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帝国与相遇：1350—1750年的世界[1]

沃尔夫冈·赖因哈德

（孔源 译）

摘要 1350—1750年间是不同世界趋于合一的时代，相对孤立的“五个世界”彼此接近。全球史开始了它的可能性。在这个时代，旧帝国秩序被重组，帝国体系达到顶峰，欧洲主导的近代国家原型和大西洋世界形成。在这个转折时期中，火器、远洋技术、宗教、语言等物质非物质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海洋在这个时期中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意义，尤其体现在人员、物质、观念相互交流中的作用上。从宏观角度看，1350—1750年历史发展出现了合流与趋同性。

所有的历史文化都要书写关于“他们的”世界的历史，不论是中国、（希腊罗马）古典时代还是欧洲基督教文明。时至今日，当代的历史文化中，仍然在或旧或新的民族国家中留存着这种做法，并持续生成民族性的“世界观”。举例来说，制造民族的“回忆之地”（places of remembrance）就是现今的潮流。不过，与此相对的，是长期以来历史编纂学对展示更广阔世界观念的追求，而这仅仅在现今才有了坚固而真实的历史基底，那就是广泛存在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一体性，这种一体性在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中扩散。作为结果，今天的世界史便敏锐地顺势而为，名之“全球史”。[2]而历史上的多个“世界”以及它们的不同历史，则覆盖范围反差极大，小至史前村落的方寸之地，大到今日地球的全部表面。

基于以上理由，显然，我们可以把以往的世界史简单理解为现代全球史的来时之路。尽管事实上1350—1750年的人类谈有统一性还为时尚早，但这时期的一些重要抉择已然为这一统一性做了铺垫。旧世界发现了到那时仍然孤立的西面的新世界，并建立了通向远东的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它们纵然风险甚高却能保持定期。需要承认的是，作为各章主题的五个不同“世界”此时依然是分离的，“大西洋世界”也刚刚在这一时期形成，但它们已经开始进行交流，交流程度也不断加强，指向着通往“一个世界”的道路。因此，我们五个分离的世界的历史仍然可以被看作全球史的前史，它们也和其他形式的历史一样是因今日社会追问其过去的需要而规定的。另外，作为前史只是历史的一方面，因为往日的世界自主存在，并且符合它自己的法则。同其他事物一样，它们自身并没有表现为我们当代世界的前史。因此，历史学家就有责任抛弃所有基于当下视角的单方面还原论，在考虑不同历史环境的前提下重建多种类型的过去。因为如果我们把他们的历史回溯为我们当下的趋近，我们就成为认识幻觉的牺牲品。历史不是目的论的，而是不同连续体的积累，在一些阶段中不能调换。而且这种积累不是线性的，而是不定期出现在一些有可能逆转的情境下。这样，紧随帝国的建立和扩张的是衰落和灭亡的阶段，这种衰减在全球交往的扩大后接踵而至。像马可·波罗与能够从跨越摩洛哥到远东的12万公里路程的伊本·白图泰这样的世界旅行[3]，在14世纪的后半段就难以发生，因为世界到处都在发生着危机。

不论何时谈及扩张，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欧洲扩张，然后就会遭遇所有世界近现代史中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无法避免的欧洲中心偏见，它体现为许多方式。（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在提出假设时将“西方世界”等同于欧洲，并在历史编纂中简单地把美国或澳大利亚这样的“新欧洲”混入这个概念。）一开始我们无法免除前面说过的，把过去历史当作统一世界之前史的态度，因为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世界前史的决定性驱动力来自欧洲，这个话题注定为欧洲中心式的，不论个体历史学家的立场如何。[4]但是对这个事实的解释来自欧洲中心论者自我批判地解构自身的进程。接下来，这种“开明的欧洲中心论”指出了欧洲发展首先要归功于犹太人和伊斯兰世界，也指出世界上其他的文明也为当代世界做出了独立的贡献。我们应该尊重“多元现代性”的概念[5]，而不是简单地期望西方的现代性在今日全球传播。最终，开明的欧洲中心论甚至尝试超越自身，从西方历史学的自说自话转向他者文化自我参照的历史，当然我们早已意识到，“他者文化”也是欧洲中心论话语不可避免的共谋。[6]

