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询本国史中的帝国性

——韩中日三国东亚地域史的比较

柳镛泰[1]

前言

在东亚各国叙述并理解本国历史时，往往呈现出自省史观与自满史观的相互对立。所谓自省史观，可以与东亚各国众所周知的“一日三省”和“以史为鉴”的成语相对应，它反映了一部分精英分子超越民族-国家立场进行自我反省的努力，这种努力须通过刮骨割肉般的痛苦才能有所获得，且常常为民族主义情绪所压制。所谓“自满史观”，是指从本民族视角将本国历史作为成功故事加以构建，常常会有根据需要对史实进行有针对性的压缩、隐藏或夸大的倾向。一个国家的自满史观，多半难以为邻国所接受。

如何认识东亚近代史上的“殖民统治与侵略”问题，已成为韩中日三国70余年来的悬案。关于此点，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在“战后历史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已得到切实改善。但近年来，自满史观呈强化趋势，试图对好不容易取得的自省史观的成果加以否定，反映出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气势渐长的右倾化趋势，[2]在此背景下，有日本学者呼吁在以自身立场进行叙述的同时，现代日本的历史学应“自觉地、有意识地关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即有必要考虑“受害者”的存在以及“受害者的视角”。这一提议可谓意味深长。[3]

本文的写作，缘起于以获得“通用于东亚地域”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表述”为愿景而开设的讲座，因此本文将考察焦点对准如何正视本国史中的帝国性，这是“通用于东亚地域”的历史认识形成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具体的考察方法是，以近年来韩中日三国出版的东亚地域史著作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笔者认为，比起对他国帝国性的批判，反省本国的帝国性才是成功构建东亚地域史的关键所在。本文所谓的帝国性（empireness），是指试图形成并维持、扩张帝国（empire）的意向，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客观形态。另外，这里所指的帝国包含传统帝国与近代帝国。

本文所要讨论的东亚地域史表述，主要来自21世纪初韩中日三国出版的东亚史相关著作，其中包括由各国学者编著的“一国版”以及由三国学者共同编著的“共同版”。“一国版”东亚史中常常充斥着各国的帝国性，为了考察各国史认识体系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在东亚地域史中被相对化的程度，有必要对“一国版”东亚史中的各国史认识进行探讨。本文将重点探讨的是日本版东亚史是如何认识本国帝国性的。由此，使以帝国性（一般以侵略与加害邻国为表现形式并带有扩张意识）为荣来彰显国威的自满史观得以正视，并希望以此为契机引导出有利于相互沟通与理解的自省视角。

一 东亚地域史的出版经过与现状

近年来，由韩中日各国学者独自编写的东亚史著作相继出版，如中国杨军、张乃和主编的《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长春出版社，2006），日本三谷博、并木赖寿、月脚达彦编的《面向成人的近现代史：19世纪篇》（东京大学出版社，2009），韩国柳镛泰、朴晋雨、朴泰均编著的《一起阅读东亚近现代史》（两册，创批出版社，2010～2011）等。[4]为方便起见，在以下论述中，三个版本分别简称为“长春版”“东大版”“创批版”，并统称为“一国版”。“长春版”和“创批版”分别为中国和韩国出版的第一部东亚史著作；在日本有比“东大版”面世更早的东亚史著作。

以上“一国版”著作的出版，大致是受到了韩中日三国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5）的影响。与“一国版”不同，该书以三国语言同时出版发行，引发了巨大反响。之后，以此次共同编写的经验为基础，第二本三国“共同版”著作《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两册，2012）得以问世，也在三国同时出版。

在“共同版”和“一国版”的相互竞争下，关于“东亚史”的叙述取得一定进展。2007年，韩国将“东亚史”新设为高等中学选修科目，并于2012年出版了教科书《东亚史》。日本则早在1995年即提出编修东亚史的必要性，也曾提议将“东亚史”设为高中教学科目，但至今未能实现。

21世纪以来，东亚各国相继出版各类东亚史著作，其背景之一是冷战终结以及东亚地域民主化的推进。于是，以往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和集权政权之下被压制的去殖民化课题再次被提起，成为反省其帝国性的良好契机。

然而东亚地域史著作的出现，并非仅因上述客观条件，历史学界与历史教育界的主观努力同样不可忽视。东亚三国现有的本国史与世界史，都是基于以国民国家作为历史发展目标这一立场展开的。因此，国民国家与其扩张后的国民帝国所具有的侵略性和压迫性，即帝国性被视作理所当然，这样的历史认识通过史书得以内化。因此，东亚地域史的编撰与研究，恰好可以成为对抗上述认识体系并进行自我反省的实验室。[5]

