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国家认同与分裂主义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在新疆分裂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体现的？如何应对分裂主义对国家认同的冲击与否定、塑造与重塑国家认同？本研究尝试从以下三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并结合新疆反分裂主义斗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具体的案例研究。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选取国家认同为研究视角和基本论述框架，在新疆反分裂斗争历史和当代实践这一案例的具体语境之中，讨论如何从国家认同角度进行有效的反分裂工作的理论探索和对策研究。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研究某一分裂主义，必须把它放到宏观的国家认同背景之中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够认清分裂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同时，分裂主义产生和不断恶化的过程的本质，是对一定人群的国家认同的不断冲击、否定和替换，解构既有的国家认同是分裂主义的核心，因此，只有进行切实的国家认同建设和强化工作，才能从根本层面反分裂。本研究是在这一基本思路下展开。

（一）国家认同与分裂主义关系的理论分析

凡是面临分裂主义威胁的国家，在国家认同方面必然存在问题。除了国家认同以外，人们还拥有各种其他认同和身份定位，譬如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群体认同、民族认同等，它们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国家认同的内容是什么？国家认同与分裂主义的关系体现在哪些方面？本书第一和第二章将尝试从理论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讨论国家认同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一个国家的归属感到底包括哪些内容。本研究初步设定，国家认同内容可以划分为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这两大类。

文化认同是指一群人由于分享了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以及无数的集体记忆，从而形成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是对一个诸如“中华民族”这样的文化民族（国族）概念的认可与接受，因此也可以理解为“（国族）文化认同”。本书使用的政治认同是广义的政治认同，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肯定所产生的政治性认同，包括对政治统治的认可、对固定国家领土的坚守、对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坚持、对共同经济生活的积极参与。从古至今，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二者对于一个健康稳定的国家认同缺一不可，否则会危及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从历史上看，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在文化认同方面并无大的差异，但是在政治认同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别。传统国家在政治认同方面主要强调的是以“忠君爱国”为基础的对王权的效忠，而现代民族国家强调的是以“主权在民”为基础的对民族（nation）的效忠。近代以来，伴随着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相结合产生了民族（nation）认同，而民族又与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探讨现代国家如何处理好民族群体和个人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是本书的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之一。

那么，分裂主义为什么与国家、国家认同有关？简单地说，分裂主义的目的是在特定区域内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而非夺取原属国家的政权。其分离性表现在它是针对所在主权国家提出的单方面的脱离，并不为所在国同意，也就是说，分裂主义追求对国家和国家认同的彻底否定。

具体而言，分裂主义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家认同危机与分裂主义的产生有密切联系。本研究预设：分裂主义产生的条件大于行为主体的动机；而国家认同危机为分裂主义提供了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认同”就是主客体对于差异的认知和认知的互动，这种“认同”影响了行为主体在采取某一行为背后的期望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行为动机。因此，对于“国家认同危机”最直观的定义，就是国内群体间对于彼此间的差异的负面认知，或（以及）这种负面认知在群体共存过程中的固化和扩大，换言之，研究国家认同危机对于分裂主义产生的影响，既需要关注分裂群体单方面对于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的认同，也需要关注国家、社会其他群体（尤其是一国主体民族）及其成员对于分裂群体的认知。而“国家认同”影响了某一群体对于其行为目的是否合乎理性（即基于“利益”或“好处”）、价值是否合乎理性、是否合乎传统与习惯的判断，影响了该群体及其成员时下的心理或情感。当国家认同出现危机时，这几方面的行为动机就有可能导致分裂主义的产生，即构成分裂主义产生的内部条件。第二，分裂主义不是或不仅仅是一种自发行为，它需要群体内精英的社会动员，国家认同危机为分裂主义提供了其社会动员所需要的“薄弱环节”——例如中央权威衰落或外部势力的干涉下的“薄弱时间”、地域封闭的“薄弱地区”等——构成了分裂主义产生的外部条件，或言“场域选择”，这和反分裂主义研究中的“机会理论”有很大的共通之处。

