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跨越世界的人生

第一章　凉州李家

马戛尔尼使华的三十三年前，也是乾隆皇帝在位的第二十五年，中国西北边疆小城凉州的一个大户人家诞下了一名幼子。[1]这户人家姓李，他们给这个刚得的儿子起名自标。因为他们都信天主教，所以他们也给他起了个教名雅各（詹姆斯）。多年以后，老斯当东曾评论道，李自标“出生在被并入中国的那部分鞑靼领地，并没有那些表明纯正的汉人出身的特征”。[2]这一看法或许来自李自标本人。通过这样介绍他的背景，他强调了凉州的生活，这可能会有助于他成为一名翻译：清帝国近期向西迅速扩张，这个边境小城也有着漫长的文化交流史。

凉州，现名武威，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城市。它位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山上积雪融水流过一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最终消失在一直延伸到蒙古大草原的戈壁荒漠中。基于这样的位置，这座城市的历史充满了数百年来汉族、蒙古族和藏族势力此消彼长的故事。18世纪时其居民以汉族为主，回溯唐朝（618—907年）的荣光，彼时国力强盛，处于扩张之中，控制了与西方贸易的路线，王翰在《凉州词》中写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3]

这是汉语文学中最为有名的诗篇之一，但是其中的葡萄、琵琶和夜光杯对于唐朝读者而言都颇有异域风情，而城墙之外黄沙蔽日。这是一个能强烈感知和表达汉族文化的地方，因为它正地处汉族世界的边缘。

李家祖上应是在17世纪来到凉州，当时明朝接连兵败而亡国，取而代之的清朝统治者是来自东北边疆部落的满族。李家起初来自宁夏，这里也拥有悠久的中原与内亚民族交往史。他们可能曾经经商或从军，或者仅是为了躲避兵乱。我们所知的是他们自认为汉人，不知何时家中有人加入了一个新传入的宗教群体，成了基督徒。[4]基督教传到此地时，这里已经被纳入清朝版图，此时来到这里的欧洲传教士颇有名望，钻研从星象到中国古代典籍的学问，并将《圣经》翻译成汉语，也能出入宫廷。1697年，法国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和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随康熙皇帝西征时曾经过宁夏。耶稣会士已经提供了专为此次作战制造的最新式的欧洲武器装备。在宁夏，安多预测了一次日偏食。康熙对外发布通告，并将安多传至身边，一同观看日食，并展示了他所使用的科学仪器。[5]

仅数年后，凉州就有了一小拨基督教家庭，1708年传教士也到了这里。到来的法国传教士皆是奉了上谕：杜德美（Pierre Jartoux）和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都在为康熙绘制地图。他们旅行途中测量所覆盖的距离，并经常观测子午线。他们携带有一个异常精准的时钟，通过确定这些观测的时间，他们能够计算出他们所处位置的经纬度。在凉州，他们观测到一次月食，并将其同欧洲观测到这次月食的情况联系起来，以验证他们为城市所确定的坐标，并据此测绘地图。他们在汉语上造诣精深：杜德美有中文的地理著述并同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通信，而雷孝思则以将中国古代的《易经》译成拉丁语而闻名。[6]

耶稣会士在凉州仅待了数月，接替他们的是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士，后者在的时候皈依基督教的人数曾短暂增加。叶崇贤（Giovanni Maoletti）曾数次访问此地，并声称为近千人施洗。[7]来自那不勒斯的麦传世（Francesco Jovino）后来接管此地，在城中待了许多年。他言语不多，灵性极强，对教长言听计从，同时也有语言天赋，还有明显的治学兴趣。这些都帮他获得了当地教众的支持，即便康熙死后信教日益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当年有一场旱情，城中官员谴责基督教义，言辞殊为激烈，但是麦传世受到了一位信教的亲王的保护，此人远征归来，路过凉州，但不知实为何人。新皇雍正于1723年登基后，将基督教谴责为异端邪说，并驱逐了所有不在宫中任职的传教士，但是麦传世因受到了巡抚的庇护而一直留在城中。最终他被迫迁居广州，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典籍，但是很快就回到了凉州。[8]

