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本书的研究难点与主要框架

礼学自古难治。春秋末年，齐相晏婴尝批评儒学“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72]，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亦批评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73]。黄侃《礼学略说》曰：“礼学所以难治，其故可约说也。一曰，古书残缺；一曰，古制茫昧；一曰，古文简奥；一曰，异说纷纭。”[74]又曰：“‘三礼’中，《周礼》广大，《仪礼》繁密，《礼记》纷错，等之未有易治者。”[75]诚哉斯言！

（一）《礼记》及其《正义》的难治

江藩《经解入门》曰：“ 《礼记》难于《仪礼》,《仪礼》止十七件事，《礼记》之事多矣，特其文条达耳。”[76]陈澧指出：“ 《礼记》似易读而实难读。”[77]任铭善亦曰：“昔韩文公谓《仪礼》难读，而不知《礼记》尤为难读，甚于《仪礼》也。……其文奥而仪繁与《仪礼》若，而名物制度之琐碎纷若而不一致，其难穷则已过之。至其摭拾缀缉，既非一本，文异而义乖者，百虑殊途，错出间见，虽有郑、孔之学之精，而徇文以汩经，执矛以攻盾者往往不免。后人发明之者，视《仪礼》尤少，盖舍经以治记，塞本源，乱家法，则《礼记》之难读甚于《仪礼》远矣。”（《序》）[78]《礼记》难治，主要有三。

其一，众手杂出。《礼记》的具体作者、写作年代以及编纂者等，皆一时难明。前贤论其作者，涉及周公、孔子、子思、公孙尼子、子游、曾子、荀子等，还有笼统曰“汉文帝博士” “六国时人” “周末儒者” “瞽史之语”“鲁人”等说，不同“作者”年代相差长达千年。彭林认为“三礼”中，“ 《礼记》的年代问题最为含混”: “大家都从《汉书·艺文志》之说，以此书为‘七十子后学所记者也’。但是，‘七十子后学’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以指子夏、言偃等孔子的及门弟子，也可以指孟子、荀子等孔门后学，还可以指汉初的儒生。”[79]依据《汉志》,《礼记》诸篇作者所处年代涵盖春秋末至汉初三百多年历史，这期间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极富创造力的百家争鸣时代。

其二，内容丰富而庞杂。《礼记》广涉先秦及汉初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所记历史人物多达138 人，其中孔门弟子19 人[80]。“三礼”含有名物词凡4595 个（去其重复者），其中《周礼》 2121 个，《仪礼》 1216个，《礼记》居首，多达2473 个[81]。所涉及礼制，亦绝非《仪礼》十七篇所能涵盖。《礼记》极其庞杂，杨天宇曰：其“内容的驳杂，不仅表现在篇次的不伦上，更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各篇所记内容的杂乱上。四十九篇中，除少数外，大部分很少有突出的中心内容，而且同一篇的前后节之间也很少有逻辑联系，往往自成段落，表达一个与上下文皆不相关的意思”[82]。彭林曰：“ 《礼记》观点散漫，论题众多，牵涉面广，不易把握，故孔颖达疏之后，鲜有佳作出现。”[83]

其三，异说纷纭。《礼记》诸篇之间，甚而一篇之内，异说纷纭或自相矛盾。郑注随文释义，或以《周礼》为准绳，孔疏则多弥缝之词，仅据郑注、孔疏，实难裁断孰是孰非。例如《曲礼上》曰：“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檀弓上》曰：“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二者皆论为父母、兄弟复仇，其异有二：前者曰“兄弟之雠，不反兵”，后者言父母之仇“不反兵而斗”；前者曰“交游之雠，不同国”，后者言昆弟之仇“仕弗与共国”。孔疏调和二者，曰“二文相互乃足”[84]。

又《曲礼》曰：“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 《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 《月令》曰：季春之月，“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饣委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季秋之月，“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三者言天子、诸侯、大夫等田猎，相异者二：《曲礼》曰“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 《王制》曰“岁三田”,《月令》认为孟夏之月，“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田猎规模有限，实则岁“四田”。“三田” “四田”聚讼不休，郑注《王制》曰：“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时也。《周礼》:‘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孔疏曰：“‘夏不田，盖夏时也’者，以夏是生养之时，夏禹以仁让得天下，又触其夏名，故夏不田。郑之此注，取《春秋纬·运斗枢》之文，故以为夏不田。”[85]郑、孔以纬书为据，以“夏不田”是夏礼，“以夏是生养之时，夏禹以仁让得天下，又触其夏名”，实附会之说。

而《礼记正义》内容繁博，卷帙浩繁，葛兆光论《五经正义》曰：“经典之研读，对于文化人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思想洗礼，而且还是一种实用意义上的知识学习，……特别是当这些经典的注释和解说层出不穷地给这些经典增加了更多的内容之后，它就成了知识与思想的渊薮。”[86]孔疏由疏解《礼记》而“贯串‘三礼’及诸经”[87]的体例，无疑给研究者带来较大的挑战。

（二）本书的研究思路和主要框架

针对《礼记正义》的修撰特点与繁博内容，本书在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宏观视野下，通过扎实的文献整理与材料收集，运用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法，以《正义》为中心，从文本解读出发，以《礼记》学的发展脉络为纵线，以其发展的政治、历史、文化为背景，以孔疏在文字校勘、词句训诂、文本解读、名物与礼制考证、礼学思想与政治思想阐发、礼学的建构等层面的学术成就为重点，客观深入地系统论述《礼记正义》的学术价值。本书实事求是，由点及面，微观解读与宏观把握紧密结合，礼制考证与礼学思想、政治思想的阐释形成互动。

