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历史叙述

21世纪的东亚与历史问题

田中仁 [1]

前言

随着21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及中国的“大国化”，东亚各国间因利益摩擦而产生的政治对立及排外情绪逐渐显著，历史问题逐渐成为表达各国立场、民族情感的宣泄口。因此，在思考今后如何达成东亚地区政治稳定及利益共同体这一课题时，历史问题 [2]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域秩序开始重组并产生重要的变动。在经济层面，世界经济中心从横跨北美大陆与欧洲的北大西洋经济圈，转移到跨越北美大陆与东亚的环太平洋经济圈。支撑这一转变的要素有三个：第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二，亚洲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出现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发展；第三，80年代以后中国因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快速增长。在政治层面，80年代前，东亚多国处于开发主义或威权主义体制下，从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台湾、韩国政治民主化的展开，东亚地域政治格局初现变动。此外，从安全保障及国际关系上来看，在美国与东亚各国间维持的带有冷战体制色彩的“辐射型条约关系网”之外，90年代后逐渐出现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秩序体系。

2000年以后，中国通过加入WTO正式参与经济全球化。到20世纪10年代，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已经能对国际政治及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3]然而，中国在国际上所能参与的国际事务领域仍较为有限。于是，邓小平时代以“韬光养晦”为方针的和平、协商发展的外交路线开始有所调整，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并有意主导某些领域的治理，这使得国际社会乃至中国国内颇感压力。

图1 GDP全球比重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唐成「中国の経済成長」家近亮子ほか編著『新版5分野から読み解く現代中国―歴史·政治·経済·社会·外交』晃洋書房、2016、108頁。

一东亚地区历史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东亚地区现今所存在的历史问题，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1982年，日本各大报纸同时报道了文部省要求将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改写为“进入”的审定意见，引起中、韩两国的强烈批判，日本的教科书问题迅速演变为国际性话题。对此，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审定教科书的“近邻诸国条款”，以收拾局面。此外，靖国神社在1978年实行甲级战犯合祭，80年代后，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屡遭中、韩两国的严厉批评。

另外，从90年代始，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在冷战秩序崩溃后为寻求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资源而产生的教育运动。该运动通过讴歌“振兴中华”来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运动的展开也有日本方面作为的刺激因素在内。与此同时，“慰安妇”问题在韩国受到普遍关注。1993年，日本政府发表“河野谈话”，承认了战时日军与设置“慰安所”、强征“慰安妇”之间的关联性。1995年，即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在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组成的村山内阁推动下，“村山谈话”发表，日本众议院通过“战后50年决议”。由此，日本国内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关注度日渐上升，出现了对抗中、韩等周边国家批评的新动向，比如成立于1997年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及其活动。

历史问题在21世纪重新发酵。自2000年以来，中国各地屡现反日游行，日中、日韩关系也因日本首相或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走向恶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抗战胜利日确定为国家纪念日，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确定为国家公祭日，韩国将历史教科书“国定化”，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在各国呈现制度化的趋势；另外，围绕着日、中因申请南京大屠杀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对立，日、韩因申请“慰安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的争执，“慰安妇”少女雕像在韩国各地乃至海外不断落成也呈国际化趋势。

2014年2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在每年9月3日举行国家性纪念仪式，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于每年12月13日举行国家公祭仪式。

2015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日本申遗之初，韩国政府就以“违反了保护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这一基本精神”为由提出反对，因为申请对象中有7处在战时曾强征朝鲜劳工57900人进行劳动。最终，日本部分接受了韩国的意见，双方才达成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设立的世界记忆遗产，并没有国际公约作为依据，主要是基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进行抉择，个人或团体也能申请。2015年10月，日本的“舞鹤生还：1945～1956年流放西伯利亚日本战俘归国记录”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俄罗斯、日本分别对日本与中国的上述举动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在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政治利用。

1990年11月成立的民间团体“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会”，为迫使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赔偿，每周三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定期集会（星期三集会），并在各地竖立慰安妇雕像。2011年12月，该会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竖立了一座象征“慰安妇”的“和平少女雕像”。此后，又在韩国各地（10座）、美国（2座）、澳大利亚（1座）分别竖立了同样的雕像。

二历史认识与“历史表述”

