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持久战战略几个问题之思考

彭玉龙

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要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日本，必须寻找并实行一条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制定并实行了持久战战略，对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就抗日持久战战略制定和实施中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 实行持久战战略，是国共两党的共识

抗日持久战战略有一个提出、形成和逐步完善的过程，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压迫日甚一日。全国上下对日本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基本上有了共识，要求抵御日本侵略、确定抗战方略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对如何抗战的战略却有很大的分歧，“一战论”和“决战论”十分盛行，另外“失败论”和“不战论”也很有市场。

面对日本的侵略，当时国内许多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中日两国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国，日本是一个先进的小国，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客观上存在悬殊差距。日本的强，表现在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中国的弱同样表现在这些方面。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日本的小，表现在国度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正是基于这个客观现实，国共两党中的许多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得出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的结论，先后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主张。

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关于持久战的议论和设想已不鲜见。早在1923年，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就首先预言中日之间必有一场大战，他提出中日交战，日本利在速胜，而中国利在持久。[1]此后，蒋百里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议，以“拖”的战略拖垮日本。因此可以说，蒋百里是最先提出持久战战略主张的人。

作为当时执政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对中国抗战战略制定有最终决定权的蒋介石，也同样看到了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这个基本事实，并逐渐形成了对日抗战持久战战略的初步构想。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军事整理会议”上表示：“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2]这是蒋介石最早发表的关于“持久战”主张的论述。1935年6月，蒋介石就华北事变做出批示，强调：“对日本作战以求光复失地，为吾辈军人有生之年最神圣最重要之使命，但一旦开始作战，则非短时间所可能结果，必属长期之战争，故应先有充分之准备，在准备工作未完成前，惟有忍辱负重以待准备之逐步完成。”[3]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财政专家李兹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谈话时更明确表示：“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4]据此可知，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没有说出“持久消耗”“以空间换时间”这类语言，但其基本想法已经形成。

1936年、1937年国民政府制订的国防计划大纲中，已开始体现持久消耗的战略构想。《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规定对日作战总方针为：“为保全国土完整，维持民族生存起见，应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东与张家口以北地区，不得已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抗战，随时转移攻势，相机歼灭之。”[5]1937年国防计划大纲更规定作战指导要领为：“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6]持久战方针正式写进了国防计划。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持久战战略还未也不可能完全定型，其在提出持久消耗方针的同时，对为什么要持久、如何持久都没有明确的想法，基本上还只是一个初步构想，缺乏实际的内涵，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持久战战略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与此同时，在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也已预见到这场战争的持久性。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号召全党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艰苦工作”。在会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7]。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对日实行持久战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一经提出，就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更为丰富的内涵。1936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日战争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他在谈到抗战要多久时说，这要视中日双方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国内、国际许多必要的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8]。中国抗战将是长期的，但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这是毛泽东根据中日两国特点并结合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做出的科学预见。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再次指出，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随着战争的持续，中国的抗战力量将一天天高涨，反之，非正义的日本一方则将不断走向衰落。中日战争的结果必然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毛泽东的谈话，科学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趋势，提出有效持久抵抗的运动战方法，向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持久抵抗战胜日本侵略的坚定信心，对持久战战略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也对持久战战略思想进行了探讨。1936年4月，张闻天撰文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9]

综上所述，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及有识之士在对日持久抗战总的战略构想上是有共识的，这就为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迅速制定中国抗战持久战战略奠定了基础。

二 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的制定

全国抗战爆发后，确定抗战战略成为当务之急。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10]8月2日，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国防问题。为了推动和促进国民政府正确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3人前往。4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商定，将向国民党提出：“总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不能是单纯的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等意见。[11]中共中央还拟定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9日，朱德、周恩来等抵达南京，向国民政府提交《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等多项议案，主要内容为：战略方针为持久防御战；基本作战原则是运动战，避免单纯的消耗战；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造成主力运动歼敌之有利时机。[12]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共同参加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周恩来发言称：一方面，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单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13]朱德发言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朱德认为，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14]中共中央代表提出的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等一贯主张。这对于国民政府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正式确定“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提出，为求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对于侵犯中国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中华民族生存的日寇，决以武力解决之。国民政府提出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即实行“持久消耗战略”[15]，其主要依据是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全国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过多期望国际的干涉，但也表示中国抗战必须“抱定三年五年如一日的精神……铲除短期得失之念，不致因小胜而浮，因小败而丧气”[16]。蒋介石认为，敌如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

国民党视持久消耗战略为其最高战略，指出：“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17]其基本思想是：“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18]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蒋介石认为，“以空间换时间”是“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19]，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二是实行消耗战的战略原则。其实质是通过长期战争从战略上消耗敌人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积小胜为大胜。蒋介石认为，持久消耗战战略的“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抵抗之目的”[20]。三是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作战方针。蒋介石认为，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和坦克，而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和厚壁，因此，抗战获胜的“要道”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21]。不过，蒋介石把阻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国和国际外交活动上。为此，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有关国家的驻华使节，希望其居中调停。

总之，国民党对持久消耗战略形成的依据、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问题，有一定认识，但其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决定其不可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抗战。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单纯依赖政府和军队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而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二是过分地强调将“以空间换时间”贯彻抗战的全过程，将内线的单纯的阵地防御战置于不适当的突出地位，造成与强敌拼消耗的不利局面；三是过分地强调依赖列强干涉和外国援助，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即所谓“苦撑待变”；四是在战略阶段的划分上，缺乏艰苦的战略相持的思想。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党把全国抗战分为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或称两个时期，而不赞成三个战略阶段，这恰恰忽略了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最为关键的枢纽阶段。

