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东[1]
龚刚兄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我写的《在忌日纪念海子》一诗，就问我可否为《新性灵主义诗选》作序。我想可能是纪念海子和20世纪80年代的情绪触动了他吧，而他的新性灵派的作诗主张同样也触动了我。共感共鸣之下，我愿意写下之前从未想过写的这些文字。
作为新时期诗歌的过来人，虽不以作诗为业，但我对当代诗歌始终保持关注的兴趣。我认为当代诗坛有好诗而无好诗人。从诗歌作品看，即使是在朋友圈看到的年轻学子，如康宇辰、胡红英的诗歌习作，已经远胜于许多现代诗歌名作，从中确实可以见出新诗百年的巨大进步。但从诗人角度看，当代诗人却是百分之百小于他的作品，不仅辨识度不足，其思想、语言、哲学、社会观、人性观等涉及诗歌深处的“人”的构成要素，一律贫乏不能自存，远逊其现代前辈诗人。如果不是发生由诗人死亡而“殉诗”所带来的光辉，诗人本身实在是无足观之、可以忽略不计的。诗歌在走向成熟和成功，诗人却停滞甚至在退步。这种诗艺与诗人的不协调成为当代诗坛某种分裂性的根源。大家只能凭天才而作为。佳作可遇，好诗人却不可求。
其实大家对诗歌的理解是多元的。诗人为什么作诗？有一次我见臧棣说，作诗就是寻求奇迹。这句话“噼啪”一下照亮了我。看玄武的小众诗歌，他植根于建安风骨、晚唐乱离气象而来的现代揭示性、批判性写作，也一扫当代诗坛的浮泛无聊和炫智趣味。在云南时读雷平阳的诗，也感受到知情意合一的饱满力量。可见明白人还是有很多的，有毅力主张而“独持偏见”者也在砥砺前行。
当代诗坛的炫智趣味或谓智性写作大概是沿袭卞之琳的探索而来。卞之琳应该是最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诗歌的前辈诗人，但其智性写作的学院派路径其实是令人喜忧参半的。智性的开掘突进到一定程度，大概就会产生撕扯诗歌天机的力量，甚至产生某种破坏诗人完整性的毒素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人如海子和张枣等，都和这种追求大相径庭。
追求情韵还是理趣，在中国诗史上曾经划分出唐宋。明清诗歌一直是两派的拔河。而今龚刚兄领衔的七剑诗派高举新性灵主义的大旗，不知道是否存在此种溯源，但它针对当代诗歌天机丧失之病而发则是一定的。它似可视作浪漫主义的复活和返照，在浪漫主义那里，诗歌和诗人是统一的，性灵和智慧也并不分裂。感伤的病，也不一定非得用玄言晦涩的药去治。
我把新性灵主义理解为一种针对当代诗坛痼疾的救治，是一种返璞归真，也是一种诗艺和诗理探寻的“偏至”。它立足的是“人”，其所涉无论其身其性其灵，都直指诗歌的根本。希望它能踩踏荆棘，开辟当代诗歌的一条道路。
2019年4月30日
注释
[1]高远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