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现代中医药教育史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也是一个话语体系重构问题。1840年当西方炮火轰开天朝大门之时，在不平等条约裹胁下蜂拥而至的不仅仅是带着血腥的商品和资本，还有强势西方文化话语。中医药教育作为一门典型的传统学科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展开了由师承教育向现代院校教育方式转型的自救。令人遗憾的是，民国期间尽管中医界以及支持中医发展的各界人士进行了诸多努力，甚至打通了进入国家教育体系的通道，但是始终没有一所中医学校能够步入国家教育体系。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发展，为充分动员中医这支卫生力量，培养与提高中医，1950年3月13日，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正式开办，直属中央卫生部①。这是目前为止有资料可循的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设立的中医药教育机构。 尽管从理论上说，进修学校属于成人教育，但是它标志着中医药教育正式进入了国家卫生行政体制。1956年3月12日，成立于1954年10月的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更名为江苏省中医学校②，表明中医药教育也已纳入国家教育行政体系。1956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南京等地相继开始了高等中医院校的筹备工作。至此，从中专到本科的中医药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栉风沐雨，现代中医药教育与新中国同频共振已历经70余载，史称“高等中医药教育摇篮”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也即将迎来70周年华诞。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呼唤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自主建构时，回顾当代中医药教育在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实践与理性间不断撞击的历史过程，为反击诘难，如社会上出现的“培养的中医人才中不中，西不西”“几十年的高等中医院校教育没能培养出几名著名中医”等，对现代中医药教育史进行系统整理，探索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已成为时代所需，人民所求。

一、学术史回顾

对于现代中医药教育史的研究，目前学界研究尚不十分丰富。著名中医药教育史学者盛亦如在20世纪末曾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中医药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和坎坷，又面临着众多重大的有待探讨的现实问题，但目前自觉地从中医现代教育史的角度对它加以研究总结，揭示中医药教育发展的规律，还很不充分。”③时至今日，现代中医药教育已经历了近七十年的发展，这一问题仍未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关于现代中医药教育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集中于新中国中医药教育初创时期（1949—1965）中医药教育政策背景及政策实施的历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教育经过了从进修培训、师带徒、“西学中”，到建立中、高等中医院校教育体系的历史过程。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剑教授所带团队的成果最为突出，南京中医药大学蒋龙魁的成果也比较集中。如，关于中医进修，赖立里的《其命维新——建国初期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中医科学化》（《齐鲁学刊》，2018年第5期），毕小丽、李剑的《建国初期中医进修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中华医史杂志》，2006年第1期）等；关于中医师带徒，李剑、郭巧巧的《旧传统与新环境：新中国背景上的中医带徒弟探索（1956—1957年）》（《中医文献杂志》，2023年第1期），蒋龙魁的《新中国中医带徒弟政策的历史考察与思考——以师徒标准为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郭巧巧、李剑的《1963年广东省中医学徒出师考试始末》（《光明中医》，2012年8期）等；关于“西学中”，蒋龙魁的《“西医学习中医”65周年的历史沿革探讨》（《中医教育》，2020年第5期），王琼、张生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地区西医学习中医运动概览》（《中医文献杂志》，2018年第5期）；关于院校教育体系的建立，李剑的《中医学院初创的史实钩沉——以广州中医学院为例》（《中医文献杂志》，2021年第4期），蒋龙魁的《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诞生的历史背景探究》（《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等。

二是对中医药教育某一领域进行较为系统的历史梳理。现代中医药教育经历了由传统的师承教育向现代院校教育的转型，为此中医知识由个体经验向科学化的知识体系转型是关键问题，而其载体即是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关于教材建设：李友白等在《中医药高等教育一至四版统编教材的编写略探》（《中医教育》2017年第1期）中，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至四版中医学专业教材编写背景，简要分析了各版教材内容、体例及特色等情况；关于课程建设，李剑的《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课程的历史考察——以＜健康报＞为中心》（《中医文献杂志》，2019年第5期）分析了医学院校增设中医课程的源与流。在中医药教育领域最有特色的是师承教育、国际教育与民族医学教育。关于师承教育，孙越异等《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医师承研究概况与分析》（《中医杂志》，2018年第8期），移敏《中医师承教育路径和模式的创新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关于中医国际教育，陈廷煊的《我国中医药院校留学生教育研究（1956—2023）》（南京中医药大学，2023年硕士学位论文），文庠等《国际中医药教材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世界中医药》，2015年第5期）；关于民族医学教育，闫慧茜的《 中国民族医学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国中医科学院，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中医药教育思想史是对中医药教育发展规律的总结。盛亦如、吴云波主编的《中医教育思想史》（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版），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中医药教育思想、中等中医药教育思想、中医成人教育思想、西医学习中医药教育思想、中医对外教育的教育思想等内容，从不同角度对现代中医药教育思想进行了整体性梳理。

