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淞沪战役新论

马振犊

八一三淞沪战役是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在战略防御阶段进行的第一场中日军队大决战，双方投入了陆海空军主力，进行了3个月的鏖战，其意义与作用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有关八一三淞沪战役的起因、意义和作用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学界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然此问题对于抗战史、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意义重大，在有关史料已经基本发掘的情况下，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出一次新的梳理与总结，力求以充分的资料与全面客观的分析来探究其中的史实真相。

一 八一三淞沪战役源于南京政府的持久抗战思想与对日作战方针

当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决心抗日以后，其对日持久抵抗战略构想的产生与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发动就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本人起初对于武力抗日是持消极与否定态度的。1934年，他在谈到中国将怎样对付日本时，曾表达过他对现代战争国力总体战思想认识。他说：“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能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1]这是因为中国现在尚“不成其为现代的国家、现代的社会”。[2]“日本决不允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准备国防”，所以“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3]日本现在对我国“战而不宣”，若我方对日“宣而无力作战”，则徒予日本“加责任于我之机会”和“恣行无忌之口实”，并同时将“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所以“今日政府之外交方针除对日绝交及对日宣战二者之外”，其他方法“皆可择而行之”。“国民唯有信任今日之政府协助政府而且拥护政府之外交政策，无论其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迟速，皆应予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

此外，蒋介石还认为，对日作战绝不会是中国一国之事。他认为，日本的目标不仅是要对付中国而且是要称霸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并全面排挤英美各国势力，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在达成这最后目标之前，日本想要彻底征服中国并非易事：“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他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国，最大的敌人还在旁边。我们中国在他正面，美国在他后面，……苏联在他右侧面，英国在他左侧面——南洋，最大最强的敌人都在他的侧背，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全力来征服我们中国？”[4]由此，蒋介石乐观地估计，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以后，“现在的目标已转到苏俄”，[5]而且因英美日三国《华盛顿海军条约》在1934年年底期满，日本很可能以“最焦急而不能等待”的态度，与英美苏公开对抗而导致世界大战。因此解决中日间矛盾，争取对日作战最后胜利的唯一战略选择就是等待与拖延。目前的国防方针是以能够自保为目的，以便今后寻求反日同盟各国的援助，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利用机会最后战胜日本。这也就是说中国在开战后必须实行“拖延式”的持久抗战。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政府在制订1937年的国防计划时，特别就中日间是否独立开战为区分，拟定了甲、乙两套作战计划，以备分别采用。

国民政府的对日持久抗战从战略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直至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最高阶层才取得比较一致共识。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统帅部决定以“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6]为我国“抗战的最高军事战略”，“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7]所谓持久战战略，其具体内容为“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持久消耗战略”。[8]在具体应用上包括七个方面的要领：“其一，利用地形，坚壁清野；其二，利用时间，旷日持久；其三，利用守势及退避战术，以逸待劳；其四，利用离散及退避作战，以弱胜强；其五，利用他国干涉牵制，以夷制夷；其六，以国力战争为主；其七，努力扩大思想、政治、经济的战线。”[9]

证之后来正面战场的实际，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对日持久消耗的战略，是一种符合历史实际的战略，它也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人民不惜牺牲以求得民族生存，反抗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为世界和平事业负重竭力的表现。

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形势逼迫中国军政界有识之士开始关心与研讨应付日本侵略的战略战术，并已形成一定的设想，这些设想对蒋介石不无影响，并使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提出了对付日军侵略的初步战略方针。

1932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的“军事整理会议”上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他说：“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在日记中他也写道：“对倭宜卧薪尝胆，朝夕于斯，亦非可矫强”，[10]蒋介石主张“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11]日本“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说是一个月，他们要占领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个月”。[12]这就是蒋氏提出以“长期抵抗”及“消耗战”为原则来对付日本侵略的肇始。

在抗日战争的战术运用指导方面，蒋介石的思想倾向于单纯的防守战略。他说：“现在抵抗日本并没有什么大的新技术，仍旧可以用我们‘剿匪’的办法，”对付日军仍要“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到一个地方先就要挖好极深战壕，修好极固工事”，然后“固守不退、稳打稳扎”。[13]应当说，这种思想在抗战初期对日阵地阻击战中还有一定作用，[14]但如果将它用作整个抗日战争的战术总指导思想，则很容易演变成阵地消耗战，这对缺乏重武器，缺少严格训练的中国军队来说是得不偿失的、不切实际的。后来八一三淞沪战役的事实证明，中国军队使用这种战术去和在空炮火力和机动速度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作战，结果直接造成了我军兵力的极大损失和正面战场战事的迅速溃败。

当时在国民党上层领导人物中，对于抗战总体战略中以持久战为原则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其中又以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蒋百里的抗战战略思想最具代表性。

蒋百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学家，他以其对日本了解，对中日两国国力、军力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对中日间发生战争作出了比较准确的预测，并明确提出了他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的见解。

1932年，蒋百里赴日考察，回国后他总结说：中日之间战事无法避免，拖也拖不得，谈也谈不成。这是因为日本的本意就是“要侵略中国”。[15]1935年他根据日本在华北的种种侵略行径致书蒋介石，指出中日间爆发战争最长不出三四年，中国必须在两三年内加快完成国防基本设施建设。蒋百里在其《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曾深刻分析了日本的政治军事状况。他指出日本具有可能称雄于世界的陆军与海军，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强大。但是日本同时也具备弱点与不足，国内政局动荡，内部陆海军等在思想行动上不一致，经济畸形发展却很脆弱，如同在火山上跳舞，“由日本政治上、经济上及历史上看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16]他经过分析思考，指出这场战争将不仅是一场全面战争，而且是一场十年八年的长期战争，在战争开始初期，中国军队在日军猛攻之下会守不住沿海地区而后退，所以应以湖南一带内陆省份为抗战后方基地。[17]虽然中国可能会失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与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中国的抗战“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以国家为主体，将国内一切的一切镕铸”锻炼起来，成功一个的国力。[18]他形象地把中日战争比喻成一场马拉松赛，“纵然落到最后也要竭尽能力，用最大的速度前进，这是将来得锦标的唯一条件”。他说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众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19]“中国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可侵占我城市，可屈服我政府，但决不能屈服国的文化，更不能屈服一个民族的意志……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人”。[20]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21]表现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抗战战术上，蒋百里提出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利用广大农村为基础，全民动员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当然，他这里所指的游击战还是民众自发的游击战，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广泛动员、组织和发动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人民战争思想相比，还显得粗浅与不足。

蒋百里的这一套抗日战略思想在国民党上层得到了响应与认同。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时，他曾多次致函、面晤蒋介石，宣传其主张，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影响下，蒋介石对持久抗战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认同。当时与蒋百里思想相接近的其他观点，如李宗仁所倡导的“焦土抗战论”，也主张“日本利在速决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城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此中国在战略较日本便于运用者”。[22]此外，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学良、蔡廷锴等国民党高官也都认为“持久战”思想是正确的。他们对于蒋介石的“深沟坚守”式攻势防御战术思想并不赞同，相反地，他们都很赞赏毛泽东在1936年提出的抗日中心战略“必须是运动战，而着重依靠游击战术，深垒战必须利用，但这在战略上只是辅助和次要的”原则方针。李宗仁就明确地说过“日本利于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23]抗战爆发前国内曾出版过许多介绍游击战的书籍，便是这种思想的普及影响的结果。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还特别邀请中国共产党军事领袖在高级军官训练班上讲授游击战课程，并将之视为抵抗日军的“一个有效的战术辅助手段”。

当然，国民党所谓的游击战的含义，并非完全等同于后来共产党的敌后民众抗日斗争，它仍然是以正规作战军队为基础，在敌人后方进行纯军事性质的扰乱及攻击行为。正因如此，后来留在敌后从事游击战的国民党军队，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逐渐失去了生存力，在日伪打击与分化之下，最终多数瓦解崩溃了。

关于坚持开展对日持久战的地域与路线，是战前国民政府高层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1935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就中国未来抗日战略准备问题向蒋介石呈送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在这份建议书中，法肯豪森从纯军事的角度，对中国未来抗日战场地域进行了分析。他说：“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直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如果开战后固守南京、南昌”，“此种作战方式足使沿海诸省迅速陷落，国外向腹地之输入完全断绝，最要之城市与工厂俱相继陷落，于是陆军所必需战具迅即告罄，无大宗接济来源。川省若未设法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处此种情况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终至四川为最后防地，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24]宜设法筹备使作最后预备队，自有重大意义。”“因南北二大干路更要者为长江……故必华方寸土不肯放弃，仿二十一、二年淞沪及古北口等处成例，方能引起长江流域有利害关系之列强取积极态度。中国苟不于起首时表示为生存而用全力奋斗之决心，列强断不起而干涉。”[25]由此可见，法肯豪森是要蒋介石将长江一线作为未来抗日之主战场，首先在上海及长江流域抵抗，而使列强不得不出面干涉，不得已时亦不要固守南京、南昌，而是退保四川，作为最后“抵抗基地”。对于四川，他认为是个“造兵工业最良好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连络，有重要意义”。[26]