服部龙二认为：关于21世纪的历史问题，“冷战结束后就以多种形态表现出来，并非只在日本发生”，根据其主体及媒介不同，可分为政策、印象、知识、教育、记忆、感情六个维度进行理解（见表1）。[4]

表1 历史问题的六个维度与其主体及媒介

涉及历史问题的上述六个维度，在不同主体的各种意见通过对应媒介表达过程中逐步形成，本文将这一表达过程统称为“历史表述”。关于“历史表述”与历史认识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常识”“知识”“良知”“认识”四个层面的相互关系来理解（见图2，来自与许育铭教授谈话的启发）。

图2 “历史表述”与历史认识的关系

在社会中，一般国民有关历史问题的“常识”主要通过历史教育养成。历史教育通常是以教科书为蓝本，但教科书一般须依据学习指导纲要等行政文件进行编撰并通过审定才能投入教学使用。除此之外，学生也会通过阅读课外参考书或启蒙读物等获得更多的“知识”。另外，政治领域（内政和外交）的“历史表述”和社会领域的“历史表述”，是以“良知”即针对多种多样的“知识”进行某种判断为前提的。而“良知”的形成，又受到体系化的“知识”即“认识”（历史认识）的影响和制约。但“历史表述”还包含当事人的记忆（体验）、网络社交平台上的情感发泄等未被体系化的内容。

三 “国家话语”与东亚

1990年前后，从东欧剧变再到苏联解体，东西冷战终结，世界秩序格局发生剧烈重组，东亚地域秩序随之变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等东亚四地分别产生了具有新特质的“国家/地区话语”。

1.中国大陆

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此后又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成为有核国家，其在东亚地域政治中的突出地位不容忽视。80年代，邓小平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并推动国家战略转型，中国由此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90年代，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背景下，以坚持中共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原则，中国开展了进一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此外，为填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凝聚力方面的不足，爱国主义开始被大力宣扬与强调。

1991年8月，依照中共中央等《关于充分运用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遍及全体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正式展开。这一教育活动号召全国民众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了解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以及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是如何拯救并复兴中国的。随后，中共各级宣传机构整体动员，以促进该活动的贯彻实行。由此，爱国主义内容被结构性地融入国家教育体系，深深植根于政治体制内，成为中共新的意识形态工具。1994年，中共中央颁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1995年3月，民政部确定并公布了100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战争遗址40处、国共内战遗址24处、神话传说21处、英雄人物纪念遗址15处。在40处战争遗址的教育基地中，涉及1931～1945年抗日战争的占到半数。[5]中国的“国耻”话语，在家族故事（原生主义）、历史教科书（建构主义）以及精英主导的意识形态教育（工具主义）的并行推进中，被不断加以重构。[6]

2.中国台湾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继任“总统”，在台湾持续推进民主化进程。不久，戒严令解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被废，“万年国会国大代表”全数退职，各地遴选新任“国会”代表，1996年实现“总统”直选，李登辉当选首任民选“总统”。在2000年的选举中，民进党陈水扁当选，实现了和平、平稳的权力交替。此后，随着2008年国民党的马英九和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轮番当选，台湾的竞争性政党政治逐步定型。

在此期间，伴随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政治民主化及“本土化”进程，族群问题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前后，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发生明显质变（见图3）。[7]同时，对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强加给台湾社会的近代化与日本化，“台湾自身带有主体性地吸收了前者而拒绝了后者”这一认识已基本固定下来。

图3 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变化

台湾政治的“本土化”，不可避免地引起教育制度的调整。1997年，以台湾史为主体的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被采用，给过去以中国大陆及中华民国历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带来了重大变化。[8]以此为契机，台湾社会关于历史观基准的争论持续扩散到各层面，如关于历史用语“日治”与“日据”、“终战”与“光复”的讨论和争辩。同时，2006年施行的《高中课程暂行纲要》（“九五暂纲”）将台湾史列入单独教授科目，也被认为对台湾政治民主化起到了推动作用。[9]

在台湾政治、社会20余年变迁的基础上，新的台湾认识逐渐形成。如台湾“国史馆”前馆长吕芳上提出的“Y字形历史”认为，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在中华民国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于1945年并轨后发展起来的（《朝日新闻》2011年9月30日）；周婉窈著《图说台湾历史》，通过纵观旧石器时代至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展示了一个将汉文化进行相对化理解后的台湾新图景。[10]