三是各中医药院校的校史研究。目前已形成著作的有《广州中医药大学校史（资料汇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年版）、《天津中医药大学校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成都中医药大学校史（1956—2016）》（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湖北中医药大学校史（1958—2018）》（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年版）、《浙江中医药大学校史（2009—2018）》（浙江中医药大学，2018年版）、《福建中医药大学校史：2008—2018》（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长春中医药大学校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主要为各中医药院校对自身办学历史与教育成就的研究与总结，这些个案为研究现代中医药教育史提供了丰富的个性素材。

四是涉及中医药教育史的热点问题研究。现代中医药教育发展史上的热点问题，是中医药教育研究领域的焦点问题，相关研究汗牛充栋，难以一一列举。以本书的编委会成员研究内容为例，除以上已提及的热点问题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类：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医药事业关心支持的研究，文庠《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医药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医学人文》，2018年第11期），张洪雷《 习近平关于中医药发展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二是关于中医药院校综合改革和创新发展的研究，程海波等《高等中医药院校教育综合改革问题及对策》（《医学争鸣》，2018年第6期），牛浩等《新时代中医药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使命及路径》（《中医杂志》，2023年第8期）；三是关于健康中国战略与中医药发展的研究，张宏如等《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政策工具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文庠《直面健康服务把握中医药院校发展新机遇》（《中国高等教育》，2014年第Z2期）；四是关于中医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研究，赵霞等《中医儿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探索与实践——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为例》［《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文庠等《学生学习导向下的医学人才“精诚计划”实施》（《中国高等教育》，2014年第5期），牛浩等《新医科背景下中国特色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探索》（《时珍国医国药》，2021年第12期）；五是关于学生发展的相关问题，孙荪《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学业指导体系探究》（《江苏高教》，2017年第1期），孙荪《学校政策支持对本科生科研能力获得的影响研究——导师指导的中介作用》（《江苏高教》，2023年第2期）；六是课程思政与中医文化认同等问题研究，孙荪等《高等中医药院校课程思政体系构建研究——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为例》［《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张洪雷等《来华中医药留学生视域下中医药文化认同策略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21年第36期）；七是关于农村、社区等基层中医服务人才培养问题的研究，吴彩霞等《农村和社区中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的调查与分析》（《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3年第1期），文庠等《医学生服务社区农村意向的调查与思考》［《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8年第9期］；八是关于中医院校教学质量评价与评估相关研究，张宏如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思考》（《江苏高教》，2014年第2期），吴彩霞等《基于生评与师评比较的视角：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3期］，等等。

整体来看，当前对现代中医药教育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对现代中医药教育史的研究，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教育的发展过程、主要特征、经验启示等基本内容仍缺少系统的总结与研究；第二，目前研究成果多聚焦于现代中医药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现代中医药教育发展背后的多重历史动因及复杂的历史过程仍缺少深入的研究；第三，研究角度和对象多为中医政策，对于中医药教育主体，包括中医院校、教育家等对象，缺少必要关注，而校史囿于其学校本位，视角多局限于学校范围内，且不少著述内容类似资料汇编和工作总结，学理性并不十分深刻；第四，研究方法多采用中医学医史文献学科的范式，需进一步丰富多学科的研究视角，特别是采用历史学科的基本方法，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总而言之，上述研究成果为本书撰写提供了一定的前期基础和积极启示，但客观上仍蕴含着再研究的必要性。

