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医学习中医政策的出台背景与实施过程

一、西医学习中医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

1954年开始的西医学习中医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号召、亲自组织，全国卫生系统积极响应并有序开展的一项旨在消除中西医之间隔阂、研究并提高中医学术水平的行业内运动。

党和政府之所以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关键动因是1954年之前卫生行政部门没有正确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确定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没有正确落实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制定的党的中医政策，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严重受挫，自民国时期起就饱受欺凌的中医学再一次徘徊在了存亡的边缘。之后在“新三反”运动中，党中央敏锐地发现了卫生行政部门在落实党的中医政策上的偏差，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为了推动中医与西医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深度融合，党和政府一方面在中医进修工作中采用以中医内容为主的讲授方式，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广泛发动西医对中医学开展学习和研究。西医学习中医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并逐步完善的。

（一）党的中医政策未得到正确落实的动因分析

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卫生行政部门没有正确落实党的中医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因素。

1.西学东渐以来社会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矫枉过正”的倾向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与思想觉醒。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的贫困落后，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引入西方的先进科技和社会制度，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社会精英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落后。在这样的观念下，儒学、汉字、中医等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特别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价值的新文化运动，在强烈反对封建和迷信的基础上，对那些未能融入西方科学体系的传统文化和知识，包括深植于中国几千年文化土壤中的中医，都被视为封建、落后、愚昧的代表，加以反对，甚至消灭。这种激进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使得中医及其承载的深厚文化遗产，在一段时间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

2.民国时期主张废除中医的思潮依然有相当大的市场

民国时期，中医存废之争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论争双方都试图利用国家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使得争议不仅在学术层面上展开，而且升级到了政治层面，中医问题成为党派间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在这场争论中，最为人熟知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余云岫，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余云岫作为卫生界的知名人士受邀参会。在会上，他提出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民国时期他提出的废止中医的提案，这份草案不仅得以通过，还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提案。其实，早在筹备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期间，一些地区也提出过限制乃至消灭中医的提案，如常州市中医协进会建议禁止传统中医的师徒传授方式，以阻止旧式中医的再次产生①；华东分会山东支会的提案中甚至认为新的中医不应再接受训练②。

3.卫生行政部门主要领导对待中医存在思想错误

尽管党一直倡导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团结合作，但一些卫生行政部门的负责同志却对党的中医政策存在功利性的误解，他们认为中医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被利用，但长远看来应逐步淘汰。这一时期，贺诚和王斌的观点在卫生部高级干部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在1950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贺诚提出西医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医的发展至关重要①，表明他将“中医科学化”的政策等同于中医的西化。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贺诚再次强调中医虽有其价值，但其存在的时日应有限制，认为中医最终将被西医所替代②。王斌③的立场更加极端。1950年，他在《东北卫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尽管中医在农村占据主导地位，但若从科学标准衡量，中医并不合格，仅能在精神上提供慰藉。他误解了“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认为目前未能废止中医仅因为不能为群众提供充足的西医服务，提出当前应对中医进行团结与改造，但同时应禁止中医招收学徒④。

（二）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卫生行政部门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理解有着清醒的认识。195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长期以来，祖国的医学遗产不仅未能得到充分发扬，反而遭受轻视和排斥。 他强调，中央有关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并未得到有效执行，中西医间的团结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种状况是错误的，必须被改正。毛泽东要求，首先要从思想上进行改变，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⑤。

1 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倡议，他建议选派100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跟随有经验的中医师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⑥。同年，毛泽东进一步指示要成立中医研究机构，选拔优秀的中医进行研究，并派遣优秀的西医去学习中医，以此促进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到了7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最重要的任务是让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⑦，反映出党和政府推动中西医团结，尊重和发展中医事业的坚定立场。

遵循毛泽东的指示，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强调要纠正卫生行政部门轻视祖国医学遗产、忽略中医药对中国人民健康作用的错误认识，明确提出要通过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来解决问题⑧。随后，10月29日，《健康报》发表了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的讲话《关键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再次强调改正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医的歧视观念，重点在于开展西医学习中医①。到了195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性，并且将其列为当时卫生工作最重要的一项任务②。

在毛泽东的直接倡导与推动下，加上卫生行政部门和官方媒体的广泛宣传，西医学习中医不仅成为纠正卫生行政部门歧视中医的有效手段，也成为贯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正确执行党的中医政策的关键环节。

二、西医学习中医的初步探索

（一）西医学习中医的最初阶段——深入学习党的中医政策

在1953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卫生部对之前在落实党的中医政策中的失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决定从多方面强化中医工作，优先任务是消除卫生系统内对中医的歧视态度，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教育活动③。到了 1954年11月，卫生部进一步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将原本归属于医政处的中医科升级为中医司，并任命被誉为“中医司令”的江苏省卫生厅厅长 吕炳奎为司长。同年12月23日，卫生部开始在全系统大力宣传和推广党的中医政策，要求各级卫生机构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同年12月31日，《健康报》发表《认真进行中医政策的学习》社论④。自1955年起，党的中医政策学习在全国卫生系统如火如荼展开。为了配合这股热潮，从1955年8月开始，卫生部和《人民日报》对时任卫生部主要负责人的王斌、贺诚歧视中医的错误观念进行了多轮严厉的批评。

