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问题缘起

所谓最好的时光，指着一种不再回返的幸福之感，不是因为它美好无匹从而我们眷恋不已，而是倒过来，正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于是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它也因此成为美好无匹。[1]

唐诺在解读侯孝贤的电影时，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怀旧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所具有的建构特性。就本质而言，怀旧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悄然涌动着一种浓重的怀旧情调。民国日历、月份牌等大量民国遗物的出现标志着一股复古潮流的形成。[3]这股风潮逐渐涵盖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老上海”“老北京”两个现代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大城市为主旋律的文学及影视作品相继问世，从日常生活层面勾勒出1920—1930年民国“黄金十年”的城市图景。然而，怀旧的历史并非历史真实。对上海而言，城市文化的复调特性使得李欧梵眼中的“摩登上海”与卢汉超笔下的“霓虹灯外”都只是上海五彩斑斓的城市生活中的一个面向。Christopher Howe指出，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重要生活面向的严肃分析最终都必须面对上海，面对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4]民国北京 [5]的城市文化也绝非小说家与评论家眼中的“民国范”一般优雅、单调。在董玥看来，民国时期北京的战乱与长期贫困使居民只关注眼前最根本的生存利益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没有抛弃过去，而是将过去当作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6]民国北京并非人们眼中的“故都”，而是一个不断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城市。

中国现代知识群体自萌芽伊始，就与城市密不可分。“现代知识群体与传统知识群体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7]城市的基础设施、知识环境、关系网络给知识群体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知识群体时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反城市话语”，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矛盾的、乖离的。[8]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声、光、化、电，另一方面则在道德伦理上更偏向传统乡土世界。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张力使对这个群体的考察具有持续不断的阐释空间。

在郁达夫眼里，五四运动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9]五四时期是个人主义风靡的时期。李欧梵把五四时期归纳为一个史无前例的自我与社会、个人与整体的对立时期。[10]许多学者认为，肇始于晚清的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经历了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潮后，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知识阶层的整体形象出现。张灏指出，1895—1925年的“转型时代”有两大变化：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二是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11]许纪霖认为，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形成一个以受过国内外大学的高等教育并拥有现代大学文凭为标志的半封闭的知识精英阶层。[12]在余英时看来，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已形成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人，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中国知识阶层传统形态的终结、现代形态的形成。[13]

然而，这一概括性论述因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佐证而稍显笼统。分层研究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其所研究的社会已经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定型状态。[14]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五四时期以“原子化”状态存在的知识人如何被镶嵌进一个逐渐秩序化、分层化的社会，已有研究缺乏深入探析。学界对阶级阶层问题的观点不一，更为探究此问题增加了难度。撇开阶级与阶层划分的学理纷争，1927—1937年城市知识群体是否已经构成了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阶层，这一问题本身就值得商榷。尽管这一时期上海、北京两地的知识群体具备阶层的某些整体特征，但其内部差异同样不容忽视。以往此一时期的北京知识群体因依附于国家建制化的高等学府这一事实而被定义为“京派文人学者”，但晚近的研究也注意到京派知识群体内部的分化。[15]这一时期的上海，现代传媒与出版业，水平参差不齐的公、私立大学以及各种新兴行业所吸纳的知识群体因其在职业、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甚大，更加给人以鱼龙混杂、五花八门之感。如此复杂面向的城市知识群体已经构成一个阶层了吗？

然而，就此否定城市知识群体已经构成一个阶层，又太过武断。上海知识群体置身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充满诱惑力的城市物质生活和文化世界主义相互交叉的关系网络中，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共同构成了他们的主体性结构。[16]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创造社掀起的“革命文学”取代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后，文学开始作为社会与阶级动员的工具，文学的阶级性被广泛讨论。“我们的艺术是阶级解放的一种武器，又是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的具体的立法者及司法官。”[17]这一时期的上海新闻记者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职业者，并成立自己的职业团体，为争取言论自由采取行动；上海的大学教授作为一个群体在建立职业社团和采取集体行动方面成长尽管相当缓慢，但在1927年相继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教授协会”与“上海各大学联合会”。[18]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北京的政治控制力较弱，北京的文化与学术依然有着较为自由的生存空间。依托于稳定的学院体制和优渥的生活条件，这一时期的北京吸纳了大批游学海外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创办同人杂志、组织文化沙龙等形式聚集起来。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划分还未完全定型的20世纪30年代，北京知识群体可以超越学科、单位的界限，依据相近的政治态度、学术取向甚至生活品味形成不同的群体或社团，这种现象对于20年代建立在地缘、师承等基础之上的知识群体圈子而言，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19]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现代城市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与分化，受意识形态、籍贯与地域差别、情感私交、生活方式与品味以及职业、收入与地位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身处其中的个体，在多种因素交错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倾向于某个特定群体，甚至游刃于多个群体之间。已有研究多从政治环境、社会制度及思想文化等层面考察知识群体认同感形成的过程。这些研究均因过多停留在社会及观念方面的论述而缺少从日常生活的微观经验世界提供更加具有穿透力的解读。[20]因此，暂时搁置“上海、北京知识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这一难以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在民国时期城市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引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考察1927—1937年城市知识群体是否具备阶层构成的基本条件，管窥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如何构建身份认同感，或许更有意义。