全国抗战爆发后的新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正确地解决如何抗战的问题，并制定出新的路线和方针，这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至关重要。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持久抗战战略思想，并成为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理论指导。

抗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只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全国抗战一开始就积极主张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的本质，不是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外国援助，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自身的抗战；不是单纯地依靠正面的消极的阵地防御作战，而是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战略上主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不是单纯地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是主张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发动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之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创造克服敌强我弱的有利条件和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即实行一条全面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路线。这与国民党不敢广泛发动群众，信奉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并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有着很大不同。能否最大限度地相信、依靠、宣传、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是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

要取得全国抗战的胜利，还必须实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明确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及其表述问题上，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37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国防问题意见中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中共中央还拟定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进一步阐述了战略方针问题，其要点是：“（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钳制敌人；（5）—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惫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22]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强调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从而以共产党组织决定的形式正式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的历史关头，确立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为动员和指导全国人民以弱国打败强国，准备长期抗战，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

三 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

全国抗战开始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及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行。为了阐明持久战的问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拨开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迷雾，坚定全国抗战的胜利信心，同时回答国际朋友们存在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朱德和周恩来等，先后发表了一些讲话和文章。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古今中外战争尤其是全国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冋题》等论著，这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纲领性的文献，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

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概括起来，主要是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这三大问题。

关于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的基本依据问题，毛泽东着重阐述了两点。一是时代特点。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二是毛泽东根据时代特点，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

关于怎样进行持久战即如何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问题，毛泽东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论证了持久战三阶段的发展规律，进而科学地描绘出持久战的轮廓，预测了全国抗战的进程。他认为持久战的主要特征在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并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关于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核心。他指出，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战略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战略反攻的必要条件。这个重要的第二阶段，即为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战略相持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演出最精彩的反攻的结幕。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先后以南京和徐州的失守作为划分战略阶段的标志，恰恰忽略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存在。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23]

第二，深刻揭示了进行持久战必须正确处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军民的动员。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中国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面前，使日本帝国主义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非被烧死不可。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第三，深刻阐明了进行持久战的军事目的，进而论述了军事目的与政治目的两者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战争的军事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战争的本质，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和行动，都要贯彻这个本质，各级指导者都不能离开这个目的去指导战争。只有把部分地消灭敌人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性胜利，才能达到最后驱逐敌人出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第四，提出了进行持久战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指导原则。毛泽东指出，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在战略上日军是进攻的，中方是防御的；日军处在外线，中方处在内线；日军谋求速决，中国则实行持久。中国抗战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防御与进攻，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则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必须发挥组织指挥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在作战形式上，要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就全国抗战来说，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应尽可能实行歼灭战，执行有利条件下战役战斗的决战，避免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

第五，毛泽东还论述了革新军制和现代化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作用问题，指：“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

毛泽东所预测的中国的持久战，最光辉和特殊的方面是表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整个抗日战争处于战略内线的地位，但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敌后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夹击敌人的战线。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战略外线作战的军队，则广泛向敌后方大步前进。这样就形成了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复杂形态。“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关于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的问题，源于时代特点和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这些特点的竞赛决定了中国全国抗战的进程和结局，“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然而，“亡国论”的实质是盲目悲观，只看到日本的强大，无视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速胜论”的实质是盲目乐观，稍有胜利便企望抗日战争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打一场大会战便可扭转中日战局。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基本事实方面的“速胜论”和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的“亡国论”，均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者和机械论者。人们对于“持久战”的担心和疑虑都是没有根据的。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双方基本特点，从根本上不仅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而且决定了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这样，毛泽东就科学地指出了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对持久战总趋势的论断是，中国进行的这种持久战，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中日两国的成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民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战争中去，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理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指南。这一理论彻底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和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解答了人们头脑中关于持久战的种种疑惑，从战略、战役和战术各个层次上，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切实可行的具体作战方针和原则，清晰有力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这一理论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对中国尤其是敌后军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四 结论

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全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战略的形成、发展，是许许多多优秀中华儿女思想的汇聚和升华，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智慧结晶，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分析中日双方战争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这是中国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基本条件下唯一正确的抗战行动纲领。它指引全国军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在持久抗战中逐步实现战争力量的强弱转化，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国共两党虽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合作抗战并实行持久战战略，但由于国共两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目标、军事观念不同，因而在抗战路线和战略、战役指导上也有本质的不同。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战略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对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出应有评价。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持久战战略在对日抗战中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抗战指导对战争全局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当时情况下，国民政府贯彻持久消耗战略，组织了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大规模战役，担负起正面的作战任务。这些战役虽未最后取胜，但粉碎了日军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客观上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展开和敌后战场的开辟。战略相持阶段，又组织了随枣、长沙、浙赣等战役，抵抗了日军的进攻，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战线和敌我相持的态势，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另外，西南抗日根据地的稳定及阵地消耗战的艰难、持续进行，也使中国获得了稳定的抗战后方，保证了抗日持久战的平稳发展。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彭玉龙，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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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页。

[2]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90页。

[3] 黄杰：《老兵忆往》，台北：黎明文化1988年版，第889页。

[4] 转引自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 《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

[6] 《民国廿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9]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10]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83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2]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5页。

[13] 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14] 参见《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15] 台北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69页。

[16] 《陈诚将军抗战言论》，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7]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册，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107页。

[18]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1982年版，第13页。

[19]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22页。

[20]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1页。

[21]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3页。

[22] 中共中央：《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1937年），《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

[2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