当蒋介石决心抗日之后，可以想见蒋百里、法肯豪森以及其他军政大员们向他提出的持久抵抗战略与抗战战略路线，自然会对蒋产生十分重要影响，起码会在抗日战略路线设计上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 八一三淞沪战役源于战前形成的抗日战略设想

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策略的逐渐变化，自1936—1937年，其国防军事战略亦发生了明显改变。具体来说就是逐步地把国防设计与国防战略的立足点由反共转向抗日。从1936—1937年两年的“国防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于敌情、国力及未来抗战战略、战术计划的具体构想。

1936年年初，国民政府制定了《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国防设施纲要草案》《1936年度作战计划》等几份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国民政府一方面承认“现时整个的国家均陷于非常的状态，环境险恶危急”，[27]另一方面却依然坚持“安内攘外为现时我国之国是”[28]的既定方针，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划分“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4种区域，以分别执行“剿共”和“抗日准备”的任务。

关于“剿共”，在《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及《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都规定了对陕甘、川黔及浙鄂边区红军的围剿任务，“至小限度在抗日期间务封锁之，不使其外窜”。[29]但鉴于日本侵华严峻局势所迫，国民政府也不得不考虑防范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办法。在抗日准备方面，1936年的国防作战计划充分显示了国民政府对当时敌情的分析与抗敌战略思想。

其一，对日本侵略严重性的认识及对日本侵略军力量的估计。《1936年度作战计划》阐述道：“今日我国之预想敌国应以侵略我国最急，加我危害最甚之日本为预想敌国，故凡国防军事一切建设准备，当以日本为对象而筹划之。”[30]对于日本可能动用的侵华力量，这份作战计划推测：一旦战事发生，日军“控制对苏联之兵力必且较侵我者为多”。[31]其“所得用于对我侵略者亦不过其一部而已”。[3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南京政府此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并充分地估计到了日本侵华的野心与手段；第二，但当局却错误地认为日本目前不会以全力侵华，其陆军大部分兵力将用于对抗苏美等国。事实上，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不久即被战争实际所粉碎。1937年7月，中日全面开战后，日本以在“十月底前结束”战争为目标，投入中国战场的陆军兵力多达16个师团，兵力总数量为其部署在我国东北的两倍余，为其部署在本土及朝鲜的4倍。[33]基于这种估计，国民党当局便错误地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于苏美等国，这就使其日后争取抗战胜利的立足点产生了偏误。

其二，对日抗战总方针的确定与战略计划的设计。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确定对日作战的总方针是：“为保全国土完整，维持民族生存起见，应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东与张家口以北地区，不得已时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抗战，随时转移攻势，相机歼灭之。”[34]这一方针之宗旨，即是要拒敌于中原内地之外，依靠阵地阻击战阻止敌军入侵。为此，当局又进一步划出5道自北向南的“抵抗线”，并确定以淮阴、徐州、归德、开封、新乡、沁阳、郑州、洛阳、宁波、惠州、广州诸城市一线为“最后抵抗线”，在此线构筑“永久性工事”。另外，为便于指挥起见，在全国抗战区内又划分出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5个防卫区，并详细确定了各防卫区驻军部署及作战线。

《1936年度作战计划》还就抗战发动的时间作了预计：“国军与预想敌国开战时期最好是预想敌国在西伯利亚酣战时，则国军进出黑山白水之间一举将敌歼灭之，复兴民族握东亚之牛耳不难也。但不得已时，受预想敌国袭击时，则抗战区内之国军尽力抵抗，求时间之余裕，以待国际间之变化。”[35]从其作战总方针及对开战时间的预期来看，国民政府在准备抗战的态度上是消极的。也正因为认识与指导思想的错误，其关于抗战指导总方针与开战时间的预计结果都与以后的战争实际相背离。

在《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有关“作战指导要领”中，国民政府确定“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对于这一决策的制定，当局付出过许多努力，以此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战略路线的主体。有关具体工作内容包括：

（1）建立四川总根据地。根据当时中国地理情况，为有效地抵抗由东部及北部入侵的敌人，建立大西南基地便是抗战必由之路。到1935年，国民政府经过多方策划，瓦解了四川地方实力派，掌握了川省政权，在客观上为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作为长江南北共同的作战基地，国民政府认为华中重镇武汉是“国防作战中心”。从1935年4月起，当局便在武汉行营内特设“武汉城防整理委员会”，先后由蒋介石委派钱大钧、陈诚主持工作，在武汉周围周长100千米范围内建立了环形防御线，并对深入长江内之日本海军舰只及汉口租界内日方潜伏势力作出了“歼灭性的处理”计划。到1936年8月止，已在武汉周围田家镇、半璧山、阳逻、白浒山、城陵矶等江防要点及葛店至新桥、豹子海、三里界、纸坊、龟山、信阳等陆防要地设立基本的等作战设施和战时通信系统建设。在市区内则秘密完成了对日租界的作战设施，用于武汉国防工事修筑总费用已达913228元。[36]

（3）对于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地区，由于地处沿海，且必为日军入侵要道，国民政府对其国防设施的建设，予以了相当的重视。1931年起，国民政府就开始在这一地区建设国防战备设施，前后花费了一百几十万元的资财，修成了3道国防线：上海至杭州、吴江至福山（苏福线）、无锡至澄江（锡澄线）。到1937年，全部工程已基本完成。关于具体作战部署，当局在制订1935年国防计划时，就已经规定“在江浙方面：驻江南部队应集结于京沪线及首都附近，一面任淞沪方面之增援，并相机扑灭上海之敌势力，一面防止长江内敌舰之侵扰，以维护首都”。[37]1936年国民政府还采纳了张治中等人的建议，成立了“京沪警备区”，张治中出任警备司令，开始了以宁沪为核心的抗战准备工作。张治中专门主持制订了“京沪区”防御计划及其实施工作，具体拟定了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进攻手段，消灭驻沪日军后封锁海岸阻敌入侵的作战方案。以后又开展了5个师规模演习，同时宁沪铁路沿线各站也布置了军运准备。中方还以增加保安团的名义向上海市区增派了武装部队，[38]为以后中国方面发起八一三淞沪抗日战役做了必要的准备。国民政府几年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战备努力及其在《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的设计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即国民党当局试图以长江一线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这项战略意图已为以后的战争实际所验证。

除上述内容外，国民政府在《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还就重要的工矿企业、学校、机关向西南后方内迁等提出了积极的设想。[39]依照这一计划，在次年战争爆发时才演出了中国现代史上宏壮的工矿企业、重要学校机关大规模西迁的一幕。它对于保护国家经济、教育、科研命脉，维持大后方物质供给坚持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1937年以后，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发生了明显转变。由于西安事变的影响与促动，蒋介石被迫放弃了他的“剿共”内战，改变了“安内攘外”政策，开始趋向于团结抗日。国民党当局亦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在国内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切，促使国民政府在停止内战之后，开始集中精力来考虑抵抗日本侵略的战略与战术。在这样前提下产生的对日国防作战计划即成为未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抗敌战略之主体设计。

1936年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奉命拟订了《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次年1月完成“甲案”与“乙案”两套草稿，3月修订完毕。经参谋总长程潜和参谋次长杨杰、熊斌审定后，送交庐山，由军政部次长陈诚转呈蒋介石审阅。此份作战计划之甲、乙两案，根据对日采取消极与积极两种不同作战态势，分别拟定了抗击日军侵略的具体战略任务与各阶段战斗计划。

关于内战，“消极之甲案”的作战指导要领第十四条中规定：“作战期间如‘赤匪’尚未肃清，则内地未列入战斗序列之国军，继续清剿及绥靖警备之责，并统编总预备军，待命集中。”[40]而在其“积极之乙案”内则已完全取消了反共作战的内容，更之为“作战期间，负有绥靖地方之国军未列入战斗序列者，则编为预备军，待命集中”。[41]这就说明1937年，国民政府已将其主要精力转向了抗日方面。