最近出版的东亚史著作，在其前言或后记中或多或少都表达了这样的编写动机。比如，“创批版”是在探讨本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隔阂以及本国史中的本国中心主义和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等历史教育的内在问题时，以21世纪初韩中日三国的历史认识问题（日本的扶桑社教科书、中国的“东北工程”）的严重化为契机，于2004年筹划而成的。“东大版”则是以2005年韩中两国展开的针对日本历史认识的抗议活动为契机，出于对“日本人未对20世纪前半期自己祖先的所作所为做出反省的担忧”而策划的，同时该书也是基于邻国国民“通过学校教育详细学习了日本侵略与统治历史”，日本国民则不谙史实、更不理解邻国历史与现状这一判断来编写的，旨在填补日本人对“东亚整体的历史”所存在的“记忆空白”。与之相对，“长春版”则是在“2003年以来政治、经济领域有关东亚的讨论急速增加”、为了“加深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而认识到了十分有必要编写东亚通史”这一背景下，于2004年策划而成。“长春版”的表述中，没有像韩日上述两版教科书那样具有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

基于上述不同情况与动机，东亚地域史在韩中日三国的叙述方式与编写结构也各不相同。“东大版”和“长春版”将叙述重点放在国家活动上，其内容构成是以国际关系史为主体，辅之以各国历史，并未充分留意相互之间的比较这一方法。而“创批版”的构成则不同，是围绕多个主题分别从地域-国家-民众三个层次展开叙述，注重地域内的相互关联和国家、民众间的相互比较。如果说关系史或交流史是以直接、短期的关系（relation）的把握为目的的话，那么关联史的目标，则是将对包括前者在内、更具结构性和长期持续性的联系（connection）的把握纳入视野。此种设想的意图在于，一方面通过关联的方法来呈现历史主体之间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以比较的方法来阐明各主体的结构特点与个性，从而深化这一思考实验。[6]这样的目标只有依靠长期努力才能达成，它有助于将来形成跨越国界、通用于各国的历史认识。

从三国出版的东亚史著作的目录构成来看，“东大版”和“长春版”按国别来设置各章各节，“创批版”的章节安排，则是在设定一个主题的基础上，以关联和比较的方法来叙述各国历史。前者是以东西方对比为基本结构，后者在编写结构上更注重地域内的关系。另外，因“东大版”涉及内容从近世到甲午战争这一时期，所以本文对三者的比较和探讨也以此时期为限。

二 认识体系中的两个主轴：东西对比和对应性防御

“东大版”和“长春版”的内容以国际关系史为主，从其章节设置、叙述内容、表述方式及思维倾向等方面可知，其认识体系的核心是东西对比和对应性防御。欧美列强的东亚“进出”（东大版）或“侵略”（长春版），以及东亚各国的应对，形成了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这一东西对比的构图。这一构图致使东亚地域内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被忽视。另外，在东亚各国应对西方的防御中，日、中自身发生转型并走向了近代帝国化。但在这两版东亚史中，都将本国的帝国化单纯地视为一种防御性应对的结果，这一认识是否欠妥？

从“东大版”的结构可知，它非常重视日本与俄、英、美等大国的关系，特别强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全书共计27章，竟有4章用来介绍上述内容。那些证实过分夸大欧美列强威胁的研究成果，显然没有被充分考虑进去。[7]相对而言，有关东亚地域内各国间关系与相互认识的表述，则显得过于粗略。此外，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和两次《西贡条约》，对日本对清政策的激进化具有重大影响，但书中并没有提及。从该书以探究国际关系为主旨的目的来看，此点令人费解。

“东大版”既强调俄、英、美的动向，又强调日本对此做出的“明智”对策。因此，该书除了在“东亚史”（而非“日本史”）第1章使用了“日本开国的决断”这一特殊标题外，还用了整整4章的篇幅来叙述相关内容，主要围绕的就是当时兼任外务的幕府老中堀田正睦如何于1857年做出自主开国的决断。这是基于将日本在近代东亚的成功主要归结于领导者明智判断的观点而形成的历史叙述。[8]1864年幕府屈服于列强要求，将关税税率从20%下调至5%，以及天皇诏令认可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等史实，在该书中被略去的原因也在于此。

该书第15～26章记述的是韩中日三国面对欧美势力，如何逐步接受条约关系并实行迈向近代国家的制度改革等具体应对过程。其中认为，是日中两国的军备扩张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而日本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针对清朝与俄罗斯的行动所采取的对应性防御。