二、全书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概念的界定

本书名为《中国中医药教育史（现代卷）》，是古代卷、近代卷的延续。断代时间完全按照当下历史学科公认的时间分期，即古代卷（上古至清中叶1839年）、近代卷（晚清1840年至中华民国消亡1949年9月）、现代卷（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之所以分卷书写，一方面，中医药教育与中医药学伴生伴长，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厚重，非一本书所能承载；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考虑，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变幻中，中医药教育面对的时代问题截然不同，考察对象也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当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医药教育发展的参照系在不断变化，所遇到的各种变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为现代中国中医药教育史的研究带来更多空间的同时，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全书的基本架构

本书共分为八章，第一至四章以时间为经，以区间内发生的与中医药教育相关的重大政策、突出事件为纬，全面梳理现代中医药教育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展示其历史全貌，挖掘其内在规律；第五至八章以专题的方式，系统、深入地展现中医药教育具有特殊性或独特性的内容。

本书架构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思考：一是着重从“整体性”上下功夫，从中国古代、近代、现代中医药教育一脉相承的发展中探寻中医药教育的内在规律；二是注重“全景性”展示，一方面挖掘中医专科、本科、研究生各个学历层次教育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方面对中医药教育最具有特色的师承教育进行整体梳理，论证现代师承教育发生、发展以及贯通中医药教育全程的历史进程；三是把握“关键性”，中医药教育从传统学科向现代学科专业转型的关键是知识体系的重构与教材的编写，为此本书将此专列一章，对现代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的建构与教材编写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与还原；四是强化“政治性”，一方面民族医药学教育是中医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中医药教育史上独具特色的篇章，另一方面中医学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传统学科，中医国际教育不仅具有中医知识传播的功能，更肩负着中医文化传播的使命，为此这两部分内容都进行了专章论述；五是从“复杂性”入手，从每一个时代面临的文化、制度、医学学术（技术），甚至社会对医学需求的不同点，去深掘中医药教育规律的个性特征。各章节重点内容如下。

第一章 现代中医药教育初创时期（1949—1976）。这一时期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相一致，以“探索-曲折发展”为主线。1949—1954年，以中医进修西医知识为主，探索提高中医科学化水平的路径；1954年下半年到1956年上半年，以中医温课、西医学习中医为主，探索提高中医、培养中医的途径；1956年开始建构中等、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探索中医学历教育模式，此外，将民间“师带徒”纳入国家体制，探索现代师承教育方式。在这一系列的探索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走了不少弯路，特别是“文革”阶段，中医药教育损失巨大。但是，这一时期构建了大、中专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中医学历教育与师承教育“两条腿”走路模式，中医药教育的特色得以保留。

第二章 中医药教育恢复与改革发展时期（1977—1998）。这一时期，在党的政策教育指导下、在改革发展的春风推动下，中医药教育得以恢复发展，并逐步向高水平、特色化方向发展。 特别是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中医药工作会议，提出“高等中医药教育要充分按照中医药学的特点办学”的要求，这成为中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一是中医药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和快速发展。进一步完善了初、中、高三级教育体系；合理布局高等中医药教育机构，除青海、重庆外，中医院校或中医系几乎遍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学位制度，开展了中医专业类研究生教育。二是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医药教育进行了多维创新性改革。试点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进行了研究生分类培养。开展了七年制人才培养试点、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开办专科教育等改革措施，并取得初步成效。三是开展了中医药教育特色化、标准化发展的探索。如教学计划从指令性变为主导性计划，学校办学自主性不断提升；初步建立了国家级、局级、省级和校级四级学科管理体制，为各校特色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展了中医药教育标准研究与办学水平评估的试点，着力提升办学质量与水平。

第三章 中医药教育跨越式发展时期（1999—2011）。 这一时期是我国教育快速发展时期，中医药教育也随之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一是招生规模扩大。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正式步入大众化阶段，并向普及化阶段迅速迈进，随着各地新校区的建设，中医院校的本科、研究生和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随之指数型增长。二是院校管理体制改革。 院校体制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新体制。高等中医药院校积极贯彻调整、共建、合作、合并方针，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区域内的医教研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创新中医药院校与综合性大学联合办学新机制。三是逐步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过渡。 中医药教育在质量内涵发展方面，开展了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国家规范专业建设与中医药教育标准的建立、专业认证试点、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等一系列提升内涵的举措。

