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篇
创造社的异军苍头突起[1]
创造社是在文学对青春浪漫气息的呼唤声中崛起的。它们在新文坛所掀起的那个文学新浪潮，既与封建旧文坛的那种旧文艺有着本质的不同，并将其视为死敌；也不同于新文坛内先他们而起的以《新青年》、《新潮》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那个类型的新文艺。在文学革命运动之中，他们是独树一帜，异军苍头突起。用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的话来说，他们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要算第二期的人物了，《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独秀、胡适等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前一期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主要在向旧文学进攻，这一期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却主要在新文学方面建设。他们以“创造”为标语，正可以体现他们的运动精神。虽然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仍是在替资产阶级做喉舌。
适应时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
任何一个文学社团的崛起，大致都由于时代社会的需要、文学运动发展的需要和作家自身内在的需要。创造社的诞生，当然也正是这样。
从时代社会的需要来看，我国自鸦片战争失败，国家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人民在深重的封建主义的压迫之外，复又蒙受了一重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群众之中蕴藏着一股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又使他们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吸引。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群众中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要求和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朦胧追求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而且形成了实际的革命行动。“五四”不仅成了我国人民追求思想解放、人性觉醒的运动，而且成了力图振兴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狂飙突进的运动。理所当然地，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这种心声，要求在文学中得到强烈的表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文学中的青春浪漫气息的呼唤，正是这种时代社会要求的最早表达。
遗憾的是，在第一期的文学革命运动之中，这种时代精神在文学中却表现得不够。作为新文化运动先声的文学革命运动，虽然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就发生了，成效和实绩虽然也不小，但并不理想，而随着五四运动的落潮，文学革命运动更走入了低谷，文坛上出现了新文学阵营势单力薄，新文学作品青黄不接，旧文学卷土重来的趋势。正如成仿吾1920年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所说：
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底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成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2]
这是几句足以流芳千古的经典性语言。文学发展的现状表明，新文坛在企盼一种新生力量的诞生，以加强自己的阵线，促进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郭沫若他们也正是由文学发展的这一需要出发，而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并决心筹组创造社，崛起于苍凉寂寥的新文坛的。
1931年，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之中，沈从文还曾从文学的不同艺术方法和风格特点比较过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作家作品的不同效果和作用，从中可以窥见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也许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乃至群众，特别是青年的心声更相契合一些。他说：
当时“人生文学”能拘束作者的方向，却无从概括读者的兴味……与上列诸作者（按：指文学研究会成员）作品取不同方向，从微温的，细腻的，惑疑的，淡淡寂寞的憧憬里离开，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使创作无道德要求，为坦白自白，这几个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响较后的中国作者写作的兴味实在极大。同时，解放了读者兴味，也是这几个人。[3]
沈从文的这些话说明，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创造社的以浪漫主义为主要旗帜的文学，也许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和群众心声。
创造社之所以能适应这一形势和文学发展的需要，与其成员多曾在日本留学有关。虽然他们都是在清末民初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号召下赴日留学的，所以不是学医，就是学工，或学经济、学法律，但这些人自幼爱好文学，在留日学习期间，又从不同的渠道，广泛地汲取了异域的精神食粮，从而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激起了创作的欲望。他们分别从文学的不同思潮流派如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乃至唯美主义等之中去汲取营养，从而形成了成员之间彼此并不尽相同的文艺思想；虽然如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所说，他们在“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要求”和“蔑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4]这两点上，是相同的。这与他们在国内感同身受地受过封建礼教和传统的压迫，在日本又感同身受地领略过“东洋气”的滋味有关。因此他们以都在异国求学的同学或同乡的情谊，形成了一个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小集体，相约要共同办一个纯文艺的杂志，以便为新文学闯开一条生路。
漫长的孕育期，仓促的成立会
创造社的成立，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孕育期。据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创造社的受胎来自1918年8月他与张资平（1893～1959）在福冈博多湾箱崎海岸的那次邂逅和谈话。张资平是广东梅县人，曾与郭沫若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同了一年学，这次是刚刚回国参加留日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约”的罢课风潮后返回日本来。因此一见面自然地就谈起国内文化界的情况来。郭沫若平素本就对《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等国内有数的几份大杂志有意见，说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张资平也说国内“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新青年》虽然“还差强人意”，但“我看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郭沫若当然对此看法有同感，就说：“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科学杂志，我是主张愈专门愈好的，科学杂志应该专门发表新的研究论文。”[5]