3.韩国

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半岛局势也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91年9月，韩国与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1992年8月，中韩建交；1993年3月，朝鲜因核武器问题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经历了70年代高速工业化及经济发展后，韩国以1987年总统选举为契机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制的转变。

1965年5月，日韩缔结《日韩基本条约》，此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关于1910～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应如何看待、处理，条文中并无明确阐述，日本认为，基于条约确定的两国关系在国际法上是有效的，韩国则认为无效，双方为各自留下了再解释的空间。直到90年代初，这一问题才以新的方式被重新提起。

1991年8月，曾为日军“慰安妇”的金学顺，以亲身经历为证词，站出来揭露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罪行，并于9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韩国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回应，“慰安妇”问题由此正式成为日韩间的外交问题之一。关于此事的具体过程，木村干的概括如下。

第一，“慰安妇”问题骤然受到高度关注的背景为：针对韩国女性为以日本男人为首的外国男人“观光卖淫”的行为，韩国女性主义活动家发起了批判运动，认为“韩国女性的人权被外国人践踏的先例”源自战争时期的“慰安妇”。第二，当时日、韩围绕历史认识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战时强征劳工，“慰安妇”问题被当作其中一环而引起讨论。第三，对于被“重新发现”的“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的应对混乱多变，直至发展成日、韩间极为敏感的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宫泽政权先是拒绝由政府进行“干预”，其后又在没有调查清楚历史事实的情况下表示“反省”，后来又有村山内阁对历史认识问题进行官方表态的尝试。这些都导致政府内部的言论不一，韩国认为其中某些言论简直是“妄言”，日韩关系因此不断恶化。第四，日本政府举措失当的原因在于，日、韩政府及其精英统治层因世代交替失去了对社会、舆论的控制。木村认为，这也是韩国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在实现民主化以后，韩国政府经常与舆论处于对峙中，对“慰安妇”问题的处理也同样受制于舆论。[11]

在韩国的“国家话语”中，围绕高句丽史的中韩争议也是一个重要焦点。2002～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东北三省相关学术机构联合展开了“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项目，目的在于综合考察东北地区的历史与边疆问题。2004年，中国与朝鲜分别申请的高句丽古遗迹群，同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间，中国提出的“高句丽属于中国古代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一看法，引起韩国方面的强烈不满，认为不能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史。此后，两国通过外交协议达成“不使问题走向政治化”的共识。[12]

4.日本

1993年，日本的“55年体制”解体，由此进入多党联合执政时代。继细川护熙政权后，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首的社会党、自民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内阁成立。1995年“终战50周年”之际，各界出现重新总结二战的明显动向。在此情势下，社会党首先拟定了一份总结过去战争的国会决议案，但遭到当时联合内阁中自民党的反对，只得对决议案做了大量修改。6月9日，由组成村山内阁的三大执政党联合向众议院提出此案，在半数议员缺席情况下以起立表决的形式通过。此项国会决议案的通过及8月15日发表的首相谈话，可以说是在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对如何总结战后50年以及展望未来的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其实，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自战后以来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不言自明的“左”“右”对立轴就被打破。冷战时期作为两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1996年由社会党改组而成）沦为小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的号召力明显衰退。保守派同样大受影响。1997年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早期干部中，较之自民党的“亲美保守”路线，不少人更倾向于“反美保守”。他们对二战后日本的“战后体制”持否定态度，认为正是此前影响力巨大的保守、进步两派的主流势力，共同打造了“战后体制”。他们主张打倒那些“旧式腐败精英”，并将自身定位为新兴批判者。[13]

四如何达成东亚的共同“历史叙述”

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发表了“战后70周年谈话”，表示：（1）日本是亚洲首先推行立宪政治并保住独立主权地位的国家，但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逐渐成为“国际新秩序”的“挑战者”，并沿着错误方针一步步走上了战争道路；（2）事变、侵略、战争这些武力手段绝不能再使用第二次，这不是解决国际纷争的办法；（3）对于与那场战争毫无关联的子孙，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背负谢罪的宿命；（4）日本坚持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观，并与抱有同样价值观的国家携手高举“积极的和平主义”之旗，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贡献。次日，《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皆发表社论，认为“安倍谈话”的内容继承了“河野·村山谈话”的基本精神，并将前者置于后者的延长线上对东亚未来进行了展望。

