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分期刍议[1]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文坛崛起最早和最大的两个文学社团之一。它在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艰苦创业、标新立异，追赶世界文化的新潮流，在中国的新文坛活跃了近十年之久。在“五四”落潮期，它急挽狂澜，独树一帜，开创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为方兴未艾的新文学开了新生面，使当时冷冷清清，寂寂寥寥的新文坛，重新沸腾了起来。在逐渐兴起并形成高潮的人民大革命中，它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坚持新文学的革命方向，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作家和文学社团，在中国尚无作家协会一类组织的情况下，发挥了坚强的堡垒作用。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转变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顶住了严酷的白色恐怖，并率先在新文坛和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总之，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创造社所起的作用是独特的和巨大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在文学和思想理论两条战线同时作战。所以它的作用不仅为其他兄弟文学社团所不能比拟，而且它的影响也更广泛、更深远，值得我们在中国的现代革命史、现代文化史和现代文学史中大书特书。
但在创造社分期问题上，创造社的作家和文学史家们，历来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愈来愈趋向于把创造社简单地分为前期和后期，并把中期创造社混同在后期创造社之中。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创造社的历史的，不仅有碍于我们对不同时期创造社作家的研究，有碍于全面科学评价不同阶段的创造社的历史功过，而且不符合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也要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近年来，通过大量接触创造社史料，笔者愈来愈感到在创造社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是一个应该提出来与广大同行共同探讨的问题。尤其感到，应该为中期创造社多说几句话。
为此，我们且从回顾人们最初是怎样为创造社分期的谈起。
两种分法均始于郭沫若
创造社的分期，历来有两种说法。
这两种说法，均始于郭沫若1930年的文章。在此以前人们是没有给创造社分期的，如郁达夫1927年写的《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
1930年1月26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一文中，郭沫若把创造社的历史首次分为三个时期。
《创造》季刊或《创造周报》时期
他说：“创造社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要算到了第二阶段”。“其实他们所演的角色在《创造》季刊时代或《创造周报》时代，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在替资产阶级做喉舌。”
《洪水》时期
他说，在“五卅”工潮的前后，天大的巨浪冲荡了来，“于是创造社的行动自行划了一个时期，洪水时期——《洪水》半月刊的出现。在这时候有一批新力军出现，素来被他们疏忽了的社会问题的分野，突然浮现上视界里来了，当时的人称为是创造社的‘剧变’”。
《文化批判》时期
他说，“不久之间到了1928年，中国的社会呈出了一个‘剧变’，创造社也就又来了一个‘剧变’。新锐的斗士朱镜我、李初梨、彭康、冯乃超由日本回来，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就退下了战线。创造社是已经蜕变了，在到1929年的2月7日它便遭了封闭”。
但在1930年5月10日发表的《“眼中钉”》一文中，郭沫若又把创造社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时期。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对鲁迅1930年在《萌芽月刊》第二期上发表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的答辩，说明“创造社的几个人并不曾‘将语丝社的几个人看成眼中钉’”。
他说，在前期“顶着创造的担子在实际上精神上都发生过一些作用的，仅仅郁达夫、成仿吾和我三个人而已”。而由于“中日的文艺运动在最近两三年来，完全进展到了另一种新的阶段”[2]，所以“创造社已经不再是前期的创造社了。便宜上我们称那最后一两年的为后期的创造社吧。后期创造社的几位主要的成员，如彭康、朱磐、李初梨、冯乃超诸人，他们以战斗的唯物论为立场对于当前的文化作普遍的批判，他们几位在最近的新运动上的成绩是不能否认的”。[3]
有趣的是，在此以后，郭沫若对创造社分期的提法仍不统一。1932年《创造十年》用的是“初期创造社”的提法，而在1937年的《创造十年续篇》之中，又把创造社明确地划分为三个时期：
《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创造社的事实上的开始。（注意：以后还有第三期）这个开始可以说是创造社的第二代，因为参加这一期活动的人，都是由国内新加入的一群年青的朋友。在那时，第一期的一些成员有多数还在日本留学，而回了国的几位又是分散了的。只有我一个人住在上海，但我却是最不努力的一个。
