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谈到大城市的兴起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世界其他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个杰出的中心地点（罗马、伦敦、北京）；一个高度整体化和商业化的经济体制，将其建立在拥有成本低、容量大的运载工具的基础上的贸易和工业制造，集中在一个显著地都市化的地点（纽约、鹿特丹、大阪）。[1]

近代中国的上海与北京正是这两种城市的典型。前者是开埠后崛起的以工商业文化与市民文化为主的经济中心，后者是知识群体精英文化荟萃的帝国首都。如姚公鹤所言，“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2]整个现代化时期，城市发展为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而且是根据文化意义而构成的领土；城市也以此方式被理解、被展现。[3]20世纪的中国城市注定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进行艰难、痛苦的转型。以往有关上海与北京的城市文化史研究尽管对这一南北遥相呼应的双城分别被看作“文明”与“文化”的都市想象有所涉及，但均未从将对方作为“他者”的互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4]近年来已有学者运用此类建构主义式的方法做思想与文化层面的研究。[5]然而，鲜见从建构主义角度考察近代中国的北京与上海是如何在以对方为“他者”的参照中建构自身的都市想象。对都市景观的充分理解必须建立在景观本身并不生产意义，只有通过人类的阐释与想象，某一时期的景观才与主体产生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6]城市并不能言说自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表述及想象，赋予城市以意义。而城市一旦被赋予意义，也就不断地循环与再生产这种意义。本章结合观念史层面对“文明”与“文化”在近代中国被赋予的意涵，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考察近代中国的上海与北京如何被赋予“文明”与“文化”的城市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