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权力的失衡
一、刘放与孙资
曹魏政权前后存续了47年，即从220年至266年。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在位共20年，曹叡死后，曹魏政权又延续了27年。在后面的这27年中，前10年也就是正始年间最为激荡，除发生多次重大军事事件外，政坛风云、社会思潮、政治变革也是此起彼伏。然而，翻看各种史籍尤其是正史，对于这10年的记载却有些少。一些事情发生了，却没有留下来；有些东西原本是留下来的，却又被人为地消除掉了。比如，在司马懿称病不出后，刘放、孙资两位重臣也辞去了职务，以侯爵的身份回家养老，这是一件曹魏政坛上的重大事件，但记录在史书中也仅是几句话，关于这件事情的背景只能靠推测与分析了。
曹爽能掌握权力，最感激的人其实就是刘放和孙资。当年，魏明帝原本指定有一个辅政团队，由五个人组成，首席辅政大臣是曹宇，魏明帝已拜他为大将军，之下的四个人分别是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这五个人不是曹家的人就是夏侯氏后代，唯一的外姓人秦朗也是曹操的养子，连刚刚在辽东立下赫赫功勋的太尉司马懿都不在其内。如果按照这个安排进行辅政，曹爽顶多是辅政团队中的一员，未来可以施展的空间十分有限，大将军一职更与他无缘。
曹宇之所以被选为首席辅政大臣，一个重要原因是辈分高。他是曹操的儿子，母亲是环夫人，与传奇少年曹冲是同父同母的兄弟。曹宇生性谦和，曹叡平时与这位叔父关系最好，感情最深，但客观地说，曹宇不具备执掌朝政的才干与胆识。夏侯献的来历不太清楚，史书上只说他是曹操的族人，与夏侯渊、夏侯惇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领军将军却是要职，能担任这个职位，似乎说明他也有一定的背景。曹肇是曹休之子，曹爽是曹真之子，二人分别代表着父辈生前积攒的政治势力，以此入选。
对于突然进入辅政大臣的行列，夏侯献和曹肇没有多少心理准备，他们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落到自己头上。作为权贵一族，虽然他们不愁吃穿、不愁荣华富贵，但权力的诱惑是多数人都无法阻挡的。论能力和功绩，他们实在平平，但又都有不安分的心。如今，大权即将在握，踌躇满志自不必说。骤然登上权力巅峰的人，除非长久以来处心积虑，早已做足了准备，否则便容易张狂起来，夏侯献、曹肇也不例外。《三国志·曹爽传》记载，一天，夏侯献、曹肇在宫里碰到了两个人，一看到他们，夏侯献和曹肇就有些愤愤不平。远处有一只鸡栖于树上，夏侯献故意对曹肇说：“你看那几只鸡，它们还能蹦跶到哪一天？”一边说着，眼睛却瞟着那两个人。夏侯献说话的声音还挺大，唯恐那两个人听不见。这两个人确实听见了，大惧。这两个人是谁？为何引起夏侯献、曹肇如此忌恨？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们的资历虽然不算高，职位也不算太显赫，但却是魏明帝身边执掌中枢机要的重臣，一个名叫刘放，另一个名叫孙资。《资治通鉴·魏纪六》记载：
刘放、孙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曰：“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放、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
刘放字子弃，幽州刺史部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跟刘备不仅是老乡，而且还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汉室宗亲。刘放是汉西乡侯刘容的后代，汉末大乱后，渔阳一带的王松割据称雄，刘放前去依附。曹操征南皮时，刘放劝王松归降曹操，王松接受。正好曹操也写信招降王松，刘放便替王松给曹操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写得很有文采，曹操后来向王松询问信是谁写的，得知是刘放所写，而且他还是汉室后裔，于是对他另眼相待，征刘放为司空军事。曹操称魏公后，刘放被任命为秘书郎。秘书郎是曹操首置的官职，是秘书令的属官，典奏事，是魏公国的“秘书处”和“机要局”，品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曹操设秘书令，初期的重点职责是帮助自己处理机要文书，秘书令有秘书左、右丞两个副手，秘书郎在秘书左、右丞之下。此时的刘放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秘书角色，但他勤恳严谨，办事一丝不苟，再加上文笔很好，能领会上意，处理文书又快又让人满意，就连曹操这样对下属要求苛刻的领导，也对他十分满意。