于是，他们开始酝酿同学中哪些可以做文学上的同道。首先想到的，是郁达夫和成仿吾。郁达夫（1896～1945）是他们的共同同学，浙江富阳人，不仅常写旧诗在《神州日报》上发表，而且也在写小说，是一位很有文学天赋的人物。成仿吾（1897～1984）是郭沫若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湖南新化人。他虽然是学军械制造的，但中外文学涉猎颇广，而且英文功底厚，思辨能力强，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1919年，郭沫若因投稿的关系结识了《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宗白华（1897～1986），又因宗白华的介绍而认识了田汉。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当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英文，他不仅喜写诗，爱看戏，而且擅交游，对中外戏剧颇有研究。宗白华和田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对郭沫若的诗才都很倾慕，曾称郭沫若为“东方未来的诗人”。1920年，田汉曾从东京长途跋涉，千里迢迢赶到福冈拜访郭沫若。他俩共同游览，即兴谈诵，一会称道自己是孔丘和李耳，一会又自比为歌德和席勒，他们还共同把年初以来与宗白华论诗、说戏、谈论婚姻恋爱、人生哲学和志趣抱负的通信汇编成了一部《三叶集》。当年5月，这部三人通信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之后，立即在青年中间飞快流传，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浪漫主义的旋风，从思想上、文化上公开对旧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宣战。《三叶集》所向国人展示的那种新的艺术观、恋爱观和人生观，在国内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该书当年多次再版，不仅成了国内最畅销的书籍，而且为创造社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基础。
因为田汉的关系，他们开始与当时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念书的郑伯奇、穆木天，又因郑伯奇等的关系，而与在京都帝国大学念书的徐祖正、张凤举，与在东京念书的何畏、方光焘认识、交往和联络上了。郑伯奇（1895～1979），陕西长安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当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是专攻哲学和心理学的，但兴趣却在文学和新闻。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他是一位诗人，又喜欢童话，在大学是专攻法国文学的。徐祖正（1895～1978），江苏昆山人。张凤举（1895～1986），江西南昌人，他们两人都在大学文科学习，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搞文学的人。何畏（1896～1968），浙江余杭人，是专攻美学和社会学的，喜欢理论，创作不多，写过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方光焘（1898～1964），浙江衢县（今衢江区）人，田汉的同学，也是学英文的，后来专攻语言学。除此之外，郭沫若在福冈还把他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的同窗好友陶晶孙，一个多才多艺，会弹琴、作曲、画画、演戏、写小说的人邀请进来。
就这样，他们征集同人的工作可谓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东京、京都、福冈，他们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三点一线地进行了广泛的联络，不仅进行了人事组织上的准备，而且在创作和出版方面也做过一些准备。
1920年春，他们曾试办过一个名叫Green的刊物，译音为“格林”，英文有绿色的、青春的、新鲜活泼的和朝气蓬勃等意思。看得出来，刊物的名字不仅体现了同人们的一种希望和追求，而且也是他们对时代社会呼唤文学青春浪漫气息的积极的反响。刊物共出过两期，第一期出在1920年的上半年，刊载的有郭沫若后来收在《女神》中的一些诗，成仿吾的《新年与流浪人》，第二期出在1921年春，发表的有陶晶孙的《木犀》等。
不过，他们联系出版的事情并不顺利，虽然各成员都做了多方努力，但事情均不见成功，后来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出版同人文艺刊物的夙愿最终得以实现。那就是1921年1月上海泰东图书局的经理赵南公准备改组编辑部，有人推荐成仿吾，于是郭沫若和成仿吾一道回沪，拟相机筹办他们朝思暮想的文艺刊物。由于1919年以来，郭沫若《女神》中的一些诗和其他文章，即在《时事新报·学灯》《少年中国》《民铎》等杂志上发表，《三叶集》的出版更使他在新文坛上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因此，赵南公马上决定留下郭沫若在泰东工作。在泰东，郭沫若日夜忙碌，为泰东图书局编了《女神》、《茵梦湖》、《西厢》和《革命哲学》等好几本书，作为献给泰东的见面礼。几部书的编辑出版，使郭沫若在泰东图书局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于是，郭沫若适时地提出另出一种新的文艺杂志以专容他和他的志同道合朋友的文字的建议，赵南公一则出于对新文化事业的支持，一则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出版家，也看到郭沫若他们确有一定的实力和利用的价值，于是慨然应允了他们的要求。至此，郭沫若他们酝酿和筹划数年的要出一种纯文艺刊物的夙愿终于有了实现的基础。
就这样，郭沫若带着多年夙愿即将实现的兴奋和对赵南公胆识的钦佩、感激，乘船离开上海返回日本，想尽快把事情落实下来。在京都，他会见了郑伯奇、张凤举和穆木天。在东京，他会见了郁达夫、田汉、张资平、何畏、徐祖正。6月5日，在东京他首先去医院看望正在住院治胃病的郁达夫，在这里他们做了倾心的长谈，相互交换了对国内文坛的看法，以及他们即将出版的杂志的刊名、稿件的供应和出版的周期等，实质性的问题终于在这里得到了解决。关于这次探访，郁达夫十分感动，出院即写了一篇题为《友情和胃病》的自传体小说，详细地记录了这次见面的实况，并于当年发表在上海的刊物上。内中有一段谈到国内新文坛的情况和他们的目的希望，很有意思：
过了十几分钟，我的感情平复起来，K君也好像有些镇静下来了，我们才谈起我们将来的希望目的来。K君新自上海来的，一讲到上海的新闻杂志界的情况，便摇头叹气的说：
“再不要提起！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什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等等又大抬头起来，他们的滥调笔墨中都充溢着竹（麻将牌）云烟（大烟）气。其他一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来作工具，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文坛上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以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的患者！还有些讲哲学的人也是妙不可言。德文的字母也不认识的，竟在那里大声疾呼的什么Kant（康德）Nietzsche（尼采），Ubermensch（超人）etc（等）etc（等）。法文的‘巴黎’两字也写不出来的先生，在那里批评什么柏格森的哲学。你仔细想想，著作者的原著还没有读过的人，究竟能不能下一笔批评的？”
“但是我国的鉴赏力，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鲍郎郭郎，正好相配。我们的杂志，若是立论太高，恐怕要成孤立。”
“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独的人？我们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罢。”
这是他们对当时的文坛形势和他们即将面临的艰难处境的一些看法和估计，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杂志出版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还是有些心理准备的。不过，从后来他们实际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来讲，他们当时的估计还是不足。
从医院出来，郭沫若又去拜访了田汉和张资平。6月8日下午，郭沫若邀集在东京的郁达夫、田汉、张资平、何畏和刚好从京都到东京来办事的徐祖正，在东京帝国大学改盛二馆郁达夫的寓所会面，共同研讨了出杂志、编丛书和成立文学团体诸事宜。杂志，大家议定用《创造》的名目，暂出季刊，以后有足够的人力时再出周刊等短一点的刊物。还决定了第一期的内容和第二、第三期各人要承担的稿件。丛书，决定下来的有郭沫若的《女神》、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沉沦》等三种，张资平的尚未脱稿的《冲积期化石》决定编为第四种。文学团体，决定叫创造社，立意就在要创造性地进行他们的新文化工作。这次会面的日子，后来就被文学史家们称作创造社成立的日子。不过，由于当事者记忆十分混乱，历来文学史家关于创造社成立的日期，多采用了郭沫若“七月初旬”这样一个不正确的说法。今根据赵南公1921年的日记和郁达夫的《友情和胃病》，将创造社成立的日期订正为1921年6月8日。
创造社应分为初、中、后三个阶段
