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礼记》研究的学术意义

皮锡瑞曰：“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1]较之《周礼》 《仪礼》,《礼记》是“记”，地位远逊于“经”，所谓“此记二《礼》之遗阙，故名《礼记》”[2]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价值逐渐得到认可，学术地位不断提升。汉末郑玄遍注《周礼》 《仪礼》 《礼记》,《礼记》与二者并列“三礼”。其后研治者日众，《礼记》学蔚为大观。唐初孔颖达等修撰《五经正义》,《礼记》又与《周易》 《古文尚书》 《毛诗》 《左氏春秋》合称《五经》。

唐代名相张说曰：“ 《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3]《礼记》入列《五经》，遂取代《周礼》 《仪礼》在儒经之地位。唐代科举明经科虽增设《仪礼》 《周礼》，后世仍以二者为“经” 、以《礼记》为“记”，但《礼记》一直名列儒经。宋代王安石科考改革，废《仪礼》而存《礼记》，后者进一步压倒前者。清康熙年间《御纂七经》（《周易》 《诗》 《书》 《春秋》 《周礼》 《仪礼》 《礼记》），舍弃东汉“七经”中的《论语》 《孝经》，舍弃唐代“九经”以降“十一经” “十二经” “十三经”皆有的《春秋三传》，仍保留《礼记》。

明清以来，学人推崇《礼记》甚高。明郝敬《读礼记》曰：“ 《周礼》尤多揣摩，杂以乱世阴谋富强之术；《仪礼》枝叶繁琐，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简之旨，圣贤仁义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学》 《中庸》两篇，岂《周官》 《仪礼》所有？故‘三礼’以《记》为正。”[4]王夫之《礼记章句序》曰：“ 《记》之与《礼》相倚以显天下之仁，其于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盖将舍是而无以为立人之本，是《易》 《诗》 《书》 《春秋》之实蕴也。”[5]清焦循《礼记补疏叙》曰：“《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 《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6]皮锡瑞曰：“窃谓《周礼》是一代之制，犹不如《礼记》可以通行，学术治术无所不包。《王制》一篇，体大物博，与《孟子》 《公羊》多合。用其书，可以治天下。比之《周礼》，尤为简明。治注疏者，当从此始。”[7]诸说皆精辟地揭示出《礼记》的重要价值。

《礼记》地位日益上升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大学》 《中庸》学术价值的彰显。韩愈为构建儒家道统，将二者与《孟子》 《周易》同等视之。其《原道》直接采用《大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原文以宣扬儒家道统，《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又突出发挥《中庸》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思想，曰“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发诸中形诸外者，不由思虑，莫匪规矩”[8]，为宋人发掘《大学》《中庸》思想奠定基础。司马光以“ 《学记》 《大学》 《中庸》 《乐记》为《礼记》精要”[9]，并著有《中庸大学广义》。朱熹选取《大学》 《中庸》《论语》 《孟子》，撰《四书章句集注》。陈澔《礼记集说序》曰：“ 《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彰《学》 《庸》，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10]元皇庆二年（1313）定“四书”为考试课目，明清沿袭不改，《礼记》影响越发深广。

《礼记》的思想内容有远胜于《周礼》 《仪礼》之处。《周礼》记述三百余职官之职掌，设计“理想”的政治制度。虽有古文学家刘歆、贾逵、马融、郑玄等，认为“其名《周礼》，为《尚书》‘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但也有临硕、何休等今文学家认为其系“末世渎乱不验之书” “六国阴谋之书”（《序周礼废兴》）[11]，或曰“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条）[12]，有伪书之嫌。特别是新莽、北周依之建设制度，实践表明难以操行，“刘歆、苏绰托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唐宋以来，“李林甫托之以修《六典》而唐乱，王安石托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乱”（《序》）[13]。《周礼》遂负“乱世”之名。马端临曰：“ 《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烦扰耳。……而以《周礼》之法行之，必至于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后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于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周礼》十二卷条）[14]《周礼》对封建制度的设计过于理想化，缺乏与现实融合的张力。

《仪礼》记述冠、昏、丧、祭、射、燕、聘、觐等礼的具体仪式，繁琐且多雷同。《乐记》曰“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15]，一语道出《仪礼》因注重形式而僵化不变的特点，难以与时俱进。韩愈《读仪礼》曰：“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16]杜佑亦论其繁琐而不能从宜：“ 《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空事钻研，竞为封执，与夫从宜之旨，不亦异乎！”[17]《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郑注曰，“言礼所以尊，尊其有义也” “言政之要，尽于礼之义”[18]。皮锡瑞比勘《仪礼》《礼记》，认为“《礼记》所说之义古今可以通行”: “圣人所定之礼，非有记者发明其义，则精意闳旨，未必人人能解。且节文时有变通，而义理古今不易，十七篇虽圣人所定，后世不尽可行。得其义而通之，酌古准今，期不失乎礼意，则古礼犹可以稍复。”[19]《仪礼》内容过于渺远，时过境迁，后世无法切身实地回归到遵循周礼的社会环境中。