1937年国民政府的国防作战计划是一份专门对付日本侵略的计划，我们仅就这份计划甲、乙两案中关于抗战设计的几个要点稍加分析，便可基本了解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爆发前夕对于抗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其一，对日方军备力量及随时可能对我国发动侵略的时间、地域做了切实的估计。

关于日军可动用之侵华兵力，“计划”中预测，由于苏美等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牵制，即使中日两国发生战争，日军除防俄留守本土等等而外，其可动用侵华的陆军兵力“以十二至十四个师团为最高额”。但若在日苏、日美开战同时首先对华用兵，则在中日战场取攻势时使用35—40个师团，守势时或在20个师团以下。但日海军及空军力量则“足以扰乱我海疆而有余”。[42]

至于日军可能的侵略路线，“计划”认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43]“其主战场以华北为中心，并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绥路西进及由山东半岛、海州等处登陆，截断我南北连络线，策应其主力军之作战，以囊括我华北全部，同时以一部由扬子江口及杭州湾上陆……威胁我首都，并以台湾部队向闽粤沿海岸登陆，期助援其主力军作战进展容易。”[44]

关于开战时间的预测，“计划”认定，日军如扩大侵略步伐，而对华北、绥远、山东、福建、淞沪等要地再犯一步时，便可能“以局部军事行动而揭开战争之序幕”。[45]

以上这些估计，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特别是有关日军入侵的地域、方式及对双方实力差距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对于开战时机的认定则充分表明了国民政府决心抵抗日本侵略不再让步的态度。关于日军侵华兵力的预测，由于受到最高当局错误观念的影响，仍然对敌手估计不足。事实上日军在开始战争时，除了驻东北之关东军4个师团而外，1937年9月间便在中国战场投入了16个师团兵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取守势时驻兵仍达35个师团，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多达51个师团，占日军外侵总兵力的大半。[46]这大大超过了“计划”中的估计。

其二，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总方针及作战指导、战略部署概要。

关于对日作战方针，“计划”乙案规定：“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侵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47]而“计划”甲案则以较为保守的观点，以拒止日军在中国沿海登陆，阻止敌人越过“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为主要任务，同时明示：“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关于作战指导，“计划”甲案以“守势作战”为原则，制定出“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的方针。此案还计划以平汉路为重点集中兵力，在华北与敌开战，而后逐步后撤预定防线。山东方面最后固守潍河；徐海地区固守运河；上海方面固守“乍浦—嘉兴—无锡”为最后抵抗线。海军因力量不足则协助陆军，以消灭敌在长江内舰队并保卫沿岸要塞为主要任务，另计划以主力空军轰炸敌在外海舰只及其本土目标。对于准备放弃之国土，一方面决定组织守备部队死守大都市，另一方面要求在撤退前彻底破坏一切交通、资源，并组织别动军等民众武装，“采用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48]“计划”乙案基本内容与甲案相同，只是没有关于退却计划的安排。

关于战略部署，“计划”根据作战实际需求将全国划为山东、冀察、河南、晋绥、徐海、江浙、闽粤7个作战区及陕甘宁青、湘鄂赣皖、川康、滇黔、广西5个警备区，规定了第一至第五方面军分别在山东、冀察、晋绥、江浙、闽粤各地的具体部署与战斗任务，同时要求第一至第三总预备队分别集中于西安、重庆、南昌，分别为平汉、津浦、江浙、闽粤之援军。“计划”确定最高统帅部位置是南京，并在郑州、徐州、南昌分设行营，编成行营列车以便机动。

比较之下，“计划”甲案中关于作战指导方针与战略部署的设想比乙案中的有关内容更加切合战争实际。首先，在这一时期中国军队陆军总数计达182个步兵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并6个独立骑兵旅，4个炮兵旅又20个独立炮兵团。但由于治安、训练及装备的原因，其中只有80个师的步兵并9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及16个独立团可以开赴第一线作战。[49]仅就作战兵力而言，欲达成“计划”乙案所规定的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其次，关于各大战区国防工事修建情形，“依照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先完成各阵地之骨干……以后逐渐加强”的原则，当局积极进行建设，至1937年2月止，除冀察、晋绥两区分别由宋哲元、阎锡山负责外，河南区国防工事工程已近全部完成，而国防腹地江浙区国防线的修建亦正在加快速度进行。

表1 江浙区国防工事修建情况统计（1937年2月）[50]

续表

长江、沿海各要塞炮台也进行了改造与增建。其国防工事建设总支出已达717万余元。就抵抗侵略之防御战争而言，按照“计划”甲案部署，这些国防设施将发挥出至为重要的作用，但还远远不足。再者，关于中国当时海空军建设，空军方面，据1937年10月的统计，共有9个飞行大队26个中队，包括轰炸、驱逐各三大队，侦察二大队，攻击一大队，另外并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队的兵力。除广西、新疆外，全国有机场262处，另备5所飞机制造厂、6所飞机修理厂。而海军情形更不如空军，“未能作大量之建设”。[51]根据这些情况分析，中国的抗战只能是以守势防御为方针。国民党当局后来在战争实际中逐步认清了这一点，这才导致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抗战思想的确立。

其三，关于抗战时期各方面总动员备战应战部署的设计。除军事规划外，“计划”中还就战时交通、通信、卫生、物资、防空、治安等多项内容进行了计划。[52]

及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当局实际上已基本完成了“计划”中所拟作战后备各项主要任务。总计已在全国设立军需总库6所（金陵、蚌埠、信阳、华阴、南昌、武昌），分别负责京浦、京沪、津浦、平汉、陇海、福建、浙江之补给任务，下辖之各分库、独立库达20个，又成立野战仓库15所，以南昌、武昌为全国核心库。[53]由于战争于7月初爆发，“计划”所列内容并未能全部完成。

1937年国民政府的“国防作战计划”，客观上说是一部具体周密的抗日作战方案，其中“甲案”以长期作战为准备，比单纯拒敌入侵之“乙案”更切实可行。因此，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杨杰在审阅两案后的批示中明确指出了这点，并建议以中日是否单独开战为区别进一步修正这两套方案，使之更加适用。总体看来，两套方案基本点是相同或相近的，它证明国民政府在1937年的国防战略思想中已经确立了抗日第一的原则。

通过对1936年度和1937年度国民政府国防作战计划及其实施情况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两年中随着国民政府在政治态度上的转变，其国防战略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可总结为：

第一，关于国民政府真正确立抗战路线的时间，根据这两年国防作战计划内容的变更，我们认为1936年年底至1937年年初是国民政府真正开始全力致力于抗战的时间界限。在国民政府制订的1936年国防计划中，对于抗日准备的条文往往比较简单空泛，只是在长江一线四川、湖北的有关工业建设与国防建设，以及宁沪区、华北等“热点”上的国防措施设计具有实际的作用，但就国防总方针而言，仍以“限期消灭共产党”为其重要内容。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侵略迫在眉睫，在经历了艰难的转折后，随着国共二次合作的酝酿与建立，其国防作战计划才以抗日为唯一内容。

第二，国民政府在抗战的准备阶段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其中一些国防建设与设计经以后的抗战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如建设抗战区内国防工事；制订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确立四川根据地；部署武汉城防；重要厂矿学校内迁；整军；储备战略物资；实行兵役法及计划训练民众；在抗日战略上立足于打持久战，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设计，这些对于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最关键的是这些国防计划与建设都以其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为中心和重点，在客观上为八一三淞沪战役创造了条件。至于其明确提出的在抗战初期我国军队应采用“相机扑灭上海之敌势力”先发制人的战略，以清除驻华日军据点的设想，虽未成功，但意义重大，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积极设计。

第三，分析两年的国防作战计划，我们还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抗日的立足点是不够稳固的。由于其发动抗战的根本原因是受到日本的侵略，是被迫自卫，因而对抗战前途缺乏正确的认识，故而不论何种对日作战计划均将最后胜利希望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即苏美等国对日的干涉、牵制甚至宣战。其“不得已”发动抗战是为了“等待国际间之变化”，收复失地则更有待于日苏在“西伯利亚酣战”。南京政府不相信、不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甚至尚不愿发动民众联合国内一切抗日党派共同救国，不仅如此，并且更想通过抗日来削弱异己。这种错误一直或多或少地贯穿在战争全过程中。另外，在战术上主张单纯的阵地战，与强敌拼消耗，片面强调拒敌于国门之外和不求最后胜利的临时性自欺性观点，缺乏对抗战的坚定信念与必胜信心。这些都是由当局战略指导思想错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由于后来战争的爆发实际情况有悖于当局原计划的预计，国民党当局匆忙上阵与准备不足，又掩盖了其对战争预期的失误，我们今天回顾这一点，正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对其重新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

