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礼记正义》研究的学术意义

阮元认为“士人读书，当从读经始，读经当从读注疏始”，指出古人读书治学之门径；又批评“空疏之士” “高明之徒”曰：“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31]皮锡瑞曰：“今之治经者，欲求简易，惟有人治一经，经主一家；其余各家，皆可姑置；其它各经，更可从缓。”[32]又曰：“治经必宗汉学。”[33]中国学术，汉学宋学双峰并峙，其桥梁乃六朝隋唐之义疏学，而六朝以来儒学又汇聚于《五经正义》。潘重规曰：“余尝以为六朝义疏之学，百川并流，而以唐人《正义》为壑谷。盖六朝义疏之制，实汉学之津梁；而唐人经疏，又六朝经说之总汇。唐疏之底蕴明，而后六朝之经说出。”[34]道出研治《正义》的重要学术史意义。本书以孔颖达《礼记正义》为研究对象，借助郑注、孔疏读通《礼记》，然后研读《周礼》 《仪礼》，打通“三礼”学。

（一）《礼记正义》集唐前《礼记》学之大成

唐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35]。后世虽有仿效者，如王安石等修《三经新义》、胡广等修《四书五经大全》、康乾时代钦定《七经义疏》等，成就较之《五经正义》皆大为逊色。《礼记》由“记”而跻身“经”，尤赖郑、孔之功。

《礼记正义》面世以来，学界虽偶有贬低之词，但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尤以清儒推崇备至。李光坡曰“诸经注疏，共最《礼记》”[36]，齐召南曰“郑注既精，孔氏与贾公彦等又承南北诸儒后，斟酌于皇熊二家，讨论修饰，委曲详明，宜其书之垂世而行远也”[37]，李调元曰“盖说《礼记》者，汉唐莫善于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赡”[38]。郑注、孔疏，珠联璧合，迄今仍堪称《礼记》学最杰出之著述。《四库全书总目》曰：“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条）[39]清代学术繁荣，礼学尤盛，清儒新疏《十三经》，而《礼记》 《穀梁传》无新疏。《礼记》学著述，尤以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最为杰出，然而整体成就皆不及孔氏《正义》。章太炎曰“至清世为疏者，……惟《礼记》 《穀梁传》独阙。将孔疏翔实，后儒弗能加”（《清儒》）[40]，又曰“‘三礼’郑注之后，孔、贾之疏，已为尽善。清人以贾疏尚有未尽，胡培翚作《仪礼正义》，孙诒让作《周礼正义》。由今观之，新疏自比贾疏更精。《礼记》孔疏，理晰而词富，清儒无以复加，朱彬作《训纂》，不过比于补注而已”（《国学略说》）[41]。黄侃曰：“孔疏虽依傍皇疏，然亦时用弹正，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故清世诸经悉有新疏，独《礼记》阙如者，亦以襄驾其上之难也。”[42]所论甚是。

孔氏《礼记正义序》曰“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43]，实则博采两汉以降《礼记》学以及当世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五经定本》成果，体现出海纳百川的襟怀。马宗霍曰：“ 《礼记》郑注已详实，疏复广援古《左氏》说、《公羊》说、《周礼》说、《五经异义》及郑氏、张逸、赵商答问，一一疏通而证明之。而卢植之《礼记解诂》、郑氏之《丧服变除》、阮谌之《三礼图》、射氏之《音义隐》，亦复触类引入。故能词富理博，使说《礼》之家钻研莫尽。又如疏《缁衣》而疑《孝经序》非郑氏作，足为陆氏《经典释文·叙录》言《孝经注》与郑注《五经》不同之证；疏《乐记》而谓《乐记》入《礼记》在刘向前，足见《隋书·经籍志》言马融增益三篇之误。斯又因事而陈，堪资考旁证者已。”[44]孔疏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对《礼记》及具体篇目文本内容发凡起例：考据《礼记》作者和成书以及具体篇目的作者和成篇问题；就《礼记》一书的性质、主要内容以及具体各篇的题旨、要义展开论述或归纳；对《礼记》部分篇目进行结构分析，总结文法义例。

2.对《礼记》及其郑注精心校勘，包括文献讹误、脱文、衍文、倒文、不同句读、异文以及多重讹误等众多问题一一校勘；不仅校正其误，还分析其因，总结方法，考稽文献依据。

3.对《礼记》及其郑注进行详赡训诂，从释词、释句、释段和释篇四个层面对《礼记》进行详尽训诂；其释词以义训为主而辅以声训和形训。孔疏解经疏注方法灵活，体式多样，且从侧面、反面力补经、注阙遗。