孙资字彦龙，并州刺史部太原郡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人，与刘放相比，孙资出身寒微，3岁丧双亲，由兄嫂抚养长大。孙资很聪明，也很勤奋，考入太学，朝廷重臣王允也是太原郡人，赏识孙资的才学，待其毕业后推举其为县令。孙资的哥哥被人所害，孙资将仇人刺杀之后携眷潜逃。当时天下已乱，孙资与贾逵是好友，贾逵投奔曹操后成为重要谋士。在贾逵的引荐下，孙资也投奔了曹操，先任郡中计吏，后参丞相军事，以后也与刘放一样成为秘书郎。
魏文帝继位后，刘放和孙资还是秘书的角色，但职务已上升到秘书左、右丞，几个月后，刘放又升任秘书令。魏文帝改秘书省为中书省，刘放是首任中书监，孙资是首任中书令，共掌机要。魏文帝改秘书为中书是一项重要改革，目的是进一步集权，刘放和孙资的地位变得越来越显要。魏明帝继位后，刘放和孙资更加受到重用。魏明帝在位10多年，刘放和孙资成为他的左右手，日常政务和军事实际上都由二人掌管，魏明帝对他们言听计从，中书省成为曹魏权力最大的机构，各部门一听“中书”之名，都对其奉行而不敢违背。老臣蒋济有些看不惯，上书魏明帝，认为中书省权力太重，每日侍奉在皇帝左右，应加以提防，避免出现“恶吏专权”之弊，但魏明帝不听。魏明帝还下诏，加刘放和孙资散骑常侍，刘放晋爵乡侯，孙资晋爵亭侯。二人没有任何军功，单靠一支笔杆子就得到食邑封赏，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事。司马懿平定辽东后，刘放和孙资以“参谋之功”又同时晋爵，封为县侯，刘放为方城侯，孙资为中都侯。在夏侯献和曹肇看来，这两个只会写写文章的人却各封县侯，实权和封邑远在他们之上，心中既嫉妒又怨恨。
夏侯献和曹肇的谈论让刘放和孙资深感震动，他们知道这些权贵子弟一旦上台自己会是什么下场。除了夏侯献、曹肇，刘放、孙资与秦朗的关系也不好。《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惧有后害，阴图间之。”近20年来，刘放、孙资之所以能执掌中枢，不是他们有多大能耐和实力背景，只不过是背后有魏文帝和魏明帝撑腰罢了。齐王曹芳只是一个8岁的孩子，还不是他们可以栖身的大树，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他们必须有所行动。恰在此时来了机会，魏明帝任命曹宇为大将军后，曹宇谦辞推让。本来是谦虚一下，无外乎说自己才疏学浅、天资不足、资历平平等，待天子驳回后自己再上任，不至于落下闲话。不知道是曹宇的奏疏写得过于真诚，还是曹宇那些谦虚的话本来就是实情，他真的不足以担当大将军这样的重任，总之魏明帝看完曹宇的奏疏后竟犹豫起来。
就是这片刻的犹豫，让刘放和孙资抓住了机会。《三国志·孙资传》记载，魏明帝见刘放和孙资进来，顺便问：“燕王正尔为？”燕王是曹宇的封号。刘放和孙资一看，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于是赶紧回答说：“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魏明帝一听发愁了，问道：“曹爽可代宇不？”二人异口同声回答说可以。刘放、孙资“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魏明帝考虑到曹爽能力、资历均有限，需要有人辅助，于是同意，“即以黄纸授放作诏”。《资治通鉴·魏纪六》记载，魏明帝诏见曹爽，曹爽听说自己将成为首席辅政大臣，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紧张得要命，“流汗不能对”。刘放悄悄踩了他一脚，附在耳边说：“臣以死奉社稷。”曹爽才跟着学了一句，这件事当场就定了下来。