到这一步，最初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让相应文化中的居民来写关于这一阶段中那些世界上完全不相干区域中的历史的所涉史料，以克服既存的欧洲中心论。现在这样的做法还是不能轻而易举奏效，但我们已经成功地找到了那些几乎可以看作本地人的贡献者，这要归功于多年以来对重要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对相关语言的掌握。但是，不论是自我批评还是视角转换，都无法遮蔽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定式中植入的欧洲中心论。全球史中的许多现象只有在欧洲中心视角下才能够讨论，不仅对于之前提到的他者文化、非欧洲这些概念如此，在“发现”“新世界”“西印度”“印第安人”这些概念中也是这样，还有最重要的美洲，它是对推广新大陆书面名称第一人亚美利加·韦斯普奇名字的纪念。另外，在“印度”“非洲”“亚洲”这些更古老的概念中，可以追寻到欧洲人如何把古老的狭义地理概念扩展的，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这些概念则是欧洲人的创造。旧世界的地名常常在新世界重复，它们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新阿姆斯特丹”和“新约克”——即“纽约”。欧洲的政治形势经常也体现在地名用语中，譬如维多利亚女王这样的皇家人物和惠灵顿这样的大臣就被有意地拿来用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名。虽然在后殖民时代锡兰被改成斯里兰卡，马德拉斯改成了金奈，在实际意义上，这种政治更改的可能性有限。

另外，除了语言学层面外，作为学科的历史也是西方起源的。不仅在方法上，也在它的核心参照系上，以及通过世界范围内前殖民地中建立的教育系统的影响，这种历史学曾经并且继续主导着非欧洲人的思想。尽管政治上去殖民化已经有些进展，经济去殖民化也在进程之中，许多后殖民主义思想家认为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去殖民化仍未开始。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也许直到最近，还能够在不讨论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下书写自己地区的历史，但是非西方历史学家不论书写什么，最后都不可避免地会将欧洲起源的近代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参照点和标尺，它在后殖民世界仍然存在，通过教育体系和历史书写不断地更新其有效性。[7]最后，非欧洲历史学家几乎无法摆脱西方的格里高利历，在世俗意义上也习惯于用“基督前”（BC）和“主后”（AD）来指示年代，同样也经常地受限于西方历史的分期。

因此，这一卷出于实际的学术原因断代于1350年至1750年之间，也是出于欧洲历史学家典型的分期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它使用了相对狭义的“老欧洲”概念，而最广义的范围则覆盖了从村庄的出现和最初城市的建立，到晚期中世纪，再到工业化初期的时代。本卷分期也可以被称为那位所谓的早期近代（1500—1800年），但是这样的概念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从欧洲与大西洋世界长久以来的长时段历史进程。当然，像多数分期模式一样，这两种分法的年代下限仅仅是定位需要，在很多章节里它是上下浮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划时代特点的事件在世界其他区域中同样发生。我们可以注意以下事实：14世纪，奥斯曼帝国推进到欧洲，莫斯科大公国脱离鞑靼统治，帖木儿在中亚的兴起，中国的元亡明兴，大城王朝在东南亚的建立。在年代框架的下界，我们则将看到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波斯萨法维王朝的灭亡，印度莫卧儿帝国危机的开始，清代中国扩张的极致，还有18世纪在缅甸建立的扩张帝国。

即便我们希望，我们也无法超越自己的语言和时间体系，并且这样也无必要。欧洲中心的起源启发我们，这就是使用欧洲语言与时间的可行性和其他文化对它们客观使用的前提条件。在意识到它们的欧洲起源后，涵化进程的概念就让对欧洲中心的控诉过时了。英语是一种欧洲语言，它的传播要归结于英国和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技术上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它也成为非洲和亚洲许多人群的东西，就其通用语意义来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相反，近代民族国家在1350—1750年间甚至并不存在。虽然这种概念在其广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定义上出现在几章里，仔细审视它们所描述的实体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更准确地被定义为大小帝国的前国家政体。虽然因为无处不在的帝国建构，它们成了本卷书（即《帝国与相遇（1350—1750年）》——编者注）中最基本的参照点之一，它们全然的多样性使得若把它们作为其组织的基础，就将会令人困惑。本卷书以五大文化地理区为基础，它们的界限则由一定程度上实用主义的专断所决定。换言之，在最近研究的指引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安排自有道理，但我们不应期望去质疑同样能推进辩论的其他路径。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由我们设置的假定空间组织，但是它首先要以合理先定的空间结构为支撑。[8]