日常生活如何进入历史书写，是生活史学者面临的共同问题。蒲慕洲指出，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存在两种取向。

第一类采取全面描述一时一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方式，企图给读者一个有关当时人生活的图像。……第二类作品，则是以日常生活中某一特定的问题为中心，重视生活情境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21]

上述两种取向风格各异，但其共通点在于，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结构内的历史细部。当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围绕着民族国家的意识与危机展开时，思考的轴心就都是特定的历史事件。在这样一个自觉的历史书写中，日常生活被遮蔽了。[22]日常生活进入历史书写，首要的问题是使原先被遮蔽在民族国家叙事中的历史细节浮出水面，进而将原先习以为常的历史论述以批判反思的方式重新问题化，推动研究深入。

从日常生活角度考察阶层建构，既具有深化知识群体研究与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20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通过批判当下的日常生活来承诺社会美好的前景；革命目标被演绎成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理想境界，这种美好境界鼓动着更多的民众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23]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必须牺牲现在的日常生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使得“革命”意识形态淡出社会生活领域，人们开始迎接一个以满足当下欲望与需求为目的，以各种物质与感官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世俗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里，长期掩盖在“革命”理想主义光环后的“日常生活”重新走进人们的世界。以日常生活为视角，考察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过程，既有助于推进知识分子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学术研究，也有益于鉴往知来，反思当下。

二文献回顾

本书以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日常生活为研究领域，故与本书相关的已有研究多集中在日常生活史与知识群体研究两个层面。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社会史分支之一的社会生活史范畴。按研究方法划分，经历了清末民初时期的民族风俗志式描述阶段、民国时期的经济—社会史研究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社会史研究阶段及当前在多学科交叉的趋势下走向独立化与多元化的四个发展阶段。早在20世纪之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日常生活领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拟定“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的提纲时，专门设有“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的“衣食住之状况”部分。[24]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研究，多是民族风俗志式的简单描述，其背后大都隐含作者本人的文化倾向。民国以降，西方社会学开始在中国受到普遍重视，以燕京大学为首的一批高校及研究机构纷纷开设社会学专业。中国的第一代受西方社会科学系统训练的学者与西方的社会学家一起深入田野，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研究，产生了一批将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这也使得日常生活史研究摆脱民族风俗志式的描述，日益受到经济—社会史方法的影响，开启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从历史学角度而言，这些研究强调历史场景必须与基层生活的实际场景相参照，文本必须经受文化实践的检验，但这些研究受美国人文区位学的影响，强调对某个社区的内部结构进行个案式的分析，突出对地域单位的把握。[25]这也使得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基础调查统计工作而非宏观分析概括，其呈现的中国农村社会“被割裂成为彼此孤立或隔离的家族、人口、婚姻、宗教、风俗、传统、文化传播一类具体社会表象，而无法把那些作用在这一切表象背后的共同社会根源发现出来”。[26]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区域史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以江南为研究重点的成果。这些论著多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考察明清及近代的社会经济转型导致的市镇兴起与工商业发展，并将城市作为一个生活场域，进行社会史研究。[27]刘志琴首开风气，讨论商品流行对城市社会风气变化的影响。[28]如果说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对农村及城市都有涉及，则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侧重面向城市，大体上集中于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重叠的城市，考察主要依靠市场供应的消费结构与社会风尚变迁之间的关联。进入90年代，海内外一批新经济—社会史学者延续了民国时期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传统，在日益微观化与地域化的趋向下，对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生活进行结构性描述与分析。[29]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学科的日渐交叉融合，不仅开启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也使其呈现出三大变化。第一，在经济—社会史研究多年的实证积累基础上，日常生活史研究日益转向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描述社会表象考察背后的文化意涵。[30]谢和耐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为例，从社会状况、衣食住行、生命周期、四时节令、消闲时光等方面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并展现了唐代尚武、好战、组织严明的社会渐变为宋代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的过程，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在于农民的贫困和生活的不安定，而且这种贫困还在与日俱增。[31]王尔敏从明清时期庶民阶层的民间信仰、日常生活节奏、饮食医药、游乐才艺等不同方面考察其文化生活中承载的世俗文化传统，认为其具有固守文化传统的旧制性的同时又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参与性；不是依靠学校的训练学习，而是由心传口授，互相传习而成；其游乐活动场所不定，设备用具就地取材、价值低廉，而技艺却巧夺天工等共同特色。[32]

第二，随着近年来新文化史研究在海外的兴起以及逐渐引入国内，日常生活史研究也日益受其影响。有别于经济—社会史范式对日常生活的结构性描述与分析，新文化史范式不企图构建日常生活的全貌，而是将日常生活视作一个场域，关注点则在认同、建构、表象等问题，其核心是追问历史建构中的权力因素。因此，越来越多以“日常生活”为名的新文化史研究毋宁说是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研究。这是其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卢汉超、王笛、韩起澜、高彦颐等一大批海外学者以交叉学科理论，聚焦社会中下阶层，考察国家、地方政府与社会各阶层之间在日常生活场域中的交错互动，不仅深入情绪、感觉等个体经验层面，并且可对“传统与现代”“专制独裁”等以往历史命题做重新解读。[33]

