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十年间马华文学思潮嬗变与文艺副刊驱动平台

第一节 从“马华文学”到“文学马华”——马华文学思潮嬗变的总特征

一 作为“政治性兼文本”的马华文学

马来西亚是由多元族群组成的多元语文、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国家。1957年马来亚脱离英殖民者独立建国之初，马来人、华人、印度人采用政权分享的族群协商/协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1969年大马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种族流血冲突“五·一三”事件爆发，导致大马政、经、文、教各领域重新洗牌，马来民族借助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迅速掌控公、私领域的主导权，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有关马来人或土著（Bumiputra）至上的部分得到了确立和巩固。经济上，1970年厘定“新经济政策”，该政策的贯彻实施“使独立以来长期困扰马来西亚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马来族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促成了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1]，但只注意到了公平分配而牺牲了华人利益；文化上，1971年8月，马来西亚文化、青年及体育部举办“国家文化大会”，旋即制定国家文化三大准则作为判断他族文化合法性依据，三项准则是：国家文化必须以土著文化为核心、伊斯兰教或伊斯兰为塑造国家文化之要素、其他适合及恰当的文化元素可被接受但必须符合前两项的概念为前提。故而虽然“国家文化”概念本身表述了建立共同文化价值体系的理想，但由于倡导者带有强烈的马来/伊斯兰教中心主义的色彩，这一意愿沦为同化的代名词。马来文化逐渐成为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强势文化，表现在独尊马来语为国语，并建立起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家教育制度，而马来语文作为国家文学唯一媒介语之准则亦不辩自明。马来作家协会主席伊斯迈·胡辛（Ismail Hussin）认为：“在马来西亚，只有以马来西亚马来文创作的作品可以接受成为国家文学；其他土著语系文学（譬如伊班、马拉瑙、比沙雅、慕禄、柯拉必、加央、肯雅、普南等）可视为地方文学；而以华文、淡米尔文以及其他族群语文书写的可视为马来西亚文学；但是基于这些作品的读者只限于某些群体；因此我们不把它视为国家文学。”[2]马来西亚政府于1981年通过语文局设立的国家文学奖项同样只颁给用马来文书写的文学作品。数十年来，马华文学未能获得国家的认同，处于“有国无籍”的边缘状态，故也未能获得官方资源的支持，而在国家文学主流之外自生自灭。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公正地提供对不同群体和个体身份认同（identity）的“承认”（recognition），或者只是得到他者某种扭曲的“承认”，那么这将对被否定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对于要求承认的少数族群、弱势群体和属下阶层而言，这种拒绝和扭曲就变成了一种压迫形式。[3]随着华人在政治上的挫败和经济上的受限，“在这块土地上，唯一能够作为我们（华人社会）支撑或者能维护我们民族自尊的，就是文化”[4]，华文文学的存在本身“论证了民族文化存在的事实”[5]，故而在思想意识上，马华文学“承载着族群抵抗精神，而身份认同成了书写的第一要义。于是，书写成为一种象征仪式，负载着不可亵渎的道德意义”。[6]华裔作家用华文书写成为维系民族身份与文化属性的一种姿势，马华文学中“直接或间接表现马来西亚华族政治弱势、身份属性游离、中华传统式微、历史伤痕和人民记忆的‘感时忧国’或‘国族寓言’文本”尤其令人动容。[7]总之，“马华文学提供一个鲜明的文本，显示华人社会对国家结构和族群位置的各种回应姿态，当中有悲悯、忧患、抵抗、回避”[8]。

“关于马华文学生产的总体现实环境的论述，政治、语言与社会结构总是问题的核心。”[9]这即是说，马华文学生产的总体现实环境造成马华文学的政治性格。作为少数族裔的文学，“即使只谈风月，不谈文学、文化与政治，只要书写人使用的是方块字，即已落入政治范畴了”[10]。整体来看，“面对马来民族的强势文化和庞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关，马华文学的政治性兼文本已愈形显著”[11]。当然，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集体政治无意识，隐蔽在文本深层。

由于具体执政时期的政治语境不完全相同，马华文学的“政治性兼文本”特征有着显隐之别。马哈蒂尔首相时期（1981—2003），1987年“茅草行动”引发华社的强烈反弹后，马哈蒂尔逐渐淡化马来化政策，尝试建构一套文化意识形态，对华人加以柔性说服，形成威权种族政治下的“小开放”。同时实行经济发展主义及多元自由文化国策，1991年以一种社会动员的形式提出“2020先进国宏愿”，为国民缔造一个共同努力的愿景，推行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政策，强调马来西亚人而不是马来人的认同。继任首相阿都拉执政（2003—2009）继续推出一系列比较开明的华人经济政策和华文教育政策，承诺种族政权分享和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12]现任首相纳吉更是明确提出“一个马来西亚”（One Malaysia）的施政理念，促进族群和谐。尽管如此，华人与马来人地位不平等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改变，“华人及华文教育的处境，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改变，一直面对马来民族主义有形及无形的压力”[13]，故而对于弱势/少数族裔的马华文学而言，认同与承认仍然是一场永恒持续的斗争。