《礼记》重在阐释礼之义，故“古今通行”。郝懿行比勘“三礼”，以《礼记》为优：“如《深衣》 《奔丧》 《投壶》，盖古经之逸简、昔贤之记录也。《中庸》 《大学》，义理精深。《曲礼》 《少仪》 《内则》，实小学之支流、圣经之余裔也。其余大抵汉儒编缀。大而朝、祭、军、宾、冠、昏、乡射，细而日用饮食，缛节繁文，靡不兼收并采、巨细无遗。学者以其选言宏富，便于诵习。视《仪礼》难读、《周官》不全，相去固有间矣。此《礼记》所以得与四经并垂也。”[20]李学颖认为，《礼记》从《仪礼》的繁文缛节中提炼出的核心精神就是“基于宗族伦理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条总纲”，并论其“愈益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之因曰：

《礼记》从《仪礼》的无数繁节缛文之中提炼出来的核心精神，这就是基于宗族伦理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条总纲，由此派生出各种亲疏尊卑贵贱的人际关系和相应的道德标准，应用在直系血亲间是“父慈子孝”，在旁系血亲间是“兄良弟弟”，在婚姻上是“夫义妇听”，在政治上是“君仁臣忠”，在社会上是“长惠幼顺”，并据以决定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行为规范。这些关系与规范调节到最适宜的程度就是中庸。人人不违反自己应具有的道德标准，不逾越自己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就可以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维系住“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的等级制度，符合统治阶层的长远利益。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统治者都可以依据这个总纲来修改旧规范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21]

《礼记》不仅记载了古人日常生活真实而细微的礼之仪节，还阐释了礼之内涵、意义，依时制礼作乐的发展观念与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等。王锷认为，《礼记》 “为封建统治者提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这种理论正好满足了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封建专制的同时，利用‘礼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并获得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故《礼记》赢得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22]。故《礼记》学自汉末以来堪称显学，齐召南《礼记注疏考证跋语》：

《礼记》之列学官也，自郑康成《注》行，遂配《仪礼》 《周官》，称“三礼”，自孔颖达《正义》行，遂配《周易》 《尚书》 《毛诗》 《左氏春秋》，称《五经》。汉时称“五经”者，《礼》惟高堂生所传，即《周官》不得比并，唐以后《小戴》学盛，二礼、古经之学反俱不及，其故何耶？《记》本丛书也，撰录非一人，荟萃非一说，自孔门弟子下逮秦汉诸儒所记，并采兼收，故虽不能有存无杂，然其大者如《大学》《中庸》，广博精深，为圣贤传道之经训；《曲礼》 《少仪》 《内则》，实小学之支流流余裔；《玉藻》 《郊特牲》 《文王世子》，实朝庙之文物典章也；《冠》 《昏》 《乡饮酒》 《射》 《聘》 《燕》诸义，《丧服》小大[23]、《杂记》 《服问》 《间传》 《曾子问》 《三年问》诸篇，既皆《仪礼》之正解余论；而《深衣》 《奔丧》 《投壶》，则又古经之剩简佚篇，可以补《仪礼》所不及者。《记》以兼收并采而纯杂相半，亦以兼收并采而巨细不遗，选言宏富便于诵习。视《仪礼》难读，《周官》不全，相去故有间也，此《记》之以丛书得称为经也。[24]

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多从史学或思想史角度研究礼学，仍积极肯定《礼记》的学术价值。梁启超曰：“礼学的价值到底怎样呢？……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25]又曰：“欲知儒家根本思想及其蜕变之迹，则除《论语》 《孟子》 《荀子》外，最要者实为两《礼记》。”[26]还曰：“ 《礼记》之最大价值，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之资料。盖孔氏之学，在此期间始确立，亦在此期间而渐失其真。其蜕变之迹与其几，读此两《戴记》八十余篇最能明了也。”[27]吕思勉曰：“ 《礼记》为七十子后学之书，又多存礼家旧籍。读之，既可知孔门之经义，又可考古代之典章，实为可贵。”[28]陈克明亦曰：“‘三礼’中，思想内容丰富、影响后世深远的，当首推《礼记》。《礼记》是儒家叙述礼论形成和礼制变迁、既有理论、又有史实的一部综合性著作。”[29]赵逵夫认为，《礼记》是“一部积累起来的学术史”，也是“秦汉以前的一部社会生活史”（《序》）[30]。《礼记》不仅是我们研究先秦学术、认识先秦社会的一部重要文献，而且其丰富的政治、哲学、教育、文艺思想，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曾被视为理想社会的“大同” “小康”，皆出自《礼运》。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口号、邓小平关于“小康”思想的阐释，皆源于此。《檀弓》《王制》 《礼运》等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与尊重，是先秦儒学仁爱思想的体现，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值得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学习借鉴。《中庸》 “允执厥中”的中庸思想，“诚，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诚信思想，渗透在国人的灵魂深处；《学记》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教育学著作；《乐记》是中国文艺学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乐论；《檀弓》是杰出的叙事散文，《儒行》 《坊记》是优秀的论说散文。

若就个人品质修养而言，《礼记》也是必读之书。其关于礼之意义的论述，社会交往的讲解，个人修行的强调，于今天法治时代仍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