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个人主义

在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小说中，存在着关于人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是价值虚无主义者的观点，即人是群体中孤独的大众人。他们就像浮游生物一样，在毫无意义的世界上随波逐流。这些毫无作为的单面人，被困于价值真空的生存环境中，失去了个性；二是较为浪漫的观点，即人可以保持其独特自我，按照宇宙有机体的生长原则自我成长。贝娄对前者持有批判态度，他所塑造的主人公虽深陷价值虚无的泥淖，仍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他们拒绝接受主流价值观对自己的形塑，努力地保持他们的自我和个性，富有浪漫的个人主义气质。美国超验主义者曾热衷于对个人的阐释，譬如，爱默生提倡个人的自助与精神的独立，梭罗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思想，而惠特曼更是在《自我之歌》中吁请个体走自己的路。一个世纪之后，贝娄的小说也传达出人要不断地认识自我，保持个性，保持精神的独立自由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尤为突出。作为一位犹太裔作家，贝娄将犹太民族精神漂泊的经验因素及其对当代美国文化的分析融入传统的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模式，使小说呈现出精神流浪的结构。

《奥吉·马奇历险记》采用自传体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展现出主人公为了追求个体独特性和独立自主之精神，在地理空间上的漫游和精神上的流浪。奥吉既是一系列冒险故事的主人公，又是小说的叙事者。小说通过奥吉的叙述自我以嘲弄而又无奈的口吻追忆往事，讲述其年轻时坎坷的生活经历，评论自己当年的思想和行为，并表达对世事和人生的看法。小说透过主人公的见闻、遭遇和思考，描写社会现实，展现小人物的生活画卷，同时，小说也通过呈现主人公物理空间位移时的心绪起伏，揭示后工业社会的道德状况与世态人情。因而，该小说中“有一种嘲笑的声音贯穿始终，既有自我内省又有自我揭露”。[5] 在小说开头，奥吉自报家门，随后，他的叙述自我逐渐被体验自我所遮蔽。之后叙述自我时而出现在某些章节中，是为了方便奥吉结合自己的某段经历，表达其对当时的社会和主流价值观的看法。奥吉的叙述自我在小说结尾处（第26章）再次露面，表明小说中的系列插曲均为回顾性叙述，并重申叙事者奥吉在忠实地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为了与小说开端所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相呼应，叙事者指出，奥吉的经历表明：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此外，每逢奥吉经历波折或情感受挫时，叙事者均对其处境进行评论，或为体验者奥吉指点迷津，或对其进行嘲弄。

例如：奥吉爱西亚，所以他愿意听从西亚的吩咐，陪她去墨西哥办理离婚手续。然而，西亚却向他隐瞒了他们墨西哥之行的真正目的不是离婚，而是为了捕猎。西亚在去墨西哥途中的所作所为表明，她并不看重奥吉的爱情，她只是希望奥吉能对她俯首听命。对她来讲，重要的是如何用新奇的方式捕猎巨形冷血动物，以显示她的与众不同。同时，西亚还表明了她对世界的态度——她宁愿与冷血动物为伍，也不愿融入社会生活。西亚的这种观点与奥吉为人处世的方式截然不同，这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以悲剧告终。在墨西哥，奥吉不顾西亚的反对，帮助一名女子（斯泰拉）逃离其男友的控制。奥吉回来后想和西亚重修旧好，并打算跟西亚一起去奇尔潘辛戈捕猎蛇和巨蜥。可西亚却为他帮助斯泰拉一事跟他发生了争执，并提出分手。奥吉想：“我已经忍让够这些古怪行为了，就连驯鹰一事，我本该早就打住的，不该如同司空见惯似的，对那一件件古怪的事件毫不吃惊。”[6] 因此，他就将自己对通过捕猎牟利的真实想法告诉了西亚，说驯鹰捕捉巨蜥是异想天开，是荒唐的怪癖，但是奥吉的坦诚加速了西亚的离去。奥吉在伤心之余意识到，他对打猎的看法对西亚打击太大，便开始反省自己。

我，成了爱情的忠实奴仆？我根本就不是！我心里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对自己感到十分厌恶。我发现自己追求纯真只不过是一种欺骗。其实我的心肠并不好，也没有丝毫感情。[……]如果我的为人确实如此，那一定是我深藏于心中的秘密，肯定不会表现出来的。因此，现在看来，假如我想讨好别人，那只是要给人错误印象，或是做样子给人看，是不是这样呢？这一定是因为我认为别人都比我强，都有我所没有的东西。[……]可是，不，我不可能既是魔鬼，又深受其害。那太不公平了，我不相信。（464）

