教合作基地,这些合作基地的研究领域和工作范围涵盖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天文、自然灾害防治、饮用水安全、传染病防控、公共健康、农业及传统医药以及技术转让和商业化等。以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为例,该中心致力于解决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和传染病流行等重大问题,以提升非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科技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根据非洲国家实际需求,在水资源保护和利用、农作物栽培示范等方面与非洲相关国家开展积极合作,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评价。未来,中国将在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之路的过程中发挥出更多潜力。

1 叶玉瑶,王景诗,吴康敏,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2020, 40(1): 2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