其他创造社作家如是说
创造社作家中，首先沿用三个时期划分的，是王独清。1930年9月，他在《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中是这样说的：“创造社底活动谁也知道有三个时期：第一是《创造》季刊和《周报》的时期，第二是《创造月刊》与《洪水》的时期，第三是转变方向后的《创造月刊》与《文化批判》（后改为《思想》）的时期。”[4]
继之是陶晶孙。他在40年代写的《创造三年》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把创造社划分为三个时期，但有“创造社初期”“中期创造社”[5]这样的提法，显然是对创造社实行三分法的。
创造社作家中，首先接受郭沫若两分法的，则是郑伯奇。他在1935年8月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的《导言》中，第一次沿用了“创造社初期”和“后期创造社”的说法。1942年在他的《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一文中，更鲜明地采用了“前期创造社”这一称谓。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他多次所写的系统回忆创造社的文章中，如1959年的《忆创造社》、1962年的《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等，都继续沿用了“前期创造社”和“后期创造社”的提法。
1959年9月，成仿吾在山东大学与苏联研究生彼德罗夫谈创造社问题时，也把创造社分为前期和后期：《创造社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田汉是他们的朋友但未参加创造社）。后期主要成员有彭康、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等。前后两个时期相隔四五年》[6]。
“四人帮”打倒后，冯乃超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鲁迅与创造社》和《革命文学论·鲁迅·左翼作家联盟》两篇文章。前一篇为亲笔，发表于生前的1978年。后一篇乃蒋锡金根据他的谈话记录整理，发表在他逝世之后的1986年。[7]
前一篇文章，只提到“前期创造社”，但又有“创造社初期”“创造社的第二阶段”，“创造社的后期”“创造社进入第三阶段”等提法，并盛赞“创造社的第二阶段”。显然是把创造社分为三个时期的。但后一篇文章却又简捷地把创造社分为“前期创造社”和“后期创造社”，只说“还有些人，通常也参加活动，被称为‘创造社的小伙计’”，似乎又不把他们单算为一个独立的阶段了。
文学史家们这样认为
至于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史家们，新中国成立前的著作，谈及创造社时，多数不分期。如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等书，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瞿秋白1935年致郭沫若的信、沈从文的《论中国创作小说》、周达摩的《中国新文学演进之鸟瞰》、吴伯兰的《〈现代中国小说选〉序》等文章。唯朱自清1935年8月11日写的《〈新文学大系·诗歌集〉导言》，在谈及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时，有“后期创造社三个诗人”的提法；杨之华1943年5月的《中国现代的小说及其演变》和史蟫1943年6月的《记创造社》中，有“前期”和“后期”创造社提法；顾凤城的《创造社和中国文学运动》，则有“创造社的第三阶段”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则完全相反。迄今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新文学史，多数将创造社分为前、后两期。如田仲济、孙昌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其中，以刘授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吉林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明确，还点明以1925年为分界，以前的为“前期创造社”，以后的为“后期创造社”。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后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比较慎重，只见前二书有“初期创造社”和“创造社初期”的提法，后书有“早期创造社”和“创造社还有若干后起的作者”的提法，既未见前期和后期并提，也未见早期、中期和后期并提。
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似乎不大统一，书中既有前期、后期的提法，亦有“创造社第一期”、“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的称谓，有的地方还说到“创造社早期”。
唯有香港九龙昭明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例外。他明确地釆用了三分法：“创造社的活动断断续续有三个时期。”“第一期：一九二二年五月——一九二四年五月，历时两年”；“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五月——一九二六年四月，历时约两年。”“第三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二九年二月，历时一年半。”但文中复有“早期的创造社”和“后期活跃的作家”[8]这样的提法。
以上材料说明，为了叙述的方便，人们固然常常把创造社分为前期和后期，而作为历史，人们又往往不得不把创造社分为三个时期，冯乃超和司马长风就是如此。