这是奥吉的自我剖析。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奥吉努力追求纯洁的爱情，但经历了与西亚的这段爱情后，他觉得自己还不够纯真，因此，他开始自我否定。经过仔细分析他对西亚的情感以及他的为人之后，他觉得他之所以对西亚俯首听命，可能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他想讨好西亚。最后，他又否定了这种想法，认为自己才是这段情感的受害者。可见，他对纯洁的爱情和纯真的自我的追求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相悖，使他有些怀疑自己的执着追求。西亚决然离去影响了奥吉的自我认识，奥吉在伤心与懊悔中自我反省。他贬低自己的追求，但又觉得委屈。

由于奥吉的这种否定自我的剖析表现出他在自我认识方面出现了偏差，叙事者开始纠正奥吉的自我认识，并为他指点迷津：

认为别人的生存能力都比你强，是不对的。[……]这只不过是一种臆想，夸大别人如何看待你，误解别人因你并非如此而喜欢或不喜欢你，都是由于错误观念和思想懒惰造成的。唯一的办法是一定不要在乎，不过那样的话，你必须懂得怎样才是真正的在乎，并且知道自己让人喜欢和不喜欢的地方。[……]你怎能让自己在困境中停滞不前，自甘愚蠢，打着哈哈与世无争呢？不，你必须用心规划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465）

这些话表明，叙事者肯定了奥吉的人品，并认为奥吉和别人一样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叙事者劝导奥吉，重要的不是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是一定要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和正确的自我认识，用心规划自己的人生，与世抗争，积极进取，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然而，仔细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叙事者的这些话并不只是对奥吉的自我认识的评判和他给奥吉的忠告与建议，而是给后工业社会中的芸芸众生的中肯建议。这段话看似出自叙事者，也即成年后的奥吉之口，实则为全知叙事者（或者说作者）的现身说法。

小说中经常出现此类叙事越界现象，也即在叙述过程中，由全知叙事者出面，开导、劝诫或挖苦、嘲弄奥吉的思想意识或行为举止。在第23章开篇，叙事者就在挖苦、嘲弄奥吉对更好命运的执着追求。“你这个新兵，你来凑什么热闹？去吧，娶个可爱的老婆，在马奇农场和马奇学校里待着，在各个国家疯狂地混战成一团时，你千万别去碍事。”（540）紧接着，叙事者揭示出这般嘲弄是出于奥吉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却一无所获所产生的无奈：“我的朋友，我对自己说，放松点，别瞎折腾了。”（540）可见，小说采用这种叙事方式夹叙夹议，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表达叙事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和主人公的追求及其遭遇的嘲弄，寓庄于谐，揭示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性。

此外，小说中的流浪汉叙事充分地呈现出奥吉为维护自我本质、保持自己独立自主之精神，与生存环境进行的不懈斗争，表现出外部世界强大的异化、物化力量对人的个性的压制和消磨。小说叙述了奥吉从美洲到欧洲的人生经历，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事件丰富，场景转换频繁，用辛辣语言，淋漓尽致地再现美国当时的社会风貌，揭示商业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众生相。作为故事主人公，奥吉是一个喜欢哲学推理的流浪汉。他不断地变换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经历了一次次偶然事件。各种各样的工作构成他整个人生的基础：他当过百货商店的店员，在火车站卖过小物件，偷窃倒卖过书籍，接受过大学教育，帮哥哥西蒙卖过煤，为社会精英照看过小狗，当过工会组织者，在墨西哥为抓捕大蜥蜴训练过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了海上商队，最后结婚定居巴黎。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追寻一个够好的命运。奥吉流浪的足迹从美国到墨西哥，再到欧洲，他以流浪为认知方式，随着地理空间的变换，找寻真实自我，探索个人的生存价值和已经失落的生活意义的内在性，以建构自我身份。奥吉执着于以外部世界为参照来反观内心世界，认识自我本质，因为“真实的自我是人类潜在的力量，真正的身份处于人类的心灵深处”。[7] 布鲁姆曾如是评价了贝娄笔下的人物：“他的主人公都是一流的观察者，很好地继承了惠特曼的遗产，但他们缺乏的是惠特曼的‘真实自我’，或者，他们的‘真实自我’受到阻碍，没有表达出来。”[8] 然而，事实上，奥吉的流浪历程，正是以他人为鉴，认识自我本质，保持真实自我的心路历程。为了让奥吉在探索个人价值和生存方式的过程中保持真实自我，贝娄将其创作时所遵循的“原始的评论员”[9] 贯穿于小说始终，以便推动或阻止主人公的行动，表现奥吉的追求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之间的疏离和不可公度性，并肯定个体在物性世界里的生存价值。“在个人价值受到威胁的当今世界，该小说重新肯定了人生存的可能性。”[10] 因而，奥吉与环境决定论的斗争，及其对个人独立自主之精神的追求构成了小说的基本结构。