通过这一系列的专项教育和批评活动，有效遏制了卫生系统内部之前存在的歧视和轻视中医的现象，为那个时期“西医学习中医”工作在学理层面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政策基础。

（二）西医学习中医模式的探索——从讲座到脱产学习

在全面推动卫生系统学习和执行党的中医政策的背景下，卫生部同步开始筹备和推进在中医学理层面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工作。面对这项创新工作，当时的卫生行政部门还缺乏成熟的经验。1954年7月3日，卫生部在提交给中央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提到，尚未拟定具体有效的措施来激励西医从业者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医⑤。

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向中央提交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于同年11月23日对该报告的批示，均强调了当前的重点任务是鼓励和组织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学习中医。报告指出，这一工作的目的是整理和挖掘祖国医学的宝藏，并促进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合作①。根据中央精神，卫生部迅速行动，很快在第二年的工作计划中将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列为重点工作之一。

通过这系列动作，不仅在卫生系统内部有效遏制了对中医的歧视和轻视现象，还为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学理探讨和实践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起始于讲座的探索

在中央批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之前，卫生部就已经开始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探索尝试。1954年10月29日，中华医学总会便组织了一系列以“如何读中医书”为主题的讲座，旨在通过资深中医的直接教授，向西医学习者介绍如何学习中医的方法和技巧。这一尝试虽然富有探索性，但还未能形成广泛推广的模式和规范。

在中央对《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后，卫生部进一步探索和丰富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组织形式。1955年7月13日，中华医学会举办了更为系统的“祖国医学讲座”，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到了1955年8月，中华医学总会基于此前讲座的成功，决定将“祖国医学讲座”作为典范，鼓励其下属各分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西医系统地学习中医书籍，并力求此类学习活动能常态化和制度化。

同年11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积极推动西医学习中医》的社论，再一次对全国范围的西医学习中医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随后，1955年12月2日，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发出了《积极领导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②，呼吁各地分会积极组织以中医为主题的学习和讲座活动。这些努力促进了“西医学习中医”的讲座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展开，开创了中西医交流与学习的新局面。

2.有组织地系统学习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探索，卫生部意识到仅仅依靠讲座形式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工作虽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在确保学习效果方面还存在局限。为了更好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执行党的中医政策，卫生部开始有计划地开设专门的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这些研究班不仅覆盖了在职学习，还包括了全脱产形式，为西医学习中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5年12月，卫生部组织的首批西医学习中医在职研究班正式开班，学制三年③。同年12月19日，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成立庆典同时举行④。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前期实践的基础上，卫生部为西医学习中医制定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总方针⑤，为西医学习中医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明确的规范，确立了这一模式的基本形态。

三、西医学习中医模式的确立与推广

为配合全国范围开展的西医学习中医工作，同时改善广大中医的实际工作环境，人民政府废除了一系列阻碍中医发展的条例和法规。1955年2月3日，卫生部正式取消了对中医处方权的限制①。到了1956年8月，国务院特别通知全国新闻媒体和各级政府，禁止公开场合将中医称作旧医，从而确保中医得到应有的尊重②。同年 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卫生部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并在12月13日同日三次发出通令，废除了一系列限制中医发展的法规③。

在各项有力政策的推动下，卫生部门对前期西医学习中医模式的探索进行了系统 地总结。1956年初，卫生部向党中央报告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探索实践情况，并在2月20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该报告特别强调了“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重要性，并随即被转发至全国卫生系统。此举标志着西医学习中医工作成为全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得益于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的成功经验，卫生部随后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成都等地举办了六个离职西医学习中医班，共计299人参加④。这一系列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大跃进”时期与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

在1958年5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1956年的“反冒进”行为受到了批评，大会宣告我国已经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并形象地描述为“一天抵过往二十年”⑤。这一时期，也就是“大跃进”时期的开始，对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西医学习中医”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1958年9月25日，中医司负责人吕炳奎代表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汇报了“西医学中医”离职班的成效与经验⑥。 紧接着在 10月11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一零一一”批示，明确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伟大的宝库，必须努力挖掘并加以提高⑦。这一批示在”大跃进”的特殊背景下，将“西医学中医”推向了全国性的群众运动阶段。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批示、在中医药领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1958年11月，卫生部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中医中药会议。在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会议的使命是要推动“大跃进”在中医药系统掀起高潮，明确要求把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作为各级卫生系统今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来抓①。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医学习中医运动中，面对广大西医工作者学习中医理论特别是中医典籍时遇到巨大困难的实际情况，江苏省中医学校专门为西医学习中医和高等中医药院校编写了《中医学概论》《中药学概论》两本教材，极大地方便了广大“西医学习中医”人员，有力地推动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顺利开展。