9月3日，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随后进行了盛大阅兵仪式。纪念大会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作为出席嘉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阅兵式前发表讲话，将抗日战争定义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中国人民战争，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中国将以基于《联合国宪章》构建的国际秩序为前提，在21世纪中国“大国化”背景下，谋求与美国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其中，关于“长达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一表述，与9月2日马英九在台湾所作讲话中的“战争表述”，明显有异。在台北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中华民国104年军人节”[14]庆祝活动中，马英九强调：开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八年对日抗战，是由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主导的，中国抗战是二战能够获胜的重要一环，也是战后国际秩序重新展开的历史前提，这是值得重视且不容曲解、不能遗忘的史实。

8月15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首尔出席光复70周年庆祝仪式时也发表讲话，认为日本首相安倍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有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历届内阁曾就侵略和殖民统治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痛苦以及给慰安妇受害人造成的痛苦进行谢罪和反省，‘安倍谈话’还明确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历届内阁的上述历史认识不会动摇”。朴槿惠还提出：“日本政府应该以一贯而具有诚意的行动履行继承历届内阁历史观的承诺，重拾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任。”由此看来，朴槿惠的讲话是将“安倍谈话”理解为对日本历代内阁历史认识的继承，这也为今后日、韩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协商留下余地。另一方面，朴槿惠与习近平共同提议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对此予以积极回应。这似乎表明，在政治领域，为了不让战后70周年谈话及阅兵式成为东亚地区国际秩序不稳定的因素，中日两国也在试图寻求双向妥协。

此后，在政治领域围绕解决或缓和历史问题的具体尝试被逐渐提上日程。2015年12月，韩国外长与日本外相就“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方案”，韩国政府将设立财团作为对“慰安妇”的支援，日本政府则出资10亿日元，两国将合作开展恢复受害人名誉、抚平受害人内心创伤的各种项目。2016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这是二战结束以来首位在任美国总统访问核爆遗址。奥巴马表示，“同美国一样的有核国家，应该摆脱恐惧的逻辑，拿出追求无核世界的勇气”。8月6日，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广岛核爆70周年纪念日宣读和平宣言时，再次提到奥巴马的上述演说，并呼吁废除核武器。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的“反中厌韩”倾向逐渐明显（见图4），这从日本内阁府的《外交民意调查》中也可以明显看出（见图4）。该倾向与中国各地反日游行频发以及日本首相和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导致的日中/日韩关系恶化分不开。

图4 日本民众对中、美、俄、韩四国亲近感的变化

与之相对的是，日本社会对美国的好感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一直居高不下。尽管日美在关于广岛、长崎核爆的评价上存在深刻分歧，但两国仍能维持良好的国家关系。这表明，保持历史认识的差异（即互不相容的“战争表述”）与维持良好的国家关系可以并存。同时也表明，为构建良好的国家关系（国际秩序），政治领域的相互妥协以及尽力避免相互关系的紧张或恶化是极为必要的，也是极具现实性的政治课题。在此前提下，与政治领域保持一定距离的、针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思索与对话也是可能实现的。换言之，历史认识的差异性并不一定会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或恶化。

如前所述，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及首相、阁僚参拜靖国神社，90年代又在中国推进爱国主义教育、韩国曝出“慰安妇”问题、日本的“村山谈话”以及历史修正主义的出现等情况下不断发酵。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历史问题中的相关部分在各国国内政治中的制度化（抗战胜利日及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国定化）及问题的国际化（围绕申请世界遗产/世界记忆遗产的对立、“慰安妇”少女雕像在韩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修建），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可以说，中国“大国化”背景下的现状变更及制度调整、日中韩政府间的关系对立与调节、网络社交平台上排外主义情感的喷发等，都是导致今天东亚地区的历史认识问题走向政治化的重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会被政治化，历史政治化只是某些因个别机缘而突出的特殊事例（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及地缘环境中，这样突出的历史认识问题是有限的）。显然，我们不仅需要谋求在已被政治化的历史问题上达成妥协与理解，更需要遏制其他历史问题将来被政治化的可能。为此，冷静思考那些已被政治化的历史问题的根源是非常必要的，针对这一课题的学术界的跨国界思考与对话尤为重要。