第四章 新时代中医药教育内涵式发展时期（2012—今）。这一时期中医药教育发展的特点是“顶天、立地”。“顶天”的成效有：2017年公布的全国137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6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入选。2019年4月，启动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中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全面铺开。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医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与临床医学学位区别开来，进一步明确了中医药教育的独特性。“立地”主要体现在：为提高基层中医人才质量，开展了农村订单定向中医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完成了全国中等职业院校中医药类专业教学标准制订工作，开展了高等职业院校中医药类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突出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性，强化医教协同，实施了二轮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医学专业认证持续推进。

第五章 中医课程及教材体系建设。 由于传统中医学主要是个体式经验型的知识，如何按现代知识体系进行系统分类分化，是传统中医学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也是核心问题。显然，中医学教材表象是教学媒介，实质是中医知识体系的系统整理与分化问题，是中医药教育的基础性和核心性问题。 为此，本章打破时间的分期，系统梳理了中医学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从无到有，并不断规范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全面呈现了以本科教材为主，研究生、大中专（中高职）、成人教育、留学生等中医专业教育各层次、各类型教材的基本状况；深入分析了中医专业教材建设以规划推动、以荣誉性引导的建设特征。

第六章 中医国际教育。中医学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学科领域，国际教育不仅承载了教育的功能，而且负有政治与外交的使命。现代中医国际教育经历了起步、恢复调整和稳步发展三个历史阶段。 从“引进来”，到当下“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方式开展中医国际教育，提升了中医药的全球吸引力和影响力，增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本书系统总结现代中医国际教育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挖掘其多重潜力，为中医走向世界提供历史的借鉴。

第七章 中医师承教育与继续教育。师承教育是中医药教育最具独特性的教育方式，传统中医药教育即以师承教育方式为主，近代以来中医药教育为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进行了从师承教育向院校教育模式转型的尝试，进入现代才完成了这一转型，并形成了中医药教育特有的现代教育模式，即：基本建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符合中医药事业发展要求和学科特色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为此，系统梳理这一特有的教育模式形成过程，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价值。中医继续教育肇始于进修教育；改革开放后，中医函授、夜校、自学考试等形式的成人教育蓬勃兴起；进入新世纪，中医继续教育实现了制度化，搭建了中医药人才终身培养体系。

第八章 民族医药学教育。民族医药学既是中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个性特征。“从各少数民族医学的个体上来看，同样犹如朵朵盛开鲜花，布满了民族聚居的祖国大地。各少数民族医学，不但在历史上为各个民族的生殖繁衍、卫生保健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还为中医学的丰富发展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成绩。”①为此，系统梳理现代民族医药学教育的历史过程，不仅具有学术性，更具有政治性，并呈现中医药教育多元统一的鲜明个性。现代民族医药学教育已涉及39个，以蒙医药、藏医药为代表的民族医药学不仅建立起完整的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体系，而且国际教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根据本书书名，本书的关键词涉及“现代”“中国”“中医药”“中医药教育”。“现代”明确了研究时间，即1949年新中国诞生至今。“中国”明确了研究空间。“中医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解读，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学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学体系。②据此，本书研究的“中医药教育”界定为：内容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中医药教育内容和民族医药教育内容；形式上包括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层次上包括中专（中职）、大专（高职）、本科、研究生教育各学历层次。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除师承教育外）不作为本研究的重点，在研究长学制、拔尖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有所涉及。本书将以“中医药教育”为研究对象，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从把握现代中医药教育生成时间逻辑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空间逻辑的互动关系入手，着重现代中医药教育发展历程及规律的探索，而非纠结于具体的“中医药教育问题”研究。

三、近代中医药教育艰难的自我拯救

现代中医药教育是立于近代中医药教育的基础之上的，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医药教育加速度转型的延续。为此，厘清近代中医药教育历史过程是研究现代中医药教育史的背景与前提。

（一）晚清时期（1840—1911）

如前所述，近代中医药教育实践是在西方话语情境下展开的。 “科学”西医与传统中医面对面的对撞，促进了晚清中医药教育的嬗变。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医学已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逐步转变。明末清初，大批来华的传教士引入了西医的观念与技术。至清末民初，中国医事系统已经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医的知识技术、西医教育、西医医院，已成为中国医事系统中的主体部分。在当时社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文化背景下，1885年，陈虬（字志三）于浙江省 瑞安县开办的利济学堂，成为中医传统师承教育向近代学校教育转型的雏形。③1901年，陈日新（字铭三）受命在江西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医学堂分部，进行了高等中医专业教育的尝试，可惜它与晩清“新政”一样，都夭折于襁褓之中。

