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篇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开辟及其重大意义

张从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两个相互支撑、相互配合的战场上进行对日作战。其中，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中日博弈大棋局中具有取势造势作用的关键一着，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发挥独当一面的战略作用，塑造有利于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对于形成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两面夹击日军的独特战略格局，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进而将战争纳入中国设定的持久战轨道并夺取抗战最后胜利，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拟围绕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开辟问题，从其决策、实施和意义等三个方面作些梳理与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人。

一 中共中央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

所谓开辟敌后战场，就是人民军队到敌人后方即日军占领区，开辟新的作战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并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消耗和打击敌人，发展和壮大自己。虽然“敌后战场”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较晚[1]，但实际上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做出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当时，随着全国抗战热潮的迅速掀起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即将正式形成，中共中央开始把红军作为全国抗日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思考其参战后的作战区域和作战任务问题，是与国民党军队一起进行内线作战，实行阵地防御；还是到日军占领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而选择后者的直接背景，则是国共两党就如何实现共同抗日所进行的一系列谈判和协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为了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实现，并支援国民党军第29军的抗战，毛泽东、朱德曾电示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向蒋介石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2]。国民党方面提出，拟将红军部队编入战斗序列，使用于平绥铁路方向，与傅作义部共同作战。7月14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让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愿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3]这表明，为使红军能够早日开赴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作战，毛泽东等开始思考红军移师外线、机动作战的问题，并明确表态愿“深入敌后方”作战。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还曾准备将红军作为威胁日军侧背的机动力量，依托内线，使用于察东、热南地区。[4]但国共谈判很不顺利，蒋介石不肯放松对红军改编后指挥和人事问题上的限制，还在陕甘地区摆下10个师的兵力，却催促红军迅速出动。[5]对此，中共中央在保持必要警惕的同时，仍同意在红军主力改编并出动后“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6]。就在国共双方磋商过程中，日军于7月底接连攻占北平、天津。平津地区约10万人的国民党守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这种情况，促使中共中央对于人数更少、装备更差的红军的作战区域和作战任务问题不能不重新进行思考。

8月1日，即平津失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给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报中，提出红军作战的两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二是在开始阶段“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7]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告准备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绝不是单纯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游击战进攻敌人侧面或“威胁敌后方”；“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同时提出：“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人后方。”[8]朱德、周恩来等在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们“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游击战持久战”等意见。第二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复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便于派一部远出热河”。[9]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8月11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的发言中进一步说明：“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钳制了它的大量兵力。”[10]“最大活动方面，仍为第二战区，此区可用大兵力，策动于敌之后方，即出东三省，亦必由此前进。”[11]显然，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意见和建议中，包含了全国抗战实行正面作战和敌后作战相结合，红军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依托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担负敌后作战的战略构想。

为了搞好与国民党友军的关系，并使国共两党军队分工明确和配合紧密，毛泽东还于8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派往山西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彭雪枫，要他在同国民党山西地方当局接洽时说明：“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12]

经过磋商，8月中旬，国共双方在红军改编后的作战区域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8月17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南京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意红军改编后“主力集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13]。但由于国民党方面企图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让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铁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开往晋东北灵丘、广灵、蔚县地区集中；另一师则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发展游击战。毛泽东等认为这是将八路军“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14]，包含着很大阴谋，遂决定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10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交阎百川（阎锡山）节制。”[15]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等同国民党方面进行反复磋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最终同意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16]

可见，此时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敌后战场的指导思想已是明确的，即将八路军主力集中使用于山西境内，依托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恒山山脉，在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的同时，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但考虑到国共谈判的情况以及党内的认识状况，仍然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17]。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确立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的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山地。”[18]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抗战前线，并批准了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的关于红军出动后应部署于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意见。[19]这样，关于开辟敌后战场的问题，最终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下来。

中共中央之所以决策开辟敌后战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政治上需要。面对日本的大规模侵略，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促使国共两党停止内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阶级利益的不一致性又使得国共两党在各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别，统一战线内部充满着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曾经的十年内战造成的隔阂，加之蒋介石当时正拖延对共产党及其军队合法地位的承认，使得共产党不能不对国民党保持必要的警惕。为维护统一战线的大局，处理好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关系，并防范国民党的不良居心，中共中央只有指导人民军队避开国民党统治区域和正面战场，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多方限制，到敌人后方去，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在给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电报中明确强调：应由国民党方面向其各级地方政府及驻军“说明红军之布防及创造游击根据地之任务”，因为“如不明白规定红军之区域及任务，并用通令下达友军及地方，势必因区域不明、任务不定而发生许多纠纷”。[20]