其次，两者的关系体现为分裂主义产生后对国家认同的冲击与否定，这也是反分裂工作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最大问题。分裂主义否定原有国家认同，并同时建构新的认同以填补或取代。一方面，分裂主义通过文化固化或扩大与所属国之间的文化界线，否定一国统一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分裂主义强调群体政治权利不受所在国统治制约，并将这种权利上升为对于所属国政治的整体排斥，其最终目标在于脱离所属国，这是对国家政治认同的根本否定。国家认同危机产生分裂主义条件，分裂主义产生后又不断冲击国家认同。而利用分裂主义条件刺激分裂主义产生、将分散的个人动机凝集并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诱发为分裂主义运动的“凝结剂”。

基于以上的基本理论分析，我们初步设想，基于国家认同的研究路径是研究分裂主义产生和应对措施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社会认同路径这一微观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讨论了个体的群体意识如何产生以及“他者”的影响，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内少数群体会面临偏见、歧视以及难以融入主流文化的问题，却无法将外部因素——例如国家的暴力手段产生的短时期屈从、外部势力的干涉乃至全球化的影响等——纳入分析范围；而传统的分裂主义研究框架仅仅将群体认同作为一个认知的对象也就是当作一个现象来分析，显然，这一停留于表层的认识无法深入个体和群体的动机性因素，也就无法基于动机差别而对国家认同对象群体进行细致划分，进而无法切实地制定出规避和消除这种动机的对策。应该说从理论上讲，维稳、军事打击等不给分裂主义提供“薄弱环节”的措施是短期内行之有效的策略，但是如果不与消除分裂主义行为动机的长期政策——文化沟通、加强教育、促进融合等——相匹配，就无法根除分裂主义产生的基础；发展也是解决稳定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如果发展不能够深入到行为主体的动机层面，而只停留在“招商引资”“高考加分”这种效果有限的政策上，根本性的国家认同问题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二）新疆分裂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实例分析

在第一、二部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书第三和第四部分尝试通过对新疆分裂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的实例分析，探讨新疆分裂主义是在近代中国统一国家认同危机出现什么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而在新疆分裂主义产生之后，它又从哪些方面对中国国家认同予以解构或否定。换言之，本研究尝试通过国家认同的分析框架，对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行梳理，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探索。

1.新疆分裂主义产生过程中的国家认同危机

根据本研究的预设，国家认同分为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方面，正是近代中国国家认同在这两个方面出现的危机，为新疆分裂主义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是本书第三章“近代新疆国家认同危机与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的主要任务。

我国的分裂主义均产生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而新疆分裂主义与清王朝及民国的统治衰微发展同步。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薄弱是根本原因。从历史上看，边疆地区由于远离内地，与内地的人员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有限，中原地区的汉文化难以浸润到这里，造成当地民众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度相对较低，这一状况长期存在，且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严重依赖政治、军事手段，虽然客观而言，清政府基于此在新疆实现了相对有效的统治，但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与军事、政治手段相匹配和对应的政策，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的政治认同并不稳固，并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弱而呈现周期性的波动。文化认同弱、政治认同不稳定导致我国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和缺陷，边疆危机时有发生。

此外，近代以来，随着清朝国家实力的衰弱和外部势力的介入，中央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权威受到严重冲击，政治认同也随之发生动摇。清朝的灭亡和封建帝制的终结宣告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政治认同的终结，但是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又无法及时提供一种新的国家认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是我国的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在边疆地区双双弱化的结果。

2.新疆分裂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认同危机

自新疆分裂主义产生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实施的分裂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国家认同角度来说，新疆分裂主义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冲击和否定一直没有中断，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的形式和特点、冲击和否定的程度与侧重点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新疆分裂主义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萌发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熟期（20世纪30～40年代），相对停滞期（1949～1978年），以及迅速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本书第四部分立足于分裂主义对国家认同的冲击与否定的理论分析，详细分析阐述各个阶段新疆分裂主义挑战了国家认同的哪些方面，与此同时又建构了自身民族群体的哪些认同。

具体而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分裂主义萌发时期，“双泛”思潮刺激了维吾尔族早期民族认同的形成。从18世纪到19世纪晚期，先后爆发大小和卓叛乱、张格尔叛乱，得到英国、土耳其等多方外部支持的阿古柏之乱更是构成对中央政权的挑战。阿古柏随后向土耳其寻求册封埃米尔，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彰显自己具备了独立建国的能力。其影响在于，外来的阿古柏通过入侵行为在短时间内控制了新疆的部分地区，事实上造成了分裂主义的后果，严重冲击了中国国家认同。

