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内容、旨趣、方法及意义
本书研究元代后期诗学流变，以元代后期诗文集及相关诗学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 学术文化变迁与元代后期诗学思想流变
主要以元代后期上京纪行诗论、诗文总集编撰、科举兴废三个角度作为切入点，以揭示元代后期诗学的发展变化轨迹。作为馆阁诗歌代表的元代上京纪行诗在元代中后期进入理论总结阶段，并且元后期馆阁文臣的上京纪行诗作也不断地丰富着元代上京纪行诗论。元代诗文总集编撰多集中在元代后期，这些文献一部分流传至今，一部分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但有些佚失文献的序跋文字记载于时人的诗文别集当中，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序文题跋等文字资料的分析，其编撰思想依然可得以探寻。同时，元代后期科举兴废也对文人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元顺帝即位以后科举的时断时续，使士人在仕进与作诗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考，时人多认为致力于科举是诗歌创作陷入低迷的根本性原因，而元代后期科举制度的执行情况也影响了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士人群体的下移促进了民间著述的兴盛，而这一部分文人也成为元代后期诗学流派的主体构成。科举执行不畅是民间诗社竞技兴起的直接原因，私试评比的形式模拟科考，加之娱乐参与，使得元代后期诗学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意义。当然，元后期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促进了诗学启蒙读物在民间的流行与普及，启蒙诗学读物也是元代后期诗学的重要内容。
二 时代精神偶像与元代后期诗学取法
陶渊明、杜甫、李贺作为元代后期文人的精神偶像，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对三者的诗学取法也构成了元代后期诗学的重要内容。元代后期文人对陶渊明归隐的不同解读为他们提供了较多思想与行为的伸缩空间，而对陶渊明人品的学习主要是通过陶诗风格与语言来完成，因而引发了他们对陶渊明诗歌与诗学内涵的深入探讨。在易代战乱之际，文人对杜甫的精神与胸襟有深切体会，杜诗对元代后期诗学有重要影响，如何学杜成为时人热切关注的问题。元末李贺“长吉体”风行，李贺的失意人生使时人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李贺诗对于情性的夸张表达在元末得到合理的理解与解读，他们认为承袭“长吉体”以“袭势”为佳，但毕竟时代不可复制，天才难以企及，“袭势”之难，又大体流入“袭词”，以至怪丽纤秾之风盛行。
三 文人心态与元代后期诗学思想
奎章阁改宣文阁后，元代中期盛世一去不返，至元朝覆亡，文人心态随之悄然无息地变化，伴随心态变化，诗学思想也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着改变。本文截取馆阁文臣、铁雅诗派、殉国文人、遗民四类文人，分析他们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的行迹选择、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的流变。文臣的转变以贡师泰、王沂为代表，描述战乱中馆阁文臣的两种不同的心态变化模式，以及由此衍生的诗学思想。殉国文人以余阙、郑玉为代表，论述二人在尽忠心态和诗学观念上的异与同。遗民文人以戴良、丁鹤年、李祁、王礼为代表，探讨他们的遗民认同问题及其一致的诗学取向。杨维桢从汲汲于仕进到浪子风流，在他的身上体现出重功利、重实用与尚自然、重情性两种诗学观念的并存，而他融合道统诗学观与性灵诗学观的尝试、辩解与批评，也正是铁雅诗学弊端的直观显像。
以上便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见选题研究的旨趣。
其一，凸显元代后期诗学的流变轨迹。区别于时代断限中的静态观察，“流变”是本书展开描述与考论的基本路径。一方面以元代后期诗学为基点，考证其如何从元代中期诗学演变而来，又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到明初诗学的建构当中。因此本书的行文逻辑从后期馆阁文臣对上京纪行诗论的总结与诗美风格的概括出发，一直探讨至入明后遗民文人的诗学观念。另一方面在元代后期这一时段中展示诗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如元代后期诗学是如何从官方至民间，不同文人群体的诗学观念在这一历史时期如何变化等。
其二，阐明元代后期诗学的特点。本书从多个角度阐释元代后期诗学的多元性、融通性、地域性及普及性等特征。如就普及性而言，本书拟从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诗社活动、诗学普及读物的流传、民间采诗活动等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多维度勾勒。就地域性来说，又主要以地域性诗集的编撰来考述地域诗学思潮的特色。至于多元性、融通性等特征也是本书行文过程中拟一以贯之的思路。
其三，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中提出新认识。本书具体章节设置本出于对现有研究的全新思考与再次探索，如上京纪行诗论研究、诗文总集编撰与诗学观念衍变、科举考试用书与诗学启蒙读物研究等均是目前学界未尝深涉或基本没有涉足的领域。元代后期文人对陶渊明、杜甫、李贺的诗学取法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也大多浅尝辄止。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本书也尝试对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认识，甚至这些新的观点与结论与现有研究完全不同。如以往对贡师泰的研究多根据其后学对他的塑造与扬揄而有失客观性，而结合其心态与诗学观念的分析，对贡师泰的诗学成就与地位可能会有更为丰富的认识。而通过笔者研究，指出铁雅派乐府创作是时尚所致并非文学运动，“铁崖体”“铁崖派”是“铁雅诗”“铁雅派”的变称，后世将杨维桢所谓的“雅”抽掉，变称“铁崖体”“铁崖派”，与“铁门”中人对其诗学的片面理解以及明初文人及入明后“铁门”弟子对其诗学的取舍、批评有密切关系。再如由于对元遗民心态把握不够全面，以往涉及元遗民诗学观的研究也多有偏失：一者局限于遗民之隐逸心态，造成一种错觉，即遗民诗学全然是由隐逸生发而来的注重情感自由抒发之观念；一者拘泥于遗民之遁世心态，造成一种误判，即他们责任感淡化，只注重个人逸乐生活和私人化书写。其实元遗民出于对忠义道德的执念，诗学观带有浓郁的尚古倾向。而秉持承续礼乐文化之信念，他们肩负起守护文化的职责，采诗编集，以诗存史。对元诗成就的高度评价也不过是他们采编删述欲确立的诗学标准而已。