第二，战略上必要。战争初期，日军凭借强大的实力发动大规模进攻，迅速占领中国广大地区，并从战略上形成对中国军队的包围。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在军事上单纯依靠正面防御作战难以取胜，要真正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逐步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劣势局面，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争取战争主动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到敌后，开辟新的作战线，开创广阔的敌后战场，以威胁日军后方安全，从敌后和正面对日军实行两面夹击，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形成有利于我而不利敌的战争格局。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21]

第三，客观上可能。这种可能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日军以少兵临大国，必定顾此失彼，其占领区虽大，却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只能控制“点”和“线”即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在其后方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地带留下大片空隙，而国民政府在这些地区原有的统治机构在日军的进攻下已经瓦解，一时形成无政府状态，这就为开辟敌后战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沦陷区的人民群众直接遭受日军的野蛮屠杀和残暴奴役，不愿当亡国奴，怀有更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抗日要求，但他们原来是分散的，只能进行一些自发的难以持久的反抗，所以迫切需要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组织和领导他们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保卫家园，从而为开辟敌后战场准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四，实际上必需。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后总数不过五六万人，不仅人数有限，且装备低劣；但它政治素质高，“纪律好，且善于做群众工作，能与人民打成一片，随时随地能得到群众之掩护与帮助”[22]。如何使用这几万人的兵力，既关系到人民军队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某种意义上也决定着中国抗战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具体说，人民军队的实力状况，决定了它与日军正面硬拼并不起多大作用，因此不适合承担正面战场的内线作战任务。而到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外线牵制和打击日军，开辟敌后战场，能够发挥人民军队善于一面打游击战，一面发动群众的特长，弥补在数量和装备方面的不足，从而有利于在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逐渐改变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最终使自己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在洛川会议前后一段时间，为加深八路军指战员对开辟敌后战场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解，并使国民党友军也了解和同意这一思想，毛泽东曾多次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反复提醒“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其“拿手好戏”。同时强调：红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有灵活机动执行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战略之一切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23]

因而，开辟敌后战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基于抗日战争基本特点和敌、友、我三方具体情况及力量消长趋势的准确把握而做出的战略决策。

二 八路军、新四军等分步骤开辟敌后战场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也是敌后战场的开辟阶段。在此阶段，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军广大爱国官兵虽浴血奋战，但由于其军事实力的差距及持久战略的考量，因而节节退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针对日军长驱直入、后方空虚和国民党军迅速撤退、大片国土沦陷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和部署，相继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始了战略上的“敌进我进”，并按照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发展的方针创建抗日根据地，分步骤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因此，敌后战场的开辟从一开始就是主动、自觉的战略行动。

全国抗战爆发之初，由于日军的战略计划是以夺取华北为主，八路军三个师未待改编就绪即誓师出征，自1937年8月下旬起相继开赴山西抗战前线，积极参加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先后取得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在战役战斗上直接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的同时，初步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华北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部署，为开辟华北敌后战场做好了必要准备。

11月8日太原失陷后，由于国民党军纷纷南撤，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从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为主要地位。八路军结束了直接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的阶段，转而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挥师挺进日军后方，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于是，华北战场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观：日军大举进攻，步步进逼；国民党军屡战屡败，节节后退；八路军则挺进日军后方，实施战略展开。

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的目标首先指向山区。山区具有自然屏障，有利于八路军的隐蔽与机动，却不利于日军发挥机械化的优势，因此中共中央从全国抗战之初就强调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确定八路军集中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但鉴于华北敌情发生变化，日军企图以大迂回的战术包抄太原，为避免陷于日军的迂回包围中，并在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早在1937年9月16日、17日即发出变更八路军战略部署的指示，决定将原来八路军3个师集中配置在恒山山脉一区的计划，改为分散配置于山西省四角的山区。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又于11月8日、9日和13日连续致电前方，对八路军的任务和部署作出明确指示，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为了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八路军各师“须重新部署”，除控制一部分兵力用于袭击敌人外，大部分兵力应尽量分散于各要地，以“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24]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正如张闻天所说：“共产党在山西的方针，是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用以抵御日寇对西北与中原的前进。”[25]

八路军按照这一战略部署，采取“麻雀满天飞”的办法，深入敌后各地，分兵发动群众，迅速展开于恒山、五台、管涔、太行、太岳、吕梁山脉地区，及时控制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战略枢纽，开始了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北敌后战场的艰苦斗争。至1938年4月，逐步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4块山区抗日根据地。这是八路军开辟华北敌后战场非常重要的一步，不仅实现了在山西四角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形成了向敌占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使八路军成功地在山区站稳了脚跟，而且为进一步向全华北实施战略展开提供了可靠依托。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讲演时，曾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26]阎锡山深得其惠，感慨地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支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27]