结语

在21世纪的东亚，“历史叙述”因“边界”（包括台湾海峡、“三八线”）以及“国家”内部诸领域（包括政界、言论界、媒体界等）的影响而分歧丛生。在此情形下，学术界（历史研究领域）应成为沟通各方的桥梁，并为构思东亚地区的共同“历史叙述”提供思考与对话的空间。[15]

进入21世纪的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虽然政治发展程度有所差异，但政府与社会、媒体与网络空间等不同领域的意见表达的相互影响，已成为共同特征。[16]这也是为何提倡重视民间交流、对话与思考的原因。

东亚地区的共同“历史叙述”，并不需要所有人达成高度一致的历史认识（见图5），而应该具有“即便不能同意但能理解”的宽容性与包容性的意识。

图5 政治主体与战争记忆

说明：（1）对于已被政治化的历史认识问题，需要各方寻求政治上的相互妥协与解决方式（日本——首相官邸，中国——中南海新华门，中国台湾——“总统府”，韩国——青瓦台）。

（2）作为各自“战争记忆”的象征，日本有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中国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韩国有“慰安妇”少女雕像，要将这些观念整合在一个共同的“历史叙述”中是十分困难的。

（3）中国台湾地区关于“战争表述”的象征应该是什么呢？

（邹灿译）

[1] 田中仁，日本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

[2] 本文中使用的“历史问题”一词，主要指历史认识问题，包括与历史认识问题的形成、变化相关联的要素，比如历史表述（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3]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日本此前保持了42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被中国取代。如果将日本的经济规模设定为1，中国经济规模相对于日本，2000年为1/4，2005年为1/2，2010年为1，2015年为2（概算）。

[4] 服部龍二『外交ドキュメント歴史認識』岩波書店、2015、2～3頁。

[5] 在众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被指定为模范基地的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进行建设、改造或扩建，而且会有很多学校、军队或政府机关组织集体参观和学习。比如，卢沟桥附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开馆、1995年扩建）和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1985年开馆、1995年扩建）的总参观人数在900万～1000万人次。ワン·ジョン（伊藤真訳）『中国の歴史認識はどう作られたのか』東洋経済、2014、144、149、155～158頁。

[6] ワン·ジョン（伊藤真訳）『中国の歴史認識はどう作られたのか』、204頁。

[7]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1992年开始在台湾社会展开民意调查，以了解台湾民众国族认同的变化。在刚刚实现“总统”直选的90年代中期，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民众约占一半，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或是“中国人”的民众比例在20%～30%。而在20多年后的2015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上升到60%，“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比例为30%，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不到10%。

[8] 《认识台湾》包括台湾历史与台湾地理两部分，在陈水扁当局所实行的九年一贯制教育课程中，该科目被编入七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领域课程。

[9] 許育銘（和田英男·周妍訳）「東アジア共同研究と台湾の歴史認識」『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7号、2015。

[10] 周婉窈（濱島敦俊監訳）『増補版·図説台湾の歴史』平凡社、2013。

[11] 木村幹『日韓歴史認識問題とは何か―歴史教科書·「慰安婦」·ポピュリズム』ミネルヴァ書房、2014、209～213頁。

[12] 金光林「中韓両国の歴史·文化摩擦に対する文明史的考察」『新潟産業大学人文学部紀要』20号、2008。

[13] 『日韓歴史認識問題とは何か』、221～223頁。

[14] 为将各种纪念日进行统合，“中华民国国防部”于1955年规定9月3日为海陆空三军“军人节”，并在这一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因此，9月3日在战后台湾作为“军人节”被固定下来。

[15] 梶谷怀认为，东亚地区“公共性”的欠缺造成了围绕东亚言论的整体闭塞感，并提出“民主”、“人权”或“公共性”意识的共有以及彻底批判将社会的病根归因于“外部”的思维方式，是极为重要的。梶谷懐『日本と中国，“脱近代”の誘惑―アジア的なものを再考する』太田出版、2015。

[16] 中国台湾与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制的过渡。中国大陆也在1992年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以后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变化。钱理群认为，21世纪的中国形成了三股民间力量：维权运动、网络监督、非政府组织。銭理群『毛沢東と中国―ある知識人による中華人民共和国史』青土社、2012、407～4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