这里的空间结构基于互动历史的路径与动态文化概念的混合。一方面，我们认为文化并非是从本质上无法为外人所理解的，铁板一块的实存时空整体，而是处于不断变形之中的开放结构，特别在作为同其他文化持续互动的结果时。在这一点上，迁移扮演了核心角色。因此这种现象就不再被解释为历史例外论，而是被视为常见情况。相应的，过去被贬斥为侵略或外国占领的现象就应该被重新评估，比如穆斯林涉入印度和草原游牧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或者说莫卧儿帝国和清朝。印度，乃至这种负面看法大行其道的中国，因此而不再是密封的文化单子。

另一方面，虽然有着各类动态和分化，不可否认的是在1350—1750年间，中国文化、基督教西方文化、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等都体现了一系列现象的共同特征，也是群体认同的赋形。被期望遵循可定义准则的人类行为，是这种相对一致性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由不均衡的客观文化实体组成，比如儒家经典、佛塔、新约和教堂。

如果我们设想在文化区内部与文化区之间的各类互动越来越频繁（这种假说虽然不能完全证明，但是非常合理），那么文化中自发的开放性和孤立性就能很好对立统一。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区分以内部交流为主、通过同外部的界限建立文化认同的文化核心地区与外部交流为主导、并因此产生跨文化混合的地区。学者早已对语言和文化上混合造成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做出了重新评价。但是除了交往频繁的区域以外，还存在过乐于交往的群体与促进交流的时代。如处于朝代危机和文化危机的17世纪中国，一边是耶稣会士，另一边是在朝廷中受重视的中国士人，他们尤其易于交往。这样的可观的互动是同特定群体、地方和时代相连的。对截然区分的文化二元对立的预判已决定性地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方式的交往、融合与转型。

这就和本文开篇所引述的人类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共时上处于不同的世界中相呼应，但不应该过分表现它们的相近性。很可能在这个时期中的大多数人的支配观念还是我的村庄等于我的世界。尽管如此，还有很多人已经在扩展的疆域中活动，基于其结果，我们在假设的指引下可以估算一个由被划分的世界组成的层级系统，其中每一个都有更强的内部交往和较弱的对外交往。前全球化的世界史因此就可以包含这些世界和他们的互动的历史。这一时期全球关联程度的最高程度，可能是由我们提到的文化地理主要区域一同形成。

我们也假定了这些地区的内部交往明显强于对外交往，因此它们即便不是共同的文化，也至少是体现明显的共性。例如中国的航船很难在太平洋见到，在大西洋更是从未出现，而在印度洋上欧洲和中国的航船都还处于边缘地位。相反，在每一个大洋上，那里都有一种普遍的原生航海文化，因其在面对水情和风情时的经验而长期保持统治地位。从地中海案例开始[9]，对作为历史性交往疆域的大洋的研究长期以来已经开展，它将作为本卷书的第二重要参照指标。

我们从讨论“大陆欧亚的帝国与边疆”开始，作为本卷书的第一章。作为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自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习惯这样的观念，不仅是印度，就连欧洲本身也是亚洲的一个半岛或者次大陆。在历史意义上，此时代中这个广大区域的统一性建立于蒙古统治遗留下来的直接接触。蒙古政府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扩张，它在13世纪造就了全球交往体系。之后推翻蒙古征服朝代的中国和摆脱鞑靼宗主继而又征服他们的俄罗斯，都认为自己是蒙古帝国的首要继承者。必须承认，中央亚细亚的骑马游牧文化直到18世纪才在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建构帝国雄心的竞争下最终臣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瘸子帖木儿在14—15世纪建立了最后一个在中央亚细亚诞生的大帝国，但这并不是建立这样政体的最终尝试。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满洲人统治下经历了最伟大的扩张，而满洲王朝在中国的统治直到17世纪才确立。中国周边围绕着从越南开始到朝鲜和日本的一系列小国，它们独立的帝国建构或多或少是在中国影响下进行的，满洲在同中原一统之前也经历了这样的进程。

