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意义及研究问题

（一）研究意义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于汉武帝遵从董仲舒策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汉之际这一时段在中国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中显得尤为关键。从政治制度大致演变趋势观之，虽则有霸王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王的“回光返照”和汉初“七国之乱”郡国并行的插曲，然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终究成为中国政治史演进的必然理路。郡县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总基调，一个单一制的大一统国家成为传统中国的基本影像。不仅如此，汉承秦制使得秦汉之际的政治变革，在褪去王朝鼎革的表层油彩后，实则政治的延续性更为深刻。转向政治思想一面，自孔子设坛讲学开启私学以来的百家争鸣学术气象，经由汉初百家余绪的小规模争论后，终结于“天人合一”的政治大一统局面。绵延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学术争鸣，总归于一时一地，大有“千里来龙，于此结穴”的韵味。总之，秦汉之际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演绎趋势，就是放眼于整个君主政治时期，亦十分关键，值得探索。

从近人对秦汉之际的学术研究言之，则往往将之看作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潮的鼎革之处，是具有划分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重要节点。即以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言之，其以秦汉为界，将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划为“封建天下之思想”，亦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创造时期”；而将秦汉以至明清划为“专制天下之思想”，是为中国政治思想的“因袭时期”和“转变时期”。[1]以秦汉为节点的用意十分明显。以学术思想言之，冯友兰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中国思想史中分为二，划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儒家之兴起，为子学时代之开端；儒家之独尊，为子学时代之结局”[2]，“上篇谓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3]。无论哪种划分方法，均是以秦汉之际作为划分节点。鉴于此一时期的重要地位，有学者主张将秦汉之际这一时段单列出来，以“后战国时代”冠之，并作为性质独立的时段划分出来。[4]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秦汉之际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与之极不相称的是，对秦汉之际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定的缺位和空白。相较于对先秦诸子学和两汉经学的热衷不同，两座学术高峰之间的“鞍部”则相对落寞。当然，学者们不可能绕过这一时段，但也没有过分留意这一时段。尤其是将之看作为先秦诸子学和两汉经学的过渡阶段和承继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我们得以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立足点。然而，我们又不可能将秦汉之际近百年的政治思想逐一检览，遂而只得采取窄小切口进入，从一个研究视角深入。这里，我们仅选取汉初文献《韩诗外传》为案例，通过剖析其文本所蕴含的内在政治思想结构，来透视和彰显学术演变的整体趋势，并集中于探究王权主义思想在汉初时期的逻辑演绎。

西汉初年，传授《诗》者，计有四家，齐、鲁、韩、毛。前三家均立于学官、设置博士，是为两汉《诗》学主流。后《毛诗》独秀，代“三家诗”而成诗之主流，后遂无问齐、鲁、韩诗者，以致逐渐亡佚。《隋书·经籍志》载：“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5]虽则后人亦有整理三家诗者，但多为《毛诗》附骥，常从校勘诗文角度言之。仅存有的《韩诗外传》[6]一书亦以《毛诗》标准目之为“其书杂引古事古说，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殆即指此类与”[7]。又言“《汉志》以《韩外传》入《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至确。今《内传》解《诗》之说已亡，则《外传》已无关于《诗》义，徒以时代在毛苌以前，遂列为古来说《诗》之冠，使读《诗》者开卷之初，即不见本旨，于理殊为未协。以其舍《诗类》以外无可附丽，今从《易纬》《尚书大传》之例，亦别缀于末简。”[8]可见，《外传》传统上一直被认为与诗之本义无关。因之，从研究经学、诗学的传统角度言之，大都较少与之足够的关注。曹础基在《韩诗外传译注·序》中亦云：“搞哲学的感到它理论不够系统，搞历史的认为它不真实可靠，搞诗歌文学的嫌它对《诗经》的解释大失原意。”[9]故而，近人对之亦较少重视。

然而，正是《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这一特征，使得我们得以了解汉初传诗者本人的思想倾向，就学术思潮的研究而言，确乎为一桩幸事。又，汉初三家诗均已荡然无存，《外传》独存的价值十分明显，对其中所反映出的汉初政治思想进行挖掘，无疑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尤其是，其正介于汉初“百家余绪”的争鸣时期和“春秋大一统”的统一局面之间，政治思想的融合、争锋因《外传》的存在而得以窥见，对《外传》的研究正可弥补这一空白。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以《外传》为研究主题，并对其中的政治思想进行系统性阐述者较少。因之，对《外传》中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二）研究问题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王权主义思想在秦汉之际的演变动向和历史形成，归结点为对王权主义思想发展形成的运行过程作解剖。故而，本书立足《外传》这一文本而不仅限于文本，从中提炼出基本主题和基本问题，将之放入秦汉之际这一历史范围内，透视汉初士人的政治观念变迁及对基本政治问题的回应，总结汉初士人的政治思维特点和政治策略。

《外传》依托《诗经》而存在，因其并非完全为章句训诂之书，对诗句的理解和解释比较自由，不必拘泥于诗之原意，故而加入了作者韩婴的许多思想。如此，我们就可以《外传》为窗口进一步透视其所反映的汉初政治思想。这是将韩婴与《外传》置于整个汉初历史背景的基本缘由。韩诗早在文帝时期即已立为官学，韩婴即为“韩诗”博士，因此，《外传》中的思想必然会反映当时的政治思想变化和政治文化形态。如何透过《外传》文本分析，理出其中的逻辑理路，尤其是韩婴对当时政治问题的提炼、解读及其相应的对策方略，这是研究的第一个关注点。以之为基础，将《外传》与同时代的其他论著作比较，抽出时代政治主题、还原“百家余绪”时代的思想镜像亦是该关注点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外传》体例言之，其由310章集结而成，通过分类归纳总结出基本主题，并以之为纲目转化为各个章节主题，是该研究的第二项基本任务。立基于基本主题，将《外传》思想立意，与先秦诸子所倡导的学术主张相比照，则能就其中基本异同，研判出《外传》对先秦学术的继承与革新之处，继而得出《外传》在这一思想演变谱系中的相对位置，是为《外传》的政治思想史地位。这是该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得出进一步结论的基础，亦是较为棘手之处。故而，所费笔墨较之其他为多。以本书基本成文概貌言之，则政治思想间的比照、辨析，往往离析自成一节一目，由此可以看出对这一问题重视之所在。

鉴于本书的政治学视角和理论进路，必然谋求探索《外传》在政治学理论层面的研究意义。一方面，这需要与《外传》的基本篇章立意相通，并将基本篇章依从一般政治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谋篇布局。另一方面，又需要化零散为整篇，集腋成裘，将各个章节方面所显现出的分散意蕴，连缀成一个政治主题。这亦是一个难点所在，更是本书得以最终成立、成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