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方法的思想史概览

人类研究外部世界的基本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下列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启蒙时代，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对于这个时代，不同学者完全可以选取不同的视点和角度介入，我在今天这一讲中所选择的视点，来自著名的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二战”期间，当德国提出了所谓“轴心国”这一世界图景时，“轴心”一词成为一个被纳粹败坏的概念。在“二战”后，雅斯贝尔斯试图通过重访古典文明来更好地帮助战后欧洲的文明重建。当视野放置到全体人类，“轴心”两字的光耀意义便可以恢复，于是雅斯贝尔斯把轴心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文明断代，作为一个用哲学对抗政治的实践，雅斯贝尔斯提出了所谓“轴心时代”的重要概念。²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普罗米修斯时代”。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普罗米修斯——因怜悯人类而盗取天火，予以人类火种的神。当火来到世间，人类便告别所谓“茹毛饮血”的时代。对于人类发展而言，火的意义是特别重大的。火不是一般的工具，火的使用不仅给予了人类温暖和防御，而且更是通过加热过程提升了健康水平，炙烤后肉食所含的蛋白质可以帮助人类大脑和整体健康的发展。所以火的使用使人类在物种的意义上与其他生灵区分开来，从而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成为了人类。在普罗米修斯时代之后的第二阶段即古典文明的建立。在这个阶段人类社会开始出现集市、开始出现小规模城邦、开始出现社会性的构架和组织形态、开始出现基本的规则与制度。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阶段，即所谓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特定的历史时期。大约是在公元前六百年到公元前二三百年，即一个跨越三四百年的历史时间——如果将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来看，那三四百年确实只是白驹过隙般的一段非常短促的时段——但就在这个短促而集中的时段，大概在北纬30度附近，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批为文明奠基的顶层智者。我引用余秋雨先生的一段文学性的表达来叙述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老子和释迦牟尼几乎同龄，只差几岁；孔子比释迦牟尼小十几岁。孔子去世后十年，苏格拉底出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一岁，比德谟克利特大八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二岁；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五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七岁……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年龄排列后会有什么感觉。在那么漫长的历史上，这些文化巨人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上。他们太像是一起接到了同一个指令而手拉着手，并肩“下凡”的。只是在云端告别，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³

对此，很难有科学的解释，但却有神学的回应。根据《古兰经》，穆罕默德是真主派往人间的最后一位使者，所谓“封印使者”。而在穆罕默德前往人间之前，还有其他使者被真主派出。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神学描述。但我们目睹的历史是，在一段狭窄的时间里，类似的地域，古代希腊出现雅典学院，东方中国产生诸子百家，古代印度诞生释迦牟尼，而两河流域则孕育了第一批犹太先知。这些几乎同时诞生在地球上的顶层智者一上手就直接面对终极，他们处理的都是关于人类整体宏大与卓绝的问题，他们提供了一批批极具穿透力、想象力与洞察力的终极答案。因此，后世的人们才会感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 《朱子语类》 )；才会信仰“我 (耶稣)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 《约翰福音14: 6》 )；才会发现“欧洲哲学传统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它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构成” (怀特海语)。所以在前启蒙时代，神性的氛围极为浓郁，当圣哲们的巨大光芒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耀眼，乃至是唯一光源时，普通的个体即芸芸众生便会显得异常渺小。所谓的真理或者真知，便是悬在空中的天道、神谕和经典。具体的人获取知识，掌握真理的方式便是向这些宏大叙事不断靠近，用那些先验于普通人存在的存在来描述和规定认知——先验的存在于是优位于经验的存在。既然伟大的先贤已经照亮世界，那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便是理解他们的教诲，将先验的典籍作为应然的理想范型，将先验的观念作为论述与思考的大前提设置，我们匍匐在这些经典的下面，以“我注六经”的虔诚去注疏、去阐释，研究的方法，则是神学家与僧侣的思想方法。⁴