创造社在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艰苦创业，标新立异，趋赶世界文化的新潮流，在中国的新文坛活跃了近十年之久。在现今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多数的文学史家沿用了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的两分法，把创造社的活动分为前后两期。实际上，郑伯奇也只是沿用了郭沫若的一种说法。
郭沫若在1930年1月26日的《文学革命之回顾》中，本来是把创造社的历史分为《创造》季刊或《创造周报》时期、《洪水》时期和《文化批判》时期等三个时期的，但在同年5月10日发表的《“眼中钉”》一文之中，他又把创造社简单地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时期。1937年在《创造十年续篇》之中，他又坚持把创造社明确地划分为三个时期：“《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创造社的事实上的开始。（注意：以后还有第三期）这个开始可以说是创造社的第二代，因为参加这一期活动的人，都是国内新加入的一群年青的朋友。在那时，第一期的一些成员有多数还在日本留学，而回了国的几位又是分散了的，只有我一个人住在上海，但我却是最不努力的一个。”
笔者认为，不能把创造社简单地分为“前期”和“后期”，而把中期略而不计，或以“创造社的小伙计”称之，而回避其事实上的独立的存在。我们应该遵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把创造社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1921年6月到1924年5月，为初期创造社，即《创造》季刊或《创造周报》时期，属创造社的第一阶段。初期创造社，在“五四”落潮期，它异军突起，力挽狂澜，独树一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高扬了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壮大了新文学的队伍，发展了新文学运动的成果，为方兴未艾的新文学开了新生面。
1924年6月到1927年底，为中期创造社，即《洪水》时期，属创造社的第二阶段。中期创造社，在大革命从逐渐兴起到形成高潮和遭受挫折失败的全过程中，它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军阀，坚持新文学的革命方向，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和文学社团，发挥了坚强文化堡垒的作用。
1928年1月至1929年2月，为后期创造社，即《文化批判》时期，属创造社的第三阶段。后期创造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转变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顶住了严酷的白色恐怖，率先在新文坛和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掀起声势浩大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与此同时，由于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倾路线的影响，他们也曾为“左”的思潮推波助澜，遗毒后世。
初期创造社的成员及其主要活动
初期创造社的成员，除前面已经提到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何畏、穆木天、陶晶孙、徐祖正、张凤举、方光焘等留日学生之外，国内参加的，只有一个邓均吾（1898～1969），四川古蔺人。他是一位很有才气的诗人，1921年冬在泰东图书局工作时参加创造社，曾协助郭沫若、郁达夫他们编《创造》季刊等刊物。
初期创造社的活动，是从编辑出版《创造社丛书》开始的，也因丛书而一炮打响。从1921年8月起，无论是郭沫若的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开一代诗风的新诗集《女神》，还是郁达夫的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都在社会上起到了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作用。此外，还有张资平的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郭沫若、郑伯奇、穆木天等人的《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鲁森堡之一夜》《王尔德童话集》等，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早的一批翻译作品，不仅以其形式之新，尤其以其内容之新，一下子捕捉了众多的青年男女的心，有的甚至模仿书中人物的衣着打扮，徜徉街头。郭沫若、郁达夫和创造社，一下子就征服了整个新文坛。无怪乎创造社的编者敢于在广告中宣称：“本丛书自发行以来，一时如狂飙突起，颇为南北文人所推重，新文学史上因此而不得不划一时代。”[6]
接着，是1922年5月正式出版的《创造》季刊和在1923年创刊的《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上那些短小精悍、隽永犀利的文章和创作，更像一块块巨石一次次地落在死寂沉静的水里一样，激起了一次比一次大的涟漪，不仅搏击了旧的文学世界，而且波及了新的文学阵营。《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所发表的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第二幕，田汉的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郁达夫的短篇小说《茫茫夜》、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和张资平的短篇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长篇小说《上帝的儿女们》等，虽然不都是稀世的成功之作，但比起当时文坛的许多作品，水准却要高出许多，而且不少篇章的文体、语言和内容在新文坛均具有开拓的价值，如郭沫若的历史剧，田汉的现代话剧，郁达夫的浪漫主义小说，成仿吾的充满象征色彩的现代派小说，等等，在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作。所以季刊一出，马上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接着从第二期起，是郭沫若和郁达夫批评新文坛翻译中的粗制滥造的文章和成仿吾批评新文坛内部新人新作的那些文学批评的文章，不仅主观色彩较重，而且笔锋犀利泼辣，对不同流派、社团的作家作品都有所涉及，因此在新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响应者有之，反对批评者也有之，整个新文坛都因为创造社的异军苍头突起而震动起来了、喧闹起来了。
《创造》的旗鼓既张，加上群众又是那么地热情支持，使郭沫若他们不得不考虑要创办短线刊物，因为《创造》季刊的周期实在是太长了。特别是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后，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季刊既不足以反映时局的重大变化，季刊文章引起的一些论争也常常不能得到及时的答辩，于是以思想评论、文艺批评为主，创作和翻译为副的《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分别在1923年的3月和7月应运而生了。这两个刊物，由于把战线拓展到了整个思想文化战线的各个领域，“《创造周报》一经发刊出来，马上就轰动了全社会。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订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7]
《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的风行，标志着初期创造社进入了它的全盛期。
但是，事情常常是因为发展太迅猛，一下子就进入了它的鼎沸期，而会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反对，从而导致形势的急转直下。如果自身又不能自省和自补的话，它就会陷入窘境。初期创造社的情况就正是这样。郁达夫虽在《创造日》的发刊《宣言》中说：“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8]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在社会上没有民主和自由，经济上寄人篱下，政治上孤立无援如初期创造社那样的以个性主义为思想武器，以抒发自我为艺术旗帜的纯文学社团，要想专以学理为根据，就对文艺、社会、政治下严正的批评，是只会碰得头破血流的。因此，《创造日》发行仅一百日，就被迫宣告停刊。几个中坚成员，为了糊口，不得不北上的北上（郁达夫），东渡的东渡（郭沫若），只有成仿吾一人留上海独力支撑，也只把《创造周报》勉力办到1924年的春夏之交。虽然他们“不曾拜倒在资本家与权贵面前，不曾妄用了诗神的灵香去敬那些财阀与豪贵的妖神”[9]，但1921年6月5日郭沫若与郁达夫在医院碰头时所预见的局面却不幸而言中了：“我们的杂志，若是立论太高，恐怕要成孤立。”虽然他们甘居“孤独”，但也逃不脱“我们固然很愿意竭力于新文学的建筑，然而我们自己也要生活”[10]这条起码的生存规律的制约。