“长春版”的内容构成则以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变为中心。该书第13～14章通过描述16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对东南亚的殖民扩张导致朝贡册封体系的萎缩以及该体系因西欧列强与日本的崛起而最终瓦解这一过程，勾勒出以东西对比为主轴的认识体系。此外，该书对邻邦俄罗斯“侵略中国领土”的强调，与“东大版”关于俄罗斯威胁的表述类似，但在关于1874年的定位上与“东大版”有所不同。该书将1874年视为东亚地域秩序的重大转折点，原因在于1874年法国通过西贡条约“取代了中国在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同时日本通过“侵犯台湾”与清廷签订《中日北京专约》从而“吞并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这导致了朝贡册封体系因受到来自内外的双重冲击而开始全面瓦解。

与此相反，为维持日渐瓦解的朝贡册封体系而采取了对应性防御这一逻辑也凸显出来。比如，该书第14章一面运用历史地图强调俄、英、法、日等国的侵略导致了中国边疆危机和朝贡国的丧失，一面叙述清廷的对应性行动。也就是说，清廷以俄罗斯侵占伊犁和日本侵犯台湾为契机，于1884～1885年将新疆、台湾改设为省，为应对日本企图合并朝鲜的威胁，于1884～1894年又将朝鲜作为其保护国等，在此都视为理所当然。

第15章“走向条约体系”，则由“中国救亡图存的探索”“日本构建殖民帝国”“东南亚殖民地化与条约体系”等三节构成，时间跨度为1895～1919年。其叙述结构为中国的救亡图存（受害者）与日本的殖民帝国化（侵略者）的交叉对立。此前东西对比的构图，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步向中日对比的构图转变，实际上是将1882～1894年中国对朝鲜实行的保护国政策，视作抵御日本侵略的认识延续。

与之相对，“创批版”在认识体系上则与东西对比和对应性防御这两个主轴保持距离，更加重视东亚地域内部的相互关联和比较。该书主要内容如下：序章，提出了东亚地域史的意义和必要性；第1章，概括海禁时期（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亚地域秩序和地域内各国的状况；第2章，叙述欧美势力扩张世界市场给东亚地域秩序带来的变化，试图将不平等条约导致的国家危机和国家、民众的应对联系在一起；第3章，主要讲述东亚各国为构建国民国家所做的设想与实践（比如改革与革命）如何在相互影响中逐步展开；第4章“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帝民族运动”，以“清日俄三帝国的霸权竞争”一节开篇，其内容安排同时超越了东西对比与对应性防御的叙事逻辑，这样的叙事结构能够促使对帝国性的正视。另外，该书还将东亚五国（中、日、朝鲜、琉球、越南）分为两类，即“文人的国家与武士的国家”，并设置了“农民社会与民乱”等章节，这种处理方式都是运用比较法的例证。

简而言之，“东大版”和“长春版”都以东亚各国针对西方列强的扩张与侵略做出的“对应性防御”这一构图作为叙事逻辑，两者的本质相同，即基于历史进化论的文明史观，以强权政治的观点来认识东亚世界。开港之初，中、日、朝鲜、琉球、越南五国无一不受到欧美列强的军事侵略或威胁，在炮舰外交的威压之下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大部分国家主权，这也正是“对应性防御”认识体系形成的源头。

但是，这一认识体系并不足以用来判断此后日、中与其邻国的关系。日中两国面对列强侵略所做出的“对应性防御”，对于其周边邻国、小国而言，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性侵略”。日本在自身主权遭到侵犯情况下，自1874年起成为侵犯琉球、朝鲜及中国主权的“亚列强”，这也是日本“帝国化”的开端。中国同样在1882～1894年企图将朝鲜作为其保护国。“东大版”对欧美列强在东亚的行为只用了“进出”一词来描述，只字未提侵略（只有在描述俄罗斯时例外，使用的是“侵略”）。同理，对于日本在东亚的行为也仅表述为“国权扩张”和“海外膨胀”，并没有视之为侵略行径。显然，“扩张”“膨胀”皆是以否定对方主权、以将其视为无主地的意识为前提。[9]同样，“长春版”虽描述了欧美、日本对东亚的侵略，但没有记述中国对邻国的侵略。

这里所指的“侵略”一词，根据1982年日本政府的定义，可解释为“以侵犯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为目的行使武力的行为”。[10]此外，1974年联合国也以“侵犯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来定义“侵略”。据此，欧美列强与东亚五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皆可认定为“侵略”。