贝娄将执着地坚持自己的个体性和追寻自由的奥吉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人生境遇中，采用喜剧形式，来展现处于逆境、努力超越现实的主人公的浪漫自我。奥吉出生于繁华的美国工业大都市芝加哥底层社会的犹太人家，但他却不甘命运的安排，不屈从于环境的影响。在贝娄看来，芝加哥是一个野蛮粗俗的劳作和交易的场所，一个充斥着乌合之众和腐败政治，以及棒球赛和追名逐利的城市，一个人为物役、唯利是图、缺失了爱的地方。[11] 在小说中，贝娄将芝加哥描写为“一座灰暗的城市”，这里“有的只是对阴暗无望的生活、预兆死亡的匮乏、恶语中伤的嘴巴和可怕吓人的眼睛的恐惧，以及由没有对幸福生活的回忆，也不敢希冀幸福生活所造成的一切的恐惧。没有牧羊人谈情说爱的西西里风情，没有任意涂抹的生活画卷，只有城市中深切的烦恼”（99—100）。由于社会地位卑微和生活贫穷，奥吉被迫过早地卷入高深莫测的城市生活目标之中，流落在台球房里。正如艾洪教导奥吉的那样：生活给穷苦人布下了一个个陷阱，像奥吉这样在苦境中长大的小伙子天生是失败者，命中注定进监狱、教养院和收容所之类的凄惨糟透的地方。虽然奥吉不认同艾洪的命定论，不愿受命运的摆布，不愿意让别人改造自己，但他的生存环境注定了他无法实现其远大的理想。贝娄用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被围栏圈起来的鲜花和围墙等表示桎梏或圈禁的意象，象征奥吉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困境，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激流来暗喻现实生活中，对个人生活造成强大冲击的一切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奥吉从小被父亲遗弃，和柔弱而头脑简单的母亲、强势的哥哥和智障的弟弟相依为命，生活窘困，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更为糟糕的事是：“一切于我有影响的人，都对我集合而待，我一出世，他们便来塑造我。”（52）周围的人们，如劳希奶奶、西蒙、艾洪、安娜姨妈、伦林夫人、西亚，无一不想控制并改变奥吉。此外，还有更为强大的异化力量，诸如历史前进的车轮、种族、阶级、意识形态、各种思想理论及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征，也在威胁着奥吉的自我本质。奥吉周围的人们被各种思想所包围，思想给大众带来的压力，使生活中充满了不受约束的能力和物质，令人兴奋但过于丰富的思想转化为各种生活现象，冲击着奥吉的个性和自我。生活中“这类事情一件件太多了，都已深入我心中。太多的历史和文化得跟得上进展，太多的细节，太多的新闻，太多的样板，太多的影响，太多人告诉你要像他们那样生活，还有这一切庞大、大量、动荡、尼亚加拉瀑布般的激流”（525）。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中，公共领域为个人生活筑起无形的围墙，人类身不由己，任人摆布，对时间的消磨无可奈何。对奥吉来说，人生要若此，那将是一场噩梦。他宁愿在这堵无形的墙下掘出壕沟逃出去，即使是流浪，也要比安逸地死在这围墙里强。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来讲，个性是区别人与他人或群体的标志之一。人是通过他的独特自我被认识的，人只有坚持自我核心，才能把握人生的意义。存在就是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存在，也即个人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性。[12] 奥吉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拒绝被实利主义者同化；为了寻求更好的命运和更大的抱负，他在物理空间和精神层面上不停地奔波，体验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和工作。在小说开端部分，奥吉便表明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和对理想执着的追求。小说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就是那座灰暗的城市芝加哥——我这人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学的一套，自行其是；写自己的经历时，我也离不开自己的方式：先敲门，先让进”（7）。依照爱默生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主观的，因为人们总是在自己的私人经历中提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实，并且就地加以证实。“严格地说，没有历史；只有自传。”[13] 奥吉也相信，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个人历史，所以，他以自己的方式书写他有个性的生活经历。然而，由于物质至上的价值导向，很多现代人因醉心于现实利益和价值的追求，丧失了自我感，失去了他们作为人的同一性而被异化，被物化，他们的人生也就变得空洞乏味、没有了意义。因而，里斯曼（David Riesman）断言，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不是机器、财富或作品，而是一种个性。[14]但贝娄认为：“今天如此多的人活着，享受或悲悼个人生活，是因为庞大的公共科学、工业和政治组织支持数量巨大的新个人”，这些组织在引导个人发展的同时也剥夺了个人发展的空间，“不是现代世界缺乏个性，而是没有人懂得如何正确地表达个性”。[15] 为了保护自己的个性和追求独立自主的命运，奥吉决意与决定论进行斗争，因此，他总是自行其事，对外界抱有对立的态度，以此拒绝非人化，保持自己个性化的自我。奥吉不屈从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敢于冒险，努力超越现实，追求独立自主的命运和有意义的生活，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奥吉之所以不愿意接受他人为自己安排和计划的生活和命运，是因为，他持有和爱默生一样的观点：“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526）奥吉想要的是他自己的地盘，他的独立自主，而不是为别人的计划效劳。奥吉认为，人的“真实性来自于自知之明，而最坏的莫过于不由自主”（519）。为此，他不愿意卷入那些使他失去自我的洪流。奥吉坚持自己个性和努力追求独立自主的命运，他不愿意接受任何人对他的摆布、塑形或施加有损于他的个性和自我的影响。爱默生在《论自助》中写道：“嫉妒等于无知；摹仿无异于自杀；一个人不管好坏，必须把自己看作自己的命运。”[16] 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非常新奇的力量，除他本人之外，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本领，而且不经尝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所拥有的力量。在悲惨的命运面前，奥吉倔强地高昂着头颅，抵制任何让他失去自己个性的人和事，敢于对任何想改变他的人说“不”，包括他的家人、亲戚、朋友，爱人和他所敬重的人，因为他担心，若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接受他们或命运的安排，他就会失去自由，就无法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为了生存，为了追求有个性、有品质的生活，他不惜一次次放弃以牺牲自由和自我为代价，换取成为富人的养子或女婿，从而快捷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机会。奥吉警告自己：“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撒在磁场周围的铁屑，被磁力牢牢吸引着。一切都要受法律左右，[……]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失去更多的自由呢？”（369—370）为此，奥吉常常逃离大家对他的安排，想要做个聪明人，自力更生，朝着个人的目标努力奋斗。“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被另一个人强迫去体验他所说的活着多么可怕，希望是多么致命的了，品尝到的会是同样的绝望。在所有强加于人的论调中，这是最糟糕的。它不仅会使你成为他们要造就的那种人，而且还得照他们的命令去感受。”（483）人以其独特的自我为核心，自我意识是人看待世界、把握意义的基础。为了保持其自我和独立性，把握个体生存的意义，奥吉努力地逃避外部环境的威胁，表现出坚定的生存勇气。