当然，严格地追究起来，初期创造社之所以在这时走向“离散”，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1923年“二七”大罢工我国的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之后，国内的阶级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革命的形势愈来愈发展，因此一些具有进步思想、迫切要求革命，又崇奉个性主义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常常在这种时候会感到自己力不从心，要求在知识上、思想上进一步地补充和武装自己，以使自己跟上形势的发展，郭沫若1924年4月离开祖国东渡日本之初衷，是本拟到大学院里去从事生理学研究，之所以马上就改变初衷，易弦更张，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起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11]，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初期创造社虽然从成立到被迫离散存在了仅约四年的时间，但他们靠着十来个人的力量，从文学到整个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工作，在中国的新文坛刮起了一股“创造”的旋风，其气势之盛，确实不容忽视，其功劳之巨，不能不令世人瞩目。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在那些与创造社没有发生直接论争的人士之中，瞿秋白和沈从文是两个不同倾向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创造社虽然也有各自的看法，但对它的历史功绩，却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瞿秋白说：
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12]
沈从文则说：
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他们缺少理智，不用理智，才能从一点伟大的自信中，为我们中国文学史走了一条新路。[13]
后来，一些评论家，也从创造社的作品充满青春浪漫气息这一点，谈到了创造社备受群众欢迎的原因：
当时的青年们刚从旧礼教的旗帜下解放出来，正都深刻地感觉性的苦闷，对于郁达夫张资平等充满浪漫气息的恋爱小说，可谓投其所好，遂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他们也欢迎郭沫若王独清的热情横溢的诗歌，成仿吾的大胆泼辣的批评，创造社拥有这样多受青年欢迎的作家，所以他们声势凌驾同时的各种文学团体以上，实在也是无怪其然的。[14]
中期创造社的成员及其主要活动
初期创造社星散的时候，成仿吾就曾宣布：“不等到来年，秋风起时也许就是我们卷土重来的军歌高响的时候。”[15]但是，首先不耐寂寞，不甘心创造社在新文化运动中销声匿迹，并敲响“鼙鼓”的，不是创造社的诸元老，而是在《创造周报》时期十分活跃，曾受到郭沫若、成仿吾他们提携和鼓励的周全平、倪贻德、敬隐渔、严良才等几位文学青年。成仿吾曾称“他们是一个维系我们的希望的星斗”[16]，“半年以来的最杰出的新进作家”。[17]是他们不甘心新文坛的寂寞，不甘心“第一次创造之花的发育”[18]遭到停止，而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挺身出来从事文学工作，复兴创造社的。
周全平是农业学校毕业生，当时在浦东一个农场当营业主任。倪贻德是画画的，当时在上海美专任教。敬隐渔原是四川天主堂收养的一个孤儿，当时在上海从事教会工作。严良才则是上海尚公小学的一个教师。是他们，在即将离沪去广州参加革命工作的成仿吾的指导和支持，并取得了远在日本福冈的郭沫若的赞同和支持之后，把创造的旗帜继续扛着往前走的。
中期创造社的成员，除原有的继续留在社里的元老以外，前前后后陆续参加创造社的新成员，首先是周全平、倪贻德、敬隐渔（不久离沪去法国留学）、严良才，稍后是洪为法、陈尚友（即陈伯达，不久离开）、叶灵凤、潘汉年，继之是蒋光慈、漆树芬、王独清、周毓英、邱韵铎、柯仲平、成绍宗，最后是黄药眠、段可情等。
中期创造社的活动，较之初期创造社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中间，有继承，也有开拓和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大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促使创造社成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和文艺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事业遂有了新的进展。具体地讲，其主要活动有如下几方面。
（一）继续办刊物
中期创造社时期，主要办了两个刊物。一个是《洪水》，一个是《创造月刊》。
《洪水》，先是周刊，后来改为半月刊。1924年8月，周全平他们在《创造周报》余稿的基础上，创办了类似《创造周报》那样的以评论为主的《洪水》周刊，仍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但第二期刚看完清样，泰东即以江浙齐卢军阀战起、经济支绌为由，把周刊给停了。实际上，还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因为泰东图书局是国民党右翼政学系的出版机关，政学系和创造社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早在初期创造社时期就已暴露出来，《创造日》和《创造周报》的终刊，即已明朗化。这以后，虽经郭沫若和周全平他们多方设法，周刊仍难以为继，直到1925年9月，他们才在新成立的光华书局（以几本书的出版为交换条件）的支持下，把《洪水》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了。一直到1927年12月，共出了三卷三十六期。1926年12月还出过一个《洪水周年增刊》。第一、二卷，由周全平编辑，第三卷，由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周全平在《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中曾说：《洪水》虽然没有一个标准的主义，但却遵奉了一个一贯的原则，那就是“倾向社会主义和尊重青年的热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刊物迎合了逐渐形成高潮的大革命形势的需要，因而《洪水》一出，马上就受到了被大革命浪潮鼓荡起来的群众，特别是那些要求进步的青年的欢迎。据统计，《洪水》从第一卷第一期到第十二期，订户从五十增到六百，印数从一千增到三千。《洪水》第一卷，三十万字，第二卷，四十多万字，而读者来稿却在一百万字以上，足见《洪水》是怎样广泛地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了。
《创造月刊》则类似《创造》季刊，以发表创作为主，辅以评论。在月刊上发表文章的，多为创造社同人。这个刊物，从1926年3月创刊，直到1929年2月创造社遭国民党查封被迫终刊，共出了两卷十八期，实际上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先由郁达夫、成仿吾和王独清分别编辑，从1928年7月第一卷第十二期开始，改由文学部集体编辑，实际主持其事的，是冯乃超。郁达夫在创刊号的《卷头语》中曾把他们复兴创造社、再出《创造月刊》的原因归结为“慰藉人生于万一”、“真情不死”和“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这样三点，并说他们“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看得出来，他们是在人民大革命不断高涨的声浪下面，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再也待不住了，决心要有所作为，要与群众一起参与改革不合理的社会的斗争。
除此而外，在大革命的风浪的鼓噪下，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们还创办过几个小刊物，虽然其中没产生什么可以传世的大文章，而且寿命都不长，但总算也说过一些硬气的话，起过一些投枪、匕首的作用，如《A·11》《新消息》《幻洲》周刊等。这些刊物，都以刊登出版部的重要消息和启事、广告为主，但也发表过一些短小精悍、锋芒毕露的小文章，可能正因为锋芒太露，所以这些刊物的寿命都不长，最多的办了五期，有的只办了一两期就夭折了。
（二）成立出版部，继续出丛书，首倡著作家和读者自办出版
《洪水》周刊的夭折给创造社同人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促使他们萌发了著作家和读者合作办出版的想法。这样，既可以逃脱出版商经济上的盘剥，政治上也可以不受人的钳制，比较自由地说自己想要说的话。为此，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周全平他们曾多方酝酿设法，并印制了股票，想共同筹措资金。但第一次由于每一股的股金额度设置太高，响应者寥寥，后来把股额降低了，股金很快筹集起来，创造社出版部也就在1926年3月把牌子挂出来了。在我国的现代文化史，特别是出版史上，由喜读书和愿著述的人共同集资办出版，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例，为中国的文化界闯了新路，开了先章。