尽管日本因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使自身主权受到侵犯，但“东大版”中却没有明确表示近代日本遭受欧美侵略的历史认识或具体描述，这是与“长春版”和“创批版”很不一样的特征。该书在东西对比的描述中特别强调日本的国家危机，但又回避对列强侵略的描述，令人费解。笔者认为，或许是出于如明确指出列强对日侵略行为，则等同于承认日本此后对邻国的侵略行为的考虑，当然也可能与日本既没有侵略他国也没有受过他国侵略的“神国”意识有关。

三 帝国、帝国梦、帝国化

笔者此前已指出，近代日本的帝国化始于1874年。“东大版”的东亚史则认为，这一起点应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领有”，多数日本史著作皆如此认为。果真如此吗？此外，对于清廷为应对日本的帝国化而采取的近代性帝国政策，“长春版”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汉语的“帝国”一词，是从幕府末期的荷兰语“keizerrijk”和英语“empire”的翻译发展而来。历史上的帝国，无论东西皆形态各异，在前近代则意味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对广阔领域的统治。到立宪制出现之后的近代，无论是否存在具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帝国”一词多表示近代国家在广泛领域内对异域和异族进行等级统合的体制。霍布斯鲍姆（Hobsbawm）指出，皇帝与帝国虽是古老的产物，但帝国主义是新现象，体现在追求以近代国家为统治主体的帝国这一点上。[11]“帝国性”的概念并不仅限于近代帝国，只要帝国存在就具有帝国性。

众所周知，历代的中国王朝虽然没有以帝国自居，但秦汉以来的王朝其实质皆为前近代帝国。朝鲜、日本、越南也将唐朝的帝国体系作为本国的模板欣然接受，某种程度上也共享着“帝国梦”。正如“创批版”、“东大版”和“长春版”均提及的，在中国开始受曾被视为夷狄的满族统治后，三国皆自命为“中华”，企图构建“小中心秩序（小中华秩序）”。只因三国各自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其实现程度才各异。

如果说传统东亚的“帝国梦”源于中国，近代“帝国梦”则源自日本。东亚各国在共享传统“帝国梦”的历史环境下，于19世纪中叶受到欧洲近代帝国的威胁，最早产生强烈反应并开始实践“帝国化”的是日本。

日本首次在公文上以“帝国”自称，是在1854年签订的《日美亲善条约》中。当时条文上的日本国名，英文为“Empire of Japan”，日文记载为“帝国日本”。江户幕府创造“日本帝国”一词，一方面是为了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强调对外自主权和显示自尊，同时也是为了将实现富国强兵的意识内化于帝国这一概念中，以支撑帝国的存在。德川齐昭1856年说：“神国之领土即便狭小，亦仍被外夷视为帝国而敬仰畏惧，皆因古代有神功皇后三韩征伐、中世有击退蒙古、近世有丰臣秀吉征伐朝鲜等明断武威之举名扬海外。”[12]

这一说法在明治维新后得到继承，在明治政府的首次对外军事行动即1874年入侵台湾后，被逐步固定下来。1874年2月，明治政府参议大久保利通与大隈重信表示：“为我藩属琉球人民遭受杀害进行报复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讨蕃之公理亦在于此。”[13]江华岛事件后的1875年12月，日本某民间建言书中写道，“朝鲜原为西北一小国，自古臣服于我帝国，却自中世以来未曾朝贡。此等大罪应如何饶恕”，[14]以此主张征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中不仅使用了“讨蕃”“朝贡”等颇具华夷观念的词语，还将日本称为“帝国”。由此可知，近代日本“帝国梦”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延续了前近代的华夷秩序观，另一方面也接受了近代帝国的意识。

江华岛事件后，明治政府正式使用“大日本帝国”这一国名，反映了以进犯台湾为契机掌握了琉球王国内政和外交的日本，自认为已迈向帝国化第一步的自负心理。1874～1875年，日本国内强烈鼓吹将日本、中国、朝鲜等级化，将三国依次定位为“自由独立国”“约定独立国”“纳贡独立国”，将日本的国际地位提升至东亚首位，并幻想“西有英国、东有日本”的世界格局。[15]1876年签订的《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通过强迫朝鲜开国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由此跻身世界体系的半周边位置，同时成为日本强行掠夺朝鲜大米和金银进而获得资本积累的决定性契机。[16]