在结束“前启蒙时代之方法”的讨论前，我想补充两点说明。其一，我在这里对前启蒙时代基本方法的描述是粗线条的，这其中并没有勾勒出必然存在的时代之异、中西之别和学科不同；其二，当我们说普通的个体与经典之间的关系是匍匐的，先验高于经验，方法指向注疏时，这是一种批判，而不是一种嘲笑。因为即使在今天，由古代经典所支撑起来的“山海之见”依旧是极为重要的。我个人把大学所能提供的知识分为三种类别，第一是“农耕”。专业分工、分科治学 (分科治学就是“科学”一词的原意)，文、理、工、法、农、医、商，不同学科，你有你的一亩三分地，我有我的一亩三分地，你种你的，我种我的。这种知识分工在现代社会甚至变成一种物理构造。在现代大学中，不同的学院拥有彼此分离的办公楼，法学院在一栋楼，人类学在另一栋楼，现代知识分工既是一种心理设定，也是一种物理事实。所以“农耕”在本质上就是培养专家，培养与现代知识分工相适应的专业人才。大学能够提供的第二类知识，叫“游牧”。所谓“策马天山，人生几何”。游牧不是某种固定的知识，它不受专业分工的明显辖制，它是一种可迁移的知识( Transferable Knowledge)，例如，对人性的洞察与理解、批判性思考、同理心与协作能力、理解数据的能力、表达沟通和处理分歧的能力、独立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些知识从纵向看，无论是职员还是老板都需要；从横向看，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都是必需的。这类知识给予你自由——移动和成长的自由。而最后一类，除了“农耕”和“游牧”，便是“山顶”。所谓山顶，就是支撑你人生高度、格局与生命想象能力的人文经典，不是使你成为某种或某个领域的卓越人才，而是支撑起人之为人的宏阔力量。这个表述有些抽象，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大家都用手机，目前大家的手机大概率是全触屏手机，这是乔布斯先生贡献给世界的伟大造物。初看之下，你会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电子造物，是技术天才的创意精神，是所谓的“颠覆式创新”。而事实上，全触屏手机也同时依托于一种深沉的人文教养。《乔布斯传》记录了乔布斯自上大学开始便修行禅宗，这对乔布斯本人乃至苹果这家公司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禅宗断舍的精神、简约的意向、出离的态度出发，没有任何粉饰、没有任何冗余、没有任何遮拦的“一丝不挂”，用一种澄澈而通明的美学精神将所有装点都减除干净——作为结果，我们便获得了一只由平滑而单纯的镜面所构成的崭新造物，即六祖慧能大师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一个伟大的发明，在它精巧绝伦之技术外观的下面，是一个辽阔深邃的人文传统，是一种被禅宗美学所支撑起来的山海之见。对人文经典的敬意，在今天这个孤独变成一种规模性流感，复刻变成一种规程化生活的时代，具有巨大的意义。

轴心时代跨越千年，在漫长的等待后，研究方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14世纪、 15世纪开始，到18世纪基本完成的启蒙时代。从宗教角度看，由于马背上的民族——忽必烈的子孙们向西方征伐，随着铁骑的前行，发生了鼠疫。当鼠疫进入欧洲，就形成了中世纪晚期蔓延欧洲的黑死病。黑死病的流行对天主教会造成了社会功能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打击。在社会功能方面，由于接触病患就意味着传染毒株，所以包括临终忏悔在内的天主教社会活动自然收缩，教会对社会的真实介入、有效支持明显减弱；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天主教认为恶人逃不了疾病，疾病是一种灵性腐败后遭遇的惩罚，但黑死病的大规模流行使好人也纷纷逝去，天主教教义上的解释力也受到动摇。在传统天主教意识形态控制与社会功能供给不断削弱的过程中，沉郁的思想禁锢开始松动。由此，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上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开始。新教与天主教不同，由于“因信称义”，所以信徒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心直接与上帝沟通。这使得天主教无法再对信众进行有组织的认知规训，基督宗教开始强化其个人属性，获得其启蒙意识。从科学角度看，自然神论思想的出现为自然科学家进入自然科学研究扫除了观念障碍。自然神论 ( Deism) 是17—18世纪在英国和法国出现的一种哲学流派，这种思想认为上帝在创世以后便不再对自然运转施加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由“上帝是一个好的钟表匠”的思想实验来说明自然神论的巧思。我们设想，假如有一个钟表匠制作了一个钟表，但钟表做完后经常不准，老是出现误差情况，老是需要钟表匠重新进行修理或调整，那这位制作了本款钟表的钟表匠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钟表匠。如果是一个好的、卓越的钟表匠，那当他做完钟表以后，未来肯定是分毫不爽、无需调试。基于上述常识性认识，那我问你，上帝如果做钟表匠，他会是好的钟表匠，还是坏的钟表匠？答案很简单，一定是好的钟表匠，或者不仅仅是好的钟表匠，而且应该是最伟大的钟表匠，因为上帝全知、全能、全善。所以上帝制作的钟表一定分秒不差，出厂后绝对无需返厂进行调试。当然，上帝的作品不是钟表，而是大自然。所以上帝一定是在出厂之前就设置好了大自然运转的规律，在出厂之后大自然便会如一只顶级钟表一样分秒不差，绝对不会出现任何意外。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将上帝比喻为“好的钟表匠”的思想实验，也同时使得大自然变为了合规律运转的钟表。