三 八一三淞沪战役源于国民政府对日备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日本侵华的严峻形势逼迫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准备抗日国防。

1933年，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奉令制订该年度国防作战计划，计划中除有关内战条文以外，关于对日国防也作了8项措施的军事“应急之处置”。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开战初期应先行肃清长江内敌舰及各地敌租界之武力；第二，速成江阴—南京陆地防御工事；第三，速成徐海地区之防御工事；第四，对山东潍河两岸防御阵地平时应准备周密之计划并密储充裕之器材；第五，速成平津张防御工事；第六，充实河北北部地方之武力并加紧民众之训练；第七，速成要地及部队防空防毒之准备；第八，作战军平时驻地之确定。”[54]该计划对整个国防准备的其他各项主要内容，如武器装备、军需供给、部队训练、编制整理、士兵教育、民众发动等，均表示“暂时无能为力”，对于抗日国防是“不能不于安内同时并预为攘外之准备”，“虽赤氛未平，整个国防无暇建设，然亦不得不就现时之状况而谋应急之处置，以为未雨绸缪之计”。[55]

1934年1月20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一项《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方针案》。在这份文件中，首次提出了国民政府关于国防建设的全盘设想。该案规定：“于经济中心区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道及电线等项之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军事计划为纲领，由政府审定其地点及设备方法”。其具体步骤为：第一，将内地统一于中央政权之下；第二，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于海口；第三，以各种合作社筹划农业金融，并以政府之力推销农作物，使经济中心区之农业复兴；第四，改订赋税缉纳制度，以保工商业之发达；第五，道路航路之开辟，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56]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建设须服从未来国防之需要，在未来国防中沿海不可恃而必须经营内地赖以长久支撑的根据地的设想。这里所指的内地，其含义也就是指目前有待“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的西北、西南等“西向”地带。

国民政府根据在南北两大战场层层设防、节节抵抗的抗战指导思想，和以长江流域为主体，在长江流域又以武汉、南京为中心的防卫原则，部署了未来的抗日战备。前者出自蒋介石的对日作战战术指导思想，后者则因为当时中国的客观地理局势之必然。为了保卫自身的生存发展基地，相对而言国民政府对长江线的国防给予了较高的重视。

一·二八战役以后不久，国民政府就开始秘密修筑宁沪间国防工事，以后又对长江沿线的江阴、镇江、南京、马当、田家镇等江防要塞进行了整修与建设。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南京政府直接统治区域，在此区域整军备战相对于此时正处于中日冲突前线且在地方军阀控制之下的北方各省来说更要得心应手些，这就使得长江中下游区域成为国民政府经营国防基础的重点区域。正因如此，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中方主动发起淞沪战事，将日军主力由北方南引，使长江一线成为对日作战之主战场。这是汲取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被迫迁都洛阳教训的结果。

1935年，蒋介石亲自督率中央军追剿红军进入西南诸省，他赞叹川、滇、黔等省地域广大，山川险峻，人口繁庶，经济文化潜力深厚。他声称：“有我们川滇黔三省作基础，一定可以完成御侮复兴的大业。”[57]“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18个省中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58]蒋介石对具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省给予了特别重视，他称赞“四川因为其有如此伟大的自然环境与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实在是我们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59]根据他的指示，国民政府立即着手对西南各省加强统制与“统一化”，首先撤销了四川省内由地方大小军阀各霸一方的“防区制”，并在党、政、军各方面进行渗透，迫使川省当局逐步交出权力，以稳定国民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基础，并着手建设抗日最后根据地的工作。1935年2月10日，南京辖下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结束了川境长期分裂的局面。南京方面派遣了以贺国光为首的庞大的“参谋团”和以康泽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别动队”2000余人入川，把握了四川政治军事要害。3月，蒋介石亲自飞渝，将参谋团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同时又在庐山组训川军军官，缩编川军队伍，接管金融财政。这样，四川逐步落入其手掌之中，以至于1936年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先后发生时四川方面都未发生异动。1937年6月，蒋介石派何应钦入川，以“缩编军队”“军民分治”为目的召开“川军整军会议”，结果达成了缩编川军1/5，控制“用人”“发饷”大权的预期目的。四川基本被蒋控制。[60]为加快建设四川国防基地，蒋介石还下令以3年为期，完成修筑川陕、川滇、川湘等重要公路干线的任务，以沟通西南西北各省的交通运输。

1935年7月4日，蒋介石阐明了他对未来抗日战略路线的设想“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61]。由此确立了他“向西南求出路”的基本路线。

1936年1月，蒋介石再一次对统一西南诸省对未来抗日战争的意义作了明确阐述。他说：“国军才以最大的努力，把江西的匪巢一根本摧毁，赤匪路溃窜，由湘入黔，最后入川。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日本看到这种情形非常不安，以为这三省如果统一起来，中国便有了复兴的根据地，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这就是日本将来的致命伤，所以它无论如何，总要想方法来打破我们统一川滇黔三省以奠定整个国家生存之基础的计划。”[62]

在酝酿设计未来抗日战略的同时，1935年后，南京政府也比较积极地开始进行实际的抗日准备。除成立资源委员会，开始着手开发有关国防的战略资源以及实施重工业、军工企业生产建设计划外，又成功实行了“币制改革”，在英美帮助下成功地一统了全国货币，整理了财政税收，增强了经济实力，有力地保证了国防建设计划的实施。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抗战爆发前段时间内达到了空前的复苏，1935—1936年全国工农商业都出现了增长，为中国抗战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条件。

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战争爆发前，全国公路总长度已从1927年的1000多千米增至10.95万千米，初步形成了沟通全国的交通网络。自1936年至1937年7月止的一年半中，又共计筑成铁路2030千米，平均每年修路1353千米，是前8年内年筑路记录的6.5倍。[63]这无疑对于未来抗日作战有直接作用。例如粤汉路通车后，从七七事变至广州失陷前的15个月中，总计运输抗日部队200余万人、物资70余万吨，行车最多时全线列车达140列，成为中国抗战之大动脉。由于它的重要军事价值，使得日军不断派机对其实行狂轰滥炸，每月轰炸145次，平均每天轰炸5次。其他如京沪专线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时，3个月中国共产党开军列1346次，运兵50个师、装备供给5万吨；浙赣铁路除军运外还负担了沿海工矿机关等西迁的重任，在广州、武汉失陷后仍在运行，在1939年3月前的15个月中计开军车1700列，运送部队150万、军需23万吨。[64]

国民政府国防准备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整军备战。军队是国防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政府名义号令下的全国陆军部队共计有180个师、94个旅、40余个独立团（新疆、西藏、西康省除外）。这支庞大、混杂的军队大都是旧式编制、缺少装备及未经训练的，但每年花费的军费却占全国财政支出的70%以上。[65]其状况正如陈诚所描述的：“以之内哄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66]要对外抗日，则必须实行整军与练武备战。

1934年12月，在完成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以后，蒋介石立即着手制订了整训陆军60个师的计划，准备用3—4年时间，分6—8期进行整训，每期训练6—10个师，至1937年年底全部完成任务。此次整军与以往缩编扩军均有不同，在其整军原则第一条中即规定：“依国防之目的，由中央确定编制。”就是说整军的目标是成立抗日国防军。之所以规定整军数为60个师，是因为考虑到日军现有常备军17个师团，除驻守国内、伪满、朝鲜外，对华用兵最多预计可达10个师团，而我军整编后以两个师抵抗彼一个师团计，60个师尚3倍于日军，这样“可操绝对胜算”。[67]

根据整军原则，每个师一律改为4团建制，在集中训练军官干部后实行混编，“以消灭派别系统之弊”。首先整编集中于长江两岸的中央军以及东北军和“已就国防位置的非剿共部队”。

1935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部署整军工作。3月1日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以陈诚为处长，着手开展工作，同时将整编范围扩展到骑、步、炮等特种兵，由于装备武器一时无法全部更新，此次整军仅限于编制上的调整充实。第一、第二期共整编了20个师，第三期在1937年上半年又完成了10个师，到七七事变发生时，共计整编了近30个师，完成全部计划之一半。这次整编计划虽未全部完成，但通过整军使中国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评价说，“在1937年，中国的陆军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强的。”[68]