创造社应该分为三个时期
笔者认为，不能把创造社简单地称作“前期创造社”和“后期创造社”，而把中期创造社忽略不计，或以“创造社的小伙计”称之而回避中期的独立存在，将之打入另册。笔者觉得，应该正式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把创造社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理由如次。
一，中期创造社在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如果从1924年6月筹备《洪水》周刊算起，到1927年底，它有着三年多的历史。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三年多当然算不得什么，但整个创造社只在历史上活动了八年，用郭沫若的诗化语言也不过是“创造十年”，三年多就整整占了创造社三分之一还多的历史，是无论如何也不容忽视的。
二，中期创造社在客观上与初期和后期创造社有着质的不同。因为它们面临着不同的形势和任务。这一个阶段，时当五卅运动前后，正好经历了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逐渐兴起，形成高潮，到遭受失败的整个过程。它与初期创造社所处的“五四”落潮期和后期创造社所处的革命转变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都是不相同的。
初期创造社，它们在“五四”落潮期，高扬了狂飙突进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壮大了新文学运动的队伍，坚挺了新文学的地位，发展了新文学运动的成果。
后期创造社，在革命的转变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可贵地为新文学指明了革命的方向。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路线的影响，他们也曾为“左”的思潮推波助澜，遗毒后世。
而中期创造社，在大革命的风暴中，为了反对新老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它的一些成员曾先后奔赴革命第一线，亲身参加实际斗争，如郭沫若、潘汉年等。另一些成员则坚守文化战线，以广州的中山大学文学院和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为基地，利用手中掌握的《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积极地为大革命呐喊助威，被新旧军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多次试图查封它，而群众对之却倍加欢迎和热爱，在当时的作家和文学社团中，能做到这一步的，实属难能少有。
三，中期创造社，除老作家不断做出新贡献，还拥有一批具有相当特色的新秀，创作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对当时和后代留下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值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他们留出一席之地，恰当地书上一笔。
所谓“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实际有的在当时就已是颇具知名度的作家，如敬隐渔、周全平，倪贻德不用说了，早在创造社初期就已崭露头角，并受到社内外人士的赞许。叶灵凤、潘汉年、黄药眠等，自跻身文坛以后，也都纷纷脱颖而出，其作品亦能在新文学中别开生面，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四，更其值得称道的是，中期创造社能从初期创造社和社会上其他兄弟文学社团论战不休的境况中自我解脱出来，打破文艺上“主义”和“派别”的界限，广泛地与社会各界、文艺上各种思潮流派的朋友交往，在文坛上结成了一致对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使得不仅鲁迅“想到广州”，去“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9]而且鲁迅之受聘中山大学，创造社的郭沫若也是举荐者之一。鲁迅到广州之后，双方更亲切往来，并联合其他作家共同签发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回到上海之后，创造社还计划与鲁迅联手复活《创造周报》，共同战斗。
随便翻阅一下中期创造社的刊物，就可以发现它确实非常广泛地容纳了各方面人士的稿件。如在《洪水》半月刊，我们就可以看到秦邦宪、陆定一、陈尚友（陈伯达）、钱杏邨、李芾甘（巴金）、汪静之、钱蔚华、焦尹孚、王以仁、许杰、储安平、王实味、黄仲苏、林微音、黎锦明、楼建南、叶鼎洛、袁家骅、翟秀蜂、谷凤田、洪学琛、李翔梧等一大批不同文化流派，不同思想观点，不同政治色彩的作家的名字。《创造月刊》虽然集中刊登的是创造社同人的稿件，但也登过梁实秋、赵伯颜、陈南耀等非同人作家的作品。在当时没有统一的作家协会这类组织的情况下，中期创造社无形中起到了很好的团结、组织作家的作用，在群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
当时也曾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过《红纱灯》等象征派诗作，但尚未参加创造社工作的冯乃超，后来在回顾中期创造社的这一段历史时，曾很有感触地说：“《洪水》半月刊撰稿人之多，思想斗争的异常活跃为前期创造社成员所意料不及的，致使郭沫若认为创造社此时又出现了。我认为创造社此时是最少‘组织’、‘集团’气味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最少宗派情绪的时期。”[10]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应该遵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把创造社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具体的时间界定如下。
