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学术文化变迁与元代中后期诗学思想流变

第一章 上京纪行诗论与元代中后期诗学流变

元代两都的设立，以及始于忽必烈立朝初期、几乎贯穿整个元代的两京巡幸制度，成就了元代诗坛一类特殊诗歌——上京纪行诗。据研究者统计，有元一代，上京纪行诗作有千余首，参与创作的诗人计58人。[1]可见上京纪行成为元代创作最盛、历时最久、范围最广的诗歌活动。而到元代中后期，这一诗歌创作活动进入高潮，诸多作品亦在此间纷纷结集。文宗天历年间，萨都剌“上京杂咏”等诗一时广泛流传；至顺元年（1330）胡助扈驾上都，创作50多首上京纪行诗作，此后多人为之题跋；后至元三年（1337）许有壬将作于元统到至元年间的塞外风物诗结为《上京十咏》，收入其《圭塘小稿》；至正九年（1349）色目诗人迺贤将其赴滦阳观礼的纪行诗篇合为《上京纪行》；至正十二年（1352）周伯琦为其《扈从集》撰写前后二序，记述其纪行见闻。直至明洪武五年（1372）杨允孚《滦京杂咏》成集，成为元代上京纪行诗的最后一帙。元代中后期，上京纪行诗创作的繁盛，也引发元人对纪行诗作理论问题和美学风格的全新理解和全面讨论，由此，预示着纪行诗作理论总结期的到来，也在纪行诗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流变趋势。本章即着重讨论上京纪行诗论在元代中后期的流变过程，由此清晰描述元代后期诗学是如何从元代前中期发展而来，阐发成熟于元后期的纪行诗论之诗学价值。而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揭开一段诗学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上京纪行诗被前人忽略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可以重新确立。此前学界讨论元代上京纪行诗主要着眼于其史料及资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周伯琦《扈从诗》云：“记边塞闻见为详，可以考风土。”[2]甚至由此而低估其诗学价值，清陶翰、陶玉禾说：“袁伯长《开平三集》，杨允孚《滦京百咏》，及周伯温《扈从诗》，如欲征风景、考土物，记载颇详。然论诗法，则工拙互见。”[3]这些论断不仅为上京纪行诗定性，也影响了整个上京纪行诗研究格局，即“征风景、考土物”者居多，[4]分析其审美风格、诗史意义者次之，[5]而探讨其诗学价值者仅见一二。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对伴随上京纪行诗出现的有关序跋、题咏、评说作了总结，共有8人9种，[6]尚未就此展开详细讨论。而据笔者收集，其数量远不止于此。据《文渊阁书目》卷一〇载，有《元上京纪行诗》一卷，[7]说明当时有总集集成，可惜此类总集现今未存。在现存资料中，仅就胡助《上京纪行诗》，便有包括其自序与同时代人所作题跋文字16篇。[8]而元人此类论说文字目前可见者有四十余种（见章后附表《元代上京纪行诗评简目》），因笔者学识、精力所限，可能仍有遗漏之憾，但已足见元人对上京纪行诗的重视及由此引发的广泛诗学讨论。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对上京纪行诗在元诗史上的意义进行重估，提出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她认为，在上京纪行诗的创作过程中，诗人们对宋季江南支离破碎的诗风予以矫正，这种诗风转变从上京纪行改变诗人气质处开始、诗歌意象上得以丰富，最终引发诗体革新。[9]然而或许因为材料和选题限制，由上京纪行诗所引发的元代诗学问题仍留下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诗境、诗物之变化以及诗歌求工的努力引起元人对诗歌创作理论的思考。作为时代产物的上京纪行诗，在元人看来是言志抒怀与以诗存史的最佳载体。新空间场域中的诗歌实践所带来的美学风格探讨，也反映了元代南北诗学的融通。而到元后期，这些理论问题又有新的发展趋势。假如把上京纪行诗拟作一束阳光，照耀元代诗坛“大江南北”“开场谢幕”，那么这阳光下的雨露就是由之生发的诗学理论。不仅以其自身滋润着元代诗坛，也因这阳光折射出绚丽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