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精彩纷呈的清谈盛宴

魏晋清谈到底谈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所谓“三玄”，即《庄子》《老子》《周易》这三部涉及抽象思辨的先秦经典。“三玄”之目，出自《颜氏家训·勉学篇》：“何晏、王弼，祖述玄宗。……《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可以说，“三玄”是魏晋六朝的清谈盛宴中不可替代的“玄学大餐”。

“三玄”之外，清谈比较热衷的话题还有：自然名教之辨、本末有无之辨、言意之辨、圣人有情无情之辨、才性四本论、养生论、声无哀乐论、形神之辨、鬼神有无论、佛经佛理等，甚至还包括《论语》《礼记》《孝经》等儒家经典。这些“言家口实”，基本上都可在《世说新语》中找到“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验一番。

作为一种贵族沙龙式的高雅学术活动，清谈的程式和规则颇有讲究，大概是从汉代经生讲经的模式中脱胎而来，又与汉末太学的“游谈”颇有渊源，同时也吸收了佛教讲经的模式。只不过讲经更像是独角戏、一言堂；而清谈则是辩论会、群言堂，而且角色分工明细，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场面上颇有“仪式感”。进行清谈的场所，要么是名士的庄园府邸，要么是佛教寺院，有时候干脆就在朝堂之上、山水之间。如著名的“洛水戏”“金谷游”“南楼咏”和“兰亭会”等，其实都是以清谈活动为主的文人雅集。

在对清谈论辩的记述中，有一些常用的“术语”，如“主客”“往反”“交番”“论难”“攻守”“胜屈”之类，不一而足。我们以乒乓球运动为喻，做一个通俗性的说明：比如，论辩双方就是参赛选手，发起者就是裁判，其他人则做观众或啦啦队员（“坐客”）；有发球权的一方是“主”（或谓“法师”，负责“唱经”），接发球反击的一方是“客”（或谓“都讲”，负责“送难”），攻守随时发生转换；发球是“通”“条”或者“道”，接发球是“问”或者“作难”（难，读去声），一个回合叫一“番”或一“交”，多个回合叫“往反”；发了一个好球或进攻得分叫“名通”“名论”或“胜理”，回了一个好球或防守得分叫“名对”，打得不好叫作“乱”或“受困”，打得好就叫“可通”，打输了就叫“屈”；打得好，“四坐莫不厌心”，“众人莫不抃舞”，气氛达到了高潮。

总之，清谈论辩很像是一场关乎荣誉的战斗，主客双方都要调动极大的智力和体能才能应战，对于旁观者而言，只要你进入情境，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那一定是心跳加快、手舞足蹈、狂热无比的。

说起来，魏晋历史的清谈名士真是层出不穷，群星璀璨。东晋名士袁宏（字彦伯）在其所撰的《名士传》中，开具了一份由十八人组成的“华丽榜单”：

正始名士：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

竹林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涛）、向子期（秀）、刘伯伦（伶）、阮仲容（咸）、王濬冲（戎）。

中朝名士：裴叔则（楷）、乐彦辅（广）、王夷甫（衍）、庾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卫叔宝（玠）、谢幼舆（鲲）。（《世说新语·文学》第九十四条注引）

这个“大名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正好对应了前面所说的魏晋清谈的几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这些名士演绎的精彩故事。下面，结合《世说新语》的记载，说说魏晋历史上几场著名的“清谈盛宴”。

正始之音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世说新语》的《文学》一门很值得注意，它在体例上颇有“破格”之处，既顾及“孔门四科”中“文学”一科的“学术”内涵（第一至六十五条记经学、玄学清谈及佛学等学术内容），又特别彰显了“文章”的独立地位（第六十六至一百零四条记诗、赋、文、笔等文人逸事，类同后世的“诗话”），如此“一目中复分两目”（王世懋评语），等于把“文章”（犹今之所谓“纯文学”）与“学术”做了一个“切割”。这样一种安排，应该与刘宋文帝初年，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大学馆的重要举措不无关系。所以，要了解魏晋清谈的真实情况，《文学》一门不可不读。