但是在柔性温和的威权种族政治文化语境下成长的马华新生代写作整体上与1980年代感时忧族的书写显然有所改变。1980年代的马华作家多视文学为象征符号，借书写来表现“家国、社群、语言及文化面临存亡绝续危机的悲剧”[14]，尤其以马华大专校园文学为代表，其创作“比较具有‘群体性’，表达族群的焦虑、不满及忧患意识”；而1990年代随着传统种族政治的色彩趋于淡化，新生代写作“个人色彩比较明显、表现较浓厚的‘自我’，族群意识被隐藏及模糊化”[15]。以诗为例，即使是1990年代全力以政治入诗的郑云城（1963—）诗集《那一场政治演说》（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其冷静、抽离与1980年代诗人的热切投入成强烈对比[16]，在后现代语境影响下，其他90年代诗人均“表现得内敛，他们嬉笑揶揄，企图以文字来‘消遣’政治”[17]。而新千禧年之后，从城市主题到情欲、同志书写到马共题材都不乏可观之作，“显示一个具文学多样性的马华文学场域在赤道以北纬度九度的地方冒现”[18]。故在种族化政治相对弱化的大气候下，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属性逐渐隐身，更多呈现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主旋律下的文化冲突与焦虑。

从属性与功能上看，文学游弋于无用之用和实际之用两端。这里着重提出马华文学的政治语境及其抵抗属性或功能，并不是否认文学诸如风花雪月、慰藉心灵、终极关怀、记忆历史、虚构现实等不一而足的多层面向。马华文学文本固然可以视作“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19]，但文学是以语言、意象、形式、结构、文体及流注其中的情感等所构成的诗性言说，同样不能忽略作为政治性兼文本的马华文学的文学审美之维。不过马华文学与族群政治的纠葛使得以纯粹文学经验去解决被国家体制定义的马华与他者的矛盾问题并不乐观，美学与政治的纠葛及二者间平衡的寻求成为马华文学思潮演绎的重要内趋力。

除了面对后殖民社会的威权种族政治语境，饶有意味的是，虽然近代以来的中国从未表达出某种类似于殖民宗主国的强势权益诉求，作为马华文学重要资源的中国文学似乎有些被人为殖民化，成为马华文学的殖民者。“马华文学对中国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上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入侵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抵抗”[20]。1990年代马华文坛关于中国性的论争，反映出马华文坛尤其是马华新生代面对中华文化母体的强大影响希望建构起去中国性的、在地的马华文学身份主体的焦虑，这样，马华新生代的书写对借以抵抗马来民族主义及政府单元化文化政策的中华文化呈现出一种既依归又离心的悖论书写。

马华文学同样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之下的消费语境。一方面1990年代的马来西亚已经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加速马来西亚向消费社会转型，促成华社文化推动力的忧患意识逐渐消解，商品文化和大众性的文化消费主义取而代之。马华文学“是由以资讯报道为主的中文报章‘生产’下来的‘孩子’”[21]，进入新世纪，随着媒介资本主义、国际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新科技新媒体的冲击，承衍文化薪传的中文报章加速走向大众化、商品化。以复刊后的《星洲日报》所在的星洲媒体集团为例，2007 年，“星洲媒体集团”“南洋报业集团”及香港“明报集团”合并，成立“世界华人媒体集团”，老板张晓卿跃身世界华人报业巨子之一。集团化意味着全然的商业化，集团化后的《星洲日报》仍实行“文化办报”策略，继续重视副刊，开发更多生活休闲内容，每年主办数以百计的文化、文学和教育活动，创造／满足族群休闲和文化消费的需要，“文化资本”成为报业集团谋求竞争的策略。由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符号，其消费是一种解码和译码的过程，消费主体须具备一定的解读能力，为了赢得更多的消费者，副刊更倾向于大众化，作为副刊重要构成部分的马华文学同样具有文化资本或符号资本的功能，栖身大众传媒的马华文学受制于大众文化消费语境。

马华文学在政治、文化、消费等场域力量的复杂作用中不断建构和发展，呈现时代变迁的深刻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