第三，由于传统经济—社会史研究仍在持续，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象从中下层群体拓展至职员、自由职业者、学生、医生等其他社会群体。美国学者叶文心与上海学者施扣柱都致力于考察近代上海学生生活。叶文心从民国时期上海与北京的国立大学、教会大学与私立大学的校园生活切入，考察民国时期政治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施扣柱对近代上海新式学堂学生群体的学业生活、体育生活、日常生活等常态生活的几个侧面做了细致论述。江文君考察了以职员与自由职业者群体为主的近代上海城市中产阶级的教育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与政治生活。[34]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港台及海外学界开始从物质文化与身份认同等视角入手，透过日常生活这一多棱镜的不同面向阐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深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生活世界，并赋予其主体性。这一研究旨在通过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与人们的行为方式，考察其建构身份认同的途径。以中研院为重镇的台湾学界的关注时段与地域多集中于明清时期的江南城镇。余舜德以家具的历史变迁为例，把舒适感、味觉、嗅觉等身体感觉纳入物质文化研究范围，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如何形成身体感觉，个体的身体感觉又如何内化为社会群体的身体经验。[35]王鸿泰打破“雅”“俗”二分的观念，通过把明清文人对古玩字画的赏玩放在生活层面的考察，阐释了明清文人如何在社会情境中建构超脱于世俗的“雅”的生活情境。[36]巫仁恕引入凡勃伦的“炫耀式消费”理论，在晚明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社会中的身份等级制度日趋模糊的“消费社会”背景下，以士大夫为重点，兼及社会各阶层，从物质文化中的乘轿文化、服饰文化、旅游文化、家具文化及饮食文化等几个层面揭示消费行为成为权力象征的标志，晚明流行时尚的形成以及士大夫基于身份模糊的焦虑感从而构建出独特的消费品味等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文化根源。[37]林志宏引入“政治文化”分析视角，在日常生活层面考察清遗民的政治诉求与身份认同。民初的清遗民多坚持保留发辫，借僧道衣着对抗民初社会的易服现象；他们自发组织奉安、万寿等政治性祭祀与祝寿仪式；他们安排儿女婚姻，他们的子女所嫁娶的，也多为遗老的子女；他们组织孔教会，发起读经、刻经等活动。清遗民在行为世界里的上述表现构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感。这些活动的背后，折射出他们重建“理想社会秩序”的政治目标。[38]

与台湾学界的关注点不同，海外学界的兴趣点则多集中于近代与当代时段，其地域范围也要宽广得多。卜正民考察明代商业文化时指出，新服饰的流行是一种时尚消费。如果一种商品成为时尚，那么生产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生产，而是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催生出更为新潮的时尚。晚明时期的商人需要把时尚的理念灌输于社会，否则他们的商品流通得不到保证。而上层社会的士绅们则通过掌握时尚的话语权展示其优越的身份象征以塑造群体认同感。[39]徐贲考察了“文革”时期作为日常生活中公开展示的物品附着的象征意义及其被消费的仪式化过程，指出并非物品消费的变化造成“文革”时期社会秩序的变化，而是社会秩序和文化世界的变化造成物品文化范畴与价值的变化。[40]James Z.Gao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杭州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与政治双重视角，指出地方干部通过在各级层面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并在会议上唱革命歌曲、背诵毛主席语录以及高呼革命口号等仪式化行为，对民众进行“精神灌输”，使民众对新生政权产生认同感。这些地方干部一方面在政治会议中不断形成自身精英阶层的群体认同感，并通过反溯农村的方式保持他们对杭州进行理想主义改造的信念不变；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杭州的城市生活与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对杭州产生了认同与归属感。作者通过在仪式化层面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文化，试图探究中共如何使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对其政权与革命目标产生根本性认同，由此加深对1949年后中国政治进程的理解。[41]

知识分子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经历了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三次转型。思想史研究重在考察知识分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内在的思想冲突与文化选择；政治史研究重点在于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考察他们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体现其社会身份，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以及如何丧失并重建独立人格。[42]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研究多援引社会科学理论，集中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考察。许纪霖一方面从内在理路着手，从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考察近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自我冲突，开辟了心态史研究主题；另一方面，从外在理路着手，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考察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与关系网络中如何建构知识分子共同体。[43]章清以思想史与知识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胡适派学人群”，既论述了该群体的人物谱系、政治理念及权势网络，也论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的关系及其在言路和现实世界中的处境。[44]桑兵从学术史角度考察近代知识分子的地缘与学派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一面传承中国的学术脉络，一面建构现代知识体系，从事知识再生产。[45]罗志田用读书人这一概念将晚清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相勾连，考察其在社会剧变时代的思想与社会关怀。[46]

