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篇

理性情绪治疗模式在社区矫正对象认知改变中的运用

一、案例背景

（一）个人基本情况

Y，女，47岁，汉族，大专文化，已婚，家住上海市某区。Y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丈夫Z，二人在婚后育有一子，儿子正在读初三，丈夫就职于一家规模较大的单位。Y从小性格外向，为人活泼开朗，并且重义气，所以朋友非常多，社会关系也相对复杂，她本人也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Y从小跟随外婆生活，父母一直忙于各自的事业。到了上学的年纪，她才被父母接回身边抚养，又因父母工作的原因经常转学，这让她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凡事喜欢依靠自己。大专毕业后，Y向父母借了一笔钱就开始自己创业。她沟通能力强，思维活跃，生意做得比较好，经济也非常宽裕。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她将生意转给了自己的朋友，如今照顾丈夫和儿子是她主要的生活内容。

（二）犯罪相关情况

Y曾将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借给朋友做生意，结果朋友投资失败，无法归还欠款，还同时欠了其他好几笔外债。于是，Y的朋友决定利用假合同骗取他人钱款。Y知晓此事但并未告发，而且协助进行诈骗，得手后从中取回了自己的本金和利息。最终，Y因合同诈骗罪被法院判刑。

二、问题与需求分析

（一）犯罪认知存在偏差，无法接纳已犯罪的事实

判刑后的Y一直不认同法院的判决，多次表示自己很“冤枉”，且反复强调自己是受到朋友的牵连，是受害者。同时，Y认为判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如非必要，她几乎整日“窝”在家中，不是睡觉就是发呆，不肯外出。在个案访谈中，Y一直向社会工作者表示活着太累，常常一个人偷偷哭泣，晚上失眠严重，无法安心照顾孩子，已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二）犯罪后心理负担重，影响家庭关系

Y在被判刑后一直觉得对不起家人。Y的婆婆知道儿媳犯罪的事情后，不仅担心儿媳，还要照顾孙子，最终病倒，这加重了Y的愧疚感。判刑后的Y整日愁眉不展，脾气也越发暴躁，常与丈夫发生口角，夫妻二人的关系也渐渐变得紧张。

（三）判决退赔赃款与缴纳罚金后，家庭经济压力凸显

Y结婚后在家照顾孩子，没有外出工作，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Y虽曾自主创业，社会交往能力强，但由于缺少一定的技能，寻找一份薪资较高的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法院判决退赔所有赃款并处罚金后，家庭的经济压力骤增。目前，Y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丈夫的工资。

三、理论基础

理性情绪治疗模式是社会工作常用的治疗模式，是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的一种，它以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利斯于1955年创立的“ABC理论”为基础。其中，“A”代表activating event（行为事件）,“B”代表belief system（信念系统）,“C”代表emotional consequence（情绪结果）。“ABC理论”主张：人的行为事件、信念系统及情绪结果三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我们常常认为，人的情绪结果主要由行为事件引发，但艾利斯不同意此观点。在他看来，当行为事件发生后，真正影响情绪的是人对事件所持有的信念，即情绪结果是由信念系统引发的。

因此，要改变情绪结果，不是单纯地去改变刺激事件，而是要干预人们对刺激事件的信念和认知，即改变非理性信念就能产生积极的情绪反应。认知、情绪和行为三者紧密关联，情绪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正向情绪能产生积极的思考方式和行为，负向情绪则会造成消极的思想和行为。¹

本案例除使用理性情绪治疗模式外，还同时使用家庭治疗、优势视角等理论作为辅助，协助服务对象尽早恢复各项功能，回归社会。

四、介入目标与计划

（一）介入目标

矫正服务对象对犯罪事实及家庭生活的非理性信念，帮助她重新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建立信心，最终实现再社会化。

（二）具体计划

第一，运用理性情绪治疗模式，采用苏格拉底式提问、家庭作业等技术，帮助服务对象矫正“我只是拿回自己的钱”“自己很‘冤枉’（是受害者）”“判刑意味着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坏人”等认知偏差。