因此，所有悖逆规律的神迹便在自然中被拔除。大自然不会容纳神迹 (意外)，而只会合规律运转。所以，基督徒会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大自然。说到底，

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本就不敢、也不想去怀疑上帝的存在。科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获得独立的权力，就必须与宗教信仰保持一种协调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文化背景下，在科学发展最快的英国产生了一种被具有自由思想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普遍推崇的信仰形式，即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构成了从上帝到牛顿、从宗教信仰到科学理性过渡的一个重要中介。自然神论的核心思想说到底就是突出理性的至高无上意义，认为连上帝也要服从理性的法则。上帝按照理性法则创造了世界，然后他就不再干预世界，让世界按照自然规律(即理性法则) 来运行，这样科学家们就有事干了，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事科学研究了。⁵

由是，理解自然就是尊奉上帝；对自然规律的真实探究便意味着对上帝意图的诚实领会。自然神论成为了宗教信仰与科学研究之间的桥梁，它使得理性与神性得以统一。自然神论的思想使得理性科学的进步没有和宗教发生对抗性冲突，保护了那些伟大的自然科学先驱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心血，也维持了他们内在精神世界的和谐。

当沉郁的宗教氛围开始减退，科学理性开始张扬，启蒙的力量便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最终，在社会维度，这一系列变化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个人理性的原则最终成就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社会革命，即法国大革命。以理性的原则重估这一切价值，那些被皇权所建构出来的等级、那些被宗教所蒙蔽的迷思都被理性驱散，我们便看见了一个个独立站立的“我思故我在”的现代主体。黑格尔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兴奋到了极致，他说“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文明的辉煌日出”。而作为方法，当悬在天上的超验生灵与古典经典的耀目光魅都被祛除，经验实证主义便成为了新的范式。人们认为真理是客观发现的结果，而不是上帝的训诫。为了实现客观发现，便需要发展出一系列程式要求与研究设计，对人类社会的理解由此开始模仿自然科学对自然的理解。所有理论，准确地说所有有效的理论，如果不能穿越经验，不能经受经验的检验，便只是信念或教条而非知识。在这一时期，孔德 (1798—1857) 奠基了最早的“社会学”这一概念，虽然早期的社会学是一种对自然科学的模仿 [孔德将社会学理解为“社会物理学 ( Social Physics) ” ]，但在理论上，孔德已经清晰地把这个时代的方法与启蒙时代之前的方法区分了开来。孔德将知识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以及他认为由启蒙带来的实证阶段。到了18世纪，统计学的系统性方法开始出现，在数理技术层面支撑了实证方法的系统性发展。当神性消退而人性生长，面对自身所嵌入的自然与社会实践，理解经验本身就成为了研究方法需要去介入的真实问题。而这种经验又不能是个别的、偶然的，所以需要对经验进行整合归纳，需要排除干扰与误差，需要让知识数学化——能否数学化，构成是否抵达外部经验之底层规律的重要标尺。所谓科学的知识便成了能数学化的知识，数学化的方法就是本质的、科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