在空军建设方面，1936年6月以前，南京控制的军用飞机只有14个中队，后在两广事变中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空军，使其9个中队的飞机“弃陈投蒋”，造成了南京所宣称的“空军统一”。是年10月间，趁蒋介石50寿辰之机，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了“购机祝寿”活动，这一活动因其国防意义重大得到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热烈响应，得捐款近500万元，购得飞机68架。[69]1937年5月，又划分出全国6个空军区，成立了第一（南京）、第三（南昌）两个空军区司令部，全国空军拥有飞机600余架，其中可用于作战的飞机305架，飞行员3000余人。[70]中国空军初具规模。抗战爆发后在华东、华中战场上中国空军表现英勇，取得了不少优异的战绩。但是中国空军是建立在购买飞机的基础上，缺乏再生之力，随着战争的延续，很快便消耗殆尽。

在建立全国的防空体系方面，1935年3月，将首都防空处改组成防空委员会，并成立高射炮营，在市内部署7.5厘米高射炮16门，是中国防空部队之首创。同时在全国划分9个防空区，构成空情监视网。

在海军建设方面，南京政府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太大，于是决定把力量投置于购买造价低廉的轻量级军舰与巡逻艇上，以供沿海及长江内河巡逻防守之用。至战前止，国民政府海军共拥有舰艇6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5.9034万吨。分为3个舰队。战争爆发后退而用于巩固江防。[71]

为解决兵源补充问题，1936年国民政府又正式下令实施《兵役法》，“先就豫鄂皖赣苏浙六省划定管区，试办征兵事务。其余各省，亦已施行国民兵役，以为征集现役兵之准备”。[72]据统计，1936年7月至12月，征集入营新兵5万人，受过军事训练的壮丁50余万，正在训练中的壮丁约百万人。[73]这一征兵制度实施不久战争即已爆发，由于前线对兵源需要剧增，为了应急，国民政府采取了征兵与募兵并行的制度。

在培训后备力量方面，主要做了在民众、学生中推行军事训练的工作。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壮丁训练实施纲要》《县军训教一官遴选办法》等文件，制订了由中央统一训练军训干部，分派各省开展民众训练工作的方案。到1936年年底，共训练民众达50余万，正在训练者100余万。同时还开展了集中训练高中以上学生的活动，抗战爆发时全国已训练高中学生22.4万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0人，并培养了一批预备役军官干部。这在当时教育落后的中国已经是个可观的数字了。[74]

此外，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还做过一些临时性的应战准备，如1935年10月底，在南京附近集中11个师的兵力，由蒋介石亲任总指挥，以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及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为东、西两军司令，进行对抗演习。[75]这是南京政府向日本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军力示威，它说明蒋介石已经开始准备以武力来抗击日本的入侵。

到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国防准备已初步完成了基础性的工作。正如1937年4月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所报告的那样：“1936年一年国防建设的成效，超过了1932年至1935年四年的总和；而1932年至1935年四年国防建设的成效，又相当于民国二十年以来的总和。”[76]

四 八一三淞沪战役源于七七事变后中方的战略指导

北方战场战事的不断扩大暴露了日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企图。国民政府统帅部不得不面对现实，确认现在已不再是谈论是战是和的时候，而是面临着怎样打的抉择。战争的发展制造了一个促使我方下决心改变中日战局的契机，这就是在饱经战火的东南要地又发生了一件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的事件，从而点燃了导致中日战争全面升级的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导火索。

八一三淞沪战役的起点是1937年8月9日发生的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为了阐明八一三战役的起因，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8月9日以前中日双方的军事态势及在上海地区的战备情况。

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后，国民政府意识到日军如再由上海入侵，将轻易威胁国都南京，故而对宁沪杭腹地的防御计划给予了相当重视。出于自身防卫的需要，自1931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在这一地区构筑国防战备设施。经过数年的努力，花费了一百几十万元的资财，修成了3道国防作战线，到1937年，全部工程已基本完成。毫无疑义，这些战备工作的目的是对付日本的侵略。

1935年秋，在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制订的《国防作战计划》中，明确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阻止日军在开战后扩大侵华战争。这份计划总方针规定：“为保全国土的完整，维护民族生存起见，应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张以北之地区，作韧强之抗战。随战争之推移相机转移攻势，将敌人歼灭之。”它将察哈尔、河北、绥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及广东9省划为抗战区，其中又进一步划为6个防卫区。规定：“各防卫区如遇敌人袭击应尽全力抵抗以保国土”，“在抗战初期各区应按预定计划在统一指挥下尽力拒止敌人登陆或侵入内地。”计划还具体规定：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和宁沪杭一带设置防御。郑汴徐海地区由刘峙负责，宁沪杭地区由唐生智负责，并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内设一执行部主持其事。宁沪杭地区内又设3个分区。南京分区（南京至镇江），由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沪杭分区（浙东沿海至黄浦江以东），由张发奎主持，在嘉兴设立苏浙边区司令部；“京沪”分区（自无锡、江阴至上海），由张治中指挥。并计划以湖南全省和安徽南部、江西北部驻军为京沪杭地区后援部队。《国防作战计划》规定：在浙江方面，驻江南部队应集结于京沪线及首都附近，一面任淞沪方面之增援，并相机扑灭上海之敌势力，一面防止长江内敌舰之侵扰以维护首都……海州、吴淞、乍浦、澉浦、镇江、海门、温州等地各配置海岸守备部队，以防止敌之登陆。[77]仅就这一计划具体内容来看，很显然，中国方面对于防御日军侵略是有比较细致的设想的。

中国方面在宁沪杭地区的备战工作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纸面。1936年张治中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建议，划分全国为若干防区，以宁沪为核心着手准备抗日工作。他的建议被采纳。根据对日作战实际需要，陆续分设了4大区域。宁沪杭一带为京沪警备区，由张治中任警备司令（八一三战役后改为第三战区，以冯玉祥、顾祝同为正副司令），其所属有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驻苏州河以北沿黄浦江地区；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驻苏州河南与浦东地区。张治中上任后，积极着手对日抗战准备工作。他在陆军军官学校内设立了一个“高级教官室”，以军校教育处长徐权为首，专门主持制订“京沪分区”防御计划及实施，以后又扩充组织。为严格保密起见迁往苏州留园办公，改名为“军校野营办事处”，其内部分设政治、军事两个组，陆续对沪宁间各重要地区进行了具体调查，对防御作战的兵力部署、指挥系统、防线设置、兵员补充、后勤供应，甚至发动民众、舆论准备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设计。根据综合分析，他们认为：日本发动华战争，上海必然是战场之一，我们不能重演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被动挨打的悲剧，应在敌方侵发动战事以前，主动出击进攻，彻底摧毁日军在沪军事据点，然后封锁海岸，确保宁沪安全。他们的这一战略设想得到了最高当局的同意。除此以外，张治中还主持了一些实际备战工作，如曾组织5个师的演习，模拟阻击日军登陆；1936年年底又组织军事参谋人员到苏州、常熟、太仓、浏河、吴淞一带进行考察与布置，同时进行了一些组训民众工作；宁沪铁路沿线各火车站也奉命进行了军运准备。按照《一·二八停战协定》，安亭—太仓—七丫口线以东地区不许中方军队驻扎，因而上海只驻有我方一个保安总团（约二个步兵团）的兵力。为防备不测，张治中提议派加一强旅伪装成保安队进驻上海虹桥地区，建议得以实施。京沪警备司令部还与上海市合作，在市区设置了防御工事，以阻止日军由黄浦江登陆。七七事变后，张治中又提出立即封锁长江水道，围歼长江上游日舰，但这一计划被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日本间谍黄浚密告日方，使日舰得以迅速逃脱，并将汉口日海军陆战队转运上海，加强了日军驻沪兵力。[78]种种事实表明，国民政府在宁沪杭地区进行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先期准备。对于国民党军政当局的这些工作，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评价。

华北战事开始后，国民党最高当局立即召开各部会署负责人及军政首脑会议商讨对策，在进行外交交涉的同时，又命令军队保卫国土抵抗侵略。中国统帅部认为：华北是一大平原，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活动，并距日方东北补给基地较近，附近又有冀东等伪组织活动，所以形势于我不利。如果全面开战，我方应充分利用在淞沪间既设国防工事，在此投入重兵用以牵制敌人兵力，保卫政治、经济中心，同时还可能使日军触犯列强在华利益引起国际干预。一旦上海开战，应争取迅速歼灭上海日军，封锁海洋。如战事不利，则可退守苏福国防线打持久战，借以待机调停战事，阻止日军侵略。8月7日，各地军事将领云集南京商讨作战计划。