第二，采用“联合家庭”治疗方法，缓解服务对象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强其家庭支持系统，用融洽的家庭氛围温暖服务对象，减少服务对象的孤独感与失落感。

第三，协助服务对象进一步挖掘其优势和特长，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在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的同时也帮助服务对象重新融入社会。

五、介入过程

（一）宣告会后多次进行家庭探访，建立起良好的专业关系

在入矫宣告会结束后，社会工作者询问服务对象Y对此次犯罪判刑的看法，但在丈夫陪同下的Y却一直回避问题，用沉默回应，头一直低垂着，偶尔用手抹一下眼角。社会工作者从Y的神情和动作中可以看出她非常紧张和焦虑，面对此情况，秉持着尊重和接纳的态度，社会工作者并没有过多地追问，只是向她说明了服务工作中会遵循保密原则，并向她强调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希望她不要有顾虑，也不要排斥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帮助。最后，社会工作者告诉Y若有想要诉说或是想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寻求帮助，自己愿意协助她探讨解决的方法。

在社会工作者多次上门访谈之后，Y逐渐开始信任社会工作者，并且愿意吐露心声。但在沟通中，Y经常一边哭诉一边抱怨，表示自己不走运，被自己的朋友所害。看到Y情绪激动，社会工作者表示希望她能冷静下来，并针对此问题展开探讨。

（二）运用“ABC理论”，矫正多种非理性信念

1． 矫正“我很冤枉，我也是受害者”的非理性信念

Y一直认为自己很“冤枉”，是受害者，自己的目的只是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借款，主观上并没有欺骗他人的故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她认为法院判得很重。

社会工作者运用面质的技巧直接指出这是Y缺少法律知识的表现。第一，Y在知晓朋友的违法犯罪行为后并没有阻止；第二，虽然Y并未参与诈骗事件的策划，但她确实为了“一己之私”完成了朋友指派的任务，即便相对主犯而言所起作用较小，但仍造成了被害人的损失，这是事实。

原本还想争辩的Y，最终叹了口气。她表示，自己本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害者，曾经真的只是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钱款，但见到朋友给自己的“利息”就心动了，觉得自己只是跑跑腿而已，应该责任不大，正是一念之差造成了“万劫不复”的后果。见到Y思想发生“松动”，社会工作者当即表示做错事情就需要承担责任，以前的行为是错误的，就应当为错误承担后果，但只要吸取教训，不再“因小失大”，也是获得了一种成长。

2． 矫正“判刑意味着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坏人”等泛化和绝对化的错误认知

社会工作者对“判刑意味着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坏人”等泛化和绝对化的错误认知进行了矫正，以下是部分访谈内容：

Y：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现在浑浑噩噩的，心里感到很压抑，情绪很低落，总觉得对不起家人。

社会工作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Y：判刑之后一直存在，最近越来越厉害了。

社会工作者：你觉得判刑让你很压抑？很难受？

Y：是的。有时候感觉压得我喘不上气，我时常趁家人不在偷偷哭。

社会工作者：这样看来，其实判刑对你的影响非常大，对吗？

Y：是呀，我从没想过会犯法，没想到40多岁进了法院，真是“晚节不保”。后悔也没用了，自己也知道是不懂法的结果，怨不得别人。反正就是“坏人”了，以后也是没用的人了。

社会工作者：没用的人？

Y：对的。

社会工作者：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Y：一把年纪还吃个官司；害得家里人退赔了一大笔钱，经济条件也不如从前；婆婆因为担心还病倒过；现在很担心孩子长大之后知道我是个罪犯，觉得丢人……

社会工作者：这么听起来，判刑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那么判刑前是怎样的状况呢？

Y：没出事情前，日子过得不错。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我把生意转给朋友了，平常有时间就在家炒股票，偶尔和朋友一起做个小投资，总归会赚一些的。我们和婆婆住在同一个小区，有事情就相互照顾一下。儿子也教育得很好，成绩名列前茅。老公和我的关系也非常好，家庭和睦。朋友们都很羡慕我。