历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清谈盛宴，首推何晏、王弼开创的“正始之音”。何、王二人之所以被称为“清谈祖师”，正是因为他们在清谈的内容、程式、方法及理想境界上，为后世建立了可以遵循的尺度，同时也确立了难以逾越的高度。从《世说新语·文学》如下两条可窥一斑：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文学》六）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文学》七）

从第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作为曹魏时期的清谈领袖，何晏的府邸经常召集清谈辩论会，而尚未弱冠的王弼首次亮相，便语惊四座，不仅驳倒了何晏的“向者胜理”（即刚刚在和他人的论辩中获胜的道理），而且还“自为客主数番”，就是同一个辩题，他既做“正方”又做“反方”，反复辩难多个回合，“皆一坐所不及”，真可谓辩才无碍，所向无敌。这次清谈论辩是什么话题，已不得而知，但在魏晋玄学史上，王弼因为“以老解孔”和“援道入儒”而占据重要地位，他所做的调和儒道的努力，使这两家思想内在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个故事更有深意。身为吏部尚书、学界偶像的何晏，虽然在与晚辈王弼的论辩中落败，却不以为意，不仅主动拜访王弼探讨学问，而且见到王弼注《老子》比自己的“精奇”，不禁“神伏”，对其赞叹有加。“可与论天人之际”，既是“中转”自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报任安书》），又是遥接子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的感叹，同时还回应了“名教自然之辨”的时代命题。何、王二人在会通天人、有无、本末、儒道的玄学追求上可谓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后来何晏的改“注”为“论”，既有避其锋芒、知难而退的意思，也未尝不可以视作学术上的“分工合作”。从二人名下的著作（何晏有《论语集解》《道德论》等；王弼有《老子指略》《周易略例》等）来看，其中似乎真有某种“默契”。

据该条刘注引《魏氏春秋》：“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出拔过之。”可知二人在学术上各有千秋，互有长短。何晏对年少才高的王弼不仅没有嫉贤妒能，反而不吝赞美，提携呵护，不遗余力；而在彼此共同关切的学术讨论中，尊卑、长幼等人情世故的讲究完全被抛在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对义理和思辨的执着追求——这才是“正始之音”最令人动容和神往的地方。

与“正始之音”几乎同时的还有著名的“竹林之游”，不过，正如唐翼明所说，“竹林七贤只是清谈中的变调，并非典型”（《魏晋清谈》）。他们在饮酒和任诞上的表现更为突出，形成了所谓的“林下风气”。当然，阮籍和嵇康都是写诗著论的高手，他们的玄学成就多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如阮籍有《通易》《通老》《达庄》三论及《大人先生传》，嵇康有《养生》《声无哀乐》《难张辽叔自然好学》《释私》诸论），也算是魏晋清谈史上一道特别的风景。

中朝谈戏

这里的“中朝”，所指即为西晋。中朝清谈，以太康、元康年间最为兴盛，当时乐广、王衍、裴頠先后擅场，鼎足而三；之后郭象、阮瞻、卫玠等人枝附影从，共襄盛举。尤其乐广，几乎是西晋清谈之风的开创者。《晋书》本传载：“尚书令卫瓘，朝之耆旧，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昔诸贤既没，常恐微言将绝，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这分明是把乐广当作“正始之音”的继承人了。在《世说新语·文学》门中，乐广的清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广）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文学》十四）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文学》十六）

这两则故事，可以视作魏晋清谈的“实录”，从中不难看出，乐广的清谈，不仅辞约旨达，而且善巧方便，尤其他用麈尾[12]敲击几案，来解释《庄子》“指不至，至不绝”的深邃哲理，很像后来的禅宗公案，钱钟书谓其“禅宗未立，已有禅机”（《谈艺录》），真是一语中的。