尽管上述晚近代表性研究成果均已从不同层面拓展了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但必须看到，这些研究仍然建立在先前的思想史与政治史的基础上，其援引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多集中在知识社会学与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故而在给人以论述深刻之余，因脱离具体的微观历史场景而略有“干涩”之嫌。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一些港台及海外学者在其论著中已经从文化史的层面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有所涉及，并将之放置在城市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这些研究的对象基本集中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台湾学者许慧琦在其关于1928—1937年北京城市消费研究中论及这一时期的北京文人学者的生活。在她看来，北京的文人学者沉溺于日常生活中的闲静与舒适。他们有节制的消费及悠闲的生活风格，固然无法振兴萎靡的经济，但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有别于描述北京经济萧条凋敝的单一图景。在此期间，他们充满情感地记下了大量有关文化古城的生活叙述。这些叙述与政府努力打造的文化古城形象紧密结合并深入人心。[47]德国学者叶凯蒂以王韬、陈季同、曾朴和金松岑四位晚清文人为例，从他们的生活方式考察人与城市的关系。作者认为，晚清上海是多重矛盾的组合体，是中国唯一能够允许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城市。文人被这个城市所吸引，因为这里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这种环境吸引、养育和支持着一个新的、过渡性的人群，即城市新型知识分子阶层。[48]上述研究已经注意到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但由于其问题多半并非聚焦于知识分子本身，而是发掘城市文化的新面向，故其论述多为研究者对于知识分子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性论述，而非日常生活的整体图景。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生活史研究的零散成果。尽管这些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到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等其他层面，但目前尚无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做整体考察的研究。[49]

通过上述两方面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日常生活史还是知识分子研究，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都遇到各自的瓶颈。日常生活史在自成一脉的同时也因为日益受到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的规训而沦为诠释社会理论的注脚，从而面临自身问题意识模糊与研究领域窄化的危机。正如连玲玲所指出的：

如果日常生活研究只专注于描写中下阶层的生活细节，殊难超越原有的研究框架，形成一个新的典范。……它使研究者的眼光日益狭窄，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各种琐碎事物，却不能从中说明其历史意义，历史学家的工作只剩下在旧报纸杂志堆里寻找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再将之拼凑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50]

在研究者的努力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市井小民的身影，但是由于所提的问题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未超越过去研究的范围，因此难免令人产生“以新材料重复旧论点”之感。[51]

已有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尽管已经开辟出多种路径，但由于相关研究者多半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史功底，故在其研究中往往倾向于将问题意识归拢于对思想史或观念史已有命题的再探讨。晚近的研究者提出以生活史为场域，旨在实现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交互性研究。[52]这一主旨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的同时，难以摆脱从观念到观念式的自我演绎，缺乏知识上的严谨与“价值中立”。[53]

因此，为了使日常生活史不流于琐碎叙事，应当紧扣其打通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桥梁，将其放入特定历史脉络中，产生更具穿透力的问题意识。以社会分层理论为视角，从知识分子的日记、文集、回忆录等材料中勾勒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图景，既能够做到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与所处阶层结构的客观描述，又能够借助报纸杂志等相关资料，辅以文化史等相关研究方法，考察知识分子赋予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借此建构其阶层与身份的认同感，进而重新探究知识群体与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动态关系。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设计

通过上述梳理，笔者选择1927—1937年上海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兼及同一时期的北京知识群体，从日常生活层面考察现代中国城市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问题。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具有两个传统：一是按照依附关系（relations of dependence）进行分层，这被称为关系式社会分层；二是按照等级关系（ordering relation）进行社会分层，这被称为等级式社会分层。关系式社会分层又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基于市场关系的社会分层，如韦伯关于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购买者的划分等；另一个是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分层，这其中又分为依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马克思等）而进行的社会分层，依据权力关系（达伦道夫）而进行的社会分层，以及依据劳动技术分工（丹尼尔·贝尔等）而进行的社会分层。等级式社会分层也有两个分支：其一是依据经济收入进行的社会分层，如迈耶和巴克利等人进行的研究；其二是依据社会身份进行的社会分层，如韦伯、帕森斯和威廉姆斯等人的研究。[54]关注社会结构分析或社会利益关系及社会行动分析的阶层划分多属于关系派，如马克思的阶级划分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阶级分析都应属于关系派；如果关注的是某一种或某几种资源在人口中的分配情况，则多采用等级性的阶层划分。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关系派与等级派日益融合，关系派的阶级阶层划分隐含着等级分类的性质，而等级派的阶级阶层划分越来越多地使用关系性的分类指标，研究目标的不同决定着研究者更倾向于哪一派。[55]

传统社会分层研究建立在社会阶级或阶层是基于客观社会位置而形成的假设之上。这使得许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侧重于对经济收入、教育背景、职业类型、社会地位等层面的量化分析。社会分层研究并不仅仅是对客观社会位置的分类和分析，而是要阐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分层结构和集体行动两极之间，存在一系列被吉登斯称为“结构化”的中间过程和条件，亦即“阶层化”过程。[56]刘精明、李路路在指出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和阶层认同等四个维度对于分析阶层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在居住、交往和认同维度上，阶层化构成了更为主要的趋势，而在生活方式上阶层化的趋势比较模糊。[57]布尔迪厄发展了韦伯的观点，提出了一种系统地把生活方式的独特标志、特权和荣誉的特征与其存在的物质条件相联系的理论，重新阐释阶级与身份的关系。[58]因此，从日常生活层面考察阶层形成这一问题，需要在明晰研究对象所处的客观社会位置的基础上，考察其日常交往及生活方式，并分析该群体对这种生活方式所赋予的文化与身份认同意涵，方可看到特定时段中的“阶层化”过程。