小说通过奥吉面对考验时的态度和他所做的选择，来揭示奥吉的个性特征、自我意识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奥吉属于社会底层的犹太人，刚满12岁便要出去打工赚钱，养家糊口，品尝人生百味。通过奥吉的人生境遇的描写，小说展现了现代人生活的画卷：人们为生活所迫，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个性，就像堆成堆的相同的东西，卑微得如同小零件、报纸专栏的字符、建筑物的砖块，生活就像是绕不完的线轴和卷不完布的卷筒。私人生活领域被公共生活领域挤压殆尽，人们随波逐流，随大流或社会认同成为他们判断一切的标准，即使是为子女选择结婚对象也要依据这个准则。露西的家人在考察奥吉能否适合当露西的未婚夫时的标准是，奥吉是否愿意在一切事情上都跟他们一致。在这种现状中，奥吉选择去历险，以坚持自己个性化的原则。奥吉年轻时很敬重艾洪，像劳希奶奶一样，艾洪也经常给奥吉灌输自己在与生存环境的斗争中总结的经验教训，教他如何耍手腕。他告诫奥吉，芝加哥是个公开的野蛮城市，人们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而且被摧残的大多数人都是好人，最善良的人总是遭受虐待或被杀害。可奥吉明白，艾洪自私自利，专横跋扈，装腔作势，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艾洪言传身教的东西多半是为他自己的行为做注解。艾洪后来在劝说奥吉远离他的朋友乔·戈曼时，突然意识到奥吉有个明显的特征——反抗性，“我忽然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东西。你有一种反抗性”（137）。正是这种反抗性使奥吉显得与众不同，有个性。