在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分裂主义成熟期的分析中，本书侧重阐述苏联对新疆的干涉及意识形态渗透，以及在这种外部影响下两个“共和国”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彻底否定，并对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在新疆强化国家认同的努力进行客观评价。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新疆分裂主义发展相对停滞，政府的民族、经济、政治、宗教政策在减弱分裂主义对国家认同冲击、构建国家认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改革在构建政治认同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在社会经济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彻底否定了原有封建经济制度，让农民获得土地、牧民获得草场，维吾尔族贫苦阶层普遍获得较多权利和利益；同时还致力于消除压迫、实行民族自治，中下层维吾尔族民众对新政权充满好感。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在缓解民族矛盾、模糊民族界线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下，宗教被视为“封建迷信”“四旧”而被禁止，伊斯兰教对于维汉的民族分界功能被限制。客观而言，抑制宗教的政策在当时能够实施并发挥了相对积极的作用；虽然宗教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分裂主义问题复杂化，但是处理民族问题不能将宗教置于我们工作的对立面，这是多年来我国新疆反分裂工作的经验，也是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经济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同样也“迎来”新疆分裂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少数民族个体经济参与能力滞后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能力不足导致群体间发展不均衡，少数民族群众相对剥夺感上升，发展和稳定关系并未实现良性的平衡。民族间政治不信任也在不断上升，而且以1990年巴仁乡暴乱为代表，少数分裂分子开始采取暴力手段，表现出对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的无所顾忌和藐视，实际上就是对国家认同的否定。在少数民族面临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现实下，宗教的精神影响开始凸显，伊斯兰教及其思潮对维吾尔族的影响愈来愈大，强化了民族边界，民族间文化交流愈发困难。

从我们对新疆分裂主义形势和人员构成的基本判断来看，广大并未完全丧失国家认同的少数民族中下层民众是我们国家认同工作需要争取的关键“中间地带”，对少数采取暴力恐怖手段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击。而针对少数民族精英的工作则是我们民族工作的难点：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等惠及中下层民众的经济政策对上层民族精英没有太大触动，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差异；其次，改革开放后，民族精英在表达方式上实现了改进，以“三本书”为代表的精英表达方式警示我们，在专政手段削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文化层面对等的“武器”，我们将很难争取到少数民族精英的信任，遑论在这一群体中建立国家认同。

（三）反分裂主义与国家认同建设

基于上述理论和新疆历史实践的分析，我们引入本书要解决的第二个大问题：如何应对分裂主义对国家认同的冲击与否定，如何塑造与重塑国家认同？具体来讲，我们在新疆反分裂斗争中应该怎么办？这是本书第五章要尝试解决的问题，其中第一节主要侧重总结经验和反思，第二节则尝试针对当前情况探索解决对策。

1.新疆反分裂斗争中应对国家认同危机的经验与反思

我们重新回到理论层面思考这个问题：国家认同需要如何构建？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很清晰的区别。国内研究注重群体，即民族研究，研究族际关系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提出的国家认同构建方案包括“族群问题去政治化”方案和“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方案；而国外学者偏重个体与集体、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关系，当代西方学者关于国家认同构建路径的选择延续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国家认同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的争论，是在“正义”（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与“善”（某种集体的共同价值）之间实现某种调和的努力，其中最典型的是“自由民族主义”方案和哈贝马斯的“后民族主义理论”。

坦言之，国内外学界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虽然注意到国家认同对于一国统一或地区一体化实现的重要意义，却均忽视或回避了分裂主义对统一或一体化的现实挑战。当然，在他们的研究中，不管是对族际关系，还是对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讨论，都能够为本研究提供研究基础与理论借鉴。本研究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反分裂斗争中国家认同的建设工作，并进而讨论如何在已经出现分裂主义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新疆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实现国家认同的重塑。