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从讲政治的高度强调积极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是当前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进一步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推向了高潮②。这项工作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截至1959年10月，全国已建立了30个以第一届全国离职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为范本的学习班，招收学员多达1 200多名者。到1960年4月，全国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数量增至37个，学员人数超过2 300人，而在职学习中医的西医达到了约36 000 名，大多数高等及中级医药院校已经开设了中医药学课程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期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大跃进”时期的狂热情绪有所降温。同年10月，卫生部总结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实践经验，并于 10月12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改进祖国医学遗产的研究和继承工作的意见》，这份报告反思了“大跃进”期间的“西医学习中医”群众运动，强调了追求教学质量和将具备较高现代医学水平且从事临床工作的西医作为学习主体的重要性④，标志着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已从广泛的群众运动逐渐回归到了更为理性和有序的正常轨道上。

五、西医学习中医与中医温课

1954年开始实施的西医学习中医工作，是为了正确落实党的中医政策，促进中西医之间，特别是西医对中医的理解和认识。由于之前卫生行政部门在落实党的中医政策上存在偏差，遭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为了迅速在纠正错误上让中央看到实际行动，卫生行政部门立即对“西医学习中医”这一“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开始着手落实，由于准备不够充分且缺乏经验，西医学习中医工作最初的开展在师资选配和教材编写上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西医学习中医工作遇到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当时中医教育界自身能力水平不足上，1957年1月，已调任卫生部中医司首任司长的吕炳奎为《中医杂志》撰写了题为《中医界必须重视温课学习》的文章，指出当时中医界普遍存在学术水平低下、缺乏系统中医理论指导、学术上有偏见和宗派的现象，导致学术上认识不一致，说法不统一，各执己见、互相抵触，甚至互相排斥，以致在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教学过程中，矛盾百出，使西医学员费解，甚至怀疑中医是否有理论，严重影响了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开展。因此吕炳奎在文中强调要重视中医温课学习①。同样在1957年1月，秦伯未在谈及当时竟然有学术浅薄的中医公然发表否定五行的文章时倍感痛心，明确指出如果要想把所有的经验传承下去，把完整的中医学术教给后继者，那么开展中医温课就是当时开展中医工作的先决条件②。

开展中医温课工作的直接诱因是中医界因自身能力素养不足而难以承担卫生部重点推进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教学工作。除此之外，当时中医界自身能力不足还体现在多个方面。从1953年年底党的中医政策得到正确落实到1957年初，期间卫生部同步推进了多种中医教育模式的实践工作，首先是要求全国范围内的中医进修工作要以中医内容为主，接着卫生部在全国医药类院校中大力推进中医药课程的开设；1956年开始为了迅速培养大量急需的中医人才启动了中医师带徒工作，1956年下半年又开办了首批高等中医院校。这些中医教育的具体实践无一例外地在组建合格师资队伍和挑选适宜教材上遇到了重重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于在组织实施上缺乏经验，或者急于求成而造成的，但根本症结还在于当时中医教育界自身素养不高、力量孱弱，在“怎么教”和“教什么”上缺乏成熟的思考和可行的操作方案。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尽快满足西医学习中医工作对中医教育界自身素养提升的急迫需要，卫生部随即启动了全国范围的中医温课工作。

1957年初吕炳奎针对中医自身素养不足为《中医杂志》撰文号召中医开展温课之后，各地随即开展了中医温课的实践探索，如江西医学院附属中医实验院就报告其1957年9月就已组织中医进行温课，温课的教学内容包括《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五种，预计通过一年时间完成学习；授课方式以自学为主，结合集体讨论，还建立了领导小组为中医温课提供保障③。

1958年3月，卫生部正式发布了组织中医温课的通知④，要求各地卫生行政部门有计划地组织中医开展温课，制订符合当地实际的中医温课计划。各地积极予以贯彻落实，如江苏在1958年4月召开中医工作跃进会，会议向全省中医工作者提出倡议，要认真开展中医温课，举办民办中医业余进修班⑤。

随着全国范围中医温课工作的深入推进，中医温课的内容也逐步发生变化。如1960年4月，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报告其中医温课已经开始以临床为中心，进行系统、全面、深入地学习和研究经络学说，每周请针灸医生作一次中心发言和辅导，还借助经络测定仪开展经络实质的探讨①。

中医温课工作既是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医界提升自身素质的内生需要，从1957年开始，伴随着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开展而持续实施，1963年初，吕炳奎在《中医杂志》撰文要求中医界认清自己的责任时，强调中医温课是完成西医学习中医教学工作、培养新生中医力量、总结临床经验等任务的重要基础②，1964年初，《江苏中医》在新年社论中强调为了提高中医从业者业务水平，可以适当地组织开展温课进修③。

中医温课工作对中医教育界最明显的改变体现在了中医师资和中医教材上。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地中医学院、中医学校、西医学习中医班以及医学院校，已不再为合格的中医师资头疼，在这期间完成的中医一版、二版教材的编修，结束了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医理论的大部分争论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