基于对本书研究内容与旨趣的交代，本书采用如下研究方法。
第一，多维度的综合研究。结合文化史、学术史、精神史、心态史与诗学史，从不同角度阐释元代后期诗学与多元时代背景的互动、互证关系，以期勾勒出元代后期诗学较为完整的面貌。
第二，纵向研究结合横向分析。本书遵循元代历史及诗学史发展的规律与轨迹，重点描述诗学流变过程，分析、比较元代后期诗学与前代，尤其是唐、宋两代，以及元代前、中期诗学的异同关系，如元后期总集编撰特征、文人唱和集、地域性诗集与唐、宋两代同类诗集特点的异同；元代后期科举与诗学的关系与元代前、中期科举对诗学之影响的差异。同时，本书也注重某些诗学问题与相关问题的横向比较，如铁雅派与左克明《古乐府》；杨维桢、贡师泰、王沂、余阙、郑玉等人与同时期其他文人诗学观念的异同，以期立体呈现相关问题之概貌。
第三，典型性与逻辑性并重，个案分析与整体把握并行。本书注重行文的整体逻辑思维，同时截取具有典型性的文本或文人个案作重点分析。如文章选取贡师泰、王沂、杨维桢、顾瑛、余阙、郑玉、戴良、丁鹤年、李祁、王礼为重点评述对象。一方面，这些文人的诗学思想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另一方面，可引证的史料也足以为研究提供支撑。
第四，注重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本书就上京纪行诗论的现存材料与元代后期的诗文总集、科举考试用书、诗学启蒙读物的编撰、刊刻、存佚及流行情况进行文献考索，以期摸清诗学文本的基本情况，进而辨析其在元代后期诗学流变中的作用与意义。
诚然，在浩如烟海的典籍当中欲完整而深刻地把握元代后期诗学绝非易事，本书的构想与论述可能也只是尝鼎一脔，但在充分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加之笔者对元代后期诗学的一些新的思考，笔者以为，选题仍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其一，弥补元代诗学研究的断裂层。元代诗学研究多集中于元初和元代中期，如对元好问、方回、戴表元、刘将孙、吴澄、“元诗四大家”等诗学观念的研究，涉及元代后期者，至多也只停留于杨维桢、顾瑛等重要诗人或诗评家处，有意将元代后期诗学作整体考察，揭示元代后期诗学的独有特征无疑对整个元代诗学研究的完善和丰富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探索元代后期诗学的理论成就对确立元代诗学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元代后期诗学是元代前、中期诗学的理论集成期，对元代后期诗学理论成就进行挖掘与考论，无疑可以找到代表元代诗学的重要内容，因而将之置于整个中国诗学史的发展链条上，也可以为后世诗学的繁盛找到理论建构的源头。
其三，为纠正长期以来对元代文学的偏见再作努力。“元无诗”“元无文”的偏见长期盛行，人们对元代文学的了解多止于作为“一代文学”之元曲。近年来，学界对元代诗学多有关注，但固化于心的观念可能在短时期内不易更改，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1] （明）宋濂等：《元史》卷四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73—874页。
[2]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82页。
[3]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页。
[4] （明）宋濂等：《元史》卷四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18页。
[5] （清）赵翼：《题遗山诗》，《瓯北集》，李学颖、曹光甫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2页。
[6]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94页。
[7]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8] （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5—1976页。
[9] 参见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 参见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
[11] 参见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
[12] 参见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杨镰认为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的活跃于仁宗皇庆、延祐年间的馆阁文臣构成元代中期诗坛，但分期尚不明确。参见《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9、485页。
[13] 参见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4] 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页。
[15] （元）萨都拉：《雁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10页。
[16] （清）顾嗣立：《寒亭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84页。
[17]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18] 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19] 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1页。
[20] 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