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阳羡的地域人文传统及人文环境

陈维崧的故乡宜兴，古称阳羡，《宜兴县志·沿革》载，“秦并楚，置会稽郡，始为阳羡县以属之”[3]，“晋惠帝永兴元年，以周玘‘三兴义兵’讨贼有功”，“立‘义兴郡’以表玘之功，属扬州”[4]，“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避讳改义兴县为宜兴县”[5]，自此，“宜兴”之名沿用至今，隶属常州府。宜兴又称荆邑、荆溪，属太湖流域，就地理位置而言，恰好处于江、浙、皖三地交汇地带，《宜兴县志武备志·阨塞》记载云：

宜邑山川之险，东北分水堰，西北滆子湖，南阻铜官、离墨诸峰，东南由湖诸山达长兴界，西南由张渚诸山达长兴、广德界，其东面则自上百渎，自下百渎，俱滨太湖，惟西面路稍平夷，直达溧阳界，然长荡湖、大坯山阻其西北，戴埠、白塔诸山阻其西南，诚所谓四塞之地也。[6]

正是这一“四塞之地”，形成了古地阳羡“地偏俗俭”（苏轼《卜居记》）的地域人文性格。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风俗”条记载：“承太伯之高踪，由季子之遗烈。盖英贤之旧壤，杂吴夏之语音。人性质直，黎庶淳让。”[7]《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一记载：“宜兴风俗偁于古者屡矣。地偏而俭也，性佶直而淳逊也，士好儒术而不好远游，民重耕稼而罕为商贾也。盖其山水劲厚而迥秀故成风俗，愈朴愈美。”[8]恰如严迪昌先生所言：“以宜兴而言，历史上的‘地僻’而远隔通都大邑，渐益养成‘俗俭’和山地丘陵型‘佶直’心性，是一种事实。”[9]词人蒋景祁在《荆溪词初集序》中论述阳羡词风特点时也描述道：

荆溪故僻地，无冠盖文绣为往来之冲也，无富商大舶移耳目之诱也，农民服田力穑，终岁勤动。子弟稍俊爽者，皆欲令之通诗书，以不文为耻。其文人率多斗智角艺，闭户着书，盖其所好然也，好之专，故其气常聚。而山川秀杰之致，面挹铜峰之翠，胸涤双溪之流，宜其赋质淳逊，尘滓消融也。[10]

由此可见，阳羡深厚的地域人文传统，便植根于这种“敏于习文”“以不文为耻”的文化背景，又有“山川秀杰之致”的自然风景怡其情致，而不为呆滞。

关于阳羡的奇秀风景，陈维崧在《蒋京少梧月词序》有详尽的描述：

铜官绮丽，将军射虎之乡；玉女峥泓，才子雕龙之薮。城边水榭，迹擅樊川；郭外钓台，名标任昉。虽沟塍芜没，难询坡老之田；而陇树苍茫，尚志方回之墓。一城菱舫，吹来水调歌头；十里茶山，行去祝英台近。鹅笙象板，户习倚声；苔网花笺，家精协律。居斯地也，大有人焉。[11]

“居斯地也，大有人焉”，恰切地说明阳羡自古以来就成为众多文人所向往的地方。山水清嘉的偏僻地方往往成为人们理想的安居之处，李泽厚先生曾考察这种心理因素，“经由考试出身的士大夫，常常由野而朝，由农（富农、地主）而仕，由地方而京城，由乡村而城市。这样，丘山溪壑，野店村居倒成了他们的荣华富贵、楼台亭阁的一种心理需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从而对这个阶级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12]。强调的正是自然美对于人的吸引力所在，而阳羡这样一个拥有青山秀水的地方自然也被历代士人所喜爱，以至慕名探访。明人唐顺之在《重修宜兴县学记》有这样的记载：“宜兴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盖隐然有舞雩沂水之风，而地僻以简冠。盖文绣之所不冲，大贾重装之所不辏，故其俗鲜见纷华盛丽之习。然则有点也之乐，而无子夏之诱，宜莫如此地者。”[13]这是一处“求古人之所可乐以自足”的绝佳地方。早在唐宋之时就有大量北方士人南迁，其中，有许多文人学士慕名来到阳羡，建别业、置田庄。如中唐诗人刘长卿《酬滁州李十六使君见赠》诗序记载云：“李公与予俱于阳羡山中新营别墅，以其同志，因有此作。”[14]皇甫冉曾避乱寓居宜兴，后在宜兴营建别墅，《归阳羡兼送刘八长卿》云：“湖上孤帆别，江南谪宦归。前程愁更远，临水泪沾衣。云梦春山遍，潇湘过客稀。武陵招我隐，岁晚闭柴扉。”[15]顾况也曾居住宜兴，有《赠僧诗》曰：“家住义兴东舍溪，溪边莎草雨无泥。上人一向心入定，春鸟年年空自啼。”[16]直至晚唐，诗人杜牧更是在阳羡置有薄产[17]，“于义兴县近有水榭”[18]，他还写诗专门描述自己希冀终老阳羡的打算，《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云：“翠岩千尺倚溪斜，曾得严光作钓家。越嶂远分丁字水，腊梅迟见二年花。明时刀尺君须用，幽处田园我有涯。一壑风烟阳羡里，解龟休去路非赊。”[19]杜牧当年的水榭遗迹留存至今，为后人所吟咏。

到了宋代，苏轼“买田阳羡”的事迹堪称佳话。苏轼曾高唱“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20]，虽然“解佩投簪，求田问舍”的“阳羡梦”没有最终实现，但是苏轼曾经筹措在阳羡隐退终老的举动，以及他在复杂的人物世态中形成的有关出处进退、安身立命的人生观和哲学思想，在这块土地上播撒下了延绵世代的种子。如今，现存的“东坡书院”遗迹，便是“惹溪山千载，姓氏犹香”（《满庭芳·蜀山谒东坡书院》）[21]的最好证明。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精神世界完美契合的典范。秀丽怡人的阳羡悄然处于深奥之地，它以超然物外、内敛自束的闲静韵味带给人们心灵的慰藉。对此，明人唐顺之的体会也颇为深刻，他在《与王尧衢书》中称：“春来卜居阳羡，此中山水绝清，无车马迎送之烦。出门则从二三子登山临水，归来闭门食饮寝梦，尚有余闲，复稍从事于问学。” [22]

如以上所述，古地阳羡独特的地域地缘及人文特性又必然孕育出具有同质性格特点的文化群落，瞿源洙《鸣鹤堂文集序》曾论及清初阳羡地域的文化族群特点：

盖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侯（方域）虽豪公子，然未通仕籍；……其年（陈维崧）五十余充鸿词之选，不数年而卒；……然闾巷之士不附青云而自着，此亦一时之风声好尚使然乎！[23]

宜兴在清初以来始终呈现出一种在野状态的文化群族的境遇。诸子以学为尚，大都是通过自身的勤奋刻苦而显露才名，而陈氏家族也就在这样广大的地域人文环境中生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