当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八路军完成在山西四角的展开并初步站稳脚跟后，又将目光从山区转向广大的平原地区。冀鲁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平汉、津浦铁路纵贯南北，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自卢沟桥事变后纷纷建立抗日武装，到1938年春已开展起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但由于缺乏战斗骨干，迫切希望得到主力部队的支援。这时，正值华北日军主力南下参加徐州会战，其后方兵力薄弱，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又急需敌后战场的配合。于是，中共中央果断决定广泛发展冀鲁平原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日军，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发出指示，要求“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并划分若干军区、分区，有计划有系统地发展游击战争，广泛组织不脱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28]

八路军总部随即作出部署，以部分主力深入冀南、冀鲁豫边、冀鲁边、冀东等地区。这是八路军在华北实施的战略再展开，表明开辟华北敌后战场的行动又跨出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各部队在当地人民武装的配合下，不仅开辟和发展了平原抗日根据地，为山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比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而且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由山西一隅推向整个华北，实现了山地和平原游击战争的更好结合。

至1938年10月，八路军共作战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29]接连完成在山西四角和冀鲁平原的战略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山区与平原相互依存、相互策应的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部队发展到15万余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力量。1938年11月2日，蒋介石以八路军“忠实奋发，迭予敌重创”致电朱德、彭德怀，对部队“传谕嘉奖”。[30]

相较于华北，由于新四军改编组建较晚和华中形势更加复杂，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稍晚一些。1938年春，日军华中派遣军协同华北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以另一部沿长江西进攻打合肥，长江下游苏、浙、皖地区大部沦为敌后。然而，国民党吸取放弃华北后八路军在敌后迅速发展的教训，一方面在华中撤退时于苏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鄂边等地区留置了部分正规部队，并派遣官员，收编游杂武装，企图恢复对敌后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对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严加限制，企图将新四军“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31]。为使新四军摆脱国民党的严格限制，迅速开赴敌后，实现对日作战，在徐州会战前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先后于2月和5月连续发出指示，要求新四军抓紧时机，建立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并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5月14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在大江以南创立游击根据地，扩大新四军的影响。[32]

据此，新四军各支队自1938年4—5月起，开始挺进长江南北敌后地区。至同年10月，新四军共作战近150次，歼灭日伪军2400余人，[33]初步实现了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开创了苏南、皖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而且扩大了自身，部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2.5万余人，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和华中敌后战场奠定了基础。新四军实施战略展开、开辟华中敌后战场的战略行动，在当时很快引起许多报纸的关注。其中，上海出版的《文汇报》在1938年7月18日以《新四军挺进江南声势浩大》为题报道说：“新四军作战策略，分南北中三部。北部系协助溧阳、溧水方面游击队进攻南京。南部协助天目、莫干山区域之游击队攻袭杭州。中部则联合太湖区及奉贤、南汇、川沙各部游击队以苏嘉铁路及沪杭公路为目标，攻击日军交通线，截断其联络。各部战事，均已相机发展。”[34]

这样，从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誓师出征，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通观全局，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抗日前线，一面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一面动员和组织群众，将山区与平原、河湖港汊的抗日游击战争融为一体，创建了大小10余块抗日根据地或游击根据地，开辟了遍及长城内外、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在此之前，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前身已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长达6年时间，创建了南满、吉东和北满3块较大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了东北敌后战场。华北、华中和东北敌后战场，与即将在战略相持阶段形成的华南敌后战场，并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大敌后战场。

在开辟敌后战场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坚决贯彻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把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作为根本任务。部队挺进敌后之初，首先集中主力积极作战，消灭与驱逐敌人，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并以一部掩护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着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初步打开局面后，即以一部兵力担负对敌作战，而以主要兵力分散协同地方党政干部，深入广大乡村，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和政策，成立动委会、救国会，建立群众团体，组织群众武装；同时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高利贷盘剥，坚持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并通过选举成立区、乡、村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一定权益后，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八路军是真正救国为民的，于是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更加积极主动。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人民军队获得了赖以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实依托。

在开辟敌后战场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逐步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创造了机动灵活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一时期，日军通常依托交通线和中心城市，以重兵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围攻的战法，企图乘八路军、新四军立足未稳加以消灭或驱逐，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于是，“围攻”与反“围攻”成为敌后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但由于日军兵力不足、缺乏后续力量，只能对各抗日根据地逐一进行围攻，而且在围攻时只能控制“点”和“线”，难以实现“面”的占领。八路军、新四军针对日军的企图和弱点，采取军民结合、主力兵团与群众武装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广泛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在作战部署上一般贯彻“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的原则，以达到击破敌之一路、震撼敌之数路的效果，从而多次取得反围攻斗争的胜利。