奥吉努力维护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并通过与社会广泛地接触来认识自我、认识人性，寻找自己的命运，在人际关系中使自我得以成长。他不愿做随波逐流的俗众，因为顺从是自我最大的破坏者。然而，在大众社会里，坚持个性却被视为不正常。因而，奥吉对自我的独特性的追求使他不断地陷入模式化与反模式化的斗争。在奥吉生活的时代（20世纪前叶），全球遭受战争的破坏，世界陷于奢华淫糜，鄙俗的现实让人们满足于平庸的生活。受当时有关阶级、种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被歪曲。人们被动地接受外界和现实对他们的影响，不仅接受外界强加于他们的思想观念，并无意识地将其潜移默化，变为他们的行为准则，而且接受强大的外部力量赋予他们的地位和身份，整齐划一地扮演着社会地位和身份强加给他们的角色。大众人的这种盲目从众心理严重威胁着奥吉的个性。作者借内置于作品中的评论员之口揭示出现代社会的这种特征：在如此浩瀚的大众社会生活，机械器具如此庞大厉害，技术性能如此高超，思想观念如此伟大可怕，独立的人必须将自己创造为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人，一个能够经受住这种逼人气势的人（465）。作者借古喻今，用奥吉在意大利的画廊里见到过一幅荷兰古画，来表达他对奥吉所处时代的辛辣而沉痛的讽刺：一位冥想着的老哲人踯躅而行在旷野中，他身后有个小偷正在割断他的钱袋带子。这位身着黑袍的老人沉浸于对上帝之城的冥想，那个小偷被罩在一个上面有着帝王统治象征的十字架的玻璃球里。这幅画的喻意是：“尘世的掌权者在盗窃，而那些荒唐可笑的哲人贤士们却做着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的美梦”（223）。贝娄用惠特曼式的罗列手法，来描写芝加哥政治的黑暗和芝加哥人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和生活的奢侈糜烂。掌权的人滥用职权，为攫取金钱干着各色违法勾当，市政厅里挤满了大亨、投机商、地方官、贪心汉、小政客、告密者、流氓、色狼、行贿者、告状者、警察和穿着奢华的人们，充斥着残暴的情节、色情的气氛、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及种种不法行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为了生存，更是被迫行窃，或从事其他犯罪行为。人们为了生活四处奔忙，从私人领域里被驱赶到大庭广众之中，没有了容身之地。残酷的现实，掩盖了人类生命的光辉，消解了人生的意义。但小说的语气却不是完全悲观的，而是在悲凉阴郁中透露出希望。小说将强大的外在力量比喻为白昼，将人类生活的希望比作淡金色的晨曦，虽然白昼的威力驱散了清晨淡金色的晨曦，令它显得那么缥缈，那么强烈，但天空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消沉、焦躁或可笑。贝娄运用诸如象征、暗喻等修辞手段，告诉人们，不能因现实的不如意而消沉，应该透过现实的阴云看到生存的希望，字里行间透露着乐观主义的精神。

另外，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现代丛林中，情感和理想概念已经荡然无存，人际关系趋于表面化和虚伪化。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固执地把最隐秘的想法深藏在心底，人与人之间如同隔着冰山，很难赤诚相见。“要是你能把一天之内的日常谎言变成淤泥，那就能把亚马逊河填平一百英里，甚至漫过两岸”（436）。西亚对生活的感受充分地说明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孤独，“我总感到孤单寂寞，好像这世界上尽是东西而没有人”（460），因而，她宁可逃离这种令她厌烦害怕的社会，与蜥蜴和蛇等冷血动物为伍，也不再相信人。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劳希奶奶是最早想要按自己的意愿为奥吉及其家人规划人生，将其模式化的人。她视给奥吉一家人讲解为人处世之道为己任，她教奥吉说谎，训诫奥吉要为自己着想，不能滥用感情。林伦太太认为，社会地位犹如煤矿中的灯烛一样重要，劝说奥吉通过接受大学教育来获取金钱和地位。西蒙和艾洪更是以身作则，教导奥吉在残酷的竞争中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可见，商品社会中，丰富的物质商品将人物化了，就连人际关系也被物化为一种伪关系。在奥吉看来，人造物就像是笼罩着人们的阴影，威胁着人的个性，使人变成了单面人。但他总觉得周围那些被物化的人都有点古怪离谱，他拒绝成为实利主义者计划将他“塑造成的那种人”（464）。