本书第一章从“文化”与“文明”一组概念入手，考察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叙事话语如何作用于京沪两地，建构出自身眼中“他者”的都市想象。第二章首先概述民国时期上海、北京两地的城市发展状况与在两地居住、生活的知识分子群体，其次以上海知识群体为主要对象，从职业、消费及居住空间三个方面考察其阶层分化的程度。本书第三章分别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视角，考察知识群体日常交往的类型与特点，探究知识群体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各种亚群体内部关系的紧密程度。知识群体与作为抽象符号和精神观念的承载体——书籍直接关联的生活是他们最具特性的生活内容之一。本书第四章主要考察买书、读书与写作这三种最具知识群体特性的精神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1927—1937年，由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阶层之间的分化日趋稳固。上海知识群体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下逐渐发展出一套带有自身阶层特点的生活方式。本书第五章主要透过服饰、闲暇生活、精神生活等几个方面，考察上海、北京等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最后，笔者在结论部分比较了民国时期京沪知识群体日常生活的异同点，并回答开篇提出的问题：“黄金十年”的中国现代知识群体是否形成了一个阶层？

四概念界定与资料说明

（一）概念界定

与本研究有关的几个的核心概念是“日常生活”“知识群体”“阶层”“身份/认同”。下面，笔者就上述几个概念及其在本研究中的使用做出界定。

1.日常生活

在中文语境里，everyday life与daily life都可以翻译为“日常生活”，但在西方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知识脉络中，却指涉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everyday life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指的是随着近代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与扩张，对时间与空间的认知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后，人类实际生活的特殊经验。故这种everyday life有别于前近代由农村经济所形塑的daily life。[59]“日常生活”最早作为一个哲学批判的概念进入学术领域。在欧洲语境中，“日常生活”范畴与欧洲基督教生活范畴相对应，它暗示了伴随近代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非宗教的世俗生活。[60]因此，早期西方哲学界对日常生活持批判态度，将其视为沉沦与平庸的场域。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认为日常生活世界是我们生存意义之源，并呼吁哲学研究要还原日常生活世界；[61]尼采鼓吹超人哲学与生活的艺术化；韦伯认为，艺术在生活中担负着把人们从工具理性与道德——实践理性的压制和刻板中救赎出来的重任；海德格尔把日常生活看作无差别的“平均状态”，强调用“诗意栖居”的本体论对抗常人的平庸生活；阿多诺提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概念，意指启蒙的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的产物，理性压制感性，道德约束自由，工具理性反过来统治主体自身，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其最极端的后果乃是法西斯主义及其奥斯威辛集中营。[62]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多从资本主义异化的生活方式着手，批判日常生活本身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作用。法兰克福学派注意到，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机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补充机制，它使无产阶级在日常娱乐中消磨阶级意识，从而推迟预期中的社会革命。更为可怕的是，工业化、机械化、区隔化的日常生活已经使人丧失了本真的主体性，使传统的优雅生活不再可能。[63]列斐伏尔与德·塞托是将“日常生活”视为一个具有积极性概念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被超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异化的现象形态，而是一个异化不断产生又不断被克服，能量无穷的、永恒轮回的存在论世界。[64]德·塞托发展了这一概念，认为日常生活透过无数可能的方式利用外来的资源来发明自身；他引用消费者生产的战术操作观点，鼓励大众对整体化体系提出挑战。[65]

与哲学层面不同，社会学层面对日常生活关注较晚。西方传统社会研究重心为社会制度与重大社会事件，对日常生活极少关注。随着文艺复兴时期个性的自由发展，世俗层面的日常生活受到关注。19世纪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涂尔干曾经对日常生活中的特定现象（如自杀）进行仔细研究。但此种研究仍然未能跳出用生活现象诠释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窠臼。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的兴起，社会学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才得以全面展开。这一研究趋势的兴起，彻底动摇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学主流宏观结构叙事范式。社会学家开始注重以个人行动的主观意图来阐释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吉登斯看来，研究日常生活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与他人交往的日常定规，赋予个体所作所为的结构与形式；第二，研究日常生活能够揭示人类如何通过创造性行动来塑造现实；第三，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能够有助于理解社会系统与社会制度。[66]因此，日常生活研究被视作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的结合，旨在考察社会秩序如何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行为与互动中建构出来。

历史学层面的日常生活缺乏清晰的界定，多被视作衣食住行、工作、休闲娱乐等延续个体与社会再生产活动的总和，故其一直等同于社会生活，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支。也有学者把日常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大类，前者主要指日常物质产品如衣食住行、日用品等的获取与消费；后者多指为满足个人日常精神需要的一切重复性观念活动，如读书看报、情爱、宗教活动、参观、旅游、体育活动等。[67]