如此重大的事情，岂能说改就改？史书还记载了一个原因，说魏明帝那时已处于弥留之际，命曹宇去叫曹肇等人来安排后事。曹宇走后，魏明帝身边只有刘放、孙资和曹爽。刘放知道留给他和孙资的时间不多了，于是悄悄拉曹爽到一旁密谋。孙资不敢，刘放说再不决断将大难临头。二人于是来到魏明帝面前，哭着告状，说曹肇、秦朗见陛下病重，就在那边与陛下的才人嬉戏，而曹宇刚当上大将军就拥兵自重，太子幼弱，未来恐怕难以驾驭权臣，社稷危殆。魏明帝大怒，立即问谁能接替曹宇。刘放、孙资马上举荐了曹爽，还加上司马懿，魏明帝当场同意。《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
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
曹肇的弟弟曹纂任大将军司马，他听到一些风声，于是见到曹宇、曹肇等人，让他们赶紧进宫。此时天已黑了，到了宫门，刘放和孙资已宣诏宫门，任何人不得进入。曹肇天亮了又去，还不得进，越想越害怕，竟然自诣到廷尉处请罪。他其实也没干什么事，没有犯罪，没有造反，请什么罪呢？夏侯献倒是见到了魏明帝，魏明帝对他说事情已经定了，让他出去，夏侯献只得流涕而出。
然而，魏明帝的内心仍然做着激烈的斗争，甚至中途又改变过主意。用曹爽还是曹宇辅政他没有太多意见，但让不让司马懿共同辅政，他内心斗争了很久。论军功、资历，司马懿都当之无愧，为了曹氏江山，司马懿不说鞠躬尽瘁、忠心耿耿，至少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但司马懿深不可测，不仅执掌重兵，而且威望极高，一旦有二心，曹爽哪里是对手？《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曹肇趁刘放、孙资疏忽，想办法见到了魏明帝，“泣涕固谏”。魏明帝被曹肇说动，“使肇敕停”，将先前所议之事全部推翻。但曹肇斗争经验不足，这时应守着魏明帝一步不离，然后让人通知曹宇等人进来做安排，可他是自己出去进行布置的，结果刘放、孙资闻讯赶来，“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刘放请魏明帝当即下手诏，魏明帝说：“我困笃，不能。”刘放见状，知道不能功亏一篑，“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之后，出去宣布：“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大言”即矫诏，在平时是灭九族的大罪，但他们知道魏明帝的生命已飞快地进入倒计时，没有人有机会去核实了。就这样，曹宇、曹肇、夏侯献等人被罢了官，像过山车一样从天上坠落到地下，而他们竟然不知道如何反击，一个个只能含泪离开。
刘放、孙资在举荐并拥戴曹爽辅政之事上立下大功，曹芳即位后，曹爽以天子的名义加刘放为右光禄大夫，孙资为左光禄大夫，这都是荣誉性职务，往往授予那些地位高、威望重的人，后来又授予二人“仪同三司”，也就是享受三公的待遇。刘放、孙资各增食邑300户，封一子为亭侯，一子任骑都尉，其他诸子皆授予郎中之职。几年后，刘放以骠骑将军的身份兼任中书监，孙资以卫将军的身份兼任中书令。
刘放、孙资是曹魏政坛的重臣，久掌机要，资历又深，他们同时“退休”，在曹魏政坛足以形成震撼。刘放、孙资提出“退休”的原因，表面上是年老有病，这一点在正始九年（248）二月天子所下的慰问诏书中有所体现：“今听所执，赐钱百万，使兼光禄勋少府亲策诏君养疾于第。君其勉进医药，颐神和气，以永无疆之祚。”但这仅是官方的说法，对曹爽等人专权不满才是真正的原因。《三国志·孙资传》裴松之注引《资别传》记载：
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资叹曰：“吾累世蒙宠，加以豫闻属讬，今纵不能匡弼时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禄邪？”遂固称疾。
有人认为当初刘放、孙资举荐司马懿为辅政大臣是“临时起意”，是为情势所迫而提出的，他们与司马懿的关系并非十分密切，因为史书中并没有关于他们与司马懿之间密切来往的记载。不过，从刘放、孙资二人的政治观点及正始前后的经历看，如果将他们视为司马氏的支党，也并非不可能。《三国志·孙资传》裴松之注引《资别传》记载，魏明帝曾与孙资有过一次秘密长谈。魏明帝问：“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射声校尉是北军五营之一，品秩并不是很高。这只是一项普通的人事安排，孙资却没有正面回答魏明帝的提问，而是说了这样一段话：