此外，为了保持他的本真自我，为了成为一个有个性、独立自主的人，奥吉将周围的人视为他反观自己的棱镜。当奥吉深陷困境，他曾求助于哥哥西蒙，可西蒙不但不管奥吉的死活，还将艾洪给他去解救奥吉的钱据为己有。为此，艾洪劝奥吉以此为把柄制服西蒙。可出于亲情，奥吉谅解了西蒙。林伦夫人想收奥吉为义子，可奥吉却无法割舍瞎眼的母亲和痴呆的弟弟。在林伦夫人看来，奥吉是个傻瓜笨蛋，“你给他金子他不要，却偏要粪土”（180）。为了帮助朋友咪咪，他不惜被自己未婚妻露西及其富有的家人误解，因而错过了通过婚姻快速摆脱困境、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机会。可是在奥吉看来，和那些不守生活守则的富人们在一起时，人就没有了自尊。与露西交往时，他始终保持着自我本性，失去“故我”会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在别人眼里，奥吉不是一个与生活较量的高手，不懂得生活对人的损害和折磨，也不懂得它给人的狂喜和荣耀。当奥吉拒绝做林伦家的养子时，林伦太太坚信，奥吉一走出她家大门，便会被人踩得粉碎，在生存斗争中被碾成肉酱。但奥吉认为，答应“做他们的养子会把我闷死”（183）。奥吉一再反对别人想按他们的心意塑造他，不愿意被吸纳入比他更强大的东西，他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斗士。也许《雨王亨德森》中，达甫的表达更贴近奥吉的心声：如果“‘我应当做的某些事未能做，而不应当做的反倒做了。’这能算是人生吗？啊，流水账似的一生是多么可悲。”[17]

如果说从上述奥吉追求独立自主之精神的行为可以看出，奥吉就像一个爱默生思想的践行者，那么奥吉所持的很多观点，都与爱默生思想遥相呼应。奥吉认同赫拉克利特关于命运与性格之关系的说法，“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7），这印证了爱默生的观点：一个人的命运是他的性格所结出的果实，“我们为了逃避自己的命运而付出的一切努力，结果只会把我们自己引向命运”[18]，但是，“如果我们必须接受命运，那么我们就必须肯定自由，肯定个人的意义，肯定责任的崇高，肯定性格的力量。”[19] 奥吉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四处奔波的流浪生涯揭示出同样的道理。奥吉肯定自我，有勇气成为自我，并有勇气在自我选择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不断地鼓励和督促自己，使自我核心和独立感发展成熟。奥吉这一形象体现出贝娄对自我、生活和社会的肯定。依照爱默生的说法，“在世上，按世人的观点生活容易；在隐居时，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在稠人广众之中尽善尽美地保持了遗世独立的个性。”[20] 奥吉对社会上流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持有怀疑论的态度，他拒绝社会强加于他的虚假地位和身份，不愿意像大多数人那样，被书本上所有的法则所束缚，甘受命运的摆布，也不想做绑架了他的巴斯特肖那样沉迷于科学幻想的狂人，不想像巴斯特肖那样，为了成为自己观念中的人物，过着乏味无趣的生活。大概奥吉的形象之所以会继哈克贝利·费恩成为美国文学流浪汉小说中的经典形象，他保持了独立的个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小说塑造的这一不屈不挠的斗士形象，表明人不应该屈从于他人的安排、环境的影响和外部世界的压力。奥吉对个性和自我的诉求及其个人主义精神，揭示出贝娄对主宰现代文学中的“荒原观”持批判态度。“自20年代至50年代，现代文学由一种挽歌的语气——艾略特的‘荒原’和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气氛——所主宰。情感被这种哀伤所吸引，[……]这种情况远远超出了其应该被允许的程度，而堕入荒谬的言行，我想我们已经有太多的荒谬了。”[21] 贝娄不赞成作家沉迷于这种悲伤的气氛，在他看来，“现代喜剧不得不处理有价值的和人性的自我的分裂，即以前的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22] 作家应该发挥想象力，承担起惠特曼赋予诗人的创造原型的责任，表现人的价值，证明人的伟大性[23]，展示生活的魅力。[24]与爱默生一样，贝娄赋予具体的人和事以价值的普遍性，他把个体的独特性与普遍人性交织在一起，将奥吉塑造为个人自由的卫士，为主宰个人命运，他坚持不懈地摆脱现实主义导师们对他的控制和塑形，努力寻找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奥吉传承了库珀、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等美国19世纪作家的作品中“美国亚当”的形象，他年轻、天真、乐观而富有冒险精神，有无限的潜能，满怀希望和理想，持之以恒地为实现自己的潜能和个人价值而奋斗，为保持自己的纯真自我和自由，绝不向外界压力低头，从而将贝娄的创作置于美国文学的传统中。美国物质丰裕，但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传统的权威中心已经腐烂，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被忽视，社会上弥漫着消极厌世的情绪，以前牢固的理想和信念荡然无存，就连传统和权威确立的社会关系也被消解了。然而，奥吉却仍然在逆境中坚持自我、苦苦追寻理想的命运和生活方式，他的浪漫气质，乐观向上的精神，及其对独立自由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表现出该小说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的潜在力量的肯定。奥吉对独特自我和精神独立性的追求与爱默生的观点遥相应和，可以说，奥吉是“一个美国超验主义者，一个在自我中追寻上帝的流浪汉。”[25]