朱德曾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报告中，对八路军为什么能够开辟敌后战场作了详细说明。他说，敌后抗战的环境是极端艰苦的，“别人无论如何不能把军队放在敌人后方，而我们以实际例子起了好的作用和影响。别人争相退去，而我们则反伸向敌人后方去”。八路军的战术，不是死守的办法，而是独立自主的灵活的行动。但“灵活战争没有人民是不行的”，“有人民才活动自如”。“军民打成一家，灵活战术由此发挥了。”[35]军队和人民群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造就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多样性、顽强性、坚韧性，而且使人民战争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发展高度，这是民族解放战争的本质要求和胜利所在。

这一阶段，日军将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正面战场，把国民党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国民党军队实行比较积极的抵抗，曾先后组织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消耗了大量日军，并将敌人主要兵力吸引在自己周围，使日军在战略部署上忽略了对占领区的控制，从而掩护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从战略上支持并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开辟。从这个意义上说，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体现。

三 开辟敌后战场的重大意义

敌后战场的开辟，作为抗日战争战略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实现全面抗战路线，按照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依托抗日根据地，开展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决定性的战略举措。这是充分展示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导战争、把握战争的非凡气魄和卓越能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而且表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及其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已经以独当一面的战略姿态屹立于敌后地区。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虽然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抗战，却未能阻止日军的战略进攻，致使大片国土沦陷。面对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正面作战屡屡失利的严峻形势，人民军队究竟如何行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迎敌而上，积极向敌后挺进并实施战略展开，这实质上是中国军民在战略防御中向日军实施的带战略性的“反进攻”，是处于被动地位中的主动出击，显示了人民军队英勇无畏的气概。于是，抗战伊始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战略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是连续败退的；而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向着敌占区广泛地进攻。随之，国民党军丧失了的国土又为八路军、新四军所收复。仅就华北而言，迄武汉失守前后，在华北五省敌占区375个县、近1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八路军活动地区的面积即达到80%，并且收复过198座县城，而没有哪一个县是在日军完全控制之下。由于人民军队从日军手中收复了大片国土，缩小了敌占区范围，使得日军只能对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实行“点”和“线”的占领，而无法实现“面”的占领，并使其在占领区内始终不能停止战争，不能“安享其成”，不得不疲于应对无休无止、大大小小的各种挑战。1938年9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在向来华北视察的日本天皇侍从武官所作《情况报告》中承认：徐州会战后，“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的减少，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36]。这样的战斗天天进行，此起彼伏，由此造成了陷日军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朱德曾形象地指出：“在军事活动的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37]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迫使日军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大量兵力转用于保守其占领区，对于制止日军的战略进攻，稳定全国战局，粉碎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使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从对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配合来看，起到了“拖住敌人，协助正面”[38]的效果。1938年上半年徐州会战开始后，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频繁进攻平绥铁路线上的南口、怀来、宣化等地，第129师第386旅等则在津浦铁路北段加紧作战，牵制敌人；其他部队还在平汉铁路沿线破坏交通，阻敌援兵南调。当时，新四军第三支队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津浦铁路南段配合国民党军李品仙部，牵制由南京渡江北上的日军。据粗略统计，徐州会战期间，仅八路军就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使日军人力物力严重受损，兵力和物资的南移东运受阻。为此，蒋介石等数次发电嘉奖，赞誉八路军“转战幽燕、撼敌腹心”“迭克要城”“迭奏奇功”。[39]同样，这年4月上旬，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制订武汉会战计划时，原准备以华北方面军一部沿平汉铁路南下，与第11军策应夹击武汉，但由于八路军积极出击敌后，考虑到华北地区“治安不良”，难以抽出兵力而放弃了这一计划。[40]其二，从瓦解日军进攻力量来看，敌后战场的作用更加明显。新四军在挺进华中抗日前线后，即积极开展破坏铁路、公路、桥梁和通信设施的行动，造成日军交通屡屡中断，影响了其兵力机动和物资运输，迫使日军不得不从前线抽调兵力维护交通线，于是分散了其进攻力量。粟裕曾说：新四军进入苏南前，交通线上五六十里才有敌人十余个守兵，交通圈内，甚至百十里都没有一个日军；新四军进入苏南后不到一年，交通线上每三五里都筑有敌之碉堡，每个碉堡的敌人守兵由过去三四个人增加到三四十人，每个城市也由五六十人增加到二三百人，日军兵力因此受到极大牵制。[41]武汉会战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27.5个师团（不含关东军，以2个旅团折合1个师团计算），其中9.5个师团参加武汉作战，3个师团参加广州作战，进攻兵力为12.5个师团，约占其总兵力的45%；另以15个师团担任后方守备，占其总兵力的近55%。而在日军担任后方守备的15个师团中，华北占12个师团，其中八路军抗击11个；华中占3个师团，新四军抗击1.5个。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12.5个师团，占其15个师团的83%。这就是说，在日军以12.5个师团进攻武汉、广州的时候，却不得不以同样的兵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使日军产生了后顾之忧，不得不大量分兵用于后方守备，由此日军的战略进攻能力遭到分散和瓦解，敌我战略相持的形势乃得以出现。而战略相持阶段是抗日战争的枢纽，是中国由劣势、被动转变到优势、主动和准备反攻的基础。没有战略相持阶段，就不会有持久抗战以及最后的胜利。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敌我双方作战的“游戏规则”，而且从根本上重塑了抗日战争的战场态势，使中国形成了地域上相互独立、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两个战场的有利格局，盘活了抗日战争的大棋局。一方面，从敌后战场的作战讲，中国共产党把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地位，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主动、灵活、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并探索和形成了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灵活处理集中与分散兵力的关系为枢纽，以敌变我成为指导原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体系，从而迫使日军放弃擅长的大兵团正规作战方式，不得不回师后方，以高度分散的配置来对付陌生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从抗日战争全局上讲，全国抗战开始后，处于战略内线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的防御作战，是以国家总后方为依托的有后方作战，其作战线在与敌占区的交界线；而处于战略外线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日作战，则是脱离国家总后方的无后方作战，其作战线前伸至敌人的后方。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以自己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作为后方，并依托根据地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令日军防不胜防。