再看《言语》门第二十三条：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广）问王夷甫（衍）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頠）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华）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戎）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洛水戏）

这个故事应该是对中朝清谈的真实记录。我们看到，无论名理，还是《史》《汉》，抑或延陵、子房这样的历史人物，都可以作为清谈的内容，而乐广“今日戏，乐乎”的提问，无意中泄露了清谈的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心无旁骛的自由境界给人带来的审美享受与精神满足。

乐广之后，执清谈之牛耳的是太尉王衍，与之对垒且不落下风的则是有“言谈之林薮”（《赏誉》十八）之誉的裴頠。王衍因为服膺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终日谈空说无，故作清高。裴頠以“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晋书·裴頠传》）。于是，二人之间发生了颇富戏剧性的激烈论战。《世说新语·文学》第十二条载：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为什么裴頠与“时人”两度论辩，所向披靡，唯独碰到王衍才“如小屈”呢？原来王衍清谈有个毛病，“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晋书·王衍传》）。我想裴頠很可能不是辩不过他，只是不屑置辩罢了。此条刘注引《晋诸公赞》说：“后乐广与頠清闲，欲说理，而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乐广似乎是周旋于“贵无”和“崇有”之间的“中间”派，这一点，我们从他“名教中自有乐地”的观点和“清己中立”（《晋书·乐广传》）的处世态度，便可约略感知。只可惜，乐广、王衍虽善清谈，却不长于著论，在玄学史上反不如写过《崇有论》的裴頠引人瞩目。

不过无论如何，中朝谈座上有这三个人物，已经足够热闹了。这之后是“永嘉南渡”，颠沛流离之中，风华绝代的清谈天才卫玠横空出世，正是他，为中朝清谈画上了一个“悲欣交集”的句号。《世说新语·赏誉》第五十一条载：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

卫玠在永嘉之乱中投奔王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后来王敦又请来另一位清谈名家谢鲲与卫玠对谈，“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文学》二十）王敦“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的感叹，与卫玠的祖父卫瓘评价乐广的话很相似，无不流露出对何晏、王弼所开创的清谈风气的由衷向往。刘孝标注引《卫玠别传》：“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润之望，所谓秦晋之匹也。”乐广和卫玠这一对翁婿，一前一后，遥相呼应，差不多可以视为“正始之音”的隔代回响，中朝清谈亦可谓渊源有自，高潮迭起。

江左风流

“江左”，又叫“江东”，本是一地理名词，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这里特指东晋一朝。

和此前不同，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13]，皇权与士权分庭抗礼，以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与之相应，“名教”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已不复存在，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二者似乎都已进入“蜜月期”。这时的清谈与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实际生活已无“密切关系”，成了陈寅恪所谓“口头虚语，纸上空文，仅为名士之装饰品而已”。我们分别举不同时段的几个例子以见其大概。先看《世说新语·文学》第二十二条：

殷中军（浩）为庾公（亮）长史，下都，王丞相（导）为之集，桓公（温）、王长史（濛）、王蓝田（述）、谢镇西（尚）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shà）如生母狗馨！”

这次清谈颇具标志意义，时间应该在东晋咸和九年（334）之后，这时王敦、苏峻之乱已先后平息，政坛上庾亮开始崛起，王导虽为宰辅，但权力大不如前，已有引退之意，故其奉行“愦愦”之政，处理政事常画诺务虚，而于清谈则尤为措意。要知道，作为东晋开国名相，王导不仅是富有韬略的政治家，也是开风气的清谈家。他早年曾“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頠）、阮千里（瞻）诸贤共谈道”（《企羡》二）；过江后，尤擅长谈论嵇康的《声无哀乐》《养生》和欧阳建的《言尽意》“三理”，“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文学》二十一），其玄学水平自不必说，允为江左清谈宗主。殷浩则是当时崭露头角的青年玄学家，尤其擅长“四本论”（才性离、合、同、异之论），只要“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文学》三十四）。二人这一番清谈遭遇战十分酣畅淋漓，在桓温、王濛、王述、谢尚等名士的围观下，竟至“三更”才“彼我相尽”。年近耳顺的王导大概自过江以后，从未享受过如此的清谈妙境，不禁感叹：“刚才我们所谈，竟然分不清各自义理的源流归属，但言辞譬喻不相背负，各臻其妙，传说中的‘正始之音’，大概正该如此吧！”桓温之后的点评也是字字珠玑，非常精彩，清谈带给大家的快乐是那么美好而强烈，以至第二天（“明旦”）还如佳酿醇醪般令人回味！