本书旨在通过日常生活领域考察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问题，而非对日常生活概念做学理探究，故本书偏向于对日常生活做中性的概念界定。以研究日常生活著称的、师承卢卡奇的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运用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类”（类本质）和“对象化”两个基本范畴，对“日常生活”概念有所界定：“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68]循此，赫勒指出日常生活是“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领域，是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占主导地位的领域。本书中的日常生活概念采用赫勒的界定。与社会再生产相关联的职业、居住、消费等基本生活状况以及日常交往、生活方式等层面是本书考察的主要内容。

2.知识群体

Intellectuals作为一个名词，在19世纪初期表示一个特别种类的人或从事一种特殊工作的人。在雷蒙·威廉斯的定义里，Intellectual一词通常“用来描述那些从事某种智力工作的人，尤其是从事一般种类的智力工作的人”，“intellectuals通常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里的直接生产者’，这是有别于‘需要劳心’工作的specialists（专家）或professionals（专业人士）；这些劳心的工作主要是指管理、分配、组织或重复性的工作”。[69]“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70]本书对知识群体的界定采用这一定义。这里的知识群体，是涵括大学教授、出版家、记者、编辑、自由作家、艺术家等的集合，不包括官员、实业家、商人、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与底层相结合的行动型边缘知识分子。在阶层客观社会位置的划分上，职业是一个重要维度。按照该维度，1927—1937年京沪知识群体大体有以下几类：（1）现代职业作家与自由撰稿人；（2）现代出版业与媒体业从业者；（3）任职于各公立、私立大学的教师。

需要说明的是，以职业标准界定的分类，也会遇到问题。必需看到，1927—1937年许多知识分子并非从事一种职业，有的甚至身兼数职。对此现象，笔者只能根据知识分子个人所从事的主要职业进行分类。之所以选择1927—1937年作为时段，缘于本研究并非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而是以考察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为主，故在研究时段上选取1927年前后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国民党政权统治的“黄金十年”。此外，有些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并非一直生活在上海，比如胡适自30年代后长期居住在北京，而萧军、萧红等知识分子也是在东北沦陷后逃亡至上海。对于此类问题，笔者只撷取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上海期间的相关资料，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3.阶层与“身份/认同”

在西文语境中，阶级与阶层都可翻译为“class”。这一翻译显示出阶级与阶层二者概念边界的模糊。一个class有时候是一种“经济类别”，包含所有身处那种客观经济状态的人，但是一个class有时候（在马克思的论点里更为常见）指的是一种“形构群”。[71]对马克思而言，阶级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有着特殊功能的社会群体。地主、资本家和除了双手便一无所有的工人是三个主要的社会阶级，分别对应古典经济学中的三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马克思是从生产角度来定义阶级，韦伯则接近于从消费角度来定义社会等级，[72]故韦伯用“阶层”概念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做出修正。仇立平等指出了分层模式和阶级模式之间的差别：（1）阶级表明的是一种以资源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位置；分层模式根据的是结构而不是群体的结构性位置；（2）阶级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即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各自的特征，不同阶级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如剥削，只有在不同阶级行动中才能发现和解释；（3）阶级是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承载者，阶层即使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利益，一般也不是在结构性位置的相对关系中凸显的；（4）阶级的内部是相对同质的，也就是说分化不可能太大，内部存在一定的整合和自我认同，即阶级意识，而阶层并不必然涉及整合和认同的问题；（5）阶级可以是行动的主体，阶层基本不会成为行动的主体，阶级行动有两种方式，即整个阶级的行动和阶级背景下的利益群体行动，但利益群体不一定和阶级相联系。[73]1927—1937年中国社会处于稳定发展时期，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本书由于旨在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生活方式等日常生活的主要层面，故采用“阶层”概念而非“阶级”。

“身份/认同”（identity）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另一种是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在这种意义上，“identity”也被称为“认同”。[74]吉登斯指出，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依据其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75]社会认同则涉及作为个体的我们如何将自己放置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以及我们认知他者如何“摆置”我们；它衍生自个人所参与其中的各类不同的生活关系。[76]有关身份和认同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77]对于这一问题，历来存在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观点。

本质主义者认为，个人的Identity是自然拥有或生成的，是通过个人的意志和理性而获得的，因此人们对自身的存在有清楚的认识和理解。个人及其隶属的群体的Identity都是内在的、同一的、确定的、整全的、统一的、总体性的、有边界的，是人们把握自我和根植于社会的基点。……建构主义者观点与本质主义者针锋相对……他们认为Identity是社会建构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是社会通过一系列的知识的教化机制和权力的惩罚机制而强制建构的。因此个人和群体的Identity是强加的、分裂的、流动的、残缺的、碎片化的、开放的，人们在社会一整套机制的强制之下，有如木偶一般地被按照既定的或被以社会期待的模式批量生产出来。……不论是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他们都不希望抛弃主体的Identity。[78]