对此，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也承认：“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敌后战场是“没有战线的战场”。[42]因此，敌后战场的开辟，从战争形式上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把日军的后方变成抗日的战场，把敌之战略包围变为我之战略反包围，使中国抗战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相互策应的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对日军构成了前后牵制、内外夹击的战略态势，使日军在战略上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地位。这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也是国共两党实行军事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成为中国实现持久抗战的最佳作战模式，奠定了中国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场基础。敌后战场的开辟，是决定抗日战争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步。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具有重大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开辟敌后战场的过程中，通过广泛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启蒙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坚定了民众的爱国情怀，凝聚了民众的抗日力量，鼓舞了民众的必胜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在以各抗日根据地为基点的广大敌后战场内，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通过对原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和进行各项建设的积极性，于是抗日根据地不但成为敌后战场能够日益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而成为“新中国的雏形”。[43]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到延安采访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就曾自信地指出：八路军现在正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分别是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44]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在《人民之战》一书中记述：1938年春，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上尉深入华北敌后，在对山西和河北西北部的八路军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五台山地区进行三个月的调查研究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里的人民在被‘征服’以后起来进行反击”。他认为，“人民之所以起来打日本人，不仅是因为不愿做国奴，而且是因为他们现有的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他们不仅是保卫战争以前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保卫他们在抗战过程中得到的东西”。不久，另一个美联社记者汉森（Haldor Hanson）也到冀中抗日根据地采访，并考察了当地各种政策、群众组织和游击队作战情况。结果，这两位外国观察家都认为，“华北的游击队运动是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进步的一个因素”，共产党在这些地方进行深入的动员和组织，建立了经过严格训练而富有效率的抗日力量，厚植了持续抗战的资本，敌后战场由此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战斗堡垒和收复失地、夺取胜利的反攻基地。[45]

总之，敌后战场的开辟，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进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伟大创举。需要指出的是，当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区。由此，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形式，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亦随之进一步上升和提高。

（张从田，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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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抗战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文电中一般使用“敌后”和“外线”“外线作战区域”等提法。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第一次正式使用“敌后战场”概念。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说中，第一次提出“解放区”概念。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开始使用“解放区战场”的提法。

[2] 《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4] 见《何应钦关于红军抗日部队使用及经路建议书》（1937年7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2页。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10] 《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页。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1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1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6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18] 《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163页。

[19] 《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45页。

[2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2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

[22] 《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2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4页。

[2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6页。

[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4—525页。

[2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27] 转引自《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2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29] 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二〇〇五年修订版）》中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30]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页。

[31]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

[3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33]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页。

[34]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35] 《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62页。

[3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37] 《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374页。

[3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39]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119、147页。

[40]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109页。

[41] 《粟裕文选》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1页。

[4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7页。

[43] 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页。

[4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45]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贾宗谊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