再看《文学》第四十条：

支道林（遁）、许掾（询）诸人共在会稽王（司马昱）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道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这是东晋时王公、名士与名僧清谈雅集的生动案例。故事的后一句——“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和上条故事王导所谓“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道出了江左清谈的一个特点，就是“辞胜于理”，即更为注重修辞的精巧、辞藻的华美、音调的悦耳，以及在论辩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人格风神之美，至于义理的圆融、逻辑的周洽、胜负的归属，反而倒还在其次。下面这条也可为好例：

支道林（遁）、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濛）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文学》五十五）

这次清谈已是后起之秀们的舞台，所谈乃是“三玄”之一的《庄子》。名僧支道林是当时的庄学大师，尤擅长“逍遥义”，没想到在谈《渔父》一篇时，却被谢安抢走了“风头”，“七百许语”与“万余语”，相去岂可以道里计！这时的谢安，无论在政坛还是清谈名士圈中，都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以上几例，都是著名的清谈场景，总的来说还算一片祥和，让我们对这种高雅的学术论辩和精致的语言游戏印象深刻。但是且慢，清谈论辩并不都是这么中规中矩、皆大欢喜的，只要有对“真理”的执着和“胜利”的渴望，就一定会有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所以，在清谈的记录中，常会出现一些“军事术语”，不免让人心惊肉跳。比如前面提到的殷浩，就是一位辩才无碍而又十分“好斗”的清谈家，他一旦得手，决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正是他，让清谈论辩充满了火药味儿——《世说新语》中诸如“汤池铁城”“崤函之固”“云梯仰攻”“安可争锋”等典故，几乎都与殷浩有关。

当时能和殷浩抗衡的只有孙盛。《续晋阳秋》说：“孙盛善理义。时中军将军殷浩擅名一时，能与剧谈相抗者，唯盛而已。”二人的一场清谈大战遂成为魏晋清谈史上最著名的“桥段”：

孙安国（盛）往殷中军（浩）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文学》三十一）

这一次，殷浩是“主场”，孙盛是“客场”，筵席之上发生的这场论战近乎“白热化”：“往反精苦”是说二人攻守狠辣，招招见血；“客主无间”是说全无清谈应有的礼仪和规范，“互怼”“互撕”，攻守胶着，场面几乎已“不可控”。更有甚者，两人斗到酣畅处，早已不顾斯文，竟把清谈的风流道具——麈尾当作“助攻”的武器，“彼我奋掷”，弄得麈尾毛都脱落在杯盘餐饭之中，一片狼藉。饭菜冷了被人拿去热好再端上来，如此反复多次。“宾主遂至莫忘食”一句尤妙，我看不是忘了吃，分明是无法下箸。到了最后，甚至搞起“人身攻击”。殷浩说：“你不要做强口马，小心我穿你的鼻子！”孙盛回答得更妙：“穿鼻子算什么？难道你没见过挣脱鼻环逃跑的牛吗？对你这号人，要穿就穿你的脸颊，让你挣都挣不脱！”

故事到了这里戛然而止，那场一千七百年前斗智斗勇的清谈大战，似乎至今还没有收场——你看，这两个史上有名的“杠精”，是多么可爱的一对妙人！