中国方面对于淞沪地区抗日的计划与准备，造成了中方发动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基础条件。

五 八一三淞沪战役发起时日本并未想在上海大战

1937年7月，华北战争爆发时，以长江方面为“警备区域”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长谷川清司令官正在台湾指挥演习，闻讯后他即赶赴上海。7月11日，他在上海召集了“特别警备会议”，根据日本海军省7月8日下达的紧急训令，讨论海军“保护日侨问题”。会议决定驻华海军分成3组特务舰队。上海方面由长谷川清亲自指挥。7月16日，长谷川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提出报告，认为有必要在上海、南京带发动战争，全力消灭中国海空军，同时派遣陆军5个师团攻占上海与南京，将中国政府置于死地，以尽快结束战事。“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最要着。”[79]8月4日长谷川又一次请求东京增兵上海。但得到的答复是“要慎重行事”，“待继续观察形势再作考虑”。8月7日上午，日海相米内光政向陆相杉山元送交了准备提交内阁的《请紧急派遣陆军进驻青岛·上海案》，但内阁并没有讨论这一提议。[80]直至8月上旬末，日方的作战方针仍然是“陆军仅派至华北，为保护日侨可动用海军，勿须陆军出兵上海”。[81]直至“虹桥机场事件”前夕，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尚未有在上海开战的计划，更没有下达明确的作战命令。然而，日本海军由于急于加入侵华战争，其领导机关与下属舰队不顾一切地开始了在华中、华南的备战。上海地区因地理与历史的原因，是其备战的重点区域。对于日本海军在上海的备战，日本政府与陆军方面并没有表示出积极支持态度，驻在上海的日军只有少量海军陆战队而没有正规陆军，因此日方没有在上海大战的准备。迟至8月中旬上海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方才匆忙从各地抽调陆军增援上海。[82]

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国政治、经济重心所在，以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南京相连的宁沪地区是中国当时的心腹要地。因此，上海便成为中国的东大门及保卫首都的屏障，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加上地理上接近日本，因而上海一向被日本军阀视为侵略中国的入口要道，成为中日矛盾冲突的敏感地带。1932年一·二八战役时，日军就曾经攻击上海，借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以便巩固其在东北的侵略“成果”。接着又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妥协让步的《上海停战协定》，借此日军得以在上海地区驻扎大批海军陆战队，修筑了大量战备设施。上海从此成为中日战争又一个潜在的爆发点。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政府与军方确立了吞并华北，彻底击败中国军队，逼降中国政府以实现灭华的最终目标。7月29日，日军参谋本部制订了《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规定首先占领平津地区完成华北作战，同时准备一部分兵力，预备在“迫不得已”时对青岛及上海发动进攻以“保护日侨”，而所下达的“兵力编制及任务”，也只限于在平津及青岛附近的部署，尚未计划向上海派遣正规陆军。[83]7月9日，日军参谋本部更在其《处理华北时局要领》的命令中明确规定：“即使抗日行动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出兵为原则。”[84]日方之所以如此计划，不外乎出于以下的原因：第一，遵循集中全力吞并华北的战略方针。日军准备以“行使必要的实力来收拾事态”，通过逼降中国政府实现“全面地打开重建日华关系新局面”的目的。这说明他们此时尚没有仅凭武力来消灭国民政府的具体部署。第二，对日苏发生军事冲突的严格防备。“参谋本部曾预想到中国事变中对苏作战的问题”，“判断本年11月左右将面临对苏危机”。因此日军不便过久地拖延与扩大对华作战，而只希望以“必要的力量在10月底以前完成对华作战计划”。日方甚至规定“以上作战不能达到目的时，即使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也要停止陆上兵力之积极作战……将必要的部队调到满洲及华北待机，整顿对俄作战的准备”。[85]

正当华北战事愈演愈烈之时，日本当局又唆使在华军队、浪人到处寻衅闹事，制造冲突纠纷。7—8月，在上海连续发生了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宫崎贞雄“失踪”及“虹桥机场事件”，一时成为中日间新的冲突焦点。特别是在“宫崎事件”被中方妥善应付后，“虹桥事件”的处理结果便成为能否维持上海和平的关键。

一·二八战役后，中国军队按停战协议不能驻扎在上海，但中国人的变通智慧超出了日本的想象。7月下旬，钟松旅长率领第二师补充旅一部以保安队的名义秘密进驻了上海虹桥机场，实际控制了这一要害地点。

虹桥机场位于上海西郊，是上海周边地区最大的一个机场。中国军队换上保安队的制服进驻，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8月9日18时前后，日海军特别陆战队驻沪西第一中队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斋藤兴藏一等兵两人，驾驶一辆军用汽车行驶至虹桥机场，在机场警戒线附近不听中国卫兵的阻止，强行进入机场内部。守卫机场的航空委员会特务团第八连哨兵当场开枪，大山勇夫被击毙，斋藤兴藏跳车逃跑中亦被击毙。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从二人所着之日本海军军服和大山所携名片确认了他们的身份。但是，当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于当晚20时前后将此事通知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时，日方却一口否认海军陆战队有人外出。中方一再追问日方是否有大山勇夫其人时，日方继续含糊其辞，只是称大山嗜酒，有酒后驾车外出的可能。

大山与斋藤二人为何会在中日关系如此紧张之时出现在如此敏感的地区，这似乎是一个谜。但这二人死后，从日军将他们按战时阵亡军人的待遇提升一级军阶并从优抚恤，[86]我们不难看出，此二人驾车闯虹桥机场绝不会是单纯的酒驾行为，其中一定另有企图。

根据日方最近公布的长达近400小时的原日本海军军官座谈会的录音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海军方面为了逃避战争罪责，专门研究了如何应对审判的注意事项。当时他们销毁了有关文件，还派人作伪证，为有“东条的跟班”之称的日海军首脑人物岛田繁太郎开脱罪责，宣传“海军是被陆军拖入太平洋战争”的论调，欲将日海军美化成开明、和平的军队。实际上，日本海军一直在与陆军在侵华战争中争功，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事变的制造者石原莞尔就曾预言“海军必定在上海挑事”。

日本海军是一个组织利益优于国家利益的极具派别意识的集团，“为了对抗陆军，海军司令部想方设法获得尽可能多的军费来扩张，海军只考虑自身……只有海军而没有国家，在海军内部，能够争取到更多人、财、物的军人才会出人头地。为了获得更多军费预算，制造军事冲突的危机是必要的。如果海军的作战计划能被确定为国策，那么海军就能够获得大笔的临时预算”[87]。因此，“虹桥机场事件”的发生正是日本海军在上海挑起战争的一项阴谋。

事件发生前一天，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接到了司令官大川内传七的口头命令：“请你为国捐躯，我们会照顾你的家人”，但又被要求行动时“不要攻击”中方，以便将挑衅肇事的责任全部推给中方。[88]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不得不开始重视上海方面的局势。“海军中央部研究了解决‘大山事件’的方案，决定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事项，在采取外交措施同时，和第三舰队进行了联络，要求慎重行事。尽管事态的最后解决只能诉诸武力，但在陆军派兵的情况下，攻击开始的时间也须在动员后的20天，因此当前要尽可能不使事态迅速恶化。”“在10日的阁议上……再次确认了就地保护上海侨民的方针，答应准备派遣陆军部队。”[89]

日本军令部在接到“大山事件”的报告后，提出了中方处理相关责任人并向日方道歉、限制中方保安队人数、装备以及驻军地点，撤去中方阵地内设施等无理要求，并要求设置中日双方的军队委员会对该地区进行监视，取缔一切排日运动。8月11日，日方的这些要求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提出。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南京市召开会议，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在会上说明了关于虹桥机场“大山事件”日方所提的要求，蒋介石表示不可能接受，同时命令准备向日军开战。8月13日傍晚5点，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下达了《作好全军战斗部署，严密加强警戒》的命令，八一三淞沪战役即将爆发。

8月12日，日海军司令部将原配属华北派遣军的第二航空队改隶第三舰队，长谷川清当即命令第一、第二航空队启程，开往上海东南嵊泗列岛附近的马鞍群岛基地。8月13日夜，日海军下达了派第二空袭部队突袭南京、广德、杭州，第三空袭部队突袭南昌，第十战队及第一鱼雷战队飞机轰炸虹桥机场的命令。日海军由此开始了在上海的作战。