创造社出版部于1926年3月成立，开张后的第一件事，是把《洪水》半月刊从光华书局收回来自己出版。同时，还创办了《创造月刊》。两个刊物各有侧重，彼此配合。出版部开张后的第二件事，就是把《创造社丛书》从泰东图书局和光华书局拿回来自己出版，并编辑出版了新的丛书。诸如郭沫若的小说散文集《落叶》和《橄榄》，诗集《瓶》，历史剧《聂莹》；郁达夫的全集第一卷《寒灰集》和第二卷《鸡肋集》；成仿吾的论文集《使命》，诗集《流浪》和小说集《灰色的鸟》（合集）；张资平的长篇小说《苔莉》和《飞絮》；穆木天的诗集《旅心》；陶晶孙的小说集《木犀》（合集）、《音乐会小曲》；王独清的诗集《死前》《圣母像前》，戏剧《杨贵妃之死》等。此外，他们还在《世界名家小说》《世界名著选》等丛书名目下，专门出版创造社同人的译著，总计达二三十种之多，广泛地译介了世界诸多名家的作品。就单本讲，这些“丛书”和“名著”虽然不如初期创造社时期的《女神》、《沉沦》和《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影响巨大，但也都有相当的质量，相对地说也比初期创造社时期更大量、更集中，因而总体的影响也更大。
由于业务的发展，除了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总部外，他们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和日本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的分部，力量不足的许多地方，一些书店也自愿地建立了创造社出版物的推销处。1926年9月，创造社的新老成员一起，还在广州召开了出版部的第一次理事会，通过了《创造社章程》和《创造社出版部章程》，选举产生了创造社的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和出版部的理事会、监察委员会。经选举，总社执委由五人组成，他们是：总务委员郭沫若，编辑委员成仿吾和郁达夫，会计委员成仿吾（兼），监察委员张资平、王独清。在当时的文化社团之中，创造社可谓最有生气的一个。就是在他们这样严密的组织运作下，出版部成立五个月，营业总额已达一万余元，成员们对著作家与读者合作搞出版的信心和勇气增强了，创造社的影响也扩大了。
（三）元老散而复聚，以广东大学为基地，改革教育，倡导革命文学
创造社到了中期，元老们散而复聚，并以更大的规模云集于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使广州成了创造社的新基地，也使创造社的活动呈现一番新面貌。首先，是成仿吾先期到达广州担任了广东大学理科教授和黄埔军校教官。接着，郭沫若因瞿秋白的推荐，应聘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1926年3月，他与郁达夫、王独清一块到了广大。再接着，郑伯奇、穆木天也因他们的推荐先后来到广大文科任教。与此同时，何畏也应聘担任了广东大学法科教授。至此，创造社的元老，除去已退出的和仍在国外上学的，国内只有张资平仍在武昌的大学任教没来广州集中了。
郭沫若他们到广州之后，很快就为广东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并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文化活动中。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一样，都是孙中山先生1924年创办的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个培养文化干部，一个培养军事干部。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前夕，虽然在实行国共合作，但国共两党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广东大学内，右派势力也是很强的，他们极力反对郭沫若等“左”派作家到广大任教，遭到了学生的反对。学生要求撤换不良教师，革新教学内容。郭沫若等到校后，积极支持学生的改革要求，曾发布告示，决定开设新课程，让学生自由选修。告示公布后，一些顽固守旧的教员宣布罢教，并要求校长罢斥郭沫若。由于广大进步学生和教师的支持，这次文科的风潮终于很快以郭沫若为首的革命师生的胜利而告终。坚持顽固立场的教师被解了聘，受蒙蔽的老师返校复了课，创造社的元老们也在广东大学站住了脚。
他们一方面当“红教授”，教书育人；另一方面写文章，办刊物，倡导革命文学。这里，有郭沫若的《孤鸿》《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成仿吾的《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文艺战的认识》《文学革命与趣味》《文学家与个人主义》，蒋光慈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郁达夫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何畏的《个人主义文艺的灭亡》，穆木天的《写实文学论》等，各自发表了他们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虽然对什么是革命文学，如何创作革命文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在倡导革命文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其中，口号提得最明确、最响亮的，是郭沫若。他认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19]
不过，提出口号是一回事，真正要做到又是一回事。认真地说，当时他们的思想都还处在过渡的阶段，所以理论口号和他们的创作实践是处于混乱、脱节的状态的。这从他们当时在《创造月刊》上发表的作品就可以看出来，诸如郭沫若的《瓶》，郁达夫的《怀乡病者》和《寒宵》、《街灯》，张资平的《密约》《苔莉》，周全平的《楼头的烦恼》，冯乃超的《红纱灯》，王独清的《死前》《三年以后》等，虽然有的艺术上颇有成就，但思想上，大多属于他们所批判的个人主义范围及其更下的作品。虽然如此，但当时他们对革命文学的倡导，却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开了先河。就这样，这些创造社的元老，和在上海坚守的出版部小伙计，两相呼应，彼此配合，与文艺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一起，在全国造成了一股相当巨大的革命文化势力，对全国的大革命形势，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四）工作重心转向社会政治问题，部分成员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第一线
随着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买办、呼吁国民大革命的声浪已经一浪高过一浪，创造社的同人再要关在象牙塔里搞什么“纯文艺”已属不可能。于是，他们自觉地把广大群众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到了首位，翻开当时的《洪水》，不仅可以看到《五卅悲歌》《五卅节的上海》《悼北京十八日的死者》这样的揭露帝国主义与军阀买办勾结凌辱中国人民的报道和文章，可以看到《五一节与中国劳动运动》《五一节与中国农民运动》和《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这样的论述，而且可以看到，当新军阀篡夺了国民革命的胜利成果，继承了老军阀的衣钵，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制造白色恐怖，对革命和人民进行疯狂镇压的时候，郭沫若、郁达夫、潘汉年他们，通过自己的战斗檄文，勇敢地把新军阀的反革命面目向全国、全世界最早地做了公开揭露。这里，有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脱离蒋介石以后》，有郁达夫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谁是我们的同伴者？》和潘汉年在准创造社的刊物《幻洲》半月刊上发表的那些短小精悍、泼辣尖锐的小杂文、小政论文。
在此之前，1925年下半年当社会上开展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论战的时候，郭沫若在《洪水》上发表的《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马克斯进文庙》《新国家的创造》《社会革命的时机》《卖淫妇的饶舌》等文章，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国家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诬蔑，而且集中地体现了创造社的转变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们不仅改变了旧文人那种脱离社会实际，只知坐在书斋里、象牙塔里写文章做学问的陋习，积极地关注社会问题，为革命呐喊呼吁，有的成员，如郭沫若、潘汉年等，还亲自奔赴革命第一线，勇敢地参加了血与火的斗争。郭沫若是1926年7月离开广东大学，携笔从戎，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的，他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的任上，目睹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紧接着又参加了为挽救大革命彻底失败而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在当时的知名作家中，亲历血与火的斗争前后一年有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继郭沫若之后参加北伐和大革命实际斗争的，是潘汉年。曾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总编辑。此外，成仿吾、郑伯奇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实际也在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周毓英，1927年2、3月，也曾去南昌协助潘汉年编过《革命军日报》。