爱默生主张人要独立自主，因为个人所经历的新鲜事情都照亮了千千万万人的所作所为，他的生活危机与民族危机休戚相关。[26] 奥吉坚持不懈地追求他的理想、保持自己的个性，他努力在严重物化的世界拯救自我的同时，给世人树立了一个符合道德准则的生活方式的典范。“相信我，我并没有为自己，为坚持要有一个‘高级的’、独立的命运而自豪。[……]尽管我渴望独立自主的命运，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490）奥吉为生存进行的斗争，体现了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境遇，同时，作者通过奥吉展示了在决定论主宰下个人发挥其自由意志的一个典范。虽然现代人运用科学技术，获得了优裕的物质生活，却沦为他们创造物的奴隶。在技术主宰着的现代社会里，海德格尔所追求的“诗意生存”被转换为“技术生存”。个体丧失了原有的稳定性和自主性，被群体所淹没，人与人、人与物质世界或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也都被物化了。有个性的浪漫主义的自我变成了芸芸众生中毫无个性的单面人，主体被否定，人的意义也遭到了唾弃。这种时代特征在文学上表现为，浪漫自我的消解，自我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但贝娄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通行于大众化艺术（通俗故事、畅销书和报纸漫画及电影等）中的和谐人物，其实来源于陈旧的类型人物，这些模式化的故事是一种麻醉性的或洗脑式的娱乐，它们将使小说这门叙事艺术寿终正寝，使小说关于自我的概念枯竭。[27]贝娄通过塑造奥吉，一个不屈服于世俗的眼光，大胆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避开那些目标明确却被人们走平了的人生之路，义无反顾地走向通往陌生世界的未知之路的人物形象，大概是想告诫世人：虽然个人被各种制约因素所羁绊，但依然存在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综上，奥吉的流浪过程实际上是他不断地摆脱他人的控制，认识自我本质、自我身份和个人价值的旅程。通过种种人生磨砺和心灵磨难，他最终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永恒持久的东西，在于遵守价值标准。“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这些轴线（即真理、爱情、和平、慷慨、有益、和谐）上来。”（524—525）可以说，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贝娄继续了自蒙田以来的传统——塑造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人物，以喜剧的方式处理奥吉在艰难境遇中与决定论的斗争，对美好事物和有意义的命运的追求，及其对令人失望的生活的拒绝。贝娄寓庄于谐，通过塑造没有社会根基、在大都市中艰难地求生存的精神漂泊者，试图虚构一个可以生存的世界，以求得立足点和安全感。贝娄使用了第一人称叙事，以回忆录的形式，让奥吉按时间顺序叙述他的家庭背景、历险故事、所见所闻及其看法，以凸显奥吉的历险和社会现状的真实性，以及奥吉的高尚品性、鲜明个性与理想化的追求，人物形象既忠实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又高于他所生活的世界，使小说既真实又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