回到凉州后，麦传世只能蛰居于最虔诚的信徒家中，极有可能就是李家。在他的家书中，麦传世坦言，正是皈依教众的关怀使得他能忍受夹生的饭食、无眠的长夜和艰难的旅途，甚至不得不用镊子拔掉胡须，将鼻子糊起来，以便装作驴车车夫。外出时，他有时会被认作当地的回教徒（这些人长相有内亚特征），被人询问身份时则惊骇不已。然而绝大多数时间，他都闭门不出，“比修女更加与世隔离”，一心从事将《旧约》首次译为汉语这一浩大的工程。无疑他也花了很多时间祈祷，因为他用汉语写了一本关于基督教冥思的册子。[9]麦传世于1737年离世，被葬在李氏家族墓地中。[10]此后再没有新来的传教士，当地的基督教群体因此也很快式微。1746年，巡抚下令镇压教众，共捕获二十八人，其中五人来自凉州。他们禀报巡抚，外国传教士都已离去，近来更无人入教。光阴流转，城中的基督教徒也从逾千人降至百人左右。[11]

此时的凉州也兴盛起来。随着清军不断西进，军队需要补给，而大部分生意都路过此地。清朝开创的稳定局面也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得以重开，灌溉系统也得到扩建。[12]城中居民回望着昔日唐朝的辉煌，但在18世纪40年代，一位颇有教养的官员从内地转任此地时，他为新贵富人所表现出的粗鄙的奢华所震惊：

今凉地会请亲友，客至，先用乳茶、炉食、油果，高盘满桌；是未饮之前，客已饱饫矣。茶毕，复设果肴，巨觥大瓯，哗然交错；是未饭之先，而客又醉矣。一二上以五碗，佐以四盘，而所盛之物又极丰厚，究之客已醉饱，投箸欲行。[13]

虽然凉州已经富庶起来，但是仍然要等二十多年后才又来了一位天主教神父。此人最终于1758年到来，他更加与时代接轨，也迥异于天性恬静、虔心苦行的麦传世。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富有感召力，极其虔诚，野心勃勃，饭量惊人，穿着精致。而对于凉州的教众，最显眼的地方是，这是一位汉人。事实上，郭元性来自山西，许多在凉州做生意的商人也来自该省。他出生时，家境优渥（他的一位叔父曾任县令），但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在十七岁时改宗，在近十年间一直担任一位欧洲传教士的助手，此人大为所动，决定将他送到那不勒斯，那里新修了一个学院，专门为了培养汉人做神父。在那里，他也是一位表现优异的学生，在最终考试时获得教宗的赞许，这也使得他自视颇高，可对于后来的同事而言，这并非幸事。[14]

李家此时仍是这个基督教小社群的领头人，欢迎了郭元性的到来，一如当年欢迎麦传世。当郭元性于1761年再次到来时，他恰好能为李方济一年前出生的儿子李自标施洗。[15]或许正是这个时候，李方济初次有了将这个孩子送到欧洲受训成为神父的念头。这是个大家族，因此将李自标献给教会并不会让李方济断了后人。大一点的儿子李自昌已经二十来岁，作为常备兵加入驻扎在城中的绿营，投身行伍之间。李自昌到了这个年纪可能已经婚娶，所以他的儿子李炯可能与李自标一般年龄。所以李方济已经有了孙子，而且很可能，在李自昌出生后的数年间，也有其他儿子降生。[16]

李方济为这名幼子所设定的计划，无疑与他对教会重新燃起的希望有关。凉州的基督教社群又开始增长，甚至获得了新的建筑作为教堂之用。此时针对基督教徒的动乱仍不时发生，皈依者的数量也无法与18世纪20年代的高峰相比，但是教会在扩充：在18世纪的6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城中基督徒的数量已经不止翻倍。[17]唯一的问题是，由于地处西陲，很难请来神父。

尽管李方济的远大计划是针对教会的，但也反映了当时城中的氛围。凉州的富商出资兴学，希望借此让自己的子嗣出将入相。整个明朝，凉州只有一人考中进士。清朝为来自甘肃的考生设定了较高的配额。专门为考试修建了大殿，而在乾隆一朝，当地有数人考中进士，也因此有了功名。[18]

同宁夏李家的其他族人一样，李方济雄心勃勃，看来李自标同他的侄子李炯极有可能一起接受教育。鉴于李炯后来考中进士，李自标从小读的也是传统的儒家典籍。此时一位有名的凉州塾师曾记载，早上从他的学堂经过的人只会听到老师大声朗读、学生背诵以及老师打学生的声音。如果学生犯错，老师会大力敲打学生的掌心，为了缓解疼痛，学生们会热一些卵石握在手心。日积月累，学堂门前便有了成堆卵石。[19]

这些都带有很浓重的汉人色彩，而凉州仍然是位于汉族文化世界边缘的小城，这里汇集了诸多其他文化，背后也都是各自复杂的文明。在凉州，汉人用后来惹恼英国人的“夷”字来称呼蒙古人，而用指代外人的“番”字来称呼藏族人。蒙古牧民往来于位居城市和高山之间的牧场。而在新年时，作为学童的李自标会看到成群的藏族男女青年，身着皮革，腰间悬着长串的珠子，从南边的山上下来，不仅仅是为了欣赏汉人的风俗表演，也为了参加大型佛教节日，其间戴着面具的巨人跳起吓人的驱魔舞蹈。[20]