在“东大版”东亚史中，有一处叙述值得注意，即明治政府将北海道、琉球等地区纳入日本领土范围的行为，该书视之为“殖民扩张的过程”（第192页）。这一结论表现出了针对本国历史的自省意识。这里所指的殖民扩张，是近代日本通过“合并”属于异域或异族的邻国从而走向帝国化的最早事例。在和田春树等编写的《岩波讲座 东亚近现代史》第1卷（2010）中，井上胜生将日本向北海道和朝鲜的扩张行为合称为“两次合并”。如将合并琉球考虑在内的话，可称为明治日本的“三次合并”。其中的两次合并发生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一系列帝国扩张政策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东大版”正视了北海道和琉球王国的“殖民地化”，但遗憾的是并未将此视为近代日本“帝国化”的起点。

将近代日本“帝国化”的起点设为甲午战争的看法，是立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见解。理由有如下两点：第一，当局限于以西方列强垄断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这一视角来理解近代帝国时，关注点往往集中于东亚各国针对欧美列强所实行的对应性防御，容易忽视日本对东亚邻国实施的先发制人的侵略行为以及其展现出的特殊性的帝国主义。第二，日本认为只有先修改或废除本国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主权平等，才能成为“帝国”，因此日本只重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忽略与东亚邻国的关系。

上述明治日本的“帝国化”与俄罗斯对伊犁的侵占，共同促使了传统的清朝向近代帝国的转型。1884～1885年，清朝在新疆、台湾建省，以及1882～1894年干涉朝鲜并将其作为保护国的企图，便是明例。其间，清朝丧失了除朝鲜之外的所有朝贡国，因此将朝鲜作为扩张对象并迈向近代帝国化的欲求十分急切。这一政策的具体表现即为清朝派遣袁世凯对朝鲜进行“监国”，袁氏遂以军权为后盾，在顾问协助下主导了朝鲜的财政和外交大权。朝鲜逐渐沦为清朝保护国。然而，由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上述企图最终落空。

清朝推进近代帝国化的政策，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提出了“民族帝国主义”的主张。1902年梁启超就提出，为顺应帝国间相互竞争的世界局势，中国应整合境内诸民族进而“形成一个大民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民族帝国”。他认为，当时的“华族”也应像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日耳曼人）一样拥有殖民地。[17]如果说大民族等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清朝近代帝国化的对内政策的话，获取殖民地便是其对外政策。近代中国的帝国性最终止步于其对内政策，这一点与日本的帝国性有所差异。

在中、日、俄走向近代帝国过程中，朝鲜成为三国竞争性侵略的对象并深陷困境。作为自救对策的一环，朝鲜于1897年宣布成立大韩帝国。虽然只是国名的变更，与近代帝国实质性的扩张差距很大，但也是各国“帝国梦”争相涌现、相互角逐的时代反映。最终，大韩帝国在中、日、俄三帝国的竞争旋涡中逐渐丧失主权，直至被日本帝国强制合并而衰亡。自称“大南帝国”的阮氏越南，之前也沦为法国殖民地。

总而言之，东亚四国虽共同拥有基于华夷思想的传统“帝国梦”，追求基于进化论的富国强兵的近代“帝国梦”，但实现情况及帝国化程度各有差异。四国的帝国性差异化，不同程度上成为影响各国对自我历史进行深刻反省认识的障碍。日本与中国的帝国性，比韩国有着更为深厚的历史根基。如果“东亚史”的构建要基于对各国史中“帝国性”的反省的话，日中两国则需要更多的内在思考及艰苦的自我反省。这一点将成为理解和重构“东大版”与“长春版”东亚史认识体系的基础条件。

四 自省史观形成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

如上所述，“东大版”与“长春版”的认识体系中，带有拥护本国帝国性的自满史观，且如实体现在一些史实的表述中，同时也有某些部分表现出自省史观形成的可能性，非常值得关注。与“长春版”不同，“东大版”展现出了对日本帝国性自我反省的可能性，具体如下。

第一，客观描述了开港前后的日朝关系，指出两国皆认为“本国地位在对方之上”，最终通过“两属之地的对马”形成并维持着所谓的“抗礼（对等）关系”（第12页）。这可以视为反省幕末至明治时期日本将朝鲜视为属国的契机。此外，此书还阐明了在1875年爆发的江华岛事件中，日本为掩盖真相捏造了朝鲜故意开火的虚假报告，蓄意在江华岛挑起战端。当时，正是这一虚假报告被日本媒体争相报道，从而煽动了日本人对朝鲜的厌恶心理和“征韩”热潮。

第二，设立独立章节讨论“近世”的琉球王国，将其与朝鲜、中国、日本同等对待，同时将明治政府1879年断然施行的“琉球处分”，表述为具有国家兼并之意的“琉球合并”，明确表述明治政府对虾夷与琉球的行动是殖民扩张。该书还指出，在1871年琉球事件的交涉过程中，清朝从未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地，日本政府肆意曲解清朝声明，使其出兵台湾的理由正当化（第169页）。