结合第三、四章的具体历史分析，本书得出一个初步设想：分裂主义在国家认同层面的体现就是行为主体国家认同弱化或消失，因此反分裂涉及国家认同的强化或重塑；分裂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国家认同逐步弱化乃至消失的逆过程。反分裂主义斗争中国家认同建设工作就被分解为两个问题：如何正确地评估与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吸收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反分裂斗争中的国家认同建设是否有普遍性的对策或方案？本书做出的初步回答是：国家政治和文化认同两方面的强化和建设是反分裂斗争中国家认同建设的核心，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建设的关键，而文化认同建设又是重塑国家认同的基础。要解决差异问题，最直观和准确的回答，就是要弱化差异，模糊甚至消除原本清晰的民族对立。显然，当前试图在政治上消除各民族之间边界不仅不可行，也不可能，要降低民族对立，必需的途径就是构建共同的公共空间：从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和并存、尊重开始，实现经济上的互利共生、社会层面的杂居、政治上的互信。

2.对当代新疆反分裂斗争中国家认同建设的探索

在探索部分，本书将首先归纳当代新疆反分裂斗争中国家认同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即当前伊斯兰极端主义、民族极端主义以及西方“人权”“民主”思想等对新疆分裂主义当代发展的影响。应该说，在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新疆分裂主义出现了内部的分化，我们须辨明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于广大底层民众的影响，民族极端主义所持有的极端排汉情绪，热比娅为首的海外维人的诉求和国际影响力，以及暴力恐怖主义手段在当代新疆分裂主义活动中的工具性作用。

需要强调，我们始终坚信大多数维吾尔族群众具有国家认同；但也无须讳言，少部分维吾尔族群众对同一中国的国家认同存在较多问题。因此，在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中，我们首先应该坚持相关政策不能退让，坚决反对分裂主义、维护新疆稳定，对少数顽固分子应该坚持直接打击。其次，强化文化认同、弱化政治对立，这是当代新疆反分裂斗争中国家认同建设的核心。广大没有完全丧失国家认同的中下层少数民族民众是我们重塑国家认同的关键“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做好强化文化认同的工作，才能够减弱民族之间不信任和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对立：减弱文化层面的冲突，用科学、历史的态度重塑文化交流史，纠正双方的错误观点；增进文化交流的共同空间；达到不同文化间的融合，并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层面的融合，消除政治对立。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提出的文化共融最终目标不是文化的“同化主义”，而是确立一种基于交流的广义的文化层面的彼此尊重与共存，这一点，本书将在关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同化主义”的比较中具体分析。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及其可行性分析

1.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

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既涉及历史纵深又涉及外部的环境性因素，因此，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成为研究不可或缺的途径。在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亦有所不同；即便在同一个国家中，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差异，国家认同建设也会有不同的侧重。因此，本研究重视对问题历史根源的探求，同时对不同类型的国家认同建设方案进行比较研究。

2.层次分析法

国家认同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态度，是国家历史发展和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表现为个人、群体（民族）和国家三个层面。这就需要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探讨影响个人层面、群体层面和国际社会中国家认同形成的因素。对分裂主义行为动机的研究而言，前两个方面是分析的重点；而国际层面的国家认同影响则通过分裂主义国际化影响，同样构成了分裂主义产生的环境性因素。在各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本书还研究各层次间的互动和相互建构，相对全面地把握国家认同形成和演变的动力所在。

3.案例分析法

本书选取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和当代实践为研究案例，在新疆分裂主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阐述并验证本书关于国家认同与分裂主义关系的理论判断，总结清政府、民国政府及新中国在新疆反分裂斗争和国家认同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当前形势和新疆分裂主义国际化的背景中探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设和强化方案。从理论研究角度，选择这一案例研究，主要是因为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集中了分裂主义大多数普遍要素，作为案例研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4.社会认同路径（社会心理学）

群体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形成来自个人与群体等多个层面的动机与互动，因此，本书主要采用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同路径作为分析工具。社会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以下认识的形成：我们怎样理解世界，人与人之间是怎样互动和交流的，社会过程如何塑造我们的认识与社会交往，我们如何理解和判断自己与他人，我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我们怎样解释社会行为，他人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该研究路径中蕴含的个体互动与情境因素是本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当然，本研究尽管强调观念的重要作用，并不否认世界的物质基础。本书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只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认同这一观念性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