口译和笔译自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城市中央的古代佛塔据说保存着4世纪高僧鸠摩罗什的舍利，他也作为最早将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的人之一而闻名于世。[21]而这一时期从这里走出去的最有权势的人并不是汉人，而是一名西藏喇嘛，后来成为乾隆皇帝的使臣和翻译。章嘉大师出生于城市南边的山区。后来他被选为一位重要的佛教喇嘛的转世灵童。当清朝于18世纪20年代加强了对于此地的蒙古族、藏族部落的控制时，他被带到京师的宫中，与未来的乾隆皇帝一起学习佛教经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藏语、蒙古语、汉语和满语之间转译佛教典籍。由于皇帝信任他，他成了御用的翻译和使臣，数次出使西藏，并且在位高权重的班禅喇嘛访问京师时担任翻译。[22]

硕大的凉州八旗兵营里仍然使用着满语：通过官方考试的人经常以译员的身份入仕。[23]不管满人看上去有多大区别，汉人把他们写成外人往往会招致凶险：李蕴芳是当地博闻强识的学者，而当赏识他的朝中官员因一句诗文被认为讥讽清朝时，他和他的儿子受牵连被处死。[24]

1771年，郭元性回到凉州，带来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即他被召回罗马。在他的鼓励下，李方济和甘肃的其他主要基督教徒起草了一封致教宗的信件，请求拥有一位他们自己的神父。他们希望这位神父来自当地，盖因此地路途迢迢，而且气候难耐。[25]这封信体现了郭元性的野心，既希望觅得职位，又不想置身欧洲传教士的监督之下，但同样也反映了李方济对儿子的期望：随着这封信一起，李自标被交给了郭元性，要随他一起去那不勒斯接受神职训练。李自标此时只有十一岁。关于在这样的年纪启程登上这样的旅程，李自标并没有留下记录。我们所知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在他在此后的人生里，他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喜爱。似乎他作为大家族中幼子的童年经历给了他某种自信和勇气，使得他能接受父亲的决定。

他们要走海路，所以他们启程奔赴葡萄牙在华南海岸的据点澳门。这就走了一年，有时走路，有时乘船。郭元性还带了另一个年轻人，来自位于丝绸之路更远处的甘州，已经为他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省城兰州，又有一个年轻人以及来自大城市西安附近村子的王英加入他们。在澳门，随另一位神父从京师而来的三位年轻人也加入了团队。其中两人是官宦子弟，包括十七岁的柯宗孝。还有来自四川的何明宇。团队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近弱冠之年，或是二十出头。王英和何明宇分别是十四岁和十五岁。李自标年纪最小。[26]

后来，郭元性并没有同他们一起远赴欧洲；所谓的征召也不过是海市蜃楼，源自他自己的愿望和野心。然而，他依然热衷于此：这些男孩仍是他的项目，他希望一切顺利。澳门的教会组织本来只想送三名学生，但他说服他们要了全部八名。他四处奔忙，为他们挑选欧式衣服和西式餐具。他们需要数套衬衫和裤子，也需要袜子、鞋子、外套和帽子。旅途中需要床具、毛巾、餐巾、餐具、茶叶及饮茶的碗，也需要上课所需的墨水与纸笔。当一切都准备妥当后，郭元性把他们送上了两艘开往毛里求斯的法国舰船。从那里，他们继续驶过非洲的南端，再折向北奔赴欧洲，先是到了巴黎，随后南下穿过法国抵达马赛，之后乘船去那不勒斯。[27]

李自标能够从凉州来到那不勒斯，是因为他一出生便加入了天主教会，这也是早期现代世界最伟大的全球机构之一。教会也是知识和学问的渊薮。基督教来到凉州，正是因为康熙皇帝将耶稣会士的欧洲学识运用到了他南征北战、增扩疆土的抱负中。出于这种与宫廷的紧密联系，彼时很多选择到中国当传教士的欧洲人—特别是耶稣会士，不过也有像麦传世这样的方济各会士—成为研究汉语的重要学者。乾隆一朝，在那不勒斯学院学习的中国男童和青年有四十人，李自标只是其中一个。他们来自中国各地的基督教社群，郭元性在挑选年轻男子时看重家世背景也不足为奇，因为等他们到了意大利后这是一个重要的地位标志。在他们出身的中国家庭中，学习是成功的关键路径，这些年轻人因此也会期望通过学习欧洲语言和知识来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