（二）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

1912年元旦 中华民国建立。同年11月22日，在 北京政府颁布的完全西化的《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中，将中医学排斥在学制之外，史称“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因此，拉开了近代中医界一轮又一轮争取教育合法权的抗争。为了自救，中医人自筹资金，陆续开办了一批中医学校。 其中最为著名的学校：一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立于1917年，由名医丁甘仁、夏应堂、谢观等人在上海发起开办，以“昌明绝学，保存国粹，融汇中西”为办学宗旨。 二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成立于1924年9月，首任校长卢乃潼提出的办学目标是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保存国粹，维护土货，以养成医学之人才。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沟通中西、保存国粹写在办学方针中，并体现在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实践教学等方面，为中医从师承教育方式向院校教育方式转型做了诸多大胆的尝试。

（三）南京政府早期（1927—1937）

1926年国民革命军发起对北洋军阀的讨伐，史称北伐战争，中医界以极大热情期待着新的政权，“我们的国医还要请求国民政府强有力 的扶植，才能事半而功倍咧”①。然而，1927年4月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就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给中医打了深深的“旧医”烙印。引发了从中西医界、知识界再到政府内部，一场关于中医的混战。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混战中，每个角色出场都是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出现，直接将医学学术问题上升到民族存亡问题。西医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上，卫生行政事业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采取断然措施废除旧医。”②中医说：废止中医就是摧残国粹学术，就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并打出了“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③的口号。“规定旧医登记案”，再一次拷问中医及中医药教育何去何从？经过中医界、政界等各方合力，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成立，它定性为全国性中医药学术机构，陈立夫任理事长，焦易堂任馆长。尽管它没有行政权，但是由于其首任理事长、馆长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因此，中央国医馆实际承担了中医管理的职能。在其主导下，先后制订中医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在各省成立国医分馆，举办国医医院、国医传习所等工作，对中医学科体系的梳理、中医医院与中医药教育的发展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国民政府于1936年1月公布了《中医条例》，为中医药教育合法化开辟了道路。 这一时期，全国最有影响的中医类学校是承淡安1937年2月在江苏无锡开办的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其由1929年创办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更名而成，在近十年的办学过程中，摸索出近代针灸学专业教学模式、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培养了3 000多名针灸人才。①

（四）全面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人不分南北，医不分中西，全力以赴为抗战服务。在这一阶段中央国医馆承担起组织全国中医界参与抗战的工作，同时对中医药教育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中医学校合法化问题；二是教材问题；三是训练人才。在中央国医馆推进下，1937年3月10日，卫生署中医委员会成立。中医委员会为国民政府中医管理最高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医被纳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其为中医药教育的重大的贡献是确定了“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中医科目表的公布，标志了中医学校正式进入了国家教育体系，为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抗战时期，由于战时对医药需求的加剧，国民政府放宽了中医政策，为此，这时期尽管民生艰难，民办中医学校却有一定的发展。其分布呈现区域性集中的特点。一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江西、广西、香港等后方区域；二是以上海孤岛为中心②；三是京津冀地区。不过，由于处于战时，以上所有的学校规模均不大，办学条件也较差，所以都未能实现加入学系的突破。

（五）南京政府晚期（1946—1949）

抗战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医界也不甘落人之后。1945年2月，新中华医药学会在重庆成立，其将人才之培养、技术之革新作为达成中医学术革新的基本步骤。中医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郁，提出了中西医学教育整合的主张，以求解决“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老问题。这一时期形成的“中西医育统一”③的设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西医结合”，以及将西医学内容纳入中医课程体系有较大的影响。当中医药教育再现蓬勃发展之势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却按照1930年8月23日颁布的《订立私立大学、专科学校奖励与取缔办法》一刀砍下去，先后取缔了以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等3所中医学校为首的一批中医学校。尽管教育部这一举措并非只针对中医学校，但是教育部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的做法，将专科以上的中医学校几乎全面撤销，给予中医药教育以重创。

