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走出思维桎梏的企盼

宋清员博士的大作《中国传统政治话语的体系建构——以〈韩诗外传〉为例》即将出版，欣然为序。

《韩诗外传》是汉儒作品，研究者众多，但是，以政治思想即政治文化视角切入做研究者，确为罕见。一般涉及汉儒思想，不外乎陆贾、贾谊、董仲舒，以及谶纬思潮、《淮南子》《白虎通》，等等，《韩诗外传》则鲜有论及，作者的选择不同寻常。其实，正如作者所见，这部著作在汉代初年的思想文化领域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概括而言，《韩诗外传》的政治思想以承袭荀学为主调，政治思想大体延续着儒家的治国理念，作者对于汉代政治思想发展特点的梳理颇有力度，言之成理，可为同道参详。

自汉以降，以儒家为主体的政治思想基本重复着前人的论断，德主刑辅，礼制教化、仁政重民，君要任贤纳谏，臣则忠君爱民，民应遵守礼法、安分守己做良民，如此等等。其间也有批判思想，如汉末王符、仲长统，晚唐五代的皮日休、谭峭，清代唐甄等，而且不乏尖锐之论。如五代谭峭讥讽君主为“盗”，唐甄直言“帝王皆贼”，但他们的认知没能深入政治体制，也没有反思君主政治的政治价值基底。直至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才有了对于君主政治体制自身的深刻反思，虽然在认识深度上也没有迈过近代的门槛，却最大限度地接近了近代文明。那么何以千百年来政治思想的认识上一以贯之？笔者以为与传统政治思想的思维定式有关。

这里说的“思维定式”指的是认识主体的认识逻辑过程和判断标准是固定不变的，不论认识的对象或认识的具体条件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认识主体的思绪仍然沿顺着固有的价值格局和一成不变的致思逻辑完成思维过程，形成认识结论。这种固定不变的刻板思维方式就构成了“思维定式”。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维定式有三个特点。

一是其认知的现世性。先秦诸子的时代，思想家们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与政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局限于天地之间。老子道家对宇宙万物的源起有所感悟，体验到自然法则的强大、不受人的制约，“周行而不殆”，但是其认知的边界没能溢出孔子的天。孔孟儒者的认知囿于天地，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学界称之为“天地父子生成图式”。打破这种认识的是宋代理学，他们认为天理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有学者谓之“哲学的突破”，不无道理。然而这并不能改进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世性。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政论家的治国理念与智慧只能来自现世，从人的历史中寻觅。

二是对与政治权力及政治体制的亲和性。士人是儒家文化的载体，他们禀受先师的教诲“学而优则仕”，把读书做官、介入体制作为其生涯规划的首选。其中最正面的形象当属史传具载的清官良吏，他们试想践行“内圣外王”，辅佐明君治平天下、造福于民，这是需要介入体制才能成行的。因而千百年来，鲜有真叛逆，多是补台人。士人“忧国忧民”情怀被后世称颂不已，其中内含的则是介入体制的渴望和对于君主政治的拥戴。传统政治思想与君主政治的亲和性直可视为与生俱来，前辈的政治经验与思想成为后人治国理政取之不尽的源泉。无怪乎孔孟先师的仁政、重民之论传续久远。

三是对于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意义认知。中国传统思想的理性程度是空前的，仅从人的自我认识来看，先秦诸子就有了明确的认知与讨论。“天地之性人为贵”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其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则归结为“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是“内圣外王”的解读，更是人生价值、人的生命意义的体现。“三不朽”是理论层面的表述，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则表现为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世俗生活的名与利成为人们生涯规划的最佳展现。

在这样的思维定式的覆盖下，政治认知围绕着世俗社会铺开，人们的理想——精神世界也难以走出天地之间。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便是全部知识来源，先秦诸子成为治国思想与政治智慧的根。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没有创新。事实上，就历史进程看，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主题，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每一种学术思潮的兴起，也都内含着相应的学术创新。但是，在基本政治价值体系、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方面，却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形成刻板思维，即便睿智如李贽、黄宗羲者，也难以走出君主政治、德主刑辅和德治重民、仁政教化的围栏。

政治思想的根本属性是其实践性，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世性特点强化了这一点。本体论思维关注宇宙与社会的根本法则和价值准则，能够引领思考者超越世俗与当下，生成前瞻性和超越性认知。人类社会的创新知识和新思维，正是以此为根基而产生的。传统政治思想中不乏政治哲学理念，但本体思维先天不足，以致传统政治思想陷溺于现世政治生态，辗转而行。换言之，现实性思维特点遵照君主政治的需求整理治国思路和政策，实是政治体制即君主政治利益和价值观覆盖学理，桎梏思想，致使政治思想在不断重复前人的话语中走向僵化和没落。

本书作者梳理了《韩诗外传》的政治思想特点，特别勾画了“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令读者进一步解读传统政治思想的思维特点颇有裨益。这部著述不仅填补了汉代政治思想的薄弱空缺处，而且有助于洞悉传统政治思想的真质，对于深入领悟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话语”或有助益焉。

是为序。

葛荃

2023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