社会工作者：听你这么说，确实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Y：是呀。

社会工作者：而且听起来，你不仅把家庭照顾得井井有条，在投资方面的眼光也很准，对孩子的教育也很成功。

Y：还不错啦。（此时Y的情绪明显好转）

社会工作者：那你的投资能力、照顾家人的方式以及教育孩子的方法会因为判刑而改变吗？

Y:（愣了一会）这个……不会。

社会工作者：既然方法还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被判刑这件事，那你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不是真的没有用或是将来孩子会认为你是一个罪犯，而是你自己给自己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从而钻了“牛角尖”呢？

Y:（思考了一会）似乎是的，好像之前的想法有些偏激了，但就是会控制不住地想。

社会工作者：当然，面对判刑这件事情，每个人可能都会产生消极的情绪，这很正常，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它。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两面性，这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事情发生后，我们无力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如果一直往坏处想，也许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其实并没有到达你所认为的那种绝境。所以影响我们情绪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

Y:（不时点头）我确实杞人忧天了，（放松地叹了一口气）为了家人和自己，一定要尽快走出来。

社会工作者：可以采用“厌恶疗法”，就是在手腕上绑一根皮筋，可以粗一些，每次一有这种不良认知就迅速弹一下手腕，弹的力度稍大些，通过疼痛暂时中断负面认知。此外，还可以把每天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想法写在本子上，每周回顾影响自己积极情绪的事情有哪些。

Y：我回家后会做的。

（三）采用“联合家庭”治疗方法，缓解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

Y退赔赃款与缴纳罚金后，家庭经济压力骤增，全家的经济负担都落在了Y丈夫的身上；而且判刑之后，夫妻二人沟通减少，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执。

社会工作者前往Y家中与Y及其丈夫进行沟通，并就二人之间的矛盾，运用家庭治疗方法中的“重演”技巧，重新演绎互动和交往过程中的冲突，呈现其家庭的基本结构及交往方式，让二人直观地看到彼此存在的问题。随后，社会工作者运用“强调优点”的方法，引导Y夫妇关注整个家庭以及彼此的优点，避免过分关注对方的不足。

其实判刑之后Y一直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希望得到丈夫的关心，而丈夫因面临经济压力，每天忙于工作，没有感受到Y的焦虑。丈夫表示自己努力赚钱就是希望妻子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一家人能早些恢复到以前的生活状态，但是没想到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四）多方链接就业资源，帮助实现就业

在纠正了Y的认知偏差并解决其家庭关系问题后，社会工作者开始着手帮助她解决就业问题。Y希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缓解缴纳社会保险金压力的同时补贴家用。了解需求后，社会工作者陪同Y一起到居委会将情况告知就业援助员，并询问是否有适合的工作。就业援助员告知，Y家附近的酒店有一个空缺的前台职位。知晓工作内容后，Y立刻表示自己愿意从事这份工作。拿到招聘材料后，社会工作者及时告知了Y需要注意的事项，Y显得很激动，也很感谢社会工作者的帮助。

之后，Y顺利入职，但没想到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她突然辞职了。通过面谈和沟通，社会工作者了解到，由于酒店前台工作时间具有特殊性，实行“三班倒”的轮班制，不利于她照顾家庭和孩子，因此综合考虑后选择了离职。面对这样的情况，社会工作者表示理解，并再次与Y协商寻找工作的问题。Y表示，只要可以照顾好孩子和家庭，路程远一点、工作稍累一点也没关系。