综上，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 激剧转型期，当传统中医学术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医药教育 成为中医界自救的方舟。在社会各界有识人士的帮助下，中医界陆续开办了一批中医学校，对传统中医学学术进行了初步整理与分化，进行了教材体系、课程体系探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为新中国中医药教育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近代中医药教育历史实践表明，中医药教育学作为一个传统学科要立于现代学科之林，仅靠自身努力和社会的帮助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中医药教育实践

与民国政府“规制”中医药教育的政策相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能够实事求是 地对待中医，在中医知识传承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为新中国中医药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处于农村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中医药作为基层常见的医药卫生资源，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秉持运用中医药、发展中医药的态度，充分挖掘中医药的医学价值。而中医药教育也在中国共产党开展军事卫生工作、推动根据地医疗卫生建设的进程中，开办起来①。既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医药教育史研究，学者们多关注于民国时期中医药教育对现代中医药教育的影响。但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执政党，其治国理政施行的许多政策，往往能在革命时期追溯其源头，发现其端倪。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教育，固然为新中国的中医药教育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经验；但新中国的中医药教育，尤其是早期的中医药教育事业，更多仍是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医药的态度和立场。故而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中医药教育工作，对于认识现代中医药教育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

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就开展中医药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起点。开展中医药工作的实践催生出建立中医药教育的必要性，如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在医院党组织的领导下，医务人员下定决心攻下缺药‘难关’。开始他们不懂得如何采制中草药，就向当地老农请教，向土郎中（农村的中医）学习。……从群众中学习和总结了许多治疗伤病的有效药方”。②茅坪红军医院“经常组织医务人员和附近的群众上山采草药，把附近的山头都爬遍了。采药时，由懂的人采个标本，然后大家照样子采”。③虽然此时中医药教育只是简单地教授中医的一些具体知识与技术，并未有体系、成规模地开办中医院校教育，但是却为学习传播中医知识，突显中医药的实效性，提供了知识基础。1931年，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在长汀成立，学校除讲授一般医药常识，还设有中医课程。学校自编有《中医方剂讲义》，以及《常用药名一览》等中药学教材。①对于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而言，药品工作最为急缺与紧要，而中药在医疗活动中又确具疗效，因此中药学知识最先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体系之中，开设了讲授中药学知识的课程。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医药教育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开展中药学教育，但是也出现了针对中医理论与技术的课程。1933年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将医护人员训练班扩建为红色卫生学校，其中开设中医班，共40名学员，学习期限为8个月。中医班开设有药性概论、伤寒浅注、六经定法、温病条辨、金匮要略、脉诀归正、时方妙用、妇科要旨等专业课，学员多是一些初步学过中医的青年或乡村医生。②红四方面军的中医药教育，既具有稳定的学制及专业学习内容，同时开设了各类关于中医基础理论的课程，已具有一定的中医院校教育的雏形。

（二）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

这一时期，为解决根据地人民及人民军队的医疗卫生难题，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中医药改进工作。③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教育的探索也进一步完善，如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中医药教育从三个方面展开，并形成了一定规模。一是继续教育，依托边区国医研究会、保健药社、中西医药研究会等团体和机构，面向边区中医群体开设训练班。如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开设训练班，招收“25岁以上，40岁以下，身体健康，略具医药经验，粗通文理的医生及有中等学识的男女”，时长为一年半，名额共计50名，课程包括技术类课程，如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性、方解、炮制；工作方针类课程，如卫生医药政策，卫生医药运动，环境、妇婴及个人等卫生。二是院校教育，如延安大学医学系设有中医班，开设有药物学（中药本草）、诊断学（脉搏、听诊）、治疗学（治病、处方）、生理卫生学、消毒学等课程。④三是师承教育，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向名医任作田学习针灸，在一个月内，用针灸方法医治病人即达八十余名，其中二十余系多年宿病。从上述内容来看，中医药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多个方面得到推动。

回顾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医药教育实践，可以发现，早期的中医药教育实践的简易性、实用性特征较强，主要围绕革命战争需要，集中于具体中医药知识的传授；至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医药教育不仅进入院校教育中，并且师承等传统形式仍得到沿用，中医药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趋于丰富化和体系化。这一阶段中医药教育的政策与经验，均在新中国的中医药教育实践中得以体现。因此，中医药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极大发展的一大因素，源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医药教育发展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与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