1921年6月到1924年5月，为初期创造社，即《创造》季刊或《创造周报》时期，属创造社的第一阶段。
1924年6月到1927年底，为中期创造社，即《洪水》时期，属创造社的第二阶段。
1928年1月到1929年2月，为后期创造社。即《文化批判》时期，属创造社的第三阶段。
郭沫若有三时期的划分，但无准确的时间界定。司马长风有三时期的划分，亦有准确的时间界定，但他把创造社第一期的活动从1922年5月正式出版《创造》季刊算起是不科学的。因为1921年6月创造社即已正式成立，《创造社丛书》也已出版多种了。如郭沫若的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的新诗集《女神》，早已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在1921年8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了。紧接着，朱谦之的《革命哲学》，郁达夫的新文坛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张资平的新文坛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也分别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二、之三、之四，相继于1921年的9月、10月、1922年2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它们都在《创造》季刊发行之前。此外，郭沫若、钱君胥合译的《茵梦湖》和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亦在1921年7月和1922年4月，由泰东图书局作为创造社编辑的世界名家小说之第一种和第二种出版发行。这些书，有的当年就再版、三版，创造社早已蜚声文坛。所以，创造社第一期的活动界定从1922年5月《创造》季刊发行之日算起是没有道理的，而应该从1921年6月创造社成立并开始出丛书时算起，因为当时创造社即已开始正式活动了。
至于创造社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司马长风在做时间界定时，不知为什么把1926年4月至1927年8月一年多的时间忽略而不计，既未算在第二期，也不算在第三期。实际上，这一年多时间，是中期创造社最活跃的时期。当时，创造社的元老集中在广州，新成员集中在上海，不仅继续出版有《洪水》半月刊，而且还新创办了《创造月刊》。创造社出版部的艰苦创业，也主要在这一年多。除上海的出版部总部之外，此时还曾在北京、广州、武昌、扬州、南京、长沙、安庆、重庆、汕头等地及日本成立分部，并办过《A·11》《新消息》等专门登载出版消息的小刊物，影响是很大的。而创造社第三期活动的开始，最早只能从1927年12月，即郭沫若、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等人打算联合鲁迅共同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流产，冯乃超、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的中坚分子和代表人物，陆续从日本归国之后算起，才有充分的理由。说它起自1927年8月，无论如何都太早了一些，因为当时成仿吾才从广州返回上海，尚未出发去日本与冯乃超等人共商振兴创造社的计划，邀请冯乃超等人归国参加创造社的工作。成仿吾去日本是9月底10月初的事情。十月下旬以后，冯乃超等人才陆续从日本归国。而如果能代表后期创造社方向的几位后期创造社成员，当时均尚未回国就说后期创造社已经开始了，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中期活动应从何时算起？
前些时候，很高兴地读到了陈青山、陈永志同志1990年9月出版的《创造社记程》这部迄今我们见到的，已经出版的第一部系统论述创造社的专著。在此之前，虽也有过一两部《创造社论》之类的小册子，但实际只是各不相关的单篇文章的汇编而已。而这部书则是全面、系统和完整的论说，而且材料翔实，论说有力得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没有因袭那种将创造社简单地分为两期的几乎已经形成常规的做法，而是将创造社郑重其事地分为前、中、后三期，并将全书分为“前期篇”“中期篇”“后期篇”，对创造社各阶段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描述和全面评论”。
书中，他们也谈道：“关于创造社活动历史的分期，历来有两期说和三期说的分歧。对于前期时间的界定，这两种说法都是一致的。两期说只是把三期说所界定的中期（1925年至1927年）并入后期。文学史家们多采用两期说，我们则认为三期说更能真实反映创造社活动的历史发展。”我欣赏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从史实出发，没有屈从某些一时盛行的观点。两期说盛行于50年代末以后一段时间，郑伯奇的文章影响很大，而且成仿吾也这样认为。因此，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致均依从这种说法。两期说最初的产生可能是为了一时的叙述方便，但后来的盛行则不能不说是受了那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因为当时正强调一切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中期创造社活跃的几个年轻人，周全平在劳改，叶灵凤在香港，而且对他的创作倾向也有疑义。潘汉年更成了所谓“潘杨反革命集团”的头面人物！何况当时团结在中期创造社周围的，不少都是所谓“中间”以下的人物，而前期和后期的中坚分子则都是响当当的社会知名人士，不少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中期也是一个整体，既包括那些初期的元老，也有那几个“出版部的小伙计”，如果摘掉有色眼镜，无论从社会活动方面还是文学活动方面讲，他们的贡献足以令文学史家们为他们单独划期。