（五）打破了文艺上“主义”和“派别”的界限，团结了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朋友
和初期创造社时期不同的是，中期创造社在组织上打破了文艺上“主义”和“派别”的界限，不以原来的小团体立场来限制自己，广泛地与社会各界，文化艺术界各种不同思潮流派的朋友交往，刊物上也容纳了各方面的稿件。
郭沫若是1926年7月离开广州参加北伐的，而鲁迅经厦门到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已是1927年初了，但鲁迅之受聘中山大学，郭沫若却是倡议者之一。北伐前，他曾利用文科学长的身份，商同校长，聘鲁迅做教授。从鲁迅日记和书信还可以看到，在广州期间，创造社常与鲁迅接触，并赠书给他。1927年春，成仿吾他们倡议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创造社派何畏去找鲁迅，鲁迅欣然同意，并签了名。1927年9月，鲁迅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20]回到上海后，1927年11月，郑伯奇、蒋光慈和段可情，曾经郭沫若同意，代表创造社去与鲁迅商讨进一步携手合作，鲁迅不仅欣然同意，还主动建议共同把《创造周报》恢复起来，并在报刊上刊登了共同复活《创造周报》的广告。遗憾的是，这件事情竟由于创造社部分成员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除此而外，在中期创造社的《洪水》《创造月刊》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好些在过去的创造社刊物上从未出现，甚至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名字，诸如秦邦宪、陆定一、钱杏邨、汪静之、钱蔚华、焦尹孚、王以仁、许杰、李芾甘（巴金）、袁家骅、瞿秀峰、裘柱常、李剑华、楼建南（适夷）、顾仁铸、朱湘、林微音、黎锦明、谷凤田、仲殊、洪学琛、梁实秋、陈南耀、赵伯颜等，这些人，分属各界、各种不同政治文化倾向和派别。
《洪水》在《复活宣言》中，曾把“派别”和“成见”称作“两个恶鬼”，表示要“摆脱一切派别，抛去一切成见”。[21]从当时的情况看，它们是身体力行如上原则，注意团结文艺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不同倾向和流派的朋友的。无怪乎当时创造社要倡议成立类似后来的作家协会之类的组织了。更无怪乎在几十年之后，晚年的冯乃超经过长期的反思，在谈到创造社的历史时，曾盛赞创造社的第二阶段：“《洪水》半月刊撰稿人之多，思想斗争的异常活跃，为前期创造社成员所意料不及的，致使郭沫若认为创造社此时又出现了。我认为创造社此时是最少‘组织’、‘集团’气味的时期，也可以说最少宗派情绪的时期”。[22]
后期创造社的成员及其主要活动
后期创造社的成员，主要指1927年底从大革命前线回到上海参加创造社工作的李一氓、阳翰笙和从日本留学归国参加创造社工作的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李铁声等人。除此之外，先后参加后期创造社工作的，还有王学文、傅克兴、许幸之、沈叶沉、沈起予、苏子怡、龚冰庐等。这些人，也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只有苏子怡来自大革命前线，龚冰庐来自北方矿区。后期创造社的成员，多数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只有许幸之、沈叶沉等少数几个人是从事美术、戏剧活动的。
创造社到了后期，郭沫若先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继而流亡日本，郁达夫则在1927年的8月即已声明退出创造社，所以后期创造社时期起初主持社务的是成仿吾，1928年5月成仿吾出国后，王独清、郑伯奇、张资平曾短期负过一段时间责，以后就是朱镜我、冯乃超他们管事了。实际上，从《文化批判》创刊开始，真正体现和代表后期创造社方向的，早就非朱镜我、冯乃超他们莫属了。
后期创造社的刊物，主要有《文化批判》、《流沙》和《创造月刊》三种。
《文化批判》创刊于1928年1月15日，它的出版标志着后期创造社的正式开始。1928年5月底，被反动当局勒令停刊，共出了5期。主编是朱镜我，冯乃超协助编辑。撰稿者多为成仿吾、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等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刊物，宗旨是对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用他们的话来说：“其目的在以学者的态度，一方面介绍最近各种纯正的思想，他方面更对于实际的诸问题为一种严格的批判的工作。”他们曾预言：“《文化批判》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23]
《流沙》半月刊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刊物，创刊于1928年3月，终刊于同年5月，仅出了6期。由李一氓、阳翰笙编辑。编者在创刊号的《后语》中曾这样谈到他们的宗旨：“我们只想一方面紧紧的把捉着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精神来否定这趣味十足和风光满纸的文坛另辟一块荒土。一方面是想帮助我们一般的青年多多少少得些正确而且必要的社会科学的知识。”
《文化批判》和《流沙》被迫停刊以后，创造社于8月15日有《思想》月刊的创刊，11月5日有《日出》旬刊的问世。各出了5期，又被迫在同年的年底终刊。两个刊物的编者和撰稿人大都是《文化批判》和《流沙》的原班人马，宗旨也未变，仍在“唤起青年们去探求科学的真理”。
除此而外，后期创造社还继续出版有《创造月刊》，并新办两个文艺性质的刊物。一个叫《文艺生活》，周刊，共出4期，创刊和终刊均在1928年12月。编者是郑伯奇，撰稿人有郑伯奇、冯乃超、许幸之、沈叶沉、蒋光慈、殷夫等。另一个叫《畸形》，半月刊，编者是几个与创造社有关系的文艺青年，1928年5月30日创刊，6月15日终刊，共出两期。撰稿者多为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如王独清、黄药眠、邱韵铎、龚冰庐、王一榴、钱杏邨等。严格地讲，这个刊物也可以说不是创造社的刊物。
后期创造社的主要活动，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后期创造社之所以决心要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运动，是因为他们感到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却有着先天的不足，那就是理论准备的不够。他们无机会也无条件接受认真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们只是从自身的遭遇和处境中感受到要起来革命和斗争的。即使对一些先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也只是知道一些皮毛而已。特别是在大革命和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革命者和徘徊者都需要明灯的指引，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导航。
在此之前，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和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虽然都曾经积极地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也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他们是从如何推动当时中国实际革命运动的角度着眼去理解、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有其侧重面和倾向性，因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也就顾不上和不可能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宣传。更何况，他们的主要精力还在实际革命斗争的组织领导。
后期创造社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们则不是这样。他们当时都在日本念书，是从学习中有感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有感于“时代已经需要这样的干粮”[24]，从而决心起来宣传和弘扬这一学说的。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以学者的态度”[25]，而不是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因此，他们比较注意多方面地、较为系统地向我国人民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纯正的思想与学说陆续介绍过来，加以通俗化”，并申言：在中国这将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声”。[26]