4.对“三礼”名物与礼制进行详尽考据，于礼之起源、名物、礼制、历史（传说）人物等，皆有考证发明。所考名物，范围极广，涵盖天文、地理、人事三大类；所考礼制，涵盖吉、凶、宾、军、嘉五礼。孔疏考据，贯通“三礼”，出入经、史、子、集，比勘诸家，择善而从。

5.在净化儒学、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以礼治国等多方面，提出深刻见解与宝贵思想，自觉服务于“大一统”的时代政治需求。孔疏善于阐发义理，积极宣扬“大一统”思想，“非但详于考典制，其说性理亦甚精”[45]，尤其于《中庸》 《大学》 《乐记》 《礼运》 《学记》等篇，阐发义理精深透辟。

6.孔疏解经疏注，“实贯串‘三礼’及诸经”[46]，以“三礼”互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疏通郑玄《礼记注》，同时辨正、疏解《周礼注》 《仪礼注》，意欲由“一记”而通“二经”，借一经而通诸经。

在《礼记》学史上，《礼记正义》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郑注简奥，孔疏典赡，彼此互补。孔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利于把握郑氏礼学渊源与汉以来礼学发展情形。研究《礼记》由孔氏《正义》入手，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二）《礼记正义》“学术缺陷”之辨析

《五经正义》诞生之初即有批评之声，时太学博士马嘉运以“ 《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47]。概言之，古人指责其有“彼此互异” “曲徇注文” “杂引谶纬”之失[48]，今人则责其束缚了学术的发展自由。

皮锡瑞辩曰：“案著书之例，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为病。谶纬多存古义，原本今文；杂引释经，亦非巨谬。惟彼此互异，学者莫知所从；既失刊定之规，殊乖统一之义。……官修之书不满人意，以其杂出众手，未能自成一家。……《正义》奉敕监修，正中此弊。颖达入唐，年已耄老；岂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书成而颖达居其功，论定而颖达尸其过。究之功过非一人所独擅，义疏并非诸儒所能为也。”[49]日人本田成之亦为孔氏开脱曰：“手续既繁，一书分任，其‘彼此互异’是势所必然的。” “疏主要是把注疏通，而注，近处即南学、北学，远处即今文、古文的师法乃至家法，所以比较本文利害观念强，虽是无理不能不曲循了。又疏有一种彻底说明的必要，为了说明，自然谶纬之说也不能不引入。注中既有谶纬，经文也是有的，所以这是不足咎的。”[50]所论皆未中肯綮。吕友仁悉心考察《五经正义》文本，指出其“在处理谶纬问题上有‘各从其家而为之说’之例”[51]，而且，孔氏本人对于谶纬诸说基本持质疑甚而否定态度，并借助王肃之义批驳郑玄所引谶纬[52]。前人不识，故有诸多非议。

陈寅恪尝云：“唐太宗崇尚儒学，以统治华夏，然其所谓儒学，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耳。又高宗、武则天以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取之途径。盖其所谓明经者，止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故明经之科在退之时代，已全失去政治社会上之地位矣。”[53]或认为《正义》奉行“疏不破注”,“末流所及，以致‘讳言服、郑非’的情境。不仅以‘疑经’为背道，而且以‘破注’为非法，严重桎梏、束缚了学术界的思想，使以经学为载体的儒学陷入烦琐和僵化”[54]。所论有合理之处，然亦失之偏颇。吕友仁指出：“既有‘疏不破注’，又有‘疏可破注’，二者兼备，这才合乎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时的原始设计。”[55]而且，因为“疏不破注”，故有保存文献之功。皮锡瑞认为清儒“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第一即辑佚书[56]。清代辑佚学成就前无古人，《五经正义》为辑佚的重要资源，唐前经学著作因《正义》出而有所散佚，又因《正义》得以保存而凤毛麟角。

至于《礼记正义》，其鲜明的学术特点是标举郑氏礼学，最大缺陷也在于遵从郑氏以《周礼》解说《礼记》。朱熹曰：“看汉儒注书，于不通处，即说道这是夏、商之制，大抵且要赖将去。”[57]杨天宇指出：“郑注‘三礼’的最大错误，就在于笃信《周礼》为周公所作，从而笃信《周礼》为周制，而以他经如《礼记·王制》等不与《周礼》同者，为殷制或夏制。实际上，这是党于古文家立场之毫无根据的臆说。……更有甚者，郑玄因确认《周礼》为周制，反把他经中确为周制之遗迹者，指为殷制或夏制。”[58]孔疏以郑君为准绳，所谓“礼是郑学”[59]，难免以讹传讹。陈澔批评曰：“郑氏祖谶纬，孔疏惟郑之从，虽有他说，不复收载，固为可恨。”[60]故研治《礼记正义》，当博览群言，悉心辨析，不可轻易蹈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