至于具体分期的时间界定，他们认为前期创造社为1921年6月至1924年5月，中期创造社为1925年9月至1927年底，后期创造社为1928年1月至1929年2月创造社被查封。
应该承认，这是迄今看到的最为接近实际的划法，是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之后作出来的。仅在中期创造社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这一点上，笔者与他们稍有不同的意见。笔者觉得，“1925年9月”这个时间，似乎还应该往前延伸，因为中期创造社的活动并非仅以《洪水》半月刊正式出版才起始。
实际上，1924年5月成仿吾离沪赴穗前夕，当《创造周报》时期涌现出来的文学新秀敬隐渔、周全平、倪贻德和严良才等簇拥在成仿吾的周围翻阅着《创造周报》遗留下来的那一捆捆稿件，当几个小青年在豫丰泰酒楼为成仿吾饯行的时候，他们就共同商定要另出—个周刊，定名《洪水》，并一起拟订了具体的出版计划和方针，还发函征求在福冈的郭沫若的意见。作为创造社主帅的郭沫若，不仅对他们的设想当即表示赞同，而且千里迢迢寄来了用破笔蘸着蓝墨水写的《洪水》封面字和一篇稿件。于是，《洪水》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马上就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不然，成仿吾就不可能在1924年5月《创造周报》终刊时所写的《一年的回顾》中做出如下掷地有声的预言：
我们决不是卑怯的逃避者，我们决不愿意放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学革命，和我们的政治革命一般，须从新再来一次。我们休息一时，当是一种准备的作用。不等到来年，秋风起时也许就是我们卷土重来的军歌高响的时候。亲爱的朋友哟，请等待着，等待着我们卷土重来的雄壮的鼙鼓！
显然，成仿吾是把这《洪水》周刊的即将出版直视为《创造周报》的继续。果然，未待秋风起时，《洪水》周刊的创刊号即于1924年8月24日出版，并与读者见面了。创刊号上登载的郭沫若的《盲肠炎与资本主义》一文，是郭沫若专为《洪水》周刊写作的，反映了郭沫若1924年4月赴日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收获。此外，创刊号还刊登着成仿吾到广州以后寄来的通信一则和周全平的《撒但的工程》。在这篇实际上的《洪水》周刊卷头语中，周全平也明确地宣告他们在继承着初期创造社的事业：“现在第一次创造之花的发育已停止了。荒园里的荆棘愈生愈茂了。所以我们不能不起来尽一些微力，来做我们的破坏的工程，撒但的工程，来砍除荆棘，扫去石砾，让花儿得以自由创造而发育。”尽管周全平用圣经故事来说事未免亵渎了创造社的革命精神，为此曾遭到郭沫若的非议，但对于思想意识不明确不成熟的周全平等小青年来说，实在也是难以为怪的。
《洪水》周刊的第二期，当时也已发排，并看过三校样了。如果不是齐卢战事发生，老板以经济拮据为由，迫令《洪水》停刊，这个周刊就继续办下去了。这以后，周全平等人一直在想方设法要把刊物复活，郭沫若11月回到上海以后，也和他们一起为《洪水》的继续出版寻找过接收单位。周全平陪同郭沫若去参加齐卢之争的战祸调查，两人也都在为创造社的复兴准备书稿，即便是当时在湖南的成仿吾，在武昌的郁达夫、张资平等，为了繁荣新文学的创作和复兴创造社，也在忙碌着。
正好，张静庐和沈松泉要筹组成立光华书局。他们原来都是泰东图书局的小伙计，与郭沫若等人十分相熟。书局要立得住，必须有知名作者的有票房价值的书出版发行。于是，双方达成了一项交易，决定以郭沫若的《聂嫈》、《文艺论集》和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等书稿为互惠条件，让光华书局为创造社出版《洪水》半月刊。这样，《洪水》才在1925年9月1日得以复活。只不过周刊改成了半月刊。
既然创造社的郭、成二主帅均曾参与《洪水》周刊大政方针的拟订和计划，既然周刊被停以后，郭、周等人曾一起为《洪水》的复活奔走忙碌，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把中期创造社的活动时间提前到《洪水》周刊开始酝酿和出版的1924年的5、6月间。如果我们必定要以《洪水》半月刊得以正式出版的1925年9月作为中期创造社的活动开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也应把《创造》季刊正式出版发行的1922年5月定为初期创造社开始活动的时间，从而把整个创造社成立和实际活动的时间推迟达近一年之久呢？！我想，标准应该是一样的。
当然，以上仅是笔者个人的一点不成熟意见，当否，仅供参考。笔者所至为关切的，是我们的文学史家们，今后在写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时，能够遵从历史事实，将创造社的历史分为初、中、后三期。
1991年5月
[1] 原载黄侯兴主编《创造社丛书·理论研究卷》，学苑出版社，1992。
[2] 《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40页。
[3] 1930年5月10日《拓荒者》月刊第4、5期合刊。
[4] 1930年12月20日《展开》半月刊第2卷第3期。
[5] 1944年上海《风雨谈》月刊第9期。
[6] 《与苏联研究生彼德罗夫关于创造社等问题的谈话》，《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第292页。
[7] 《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第292页。
[8] 以上引文倶见该书上卷第136、139页。
[9] 《鲁迅致许广平》（1926年11月7日），上海青光书局，《两地书》，1933。
[10] 《鲁迅与创造社》，《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