面对已备战多时正全力攻击上海日军的中国军队，日海军认为如没有陆军的支援难以坚守阵地，更谈不上发起全面进攻，因此不惜拉下脸来央求陆军配合。10日，在日本内阁会议上，陆相杉山答应了海相米内要求派遣陆军的请求，12日，参谋本部制订派兵方案，当夜，首、陆、海、外四相会议一致同意向上海派遣陆军。日方利用外交谈判拖延时间，从各地调派了3个师团的陆军赶运上海。日军参谋本部此时的观点是：“上海方面已超出单纯的保护侨民目的以外，具有给中国方面以沉重打击的意义。”[90]8月13日夜，日本内阁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出兵上海，8月15日凌晨，发表了要“给南京政府以严厉惩罚”的《帝国政府声明》[91]。日本因为中国的进攻而改变了原先未准备在上海大战的方针。

六 八一三淞沪战役开战令由中方下达

就中国方面而言，在“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即决定了在上海的开战措施与大战计划。事件发生后，在对日采取强硬外交的同时，中国政府宣布从此进入对日抗战，命令参加庐山会议的将领迅速回到各部队，开始全面抗日部署。

8月11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决心围歼上海日军：“张司令官治中率八十七、八十八师于今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挺进，准备对淞沪围攻。”同时令驻蚌埠的第五十六师、嘉兴的炮二旅调炮兵一个团、炮十团在京的一个营立即开往苏州，归张治中指挥，炮十团的另一个营和炮八团已在苏州、无锡一带。军委会令海军部立即按计划撤除长江上之灯塔、航标，在江阴封锁长江，但该计划被行政院秘书黄浚出卖给日方，由于该计划泄密，使得长江上中游的日本舰队得以迅速下行逃脱而未能实现。

11日晚，张治中“以已准备之火车、汽车输送现有军队至上海，置重点于江湾、澎浦附近，准备对敌猛施攻击，进占敌军根据地而歼灭之。对各部之处置如下：（1）现在上海地方部队，主力固守真如、闸北、江湾市中心区、吴淞各要点，一部警戒沪西、沪南，掩护军队前进。（2）八十七推进有力一部确占吴淞，主力输送到达，前进展开于大场、江湾以北地区后，再推进至江湾市中心区，准备攻击，另以有力之一部控制罗店、浏河。（3）八十八师（欠1团）输送到达，前进展开于真如、大场（不含）之线后，再推进至闸北、江湾（不含）准备反击……”[92]

8月12日，在淞沪前线的张发奎给蒋介石、何应钦发电称：“文白兄方面，似已决心主动。”何在来电上批复：“可。已令保安队即开淞江，归张文白指导共同作战。”[93]当日晚，张治中令各部队进入预定位置，他从战术角度考虑，准备在日军尚未立足之时给予迎头痛击。张治中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请战：“本军各部队在本日黄昏前可输送展开完毕，可否于明（元）日（即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我空军明晨能否同时行动？”[94]但蒋介石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当时各国代表组成的停战委员会正在开会协调中日问题，此时向日军开战，将会造成恶劣影响，因此没有同意张治中的方案：“希等待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白白错失了制敌良机。[95]

8月13日上午9时许，日海军陆战队的坦克及一队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越过对峙线向中方第八十七师驻地进攻，战斗已实际发生。张治中向军委会报告，请求发动全面进攻。蒋介石于当夜复电指示：“（1）令张司令明拂晓攻击。（2）令空军明日出动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3）令五十七旅派1团附炮兵1营进至浦东，对浦西之汇山码头、公大纱厂射击。（4）令十八军（十一师、十四师、六十七师）转向苏州输送（该军正由武汉向石家庄运输中）。”[96]同时决定将第五十六师主力、第五十七师的一部及独立第二十旅向前推进，采取逼向南下在长江方面作战的敌之侧面的有利态势。[97]这份电文实际上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日之役的总攻令，由此揭开了淞沪百日大战的序幕。

中方发动八一三战役的作战目的是实现“赶敌下海封锁海岸拒敌登陆”的作战计划，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开赴上海战场。张治中所率领的参加过一·二八战役的部队士气高昂，进入南翔指挥所的一些士兵甚至拒绝下车，要求一直开赴前线参战，而张治中本人也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实行天赋之自卫权”。

8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海总攻击，未得奏效，南口危急，尤为可虑……本日沪倭领电东京，希望其陆军早日派沪解决战局，可知其陆军并未决定派沪也。”次日又记道：“上海战术，以延烧为主，而以炮兵专集注其攻击前进之道路。”[98]

8月15日，蒋介石电令陈诚从庐山迅速赶回南京，商讨淞沪战事。3天后，陈诚到达南京，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19日，陈诚、熊式辉到达上海视察，次日又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陈诚回忆道：“返京后，领袖询问视察情形，熊云：‘不能打’。又问陈，陈云：‘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领袖问：‘何意？’陈云：‘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领袖遂云：‘一定打！’陈又云：‘若打，须向上海增兵。’遂发表陈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队伍赴沪参战，而整个中日战争亦即由此揭开。”[99]陈诚的这番话从抗战战略全局的高度，点明了发动八一三淞沪战役的战略价值与意义，这就是要以上海的主动出击与扩大战事，来改变日军“在华北得势”后“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的战略地理路线，从而避免我军被日军包围在东南地区无法撤退这种“于我不利”的后果。而且，上海是英、美等国在华利益的重点区域，一旦发生战事，列强利益受损，日方势必遭到西方国家的抗议，中国可以得到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

蒋介石在听了陈诚的汇报与建议后，考虑到战略与外交双方面的收益，他立即表示“一定打”。至此，淞沪大战再次升级。

蒋介石“一定打”的决心体现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对中日战争的总体战略部署构想。

据此，国民政府于8月20日连续颁布了关于全面抗战作战指导方案训令4件，[100]具体部署了八一三淞沪战役的作战。

七 有关八一三淞沪战役意义与作用的结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政府当时妄图以武力手段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华北。面对咄咄逼人的侵华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出了“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唯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战”的命令。八一三淞沪战役就是其“发动整个之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在抗战战略上，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心全面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大上海、拱卫首都南京，守卫长江天堑，中国计划清除长江内的日本军舰，攻击盘踞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争取消灭之，而后封锁海岸，拒止日军登陆。淞沪战场的开辟，使日军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将陆军主力部队从华北调往上海，且随着战况的发展，日陆军兵力不断增加，最终，主战场由华北转向华东。淞沪战役使日军的兵力无法集中，无法在地形开阔的华北平原使用机械化部队，部分丧失了优势，并使日军速战速决、以侵占华北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构想无法实现，反而按照国民政府诱其南下沿江西进的战略谋划，得以实现持久战的目标。淞沪会战的结果，客观上中国是战略胜利方，日本是战术胜利方。因此可以说发起八一三淞沪战役是国民政府全面抗战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在抗战政略上，八一三淞沪战役促进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两党从1937年2月开始，进行了4轮合作谈判，但一直没有结果。淞沪会战爆发后进行的第5轮谈判立即达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具体协议。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也相继转为拥蒋抗日。在淞沪战场上，不仅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战，也有桂系、川军等地方部队投入，与日军作殊死的较量。

八一三淞沪战役也给多年来在中国大地骄横肆虐的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在淞沪战场，日军被迫4次大规模增兵，使日军无法将兵力集中使用，减轻了华北战场的压力，日军还被迫取消了山东作战计划。淞沪会战由一场局部冲突逐步演变成中日两国间的大战。淞沪会战使日本侵略者遭遇七七事变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败绩。当时，日本侵略者疯狂叫嚣3个月灭亡中国，国内某些人也持有抗战必亡国的悲观态度，淞沪会战给日本侵略者以及抗战亡国论者当头一棒。自八一三淞沪战役之后，日本一步步滑入中国持久战的泥淖，走向了灭亡之路。

八一三淞沪战役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各界民众和各党派人士积极支援前线，派出劳军，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精神得到空前展现，在国际上也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为全面、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发生背景、发动经过、战役发展及对抗战正面战场全局的影响等方面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八一三淞沪战役是中国发动的。中方在战事开始时处于主动地位，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方的作战准备、战略计划以及日方参战经过诸种事实中得到证实。