通过这段论述可以看出，要想探究认同感的形成，必须结合本质主义所持的个体内在性与建构主义所持的社会建构性综合分析。本书重在从知识群体所处的客观社会位置、日常交往与生活方式来考察知识群体的阶层认同感，故这里的阶层认同，指的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中表现出的知识群体个人对其所处阶层的特点、性质与社会位置的主观评价与归属感。

（二）资料说明

本书的资料来源有四。首先，近年来大量出版的齐如山、顾颉刚、翁文灏、金克木、何兆武、何兹全、陈存仁等一批民国知识分子的日记、回忆录与文集。这部分资料有两个特点。第一，作为时代亲历者的知识分子留下的资料中包含了丰富的个人生活经验与时代感受，这些资料对其本人的日常生活情况多有涉及，从中能够窥测到其兴趣爱好、饮食起居、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这一类史料对于矫正历史学的过度社会科学化以及新文化史范式所关注的通过探究个体的生活体验理解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第二，作者本人的叙述，使读者能够较为轻易地进入其认知结构与生活世界情境中，有助于把握时代感。

其次，《上海指南》《上海市政府公报》《北平市市政公报》《北平市政府公报》《北平周报》等一批1927—1937年由上海市政府、北京市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编撰的各种反映城市生活的调查报告与资料汇编。这一时期由于政府及科研机构的大量社会调查，产生了一批社会生活方面的资料汇编。社会舆论也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一大批报纸杂志上也多见有关不同阶层群体的日常生活内容。《申报》《益世报》《民国日报》等全国性报刊主要刊载各地区社会生活的统计调查类文章，而《晶报》《上海生活》等地方性小报多刊载的是不同社会阶层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节描摹。这些调查报告大都由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及相关工作者按照社会科学方法获得，意识形态色彩较弱，可信度较高，对了解民国时期的城市社会生活概貌具有铺垫作用。

再次，《玲珑》《妇女杂志》《新月》《现代》《良友》《人间世》《生活杂志》，以及《民国珍稀短刊断刊》中收录的一批民国报纸杂志。这批报纸杂志主要面向城市中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市民群体，其作者主要是上海的职业作家、自由撰稿人、教师等不同类型的知识群体。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报纸杂志上有许多关于读书、娱乐、健康、运动等日常生活的内容，故成为探究知识分子试图构建理想生活方式的主体资料。

最后，《新文学史料》、北京《传记文学》、台北《传记文学丛刊》、《温故》等一批以刊发文人与知识分子的回忆性随笔散文为主的当代杂志。这些杂志上有许多关于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回忆，对前面几种资料起到了补充作用。

然而，上述几种资料在运用过程中各有难处。日记、文集、书信、回忆录等资料过于庞杂零散，其主要内容又往往集中在政论、思想、学术等方面，有关生活细节的内容较为稀少和琐碎。回忆性文字又不免经回忆者本人的修饰过滤，须仔细辨析。最为主要的是，知识群体得到研究者重视的程度往往不是与他们的重要程度有关，而是与他们留下资料的多少有关。[79]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使已有资料无法平均、全面地覆盖1927—1937年上海及北京的知识群体，有一些亚群体所留下的资料十分稀少，导致不同群体占有资料的不对等。该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本书研究框架的均衡及结论的提炼。

[1] 唐诺：《最好的时光——阅读侯孝贤》，《万象》2006年7月号。

[2] 〔美〕詹明信：《电影：对于现在的怀旧》，氏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吴美真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354页。

[3]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序言，第3页。

[4] Christopher Howe，Shanghai：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6.

[5] 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1937年，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北京，但未得到承认。为行文方便，本书统一以北京称之。

[6] Madeleine Yue Dong（董玥），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Californi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2003），p.307.

[7]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8] 〔日〕山口久和：《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探求中国近代学术知识的萌芽》，高瑞泉、山口久和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页。

[9]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王自立、陈子善主编《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导言，第261页。

[10]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20页。

[11]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氏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第134页。

[12]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许纪霖主编《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3页。

[1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新版序，第5页。

[14] 孙立平：《从分层到阶级：中国社会结构分析模式的转换》，香港《二十一世纪》2007年2月号。

[15] 董玥将1927—1937年北京的知识分子分为来自南方、在北京各教育机构任职或就读的新式知识分子和一批民国时期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地方知识分子。参见胡悦晗、翟清菊《“回收”：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空间秩序、生活经验与城市想象——评Madeleine Yue Dong，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16]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第269页。

[17] 冯乃超：《怎样地克服艺术的危机》，《创造月刊》第2卷第2期，1928年9月。

[18] 参见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第255—313页。

[19] 王建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

[20] 例如，舒衡哲指出，国民党的威权镇压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意识。只有当“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不再是1927年被杀的不知名的共产主义组织者和工人，而是自己共同体成员时，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团结起来，光明正大地为维护他们的共同信仰而奋斗。参见〔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第236页。

[21] 蒲慕洲：《西方近年来的生活史研究》，台北《新史学》第3卷第4期，1992年12月。

[22] 唐小兵：《从日常生活的碎屑上拯救历史》，《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9日。