第三，客观看待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走向帝国化这一事实，给出了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可能性。该书认为，日本通过这场战争获得了殖民台湾的权利，成为与欧美列强一样的殖民帝国。一方面这是文明开化的成功，它增强了日本人的自尊心，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战争的不道德和残暴。如书中引用夏目漱石的日记证明“日本的成功，乃是勉强取得的空虚之物”，“有心之人，比起被称为日本人，更应该为被称为中国人而感到光荣。”（第260～261页）书中还毫不避讳地介绍了日军在战争中对旅顺、台湾等地平民实施的残暴行为。

第四，努力正视在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各国皆以本国为中心的脱亚主义内化的事实。如在第27章“国际公共知识产品的形成”中，“为使西方近代化的路径为己所用，中国与日本都受其逻辑影响，不断接收认识周边国家的负面信息”（第277页），“在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一面否定地认识周边国家、一面试图进行自我正当化的现象比比皆是”（第271页）等诸如此类的表述，便是其中例子。

以上皆是“东大版”展现出的自觉审视本国帝国性的可能性，在“长春版”中似乎看不到审视近代中国帝国性的事例。就韩国而言，越南战争时期的赴越作战，是近现代韩国史中唯一一次具有帝国性的行为。对此，“创批版”第2卷从自省史观的角度，叙述了关于韩军参战的性质和其加害平民的问题，指出自90年代后期以来，韩国展开了从越南民众角度审视这场战争并调查事实真相的运动，给一边倒的自满史观认识带来了冲击，最终促使韩国总统向越南国家主席当面谢罪。[18]

当然，“东大版”中也存在积极拥护、粉饰近代日本帝国性的事例。比起受自满史观影响的叙述结构和认识体系制约的相关描述，这更令人担忧。

第一，试图掩饰不平等条约的基本性质。只强调条约在形式上的对等，忽视其侵害司法与关税主权的事实，甚至还设问“真的不平等吗”。对英国等列强的相关条约进行积极辩护，称其“存在并未作为特权加以利用的一面”（第124～125页）。同时指出，根据协定关税条款，“即便出口关税被强制压低，那也只是不利于谋求关税收入的政府，而对于以出口产业为重的企业来说则变成了有利条件”（第125页）。如果真是这样，当时朝、日、中均先后要求修改条约的理由何在？该书无视此点，一味强调日本在贤明领导者带领下为修约所做的努力。对此，“创批版”揭示了在英国本土被禁止的鸦片贸易经条约体系认可，至19世纪90年代初居于对中国出口首位的史实，并指出当时欧美各国对本国进出口商品征收30%～40%高额关税的事实，以便形成对比。

第二，将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相对照，以偏向性论述掩饰其帝国性。如书中对日本在接受“公法外交”后试图依据“相同规则”重构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强调，便是例证（第143页）。然而，越南、缅甸、朝鲜等正是因条约而亡国，琉球更是被直接吞灭。四国中两国皆亡于日本。回避史实只强调条约体系的近代性和公共性，显然有所偏颇。[19]“创批版”明示，“朝贡体系对接受其礼仪程序的朝贡国的自主性是予以承认的，而条约体系则将履行其条约的条约国合并或对之进行殖民统治”（第142页）。另外，“长春版”也认为“列强强加于东亚的条约体系，在事实上就是殖民体系”（第376页）。

以上提及的“东大版”中的表述，实与幕末以来近代日本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所持的公法观并不一致，他们并不把万国公法视为实定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理想中的自然法来理解，他们基本不相信国家之间存在对等关系的相互制约。对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而言，所谓“公法”就是列强维护自身地位、“剥夺弱小国家的道具”，对于小国毫无用处。[20]

第三，在为征韩论者意图进行辩护以掩饰帝国性的基础上，试图掩盖甲午战争前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行为。书中认为，至甲午开战前，“虽也存在主张外征的势力，但这些主张与政府实际采取的政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第232页）。如果说公议和舆论是近代日本政治的根本（第111页），那么日本的对朝政策则是以此为基础持续实行的。然而在“东大版”中，完全找不到将日本对琉球、朝鲜的“外征”或“国权扩张”视作侵略行为的相关表述。