翻开当时后期创造社的刊物就会发现，他们确实是比较系统、比较多方面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这里，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帝国主义论，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还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精神生产一般规律的考察等。
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宣传方面，成绩比较卓著的是朱镜我和彭康。他们两人都是专攻哲学社会科学的。朱镜我曾发表过《理论与实践》《科学的社会观》《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国家底起源及死灭》《关于精神的生产底一考察》《德谟克拉西论》《社会与个人底关系》《满蒙侵略底社会的根据》《中国社会底研究》等重要论文，其中《科学的社会观》一文，从物质与精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生产的过程、阶级的产生、社会的构成等方面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曾经受到瞿秋白的称许。
彭康则发表过《哲学底任务是什么？》《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中国思想界底总清算》《思维和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思想底正统性与异端性》《厌世主义论》《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新文化底根本立场》等重要论文。其中《科学与人生观》一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依据，对20年代头几年中国思想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进行了总结，批判了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强调要以唯物的辩证法解决一切紧迫的问题。郭沫若认为此论“甚精彩，这是早就应该有的文章。回视胡适辈的无聊浅薄，真是相去天渊”。曾称彭康是创造社的“后起之秀”。[27]
除此之外，他们还十分注意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和出版。如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的有《唯物史观原文》（李一氓），《〈哲学底贫困〉底拔粹》（李铁声），《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彭康，这当是列宁这一名著在中国的最早翻译和介绍）等。在《创造社丛书》中预告和出版的，有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李一氓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陈仲涛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之终末》（白省吾译），蒲力汗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底根本问题》（彭康译），以及许多阐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在《文化批判》和《流沙》上，他们还开辟了“新辞源”与“社会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家”专栏，专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名词解释和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平、思想介绍。
应该承认，在向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输送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是不遗余力的，所做的工作，也是史无前例的。
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方面，做工作较多的，是冯乃超、李初梨。
早在1927年春，冯乃超、李初梨他们就曾经建议创造社转变方向，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认为，郭沫若虽然1926年就在提倡革命文学，但他的《革命与文学》只是在中国一般无产大众激增和中间阶级贫困化的社会情况下所产生的智识阶级“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的表现”[28]，1928年的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变了，因此，新兴的革命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学。
后期创造社的成员归国的时候，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走向它的全盛时期。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在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又是在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双重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冯乃超、李初梨都是在日本的大学里专攻文学专业的，而且与日本的左翼文学界有广泛的联系，所以一回到祖国，他们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并率先在《文化批判》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和《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两篇文章。与此同时，在《创造月刊》上，成仿吾和郭沫若也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等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
成、冯的文章侧重在进行历史和现状的总结，从对文学革命以来历史进行的考察，谈到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李、郭的文章则侧重在论证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以及怎样地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广泛地谈到了无产阶级为什么人，什么人可以写，写什么，以及彼岸文学等。他们的文章，涉及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和任务，无产阶级作家的世界观和修养，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无产阶级文学的未来和前景等无产阶级文学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其观点，曾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其中有积极意义上的，也有消极意义上的。
综观朱镜我、彭康他们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冯乃超、李初梨他们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日本文坛中“左”倾思潮的影响比较严重。
即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介绍来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就不够全面。虽然宣传了很多重要的方面，但也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未能涉及或很少涉及，整个宣传也仍然太重实用了。比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唯物史观他们宣传较多，而剩余价值学说宣传就较少。唯物史观中，重点宣传的又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道理，则较少谈到。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宣传，他们是颇下了些功夫的，但其中讲得较多的，往往只是矛盾的对立和斗争，而矛盾的同一和转化，否定之否定等，则讲得较少。在联系实际方面，诸如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权与前途，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等，许多论述是十分精辟、正确的，但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对中国革命在本阶段的性质，以及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上，有些观点则流于偏激过“左”。