[23] 刘永丽：《被书写的现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71页。

[2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5页。

[25]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39—40页。

[26] 王亚南：《社会科学论纲》，东南出版社，1945，第64—65页。

[27] 相关论著主要有：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许敏《士·娼·优——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一瞥》，《史林》1992年第2期；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郑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孟彭兴《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吴智和《明清时代饮茶生活》，台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1990；等等。

[28]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台北《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6期，1984年3月。

[29] 相关论著主要有：慈鸿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裔昭印《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胡俊修《“东方芝加哥”背后的庸常——民国中后期武汉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研究（1927—1949）》，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7；王敏《严复的私人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葛涛《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史林》2003年第4期；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Michael Loewe，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During the Han Period 202 BC-AD 220 （Mas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2005）；Charles Benn，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The Tang Dynasty（Santa Barbara：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2）；等等。

[30] 相关著述主要有：罗晓翔《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姚颖《清代北京市井文化中的休闲尚趣之风》，《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魏泉《“青鹤”研究——三十年代上海旧式文人的生存和创作空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张国刚《“立家之道，闺室为重”——论唐代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陈弱水《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7；宋德熹《美丽与哀愁——唐代妓女的生活与文化》，氏著《唐史识小——社会与文化的探索》，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熊秉真编《睹物思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蒲慕洲编《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等等。

[31] 参见〔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32]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2002，第180—181页。

[33] 相关论著主要有：〔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美〕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连玲玲《日常生活的权力场域：以民国上海百货公司店职员为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5期，2007年3月；Catherine V. Yeh，“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2，1997；Zarrow，Peter Gue，G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1900-1940，New York：Peter Lang Ltd.，2006；Knapp，Ronald G.，Lo，Kai-Yin，House，Home，Family：Living and Being Chines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近年美国的中国研究也屡见以近代中国日常生活为选题的博士论文。主要有：Andrew David Field，“A Night in Shanghai：Nightlife and Modernity in Semi-colonial China，1919-1937”，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1；Mark S.Swislocki，“Feast and Famine in Republican Shanghai：Urban Food Culture，Nutrition and the State”，Ph.D. 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2001。

[34] 参见Wen-Hsin Yeh，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施扣柱《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孙崇文《抗战以前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江文君《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此外还有：王印焕《民国政府公教人员生活状况的演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1月；〔日〕岩间一弘《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史林》2003年第4期；刘德恩《职员阶层的兴起——民国时期上海职员的生活与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4；李燕《上海市公务人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察（1930—1956年）》，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等等。

[35] 余舜德：《身体经验、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一个历史研究取向之探索》，台北《思与言》第44卷第1期，2006年3月。

[36] 王鸿泰：《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交错》，台北《新史学》第17卷第4期，2006年12月。

[37] 参见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38]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第87—109、219页。

[39] 参见〔加〕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三联书店，2004。

[40] 徐贲：《“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

[41] 胡悦晗：《James Z.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夏季号。

[42]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3] 这两方面研究成果可参见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07），以及许纪霖主编的“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008）。

[44] 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5] 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桑兵《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三联书店，2007。

[46] 参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倾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7] 胡悦晗、翟清菊：《形象·消费·职业：“告别故旧换新颜”的北平城市生活——评许慧琦〈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48] Catherine V.Yeh.，“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2，1997.

[49] 这些研究主要有：裴毅然《延安文化人的生活》，《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刘克敌《“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余斌《吴宓先生的昆明岁月——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和课堂形象》，《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3期；周勇《大学教授的学术生活空间——以蔡元培、胡适与顾颉刚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年4月；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50] 连玲玲：《典范抑或危机？——“日常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台北《新史学》第17卷第4期，2006年12月。

[51] 连玲玲：《日常生活的权力场域：以民国上海百货公司店职员为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5期，2007年3月。

[52] 王汎森透过傅斯年档案考察傅斯年的社交网络，对傅斯年的思想转变以及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进行重新梳理，可谓这种交互性研究的一个尝试。参见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311—343页。由此，王汎森提出将五四运动与近代生活世界的变化相联系，重新理解被概念化的五四运动。参见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香港《二十一世纪》2009年6月号。

[53] 杨小辉：《从士绅到知识分子——中国知识阶层转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07，第20页。

[54] 刘祖云：《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55] 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经济分化》，《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56]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7] 刘精明、李路路：《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58]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52页。

[59] 沈松侨：《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象》，台北《新史学》第20卷第1期，2009年3月。

[60]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三联书店，2004，第113页。

[61] 参见〔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2] 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192.

[63]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269—270页。

[64]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65] 参见〔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6]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74页。

[67] 黄一斓：《异彩纷呈的明晚期民间日常生活——基于同期小说材料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7，第6页。

[68]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3页。

[69]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第246页。

[70]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71]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63页。

[72]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71—75页。

[73] 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结构紧张与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社会》2007年第2期。

[74]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第283页。

[75]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第58页。

[76] 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第19页。

[77]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第284页。

[78] 潘建雷：《“身份认同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7—48页。

[79] 王晓渔：《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