这种无视朝鲜立场的历史认识，同样反映在对甲午战争后日本对朝政策的表述中。书中认为，日本在战争中对朝鲜的“内政干涉”（或“介入”），最终成功排除了中国与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力，1905年通过“接收”朝鲜外交权实现了对朝鲜的“统治”。该表述与1875年“收回”琉球外交权这一表述所体现的历史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即将扩张行为理解为“干涉、介入、接收”，而非“入侵、侵略、夺取”。试问，这样的逻辑与“朝鲜必须如昔日一般成为服从于天皇的属国”的征韩论逻辑有多大差别？书中甚至还附上了“征韩是实现维新理念的正确主张，因而难以对此进行反驳”的评论（第183页）。“征韩”中的“征伐”一词，意指上国负有对下国的无道进行匡正的正当责任，而绝非“侵略”。“征韩”与上述的“讨蕃”一词同为华夷论话语，内含拥护帝国性的逻辑，是不适合作为历史用语的。

早于“东大版”出版的上原一庆等编写的《东亚近现代史》（1994），反而在正视明治日本的侵略性上先行了一步。该书以“台湾侵略”代替“台湾出兵”的表述，指出：“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日本政府开始着手军备扩张，为侵略朝鲜和对清战争做准备。日本的真正意义上的军国主义由此开始。”显然，比起15年前的历史认识，“东大版”有所退步。

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有，“东大版”对靖国神社只字未提。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以“皇军”之名在内外军事行动中战死者的牌位。其对外军事行动的最早事例，便是出兵台湾，这是日本帝国膨胀的起点。另外，“靖国神社社宪”明确记载着其具有“慰灵”和“彰显”双重功能，[21]因此，靖国神社并非单纯的慰灵设施，它含有积极彰显日本帝国对外扩张、侵略之意。

结语

由于在前近代与近代具有帝国的经验，中国与日本应予以正视的帝国性远远高于韩国。尽管如此，与“长春版”不同，“东大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审视意识，可以说在自省史观上稍稍前进了一步。但也仅限于在个别事例上的表述，其近代史的认识体系依然难以摆脱自满史观的束缚。

对“东大版”自省史观形成产生制约的认识体系，有以下两个根基。第一，该认识体系以东西对比和对应性防御为主轴，是只重视与大国、帝国间关系思维的产物。第二，日本政治家在对待开国与改革、扩张与侵略时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于前者给予积极与主导性决断的评价，认为后者是消极与对应性防御，这使得这一认识体系只要存在，就难以承认日本对东亚邻国的侵略行径。如此一来，实现共同编写东亚史的宗旨就变得非常困难。

但是，今后将出版的“东大版”的20世纪篇，并不会否定将1931年以后的日本对外扩张定位为侵略的东京裁判史观。对于将1931年前的扩张视为文明开化而非侵略的这一分段式历史认识，吉田裕指出，这是一种“历史认识上的双重标准”，即“对外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最低限度地承认战争责任”，“对内则事实上否定战争责任问题，付之不问”。[22]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部分日本首相发表了谢罪谈话，但仍有众多内阁大臣和首相反复推翻或否认这些谈话，这正是“历史认识的双重标准”的反复表现。2015年8月，安倍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尽管备受各界关注，但也未能摆脱这一认识框架。12月28日，日本安倍政府与韩国朴槿惠政府共同发表了所谓“最终且不可逆”地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一致意见，反映了两国政治领导层的“自满”偏向。“通用于东亚地域的历史认识”，只有在政治高层和历史研究、历史教育的共同推进中方可获得，这也是历史研究和教育必须将民主政治的推进视为重要课题的原因。

最近，韩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黄铉产针对近代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发表言论：“相对于过去而言，今日的日本既是过去日本的主体，亦是克服了过去而重新崛起的他者。……如若能作为他者去客观分析过去的日本，多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与国家和民族拉开距离，纯粹以人的立场来客观对待其罪责是尤为重要的。这种将罪责客观化的做法，不只是关系到韩国，更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幸与不幸。”[23]

今日的日本既是对过去日本而言的主体同时也是他者的这一道理，对韩国、中国、越南也同样适用。在不同时期或一些具体事例上，每个国家及其国民可能都会扮演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的角色。那么，对本国国家暴力的自我反省程度，也同样关系到本国未来的幸与不幸。而且，欠缺自省意识导致的一国的不幸，并不会只限于一国境内，这一问题意识应被视为东亚地域史的出发点。为了将未来的不幸降到最低，须从“承认侵略与加害的事实”做起，带着勇气将其作为历史传授给本国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以史为鉴”。因此，笔者认为，比起否定以往日本首相的谢罪谈话，日本在历史教育中教授基于自满史观的近代史这一现状更为令人担忧。

（林礼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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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柳镛泰，韩国首尔大学校师范大学历史教育科教授。