而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中，那种过激言论和“左”的腔调就更加明显和严重了。他们不仅把文学艺术当成“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29]，而且全盘接受了美国工团主义者辛克莱在《拜金主义》一书中宣扬的“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说：“文学，是生活意志的表现”，“是机关枪，迫击炮”[30]了。既然后期创造社在文学观念上是这样的观点，自然就对当时新文坛的现状十分地看不惯。于是，他们开始了“对中国浑沌的艺术界的现象作全面的批判”，并对妨碍“建设革命艺术的理论”[31]的某些见解进行驳斥。于是，一些不与他们唱同调，或调子稍微与他们有所不同者，就成了他们批判的目标。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冯乃超一下子点了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五个“可以代表五种类的有教养的知识阶级的人士”的名。批判了其中的四个，只肯定了郭沫若一个。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李初梨不仅批评了周作人和鲁迅，而且对蒋光慈和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也提出了批评。
这两篇文章在《文化批判》上发表后，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受批判一方的反应。于是，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进行驳诘。而且，双方的响应者都很不少。这样，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遂拉开序幕，并愈演愈烈。乃至个人的态度、年纪、气量和酒量等问题都扯上了。不仅时间持续了一年以上，牵扯的人和问题也很多。
不过，我们千万不可把“掀动现代中国文艺的波涛”的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广泛的论争等闲视之，而以“小集团主义”或“宗派主义”把它看轻了。因为正如李何林所说：“这一次的论争在中国文艺的进程上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可以显示中国文艺进程上一个重要时期”，而且可以从中“知道一点中国文艺界的现形——了解这代表中国文艺界的几个主要文艺集团对于文艺究竟是怎样的态度”。[32]
有人说，后期创造社之所以对鲁迅、文学研究会作家进行批评是因为他们的所谓小集团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作祟。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觉得，关键还在他们当时所持的思想理论观点。
大量材料证明，他们是外社、社外的人批，本社内的人也批，他们不仅批评了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新月社、太阳社，而且批评了初期创造社和中期创造社，不仅批评了鲁迅、周作人、叶圣陶和茅盾，而且批评了郁达夫、张资平和蒋光慈、郭沫若。他们不仅常常标榜自己是最能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学社团，而且一再声称他们把一些文坛老将置于批判席上的时候，是把他们当作一种“异端”，“一种倾向”来处理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当他们后来明白自己犯了“左”的教条主义错误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地与鲁迅他们真诚相处，如鲁迅与成仿吾、鲁迅与冯乃超。再有，“左”是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一种通病。因此，后期创造社的错误，是一种历史的时代的错误，是他们在对国情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把一些“左”的教条连同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一起，通通当为真理把它们介绍到国内，并把它们奉为行动的指南了。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现象和倾向，而且是一种国际现象和时代倾向，是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的理论和思潮的误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上，创造社确实是异军苍头突起的，他们曾经轰轰烈烈地干过一番事业。因此，我们对它的功与过，成绩和错误，必须不带任何偏见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总结，肯定其成绩和功劳，批判其错误和过失。既不抹其功，亦不饰其过。
1993年10月
[1] 原载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3、4期。
[2] 参见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汉的信，载1930年《南国月刊》。
[3] 1931年4月30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4号。
[4] 原载1930年4月10日《文艺讲座》第1册。
[5] 郭沫若：《创造十年》，上海现代书局，1932。
[6] 1923年2月1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
[7] 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1943年重庆《文坛》第1、2卷。
[8] 郁达夫：《创造日·宣言》，1923年7月21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第1期。
[9] 成仿吾：《一年的回顾》，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第52号。
[10] 成仿吾：《一年的回顾》，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第52号。
[11] 郭沫若：《孤鸿》，1926年《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
[12] 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信》（1935年5月28日），1940年1月20日香港《大风》半月刊第60期。
[13] 沈从文：《论郭沫若》，载李森编《郭沫若评传》初版，上海现代书局，1932。
[14] 史蟫：《记创造社》，1943年6月1日上海《文友》半月刊第1卷第2期。
[15] 成仿吾：《一年的回顾》，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第52号。
[16] 成仿吾：《一年的回顾》，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第52号。
[17] 成仿吾：《终刊感言》，1923年11月2日《中华新报·创造日》第100期。
[18] 周全平：《撒但的工程》，1924年8月20日《洪水》周刊创刊号。
[19] 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1926年5月1日《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10期。
[20] 《鲁迅书信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164页。
[21] 1925年9月《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1期。
[22] 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23] 《〈文化批判〉出版预告》，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
[24] 《编辑初记》，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25] 《〈文化批判〉出版预告》，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
[26] 《编辑初记》，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27] 郭沫若：《离沪之前》，载《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277页。
[28]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1928年2月15日《文化批判》月刊第2号。
[29]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月刊创刊号。
[30]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1928年2月15日《文化批判》月刊第2号。
[31]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月刊创刊号。
[32] 李何林：《〈中国文艺论战〉序言》，载《中国文艺论战》，上海北新书局，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