本书凡九章：第一章《礼记》成书考释，第二章唐前《礼记》学概述，第三章《礼记正义》修撰考述，第四章《礼记正义》版本简述，第五章《礼记正义》校勘考释，第六章《礼记正义》文本考释，第七章《礼记正义》训诂思想与方法考论，第八章《礼记正义》考据刍议，第九章《礼记正义》思想考论。本书力求通过文献梳理与材料考辨，紧密围绕《礼记正义》文本，结合其修撰背景、修撰学者、修撰过程与版本流传，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客观总结其在校勘与训诂，文本解读与礼器、礼制考据，礼学建构、礼学思想与政治思想阐发等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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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页。

[2]（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页上栏。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18页。

[4]（明）郝敬：《礼记通解》,《续修四库全书》第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5]（明）王夫之：《礼记章句》，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页。

[6]（清）焦循撰：《礼记补疏》,（清）阮元编：《清经解》第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652页中栏。

[7]（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3—204页。

[8]（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125页。

[9]（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9页。按（宋）司马光撰，汪郊校：《司马氏书仪》，江苏书局1868年初印本。卷四《昏礼下》:“十岁，男子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读《诗》《礼》《传》，为之讲解，使知仁、义、礼、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读《孟》《荀》《扬子》，博观群书。凡所读书必择其精要者而诵之（如《礼记·学记》《大学》《中庸》《乐记》之类，他书仿此）。”

[10]（元）陈澔：《礼记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6页。

[1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页上栏。

[13]（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4页。

[1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4页上栏。

[15]（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本书征引《礼记》、郑玄《礼记注》与孔颖达《礼记正义》内容，除特殊说明外，皆引自此版本。为便于检阅与节省篇幅，下文征引经文将不再加注，而于郑注、孔疏凡独立成段者，一般于文后直接标明页码，若非独立成段则另加注释。

[16]（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17]（唐）杜佑撰，王文锦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15页。

[1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7页。

[19]（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0页。

[20]（清）郝懿行：《礼记笺·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5页。

[21]李学颖：《仪礼、礼记：人生的法度·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2]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页。

[23]此“《丧服》小大”四字，当指《丧服小记》《大传》。

[2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义，（清）齐召南等考证：《礼记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34页下栏。

[2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26]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4页。

[27]梁启超：《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93页。梁氏将大、小《戴记》并称为“礼记”。

[28]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29]陈克明：《中国的经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30]王锷著，赵逵夫序：《〈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赵逵夫：《〈礼记〉的当代价值与文献学研究——兼序王锷〈《礼记》成书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3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32]（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4页。

[33]（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页。

[34]潘重规：《五经正义探源》,《华冈学报》（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1965年第1期。

[3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36]（清）李光坡：《礼记述注·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80页。

[3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义，（清）齐召南等考证：《礼记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35页上栏。

[38]（清）李调元：《礼记补注·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39页。

[39]（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页上栏。

[40]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160页。

[41]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134页。

[42]黄侃：《礼学略说》,《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第450页。

[4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44]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45]（清）陈澧撰，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42页。

[46]（清）陈澧撰，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42页。

[4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3页。

[48]（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1页。

[49]（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1—202页。

[50][日]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俍工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51]吕友仁：《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18页。

[52]吕友仁：《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20—122页。

[53]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1页。

[54]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55]吕友仁：《〈礼记〉研究四题》，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8页。

[56]（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页。

[57]（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1页。

[58]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174页。

[59]“郑学”一词见于《礼记正义》凡10次，其中3次直言“礼是郑学”，见于《月令》《明堂位》《杂记上》三篇疏文。相关讨论参见第九章第二节“《礼记正义》的礼学思想”。

[60]（元）陈澔：《礼记集说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1]主要有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1991）、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1991）、苏志宏《秦汉礼乐教化论》（1990）、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1993）、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1993）、张鹤泉《周代祭祀研究》（1993）、谢谦《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1996）、杨华《先秦礼乐文化》（1997）等。

[62]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8页下栏。

[64]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页。

[65]章太炎讲演，诸祖耿、王謇、王乘六等记录：《章太炎国学演讲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2页。

[6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67]杨天宇：《论〈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确为戴圣所编纂》,《经学探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267页。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68]乐爱国撰有系列论文：《朱熹〈中庸章句〉对“诚者，天之道也”的诠释——兼与〈礼记义疏·中庸〉比较》,《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的注释及其蕴含的生态思想——兼与〈礼记义疏·中庸〉比较》《江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义疏〉之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2期；《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义疏·中庸〉比较》,《厦门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朱熹〈中庸章句〉对“慎独”的诠释——兼与〈礼记义疏·中庸〉比较》,《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

[69]汪少华：《真正读懂、科学评价孔颖达〈五经正义〉的力作——吕友仁〈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读后》,《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79—391页。

[70]陈冠明撰：《孔颖达年谱》，周延良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第五卷），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70页。

[71]该书201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

[72]（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11页。

[73]（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0页。

[74]黄侃：《礼学略说》,《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第444页。

[75]黄侃：《礼学略说》,《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第454页。

[76]（清）江藩撰，周春健校注：《经解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按：司马朝军等认为《经解入门》并非出自江藩之手，甚至曰“《经解人门》并非什么专著，而是一部资料汇编，准确地说，它没有真正作者，只有编者”。参看司马朝军《〈经解人门〉整理与研究·前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为避免节外生枝，本书对《经解入门》的成书问题暂不作讨论。

[77]（清）陈澧撰，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41页。

[78]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2页。

[79]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编委会编：《中国哲学》第21辑《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9页。

[80]卢静：《〈礼记〉文学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81]刘兴均等：《“三礼”名物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页。

[82]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83]彭林：《三礼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8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

[85]（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506页。

[8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页。

[87]（清）陈澧撰，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