[2] 郑在贞：《韩日的历史纠葛与历史对话》（韩日의历史葛藤과历史对话），首尔：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2014，第8、261～263页。

[3] 君島和彦編『近代の日本と朝鮮：「された側」からの視座』东京堂出版、2014、1～2頁。

[4] 中国台湾地区也有东亚史出版。吕正理：《另眼看历史》，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0。

[5] 白永瑞「自国史と地域史の疎通：東アジア人の歴史敍述についての省察」『現代思想』35巻10号、2007；柳镛泰著、岩方久彦译『歓声のなかの警鐘：東アジア歴史認識と歴史教育の省察》』明石書店、2009、380～384頁。

[6] 柳镛泰等：《一起阅读东亚近现代史》（함께읽는동아시아근현대사）第1卷，首尔：创批出版社，2010，第30～32页。

[7] 明治政府对欧美列强竞相瓜分世界与俄罗斯南下威胁的强调，是为了唤起危机感以保持日本独立，因此这当中“夸张和润饰”的成分很明显。而明治政府却为了向琉球和朝鲜扩张，不断激化与清朝的矛盾。坂野润治『明治思想の実像』創元社、1977、10～11頁；芝原拓自「対外観とナショナリズム」芝原拓自等編『対外観』岩波書店、1988、479～480頁；高桥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創元社、1996，523～524頁。

[8] 这也反映了批判以往对幕府外交的一味消极评价并重新积极评价幕府外交的倾向。岩波新书编辑部编《如何认识日本近现代史》（일본근현대사를어떻게볼것인가、シリーズ日本現代史10），徐民教译，首尔：语文学社，2013，第27页。

[9] 德富苏峰指出，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所谓对外扩张不是指对他国的侵略，而是日本国民雄飞海外向世界宣扬大义之道”，“目的在于保障自身能作为健全的国民存立于世”。张寅成：《近代东亚的秩序和正义：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东亚国际社会观》（근대동아시아국제사회에서의‘秩序’와‘正義’：근대일본지식인의동아시아국제사회관），《东北亚历史论丛》（東北亞歴史論叢）第28号，2010，第308～309页。

[10] 郑在贞：《日本逻辑：转折期的历史教育与韩国认识》（日本의論理：轉換期의歴史敎育과韓國認識），首尔：玄音社，1998，第207页。

[11] 关于帝国的概念，参见李三星《帝国》，首尔：小花，2014，第1、3部；山本有造編『帝国の研究：原理·類型·関係』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3～30頁。

[12] 朴晋雨：《近代日本形成期的国家与民众》（近代日本形成期의國家의民衆），首尔：J&C，2004，第109页。

[13] 李三星：《帝国》，第217页。

[14] 朴晋雨：《近代日本形成期的国家与民众》，第113页。

[15] 金容徳编《看日本史的变革期：社会认识与思想》（日本史의變革期를본다：社會認識과思想），首尔：知识产业社，2011，第210～211页；朴英宰：《近代日本的韩国认识》（近代日本의韓國認識），历史学会编《日本侵略政策史硏究》（日本의侵略政策史硏究），首尔：一潮阁，1984，第100～101页。

[16] 白永瑞等：《东亚近代转向的三个分歧点》（동아시아近代移行의세갈래），首尔：创批出版社，2009，第23页。

[17] 柳镛泰：《民族大一统论和内在化了的帝国性在近代中国》，《学海》2008年第5期，第35～36页。

[18] 详见柳镛泰《韩国的越南战争认识与历史和解之路》（한국의베트남전쟁인식과역사화해의길），《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历史和解》，首尔：UNESCO韩国委员会，2010，第113～146页。

[19] 与“东大版”东亚史不同，“大阪大学版”世界史中，将英美以“炮舰外交”促使日中开国并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自由贸易体系定义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同时指出日本要求欧美各国修改不平等条约，却“将同样的条约强加于邻国朝鲜并强迫其开国，这一行径暗示了日本今后亚洲政策的方向”。大阪大学歴史教育研究会編『市民のための世界史』大阪大学出版会、2014、187～189頁。

[20] 芝原拓自『対外観とナショナリズム』、466～470頁。

[21] 坂元一哉「首相の靖國参拝と日中関係：何が議論を混乱させるのか」『阪大法学』64号、2014、779～780頁。

[22] 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日本人의戰爭觀），河棕文、李爱淑译，首尔：历史批评社，2004，第91页。

[23] 黄铉产：《必须学习另一种活下去的方法》（다르게사는법을배워야한다），《京乡周刊》（週刊京郷）第1128号，2015年6月2日，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