第二，战役最后，中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由主动变为被动，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角度来看，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军力都比不过日方，暂时的局部的失败在所难免，对于这一点中国最高统帅部是有足够认识的。从具体战役指挥上看，中国方面在如此狭窄的江南水网地带投入70万重兵与强大的敌人开展拼消耗的阵地战，使中方主力战斗部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使得接踵而来的南京保卫战严重缺乏参战生力军，很快归于失败，甚至对整个抗战初期正面战场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不能不视为一个重大的失误。因为它违背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此外，中方作战指挥系统层次繁多，责任不清，最高统帅蒋介石不顾战事实际，受非军事的诸种因素影响，朝令夕改，甚至插手一团一营的调动部署，使前线指挥官无所适从。特别是对腹背要地杭州湾疏于防守，使日军得以偷袭成功，最终导致战线瓦解溃败。而在指挥退却之时，最高指挥官又下令过迟、指挥无方，使部队脱离掌握，造成毫无秩序的大溃逃，将两道既成国防工事完全放弃，损失惨重，教训深刻。而日本方面虽然战前在上海没有充分准备，也没有形成在上海进行大战的计划，但在开战后随着战事扩大而倾全力参战，上海方面逐步成为其“主战场”。逐步增加兵力并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准备新的攻势，攻击南京及相邻地区。日本政府内阁的决策也相应地由“在上海附近以击退敌人胜利结束战局”升级为“放弃不扩大方针”，最后成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由于不断“扩大作战”的需要，日军从本土、朝鲜、中国东北和台湾地区抽调了大批援军参战，甚至从华北战场抽出了主力部队，并投入了伪满军队。日本政府初期规定的“十月底前结束战事”的时限及“不得越过苏州—嘉兴线以东”的地限也随之废除了，最后日军由此直趋南京。由此可见，八一三淞沪战役的结果是日方从中方手中夺取了战争主动权，变得更为主动。

第三，国民政府发动八一三淞沪战役的目的，依事前的计划，在战术上是以积极的攻势清除日军驻沪部队，封锁海洋，保卫宁沪安全。据史料判断，其统帅部在战役中也形成了吸引华北日军分兵南下的战略意识，最后在客观上也达成了这一目的。[101]从事后来看，的确达成了“引敌南下”，改变日本侵华战略路线从“由北向南”到“由东向西”的战略效果，这是一种客观的结果，对中国持久抗战战略意义重大。但确切地说，在战前与开战之时，这还只是一种中方高层的“战略意识”，而不是具体的作战计划与方案。增兵大打而求引敌南下，是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逐渐形成的决策。若说其是战前就有的高瞻远瞩的预谋和全局战略指导，则缺乏直接的基础史料支持与根据。

国民政府发动八一三淞沪战役的战略目的是向日本及英美各国显示自己的力量，希望以此迫使日本放弃灭华企图；或最小限度拖延战争进程，迟滞日军侵略步伐，同时争取英美的干涉调解，达成妥协停战以阻止日本灭华的政治目的。“中枢除积极准备发动全面抗战外，仍秉不求战而应战之一贯主张，准备彻底牺牲。若寇方能停止侵略恢复7月8日前之状态，则犹可【有】最后一线希望。”

第四，八一三淞沪战役的结果，在战争中给予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大量杀伤了日军，迫使其再增兵，甚至动用了基本主力军。[102]同时亦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及政府机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并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在战略上使日本对华战争陷入持久作战，粉碎了日方“速战速决”的梦想。

这正是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实际作用及最大意义所在。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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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112页。

[2]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115页。

[3]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113页。

[4]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109—128页。

[5]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109—128页。

[6] 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1985年版，第49页。

[7] 蒋纬国编著：《抗日御侮》第四卷，台北：黎明文化1978年版，第16页。

[8]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1937年第23辑。

[9] 曾继远：《政略与战略》，（南京）《大陆月刊》1937年第2卷第10期。

[10]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90页。

[11] 张其昀：《党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675页。

[12]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117页。

[13]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124页。

[14] 据参加过八一三战役的前国民党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代旅长郭汝瑰回忆：在八一三战役中，许多中国部队因战前准备不足，只能利用地面障碍物做工事，结果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牺牲惨重，而部分修筑战壕工事的守军则伤亡较少。

[15] 蒋百里在日本会见其留日时期士官学校同学荒木贞夫时，曾当面对他说：“不管你们怎么说，说得怎么漂亮，你们的本意，还是要侵略中国。”载曹聚仁《蒋百里评传》第一辑，香港：三育文化图书文具公司1963年版，第39页。

[16] 《半年计划与十年计划》，《蒋百里全集》第一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83页。

[17] 曹聚仁：《蒋百里评传》第一辑，香港：三育文化图书文具公司1963年版，第40页。

[18] 《国民皆兵论》，《国防论》，载《蒋百里全集》第二、四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84、200页。

[19]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4页。

[20] 薛光前：《蒋百里先生的晚年》，《蒋百里全集》第六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08页。

[21] 蒋百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蒋百里全集》第三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06页。

[22] 李宗仁：《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全面抗战周刊社1938年版，第1920页。

[23] 李宗仁：《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全面抗战周刊社1938年版，第1920页。

[24] 此处档案原件字旁有蒋介石的旁批“最后根据地”字样。

[25] 《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26] 《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27] 《民国廿五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28] 《民国廿五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29] 《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30] 《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31] 《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32] 《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33] 耿成宽、韦文星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34] 《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35] 《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36]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37] 《1935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38] 《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

[39] 《1936年度国防设施纲要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40] 《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41] 《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乙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42] 《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43] 《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44] 《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45] 《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46] 徐德源：《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陆军兵力编成与部署变更述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47] 《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乙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48] 《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49] 《卢沟桥事变前之中国军备情况》，何应钦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1937年2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351页。

[50] 《卢沟桥事变前之中国军备情况》，何应钦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1937年2月，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版，第351页。

[51] 《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52] 《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53]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记录》（第16—33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

[54] 《1933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55] 《1933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56] 蒋纬国编著：《抗日御侮》第一卷，台北：黎明文化1978年版，第93页。

[57] 《峨嵋山训练集选辑》，黄埔出版社1938年编印，第79页。

[58] 张其昀：《党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913—914页。

[59] 《峨嵋山训练集选辑》，黄埔出版社1938年编印，第79页。

[60] 邓汉祥：《四川省政府及重庆行营成立经过》、《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三十三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

[61] 张其昀：《党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1014页。

[62] 蒋介石：《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1年版，第745页。

[63] 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64] 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144页。

[65]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66]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67] 《战前的陆军整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

[68] [美]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第3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69] 《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126页。

[70]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1955年再版，第34页。

[71]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第34—35页。

[72]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第34—35页。

[73]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4页。

[74]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1955年再版，第120页。

[75] 《团结报》1985年8月17日。

[76] 孙宅巍：《蒋介石的宠将陈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

[77] 《国防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78]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又见《八一三淞沪战役纪略》，《上海文史资料》1980年第5期。

[79] 《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1937年7月—9月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80]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81] [日]日本防卫厅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第一部第四章。

[82] 据[日]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一书：“对于中国的作战计划，自从1932年第一次上海战役以来，海军认为上海及华中扬子江流域应为对华作战的重点，陆军省不赞成，以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只要动用驻在华北的少数部队便可。”这点证明了日本陆海军之间在侵华途径上存在着分歧。

[8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0页。

[84]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6页。

[85]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页。

[86] [日]笠原十九司：《大山事件的真相》，《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

[87] [日]笠原十九司：《大山事件的真相》，《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

[88] [日]笠原十九司：《大山事件的真相》，《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

[89]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页。

[90]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页。

[91] [日]笠原十九司：《大山事件的真相》，《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

[9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93] 《淞沪会战张发奎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9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9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

[96] 《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8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97] 《淞沪会战张发奎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全宗。

[98]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7—18日，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572—573页。

[99]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年》，《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100] 蒋纬国在其所著《抗日御侮》（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书中披露了一份“战史档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1937年8月20日），其中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并下达了如下作战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于是，这份“820作战令”中上述字句之存在与否就成为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国“引敌南下”“由东向西”战略存否的关键。据多方考证，这份“820作战令”中上述字句是后人归纳总结的结论，并不是当时的档案原文。但综合本文论述，亦不能否定中方发起这场战役具有此种战略意图。

[101] 此期日军在华北与上海两个战场兵力情况变化为：8月，日军在华北为9个师团，上海为2个师团；9月初，华北为8个师团，上海为5个师团；9月5日，日军统帅部决定抽调华北兵力南下，“把主作战转移到上海方面”，华北日军减为7个师团，上海日军则增为9个师团。载《抗战史料丛稿》，第十种，《战纪》，“上海之战”第三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102] 1937年，日本总人口约为7063万，其中役龄男子1693万，可供征兵的人数约占役龄男子的56.2%，约1000万，当时日军的总兵力是108.4万，但八一三战役爆发后陆续调往上海战场的已达30余万之众，约占全部兵力的30%，由此可见此战役规模之空前与作用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