蒙古骑兵的战术在西南亚的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形成中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集聚在这些地区，通过伊斯兰教的整合作用建立起了比其他地区都强大的文化统一性，凭自身形成了他们的世界。第二章“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关注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它们的后嗣。和大陆欧亚相比，这个地区在地理环境上由沙漠、草原与绿洲、灌溉农田和城市形成的对照更加明显，在其历史中也有着游牧人和定居牧民、农民和城镇居民间的差异。

伊斯兰世界并不限于它的腹地。在另外四个世界也有它的身影。在第三章“南亚和印度洋”中伊斯兰教有相对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在1350年到1750年间，从北部开始，印度的大部分区域都被穆斯林王公统治，到1700年时莫卧儿帝国几乎统治了整个次大陆。强大的非穆斯林帝国在印度中部和南部的统治持续到16世纪。当然，在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下，占印度人口多数的非穆斯林大体上并没有被压制。虽然伊斯兰教认为他们的宗教是偶像崇拜，但是仍然被部分宽容。直到19世纪，这些不同的宗教才被统一到人造术语“印度教”名下。印度次大陆在宗教上的分歧和多元也不亚于欧洲。北印度和南印度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就显示了过度简化的粗疏。“印度人”和穆斯林的共存造就了在文化意义上的高度创造性。[10]不过所有的印度帝国，包括莫卧儿帝国在内，都不甚关心航海。印度洋的贸易主要被穆斯林商人把持。另外，这种状况和运送朝觐者去麦加是分不开的。在东非的印度洋沿岸，穆斯林的海上贸易同样催生了非洲—亚洲文化的混合体斯瓦希里文化。

第四章“东南亚和大洋洲”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穆斯林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和菲律宾的扩张努力。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信仰“印度宗教”、佛教、所谓万物有灵和基督教的人群。初看起来，这些区域里不相关的分离因素是被人为捏合在一起的。在这里有四个不同的主要地区：东南亚大陆部分，包括了在主要印度文化影响下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和主要在中国影响下的越南；从苏门答腊到菲律宾的南洋群岛；欧亚大陆上中国、朝鲜、日本等帝国的海上部分；还有从澳大利亚直到夏威夷和复活节岛的无垠的大洋洲。仔细审视，也能够看到一些明显的结构相似性。一方面，在山区的小规模人群依然继续着狩猎采集生活；另一方面，在大小帝国中的农民则从事水稻或旱稻的种植。当然，这一时期中不同的城市也会形成独立的小邦。但是它们首先是商贸中心，因为东南亚是经济和文化交往最密切的地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据说都是被商人传入这里，贸易和信仰传播接踵而至。如果认定这一主要区域的首要特点是海上交往，那么按其交往疆域的意义就只需要分为两部分：自足的“南岛”、因没有航海术仍然未知的澳大利亚。

在第五章“欧洲和大西洋世界”中被一同考察的三个大洲居民间，最初是和他们的家乡一样彼此没有联系的。直到15世纪中期甚至末期，非洲、美洲和非洲的居民实际上都对另外两者和它们的居民一无所知。犹太人和北方穆斯林至多从西苏丹的帝国向地中海带去了一些黑奴和模糊的信息。但是，在欧洲数世纪的扩张中，连续的活动与发展的链条已经出现。旧大陆的五个西方国家将美洲置于统治之下，将非洲控制成为贸易体系中主要向新大陆提供奴隶的一环。到19世纪，移居美洲的非洲人超过了欧洲人，尽管这并非他们自愿。值得注意的是，安哥拉在这时对其奴隶客户巴西的政治依赖超过了对殖民宗主葡萄牙的依赖。大西洋变成了旧欧洲和新欧洲，以及它们贸易同伴西非之间的内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