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问题的提出与重要术语释义

本书确立的研究对象是“茅草行动”后复刊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与马华文学思潮的关系研究。这立即会面临一个质疑：马华文学作为小众文学，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思潮性的现象？“所谓思潮，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它涉及的并非一套乌托邦的系统想象，而是观照那些能够对特定社会和时代，起重大影响或指导作用的观念、论述和公共意识。”[47]本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思潮，有着悠久发展历史的马华文学不同时期当然存在着“起重大影响或指导作用的观念、论述和公共意识”，存在着文学思潮的嬗变。

应该说，现有的有关1990年代马华两大报副刊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涉及这期间文学思潮的嬗变，特别是共同指向从文学副刊崛起的1990年代马华文学新生代群体。马华文学新生代的崛起是1990年代马华文坛的最大事件，有论者指出马华新生代中的旅台作家以前卫、先锋、变革的姿态领风气之先，“在马华文坛造成一次次美学骚动，从而引发马华文学的范式转换、思潮嬗变，进而重写了马华文学史”。[48]1990年代文学论争中，马华旅台新生代作家黄锦树对马华现实主义尖锐激进的批判掀起了一股最强烈的文学旋风，“从文学思潮的消长流变看，‘黄锦树现象’隐含的是马华写实主义传统力量和现代主义变革声音之间的美学矛盾和意识形态龃龉”。[49]1990年代马华文坛的“美学骚动”或传统写实与现代派之间的“美学矛盾”无不彰显新的美学范式的冒现。

由此出发，本书明确地提出马华文学思潮由“马华文学”向“文学马华”的审美转向。两组词均由“马华”与“文学”构成，但逻辑起点相异：“马华文学”从“马华”出发，强调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剥离，被誉为马华文学最重要播种人著名作家方北方开宗明义地指出：“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文学结构的重要基石，也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海外整体华文文学的一个环节！”[50]“马华文学”思潮的流变脉络是以新马华人的本土认同和本土知识生产逐渐强化为主线，分别是从1920年代“本土色彩”倡议至1947年“马华文艺独特性”争议再到独立后的“爱国主义”文学，如同随着社会政治变迁华社主体意识增强，马新史学研究从区域的“南洋研究”转向为族群的“华人研究”[51]，“马华文学”也经历由“侨民文学”“南洋文艺”到“马来亚地方文学”并争取“国家文学”承认的历程，故而强调文学中的“马华”特质，创作上主张反映斯土现实和时代精神，“建立富有本地色彩的本土文学”[52]，但更多流于教条式、口号标语式的激情和对现实表层的僵硬书写。“文学马华”从“文学”出发，将“马华文学”书写中被压抑的审美性释放出来，呈现文学的自主性。马华文学书写中文学性的精美提炼反而能更深层次地直面斯土现实，赋予文学作品具体而深邃的意义内涵。传统“马华文学”书写因面对庞大的国家体系的压力急欲呈现其“马华”特质反而导致“文学性”的迷失，亦窄化了“马华”特质，缺乏“文学性”的“马华文学”亦显然难以确立自己在后殖民语境中的主体地位。从“马华文学”到“文学马华”是马华文学思潮嬗变的一种合理发展，“文学马华”并不是告别“马华”，片面强调“文学”，而是在尊重具有差异和混杂特质的本土性“马华”基础上，真正走向更加开放包容和发展的马华文学。

当我们追问始自1990年代的马华文学审美转向如何发生，怎样展开时，不得不回到马华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媒介——文艺副刊，作为“隐蔽的文化权力中心”[53]，它是怎样作为马华文学权力场域内持续稳定的结构性力量介入和干预马华文学思潮进程的？在由“马华文学”向“文学马华”的思潮嬗变中，《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如何生成与构型文学审美权力话语？这种总体性追问可以分解为若干小问题，包括：其一，是什么样的内外因素合力驱动着这些话语的喧哗？或者说为什么会有1990年代一场场疾风骤雨式的话语喧哗？媒介天然地具有“选择性传播”的特性，这些喧哗的话语是由谁发声？谁又是失声的？什么样的话语被遮蔽？如果说媒介操弄着马华文学审美话语的生成与形构，那么又是什么力量操弄着媒介？其二，我们知道，文学思潮首先是一种思想、观念形态，只有在被广泛接受或影响中才可能成为“潮流”，从而具有社会性、群体性、公共性等方面[54]，那么1990年代以先声夺人的文学论争事件形式存在的话语喧哗之中和之后，作为文学思潮“实践形态”的马华文学创作与批评如何展开？它们与论争彰显的美学观念形态是否是同步对应的关系？美学“观念形态”与“实践形态”如何在副刊交融共生形成公共主体的“思想权力”或“意识形态霸权”？其三，文学思潮的形成并不是固化的，一劳永逸的，在面对纷纭复杂、活泼多样的审美成果（作品与批评）时必须持开放姿态，那么，“文学马华”如何因修正、吸纳这些成果而建构？或者说“文学马华”如何在路上？最后，作为马来西亚少数族裔中“关键少数”的母语传媒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嬗变的关系个案，除了拥有媒介与文学关系的共性，还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带来什么启发？

或许由于地域区隔、基础文献和理论视野的制约，本书最终只能探究到这些问题的浅层，但带着疑问出发无疑是所有研究应有的姿态。首先仍然是需回到现有的作为借鉴的媒介与文学关系研究理论、方法和研究基础，规避缺陷，接着说——因为每一种研究类于中国的章回小说模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第二是回到《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媒介，如果说“副刊研究对马华文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重构我们对马华文学史的认知”[55]，那么无论是重构认知或者仅仅只能实证某些关于马华文学的预设，从原生样态的媒介文学场域出发仍然是本论题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