之后的几天，社会工作者到街道的社区服务中心询问最新的就业信息，并及时将信息提供给Y。Y看中了一份文员的工作，虽然路途较远但是双休日可以陪孩子。最终，Y顺利通过面试成为一名文员，平日工作的内容是整理公司内部资料。但没想到一月未到，公司换了一名老板，全公司职员不仅需要内部调整还需要进行审核。结果Y不仅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认为这个社会还是排斥自己这类人的，自己也没任何优点。面对此情况，社会工作者运用“优势视角”使她看到自身存在的优点，如社会适应能力较强、有上进心和事业心等，再加上家人的关心和鼓励，Y不再自怨自艾，逐渐找回信心与勇气。

之后，社会工作者再次协助Y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当社会工作者与她商议时，她表示自己曾做过生意，在销售方面是有经验的，更愿意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于是，社会工作者向她推荐了一份在美容公司进行行政外联工作的岗位。但是此时的Y有些犹豫，害怕再次面对失败。但当社会工作者将相关信息和求职表拿到Y家时，她显得很激动，并表示自己愿意再一次尝试。此后，社会工作者与Y一起制作简历并填写求职表，还在面试前进行了现场演练。由于准备充分且有公司所需要的经验和技能，Y最终被录用，她十分兴奋，并感激社会工作者所做的工作。

六、成效与反思

（一）服务成效

在矫正期限内，经由社会工作者的介入，Y顺利度过了矫正期。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Y的错误认知得到修正，行为方式恢复常态。通过访谈，社会工作者让Y知晓了人的行为和情绪反应皆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这些认知因素也决定着人对事物的看法，即人之所以会焦虑、愤怒、悲伤，是因为人相信自己有焦虑、愤怒和悲伤的理由。因此，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对客观事件的认知、预期和理解，才是情绪的源头。不久之后，社会工作者发现Y的情绪有明显转变，人变得积极开朗起来。在后面的跟进服务中，服务对象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时，也会运用理性情绪疗法进行自我解压。服务对象的整体情况良好。

通过家庭辅导，Y夫妇沟通了彼此的想法，确认了相互之间的情感，矛盾和冲突亦趋于缓和。社会工作者表示，人面对很多事情都会产生焦虑感和危机感，但其实所有的危机都有转圜的机会，采用有效的沟通方式能够产生良性循环。之后的一段时间内，Y同丈夫的冲突逐渐减少，整个家庭氛围愈加和睦。当Y出现负面情绪时，由于丈夫能够明白她的情绪，所以可以给予更多的情感支持。矫正期结束后，Y的家庭关系也恢复正常，未再发生激烈的家庭矛盾。在工作方面，由于服务对象表现出色，本案例撰写时她已经成为店长。

（二）介入反思

1． 性别视角应在矫正工作中得到关注与运用

女性情感相对男性而言往往更加细腻，很多女性犯罪者在被判刑后，为了减轻家人的担心，总是隐藏自己的情绪，但这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压抑与痛苦。因此在面对女性矫正对象时，社会工作者要敏感地关注其情绪的变化，除了运用尊重、接纳、平等交流等策略外，还要给予女性情感支持，不能一味强调积极调整心态。

2． 矫正对象普遍存在认知偏差，社会工作者需要深入学习与运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

社会工作者发现，由于很多社区矫正对象都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因此在服务模式的选择上往往会更适合认知行为治疗模式，所以社会工作者需要深入学习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熟练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在社区矫正中的实践，近年来颇受关注，其重点在于将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为只有符合本土情形的技术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帮助服务对象走出认知误区、改变不良情绪并顺利完成矫正，回归社会。

3． 强调开展工作的“系统化”，注重过程中的资源整合与链接

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要针对服务对象本人，还需要对其所在的环境系统进行干预，以强化服务效果。社会工作者要走进服务对象的家庭和社区，主动与他们沟通，用坦诚耐心的态度换取家庭核心成员的信任，及时了解服务对象存在的问题，提供适合的帮助。此外，由于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社会工作者还需要借助前辈的经验、团队的力量及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才能提供更优质的社会服务。

（作者：张 岑）

1 朱眉华、文军主编：《社会工作实务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