陛下思深虑远，诚非愚臣所及。书传所载，皆圣听所究，向使汉高不知平、勃能安刘氏，孝武不识金、霍付属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介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不相为服，则意有异同。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
孙资说，假如汉高祖没有陈平、周勃这样的人辅佐，他何以能安天下？文皇帝当年召曹真回来辅政，亲自诏臣办理此事，及至文皇帝晏驾，陛下即登大位。当时曹休也有内外之望，使他们各守其职，以此来看，亲臣贵戚虽应当据势握兵，也应该分出轻重。如果宗室诸侯典兵力均势平，那他们会互相不服。五营所领之兵不过数百，选授校尉这样的事情好办，陛下不必为此思虑，对于那些更重要的职务，则应当认真考虑，选出像陈平、周勃、霍光、马日磾那样的人，不必多，有一两个就行。魏明帝赞同孙资的看法，又问：“如卿言，当为吾远虑所图。今日可参平、勃，侔金、霍，双刘章者，其谁哉？”孙资回答：
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唐虞之圣，凡所进用，明试以功。陈平初事汉祖，绛、灌等谤平有受金盗嫂之罪。周勃以吹箫引强，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迹，然后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给事中二十余年，小心谨慎，乃见亲信。日磾夷狄，以至孝质直，特见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儿而重贵之”。平、勃虽安汉嗣，其终，勃被反名，平劣自免于吕须之谗。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争权，几成祸乱。此诚知人之不易，为臣之难也。又所简择，当得陛下所亲，当得陛下所信，诚非愚臣之所能识别。
孙资说，陈平当年初事汉高祖，有人诽谤他有受金盗嫂之罪。周勃开始时吹箫是特长，汉高祖时也未知名。汉高祖注意观察他们的言行，然后才决定交付给他们大事。霍光任给事中20多年，小心谨慎，才受到亲信。马日磾本是夷狄，因为质直才被擢用，即使那样，左右还有人讥讽说“妄得一胡儿而重贵”。陈平、周勃、霍光虽建大功，但也难免受小人之谗，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争权，几成祸乱。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要做事确实不容易，这是为臣之难。不仅如此，还要为陛下所亲，为陛下所信，这样的人诚非愚臣所能识别。
孙资的这番话，没有一句是针对魏明帝问话的正面回答，但他的观点很明确：选人不易，要求不能太高，真正的人才做不到面面俱到，干事的人难免会受到诽谤和猜疑，君王不必求全责备，用人不能划圈子。孙资这番话，应该说很有针对性，他通篇没有提司马懿一个字，但处处又都是在说他。在孙资的眼中不是没有陈平、周勃、霍光那样的人才，眼前的司马懿不就是吗？关键是怎么看，又准备怎么用。刘放、孙资久事君王，说话自然滴水不漏，在曹爽与司马懿之间，他们其实早就进行了选择，清代学者王懋竑就此评论说：
刘放、孙资排燕王宇、曹肇而荐曹爽、司马懿，卒以亡魏。而放、资复为中书监、令凡八年。至九年春，始逊位。是时曹、马之隙已成，八年，懿始谢病。而放、资即以次年逊位，盖预知其谋而又逆料爽之非懿敌矣。爽死后，复以孙资为中书令，则放、资之党于司马可见也。
刘放、孙资在曹魏后期受到不少人的诟病，清代学者赵翼解释：“其后乘明帝临危，请以司马懿辅政，遂至权移祚易，故当时无不病二人之奸邪误国。”《晋书·荀勖传》记载：“论者以勖倾国害时，为孙资、刘放之亚。”可见，一直到西晋仍然对刘放、孙资有许多批评之声。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将刘放、孙资合为一传，对二人大加褒扬，“极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谏诤，多扶赞其义，并时陈损益，不专导谀言”，这些“与当时物议大相反也”。赵翼认为，这是由于刘放、孙资二人“虽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晋”，陈寿作为晋臣，必须站在官方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